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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 若有所悟:谈唐诗人

谢有顺 南方文坛 2022-04-24

《南方文坛》

2021年第3期




谢有顺


若有所悟:谈唐诗人



文 | 谢有顺


他姓唐,原名就叫诗人。唐诗人。字是家族辈分,同族其他兄弟的名字,好像也都叫诗什么诗什么的,他告诉过我,但我并不觉得特别,唯有唐诗人令人难忘。仿佛是生命中的一个暗示,此生一定要和文学发生点什么。他肯定也写过诗,只是我没有读过,但我读过他的一些诗歌评论,感觉他对诗有自己贴身的理解。记得他评冯娜的诗时说,现代人,不再活在某个确切的地方空间,而是活在语言的牢笼里;从客观处境到主观意志,我们被现代文化辖制在了一个无处安身的自我化世界。……我们所能看到的,始终是我们自己。(《冯娜诗歌的精神地理学考察》)他还说,阅读张悦然的《茧》,是一个不断检视自己心理经验的过程。(《在揭真相与泯仇恨之间》)他说的是写作的极高境界,只是看见自己、检视自己,谈何容易;但如果写作和研究不是为了求证那个内在的自己,不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一个能让自己兴奋的,它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尤其是我们身处大学,看很多年轻学生,耗费无穷心力在论文写作上,如果真问他们,何以选择这个题目?你喜欢为这个问题寻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他们的表情多半是茫然的,其实就是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还没有找到感觉。在文学研究中,无感觉是致命的,哪怕你是在论述中求一种知识的乐趣,或者把材料、观点梳理清楚,进而有所得,这也应是一种有感觉、有意义的生命挥洒。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写有两大卷《人类理解论》,他把感觉比喻为镜像,但单纯的镜像——比如物体映在镜子里,镜子是毫无感觉的——更多是科学的议题,科学的,和文学中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学的,包含着个体丰富的感觉。那些不可见的事物,因为有作家的观看、审视,仿佛也有了可感的样子,比如痛苦、恐惧、忠诚、勇气、信心、希望,等等;那些我们常常视而不见的人和事,也因为被一些人感觉到了,而成了尖锐的存在,比如武大郎的窝囊、祥林嫂的麻木,等等,如果没有作家把它写出来,谁又会在乎他们的感受呢。


说到底,文学是在写一个感觉中的世界,而好的文学研究呢,必然也是先感觉自己“感觉”,然后再寻求用理论的语言把这些细碎的“感觉”凝固下来、组织起来,最终形成一种观点和思想。


感觉是一切文学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基础。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读过的陈嘉映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从感觉开始》,他说,“我们的确要从感觉开始。要是对所探讨的没有感觉,说来说去不都成了耳旁风?”有感而发不过是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原始起点,但陈嘉映却将它引向了一个哲学信念:“自然理解才是本然的因此也是最深厚的理解。”自然的、本然的,往往带着个体的感觉、经验、省悟,但它未必就是浅易的,也可能包含深刻的理解,所谓的直指本心、一语中的,不都是一些直觉和碎片吗?有些人轻视感觉,只迷信确定的材料和观点,可文学中那些长驱直入的理解力、想象力,常常是从一团混沌的感觉开始的。余华曾忆及他写作《许三观卖血记》的缘起,有一天,他和妻子陈虹走在王府井大街上,迎面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泪流满面走过来,余华在想,他为什么哭泣?陈虹说,会不会是因为他一生卖血,可现在血都卖不出去了?一部小说的构想就从这里开始了。莫言也曾说,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下午,他从北京的地铁口出来,在台阶上猛一抬头,看到出口处坐着一个从农村来的妇女,两个又黑又瘦的小孩盘在她的膝盖上,一边吃奶一边抓她的胸脯。母亲的脸在夕阳的照耀下,像古老的青铜器一样闪着亮光,莫言为这个画面所震撼,热泪盈眶,他决定从生养和哺乳入手,写一部感谢和致敬母亲的书——《丰乳肥臀》。而更早以前,还毫无声名的莫言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当时的小说题目叫《金色的红萝卜》,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的著名作家徐怀中将“金色”改为“透明”,后来“透明”成了热词,也成了一种美学境界,我相信其时徐怀中动笔所改亦为一种艺术感觉所推动。先感知到一点什么,然后让这种感觉明朗化、形象化,继而通过想象、虚构或论证让感觉壮大、蓬勃,所谓的写作,大抵就是循着这个路线进行的。文学作品的结构,也多是细节加联想,一个细节勾连起另一个细节,一个场面带出另一个场面,一个灵魂席卷着另一个灵魂,中间的黏合剂正是生机勃勃的对人和世界的那份感觉。是感觉让事物和思想活起来了。


说这些,不过是为了强调,唐诗人是一个对文学有感觉的人。我非常珍惜一个人对文学的感觉。有时寥寥数语,何以就能知道一个人的艺术感觉如何?因为在一部艺术作品面前,最难隐藏的正是艺术感觉。即便你宏论滔滔,我仍然要追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这部作品写得好吗?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评论首先是判断,拒绝判断的人,无法成为一个好的评论家。近一二十年来,研究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人尤其多,他们甚至是研究生毕业论题的首选,这背后其实就隐含着一个基本判断:他们写得比别人好,我喜欢读他们的作品。通过简单的判断,见出一个人的艺术禀赋,这也造就了文学史上的许多佳话。只读过他的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部小说,便惊叹一个好作家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学编辑和文学评论家都曾有过这种大胆判断,这种判断所引发的围观效应,本身也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优秀作家都是这样被发现的。没有了第一时间下判断的直觉和胆识,当代文学就会死气沉沉,期刊界和评论界就会成为名家俱乐部,很多新人的出现就会被耽误或埋没。


唐诗人与博导谢有顺教授在中山大学


我第一次见唐诗人的时候,听他谈陈希我的小说,便大致知道了他的文学底子,因为陈希我的一些小说是刚发表的,并未有人评论过,唐诗人评价这些小说时无所依凭,只能靠自己的直觉和体悟。我很欣赏他对陈希我小说的独特看法。他也是陈希我推荐到我这里来攻读博士学位的,其硕士就读于我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这样一来,初见固然有一份亲切,但也会多一份苛责,因为福建师大中文系名师众多、声名在外,别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但我们这些校友对母校的期许是不低的。他明显不爱说话,我甚至觉得他过于沉默了,偶尔轮到他说话时,后面的音量也会小下来,在公众场合,他并不是一个有光彩的人。他的长处是勤奋、善思、阅读量大。但在文学的感受力上,我并不迷信读书特别多的人,不能贯通、融会,不能进得去又出得来,知识再广博,也未必能帮助你下一个准确的艺术判断。胡适是学问家,他对古白话小说的考证,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但他不喜欢《红楼梦》,也从未真正在艺术上读懂过《红楼梦》,他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的文章,几乎没有一句是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他认为《红楼梦》在艺术上并不成熟,比不上《儒林外史》,甚至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他只对考证有兴趣,艺术感觉几乎为零。但这并不影响他做好考证文章,学术有时是知识的考辨和演绎,未必关乎艺术判断。但唐诗人有可贵的艺术感觉,如果过早就为概念、知识所限,而不能尽享文学之美、艺术之美,那终归是一种缺憾,这种缺憾,是写再多学术文章也不能弥补的。所以我鼓励唐诗人多读一点文学作品,包括当下刚发表的,学会与同代人对话,了解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一边梳理、评介,一边深思,通过文学实证来深化自己的想法,以慢慢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态势的判断。这样固然会无端耗费掉许多时间,必须读很多意义不大的作品,也容易被各种驳杂的信息所缠绕,但混乱、繁复、驳杂、碎片、昙花一现、大海捞针、在沙砾里发现金子、与一代人共同成长,这些恰恰是最好的文学训练,是一个人要成为直觉敏锐、视野宽阔、敢于判断的文学评论家的必由之路。大浪淘沙之后,才能气定神闲呀。经过了足够多的坏作品的打击之后,你才能对好作品有一种天然、本能的嗅觉;在坏作品身上浪费一些时间,有时是必要的,它能帮助你建立起某种艺术的免疫力。我也知道,唐诗人有时是疲于奔命的,太多的作品要读,太多同龄人的作品希望他读,读了还要没话找话,赶出急就章来,但我从未劝告于他,我乐观其成,因为我知道经过这样的磨砺之后,他不仅能学会取舍,还会养成一种读书和写作的效率。你该忙的时候就应该忙,该意气用事时就不妨意气一些,什么成熟、稳重,什么学术人生的规划,这些以后你都会有的。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老气横秋,但从未年轻过、意气过,这样的学术人生,真的好吗?尤其像唐诗人这种穷困出身、沉默寡言的青年,他缺有条不紊、少年老成吗?他缺老气横秋、惜墨如金吗?他缺的恰恰是冒失、胆量、活泼、愤怒、不周全、不惧失败、敢立于潮头、敢独立发声。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就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地,进去闯一闯,尖叫几声,那点激情和冲动,不过早被扑灭,让它释放出来,这未必是坏事。所以,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唐诗人长达四万字的正大宏文《盛可以论》,读到他学术性很强、知识背景完整的《文学批评与思想生成——建构一种广阔的文化诗学理论》《朦胧诗论争与反思性批评的兴起》《“现代派”论争与现代批评伦理的确立》等文时,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他是从哪里走过来的。他如果再出文章集子,我可能会告诉他,之前写的很多长短文章都可以忘记、丢掉了,至少没必要收到自己的集子里,那些只是练笔,但你现在这个学术起点的获得,正是建基于之前这些练笔之上的,这个过程必不可少。有些人奢望一出手就是杰作,害怕学术人生有幼稚和漏洞,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除非你是鲁迅式的天才,才能一出生就成熟,既不重复自己,也无一字可更易。多数人是在慌乱、冒失和跌跌撞撞中走过来的,唐诗人也不例外。


好几个学者都来告诉我,唐诗人新近这一系列文章,视野宽博,论断明晰,感觉像换了个人。其实就是找到了学术的通孔,终于知道文章的作法,也知道如何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了。以前,唐诗人是读得多,但想得慢,至少想不透。结果是想法太多,缠夹在一起,要说的太多,反而说不清楚了。所幸说的欲望一直在,不断地说,不断地让话语被调整、删削、重组,总有一天,说的和想的会日趋一致。他读博期间,也表露出了这种顾虑,但我并没有过分担忧,因为我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多读和多写。你想不清楚,是因为你读得还不够多;你说不清楚,是因为你说得太少。我的观点是,做文学研究,不能只读文学类的书,尤其是理论著作,不能只读文艺理论,甚至还要刻意少读文艺理论,多读哲学书、历史书,也就是要多读有思想含量的著作。思想才是真正的理论利器,既可以训练思维、逻辑,也可以剖开现象、看到本质,把问题引向深入并加以拷问。我们这代人也许不敢说做什么“有思想的学术”,但是让学术多一点思想气息还是有可能的。很多人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环境,很大的原因,那是一个推崇思想的年代,是思想让我们自由,也是思想让我们格外亲近那些伟大的灵魂。


有一段时间,唐诗人迷恋各种思想学说,刚翻译过来的哲学书、理论书,他看了很多,估计那些日子他的脑海里是万马奔腾,各种思想呼啸而过,停不下来,但他也享受各种思想碰撞带来的乐趣,那时他的文章不乏堆砌,但堆砌有时也是整理自己的一种方式。对此我仍持鼓励的态度。后来他告诉我,想做的博论题目是《恶与文学——1977年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恶”》,很显然,他对思想的兴趣远大于文学,他需要一个文学的壳来盛装他的各种想法,他想从“恶”的视角切入,考察当代小说叙事伦理的变迁过程,亦通过思考中西方文学中对“恶”的书写差异,看出中国小说中“恶”的特殊性与局限性,探讨“恶”在文学写作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他把“恶”这样一个难以界定的伦理学概念,用以观照1977年以来中国小说书写的某个精神侧面,进而梳理出一条当代小说题材和风格的逻辑演进线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当给予人类活动以形式来创造一部艺术作品时,创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包括道德判断,只要有人活动,它就隐含在其中。”文学作品中的伦理想象常常是超越人间道德的,作者是在通过故事及其讲述来培养读者的同情心、改善读者的伦理感受。这种对人间道德的搁置和超越,旨在建立起艺术自身的道德——它不是简单的善恶、好坏,而是体悟一种同情中的仁慈,理解后的宽恕。所以,作家对人物的爱,不仅是爱自己喜欢的人物,也要爱自己不喜欢的人物;因为热爱而理解,因为理解而尊重。只有热爱、理解和尊重,才能真正抵达人物的内心。“恶”也只有在艺术道德的视野里,才能获得公正的审视。苏珊·桑塔格在一次演讲中说:“严肃的小说作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同时:随笔与演说》)而把“恶”作为一个独特的审美对象,并对其在文学书写中的伦理处境加以辨析,这已超越了文艺美学的范畴,它既要熟悉现代美学、先锋派理论的要旨,也要了解西方哲学对人的存在的解释方式,而在这一思想背景里来阐释文学的艺术流变和伦理革命,必然需要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作出重估。这也是潜藏在唐诗人研究视野里的学术雄心。莫言、余华、贾平凹、迟子建、陈希我、张悦然、盛可以等作家,“朦胧诗”论争、“现代派”论争乃至“共和国精神”等现象,都是唐诗人试图重估当代文学价值地图的一个入口。


他正在把一些模糊的想法聚拢起来,力图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具有理论解释力的评论道路。而这些,都得益于他对思想性著作的浓厚兴趣,“先立其大”,再探究具体的问题,这个问题才会获得研究的深度。那些从感觉出发的细碎印象,最终都会被思想缝合在一个大的文学幕布上,而看起来关联不大的一个个点,有一天也会组合起来,成为一幅新的文学地图。唐诗人带着丰富的感觉进入文学评论这一领域,但又不是一味地凭感觉行事、作文,而是自觉地寻求思想的支援,通过探寻个体的艺术踪迹来完成对更大母题的思索,他身上所具有的思想者的气质,将会使他走得很远。他的格局已经打开,他现在所需要的是专注和贯通,以及更有力的精神决断和艺术气魄。


他当然也有焦虑,刚入职暨南大学,又初为人父,生活忙乱,课业繁重,科研压力巨大,职称晋升遥遥无期,所有同龄人要经历的,他都在经历。他并不太抱怨,但有时也难掩茫然之感,我们交流不多,远没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但只要有机会,我总是告诉他,要分清轻重、学会选择、志在远方。发表算什么?项目算什么?职称算什么?重要的是如何挥洒自己的智慧,运转自己的生命,说出自己心中所想,成为文学的意中人。为表这不是廉价的安慰,我特意给他讲了一个钱穆的故事。有一次,钱穆在一座道观中,看到庭院里有一棵枯死了的古柏,一位老道士正在清挖枯树根,钱穆很好奇,便上前问:“挖掉之后要补种一棵什么树呢?”老道士说:“夹竹桃。”钱穆大为惊讶,又问:“为什么不再种松柏,而要种夹竹桃呢?”老道士说:“松柏树长大,我看不到了;夹竹桃明年就开花,我还看得到。”钱穆听了,大为感叹:“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年的开山祖师,为何种的是松柏而不是夹竹桃呢?”我记得很清楚,唐诗人听完,默然且若有所悟,他本不是灵巧之人,沉默才是他的底色,所以,我非常喜欢他那一刻的若有所悟。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



精彩回顾


《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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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批评家 · 程旸 | 在文本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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