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刚 | 历史总结中的“老问题”与“新进展”——2021年度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述要
《南方文坛》
2022年第3期
徐 刚
历史总结中的“老问题”与“新进展”
——2021年度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述要
文 | 徐 刚
坦率来说，2021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呈现出研究格局的显著变化。但研究者们在方法论方面的执着探索，以及在具体议题上的不断推进，还是令这一年的相关研究颇有可观之处。基于特殊年份的时代意义，它在“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的重新阐释方面，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显著态势。此外，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既体现出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入讨论，也提供了颇具示范意义的研究成果。而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与研讨，以及其他值得重视的研究方面，也极为难得地涌现出许多值得称道的成果。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都是在为学科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此意义上，对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梳理其中的“老问题”和“新进展”，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学科的向前发展。
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一百周年的伟大时刻。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建党百年”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关系议题，成为诸多研究者热烈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为了庆祝建党百年，凸显百年中国文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经典化过程，2021年4月24—28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南方文坛》杂志、广西民族大学联合主办的“经验与经典——中国文学百年叙事”研讨会尤其引人注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就“百年叙事”这一宏大命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目的是为了探询百年来中国文学叙事在反映和表征伟大的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力求把文学的百年发展，放在“建党百年”的大框架与总进程中，进行历史的回顾与学术性的研讨。事实上，为了积极响应并配合这一重要的学术主张，《南方文坛》杂志在2021年第1期便隆重推出了“百年叙事”的研究专栏，涵盖文学、影视等诸种艺术门类。而就当代文学而言，这一栏目相继发表了孟繁华的《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长篇小说的基本样貌》[1]，萨支山的《从〈有个人〉到〈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创作主题的形成》[2]，傅修海的《新小说百年的思路、生路、出路与新路》[3]，许子东的《“三红”与“一创”的拼贴——重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剪辑错了的故事〉》[4]，以及张丽军的《〈创业史〉为什么这样“红”》[5]等重要论文。这些成果在更博大的格局中，对于百年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经典作家作品，有着深入而新颖的阐释。
▲2022年5月14日，《文摘报》对《南方文坛》“百年叙事”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进行整版选摘
当然，关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思想指引下的百年文学发展，2021年亦不乏从更宏观的角度切入的重要成果。陈思和在《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6]一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与生俱来就携带着新文学的基因，因此新文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还是整个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陈教授梳理并回顾百年来党领导文艺事业的重要变化，认为民主革命时期，党明确把文艺作为革命战争的一部分，要求文艺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艺实践曾遇到过曲折，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党在对文艺的指导思想与策略进行调整时，许多具体措施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但从总体上说，党越来越重视现代管理制度的建设和健全，越来越尊重艺术实践的特征规律和艺术家的精神劳动，越来越向着真正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日益丰富的精神审美需要而努力。
同样是紧扣“建党百年”这个议题，张福贵的论文《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7]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都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就使得二者在时间上的同步性，互相重叠与互相促进，以及在历史逻辑和思想发展上所具有的一致性能够得到有效说明。张教授的论文在既有的“党史文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大党史文艺”，进而将百年来的中国新文艺在美学风尚上的主要特点概括为追求史传性的宏大叙事、塑造完美崇高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书写悲壮的正义伦理等诸多方面，这便为在百年党史的框架内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了有效示范。
不同于张福贵的“党史文艺”，蒋述卓的《国家话语与新中国文学的特征》[8]一文紧紧抓住的是“国家话语”的概念。论文对新中国国家文艺话语的形成做了细致的分析，这广泛涉及文艺会议、批评和评奖等文艺制度的各个方面。正是基于从这样的角度理解新中国文学对国家话语的反应与反馈，蒋教授在讨论新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时，总结出了四个显著特征：其一，与时代同步的鲜明色彩；其二，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方式；其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与英雄主义浪漫气质的弥漫；其四，民族化、大众化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创造。论文正是以此考察新中国文学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国家话语的密切联系，能够给研究者深刻启发。
就“百年叙事”和“当代文学”关系而言，陈晓明在《文艺争鸣》上的一组论文同样值得重视。陈教授把“百年中国”理解为中国进入现代的历史时段。在处理这个略显庞大的课题时，他归结出了六个面向来梳理百年中国文学建构的精神价值：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大众化的面向、伦理建构的面向、民间再发现的面向，以及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等。在《现代如何开创？如何成形？——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一》[9]中，陈晓明主要处理的是传统与现代的话题，论文认为百年中国文学在拓进现代转型方面开辟的道路，主要体现在：其一，确立了现代启蒙主义的自主平等的价值观；其二，建立起文学与社会人生最为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其三，完成了传统文言文书写向现代白话文写作的转变；其四，建立起以人的形象和心理情感为表现中心的文学审美观念；其五，建立起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体系；其六，始终维系和重新焕发出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在《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视野——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二》[10]中，陈教授处理的是世界性的话题。他认为百年中国文学以现代之力开启世界大门，正是在与世界优秀文学的交流对话中，一步步走进现代，完成从古典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的。接着，在《人民性、民间性与新伦理的历史建构——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三》[11]中，陈教授集中论述人民性和民间性的话题，他将“人民性”视为百年中国文学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而“民间性”则是其不得不做出的牺牲。而在《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四》[12]中，陈教授讨论的是作为一种文明叙事的中国当代文学，他力图在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之中，建构作为文明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最后，在《后文明时代的写作或后文学的诞生——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之五》[13]一文中，他处理的是网络与视听开启的新媒体面向。在他看来，“后文明”时代终结了文字作为文明记载和书写的主导形式的历史，然而，这种文明的转轨却并非文学的末路。文学也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借助高科技和互联网，获得新的主题思想、感觉经验和表现方式。这大概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不竭的动力所在。
近年来，社科院文学所的团队一直在倡导“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关理念方法和阶段性成果都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已然成为学术热点。在2021年当代文学学科的最新进展之中，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贺照田的论文《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14]就带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确切来说，更接近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他有感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历史研究者面对文献时的茫然无措，进而通过对雷锋日记中杨献珍文章的摘抄与改写的细致分析和解读，试图说明这则看起来不过是时代意识形态回声的日记，其实是在扎根雷锋内在核心深处的能动参与后才得以形成的，没有雷锋能动的节录、改写便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则雷锋日记。因此，雷锋日记在某种意义上固然是时代主流逻辑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雷锋内在自我的产物。贺照田试图借此告诫那些有志于进行20世纪50至70年代历史研究的学者，面对历史文献时，需要有耐心去寻找充分打开历史文献的方法，而非对它们的研究价值匆忙地否定。同样关乎的是方法论的问题，何吉贤的论文《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15]则更具体地指向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20世纪中国革命产生的大量文艺实践和作品，都与地方性密切相关。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学，不仅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将视野拓展到地方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志等，还需要在空间上拓展，拓展到地方、乡村和边疆。这里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其一，“地方性”因素作为文学叙述的“装饰性”因素，附着在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叙述上；其二，“地方性”因素构成了作品的内在要素，构成了叙述的动力和特色，形成作家的个人“风格”；其三，“地方性”因素本身就构成了普遍性，不需要经过中间环节，就构成了普遍意义的表现。这三个层面对于我们深入“地方性”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具体到社会史视野下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个案成果，周立波的相关研究显然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点。程凯的《“信任感”与“心宽路远”——〈山乡巨变〉（上部）的现实理解和生活感觉》[16]将《山乡巨变》（上部）的创作背景放置在合作化所面临的历史状况之中，进而认为正是在呈现农业合作社“软着陆”过程的意义上，《山乡巨变》提供了全面合作化运动落实于一个基层乡村所展开的生活与现实图景。具体来说，小说是通过塑造李月辉、刘雨生、邓秀梅这一系列“理想”的当家人、带头人、下派干部的形象，试图表现一种春风化雨、和风细雨式的工作方法和群众运动状态。虽然这个运动本身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并且构成对农民生活生产的强烈冲击，但在李月辉这样抱着“心宽路远”心态的干部的主持下，依托着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感，靠着细致、细腻的说服、互动过程，这个“深刻的革命”最终以促进团结的方式作用于山村。从而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比《暴风骤雨》更高的现实主义品质与认识价值。何浩在《“搅动”—“调治”：〈暴风骤雨〉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17]一文中将周立波的文学实践作为从“社会史视野”出发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生动案例。论文对《暴风骤雨》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形态的来源做了极为细致的分析，将之视为文学感知现实和叙述现实的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这里极富创造力的地方在于论文提出的“搅动”—“调治”社会的概念。在作者看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文学形态的掌控，在于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参与社会变革的新局面中，而革命作家们携带各自观念意识、感觉机制在不同层面的碰撞、磨合，才摸索出了革命文学的千姿百态。具体到周立波这里，则是从“搅动”社会到“调治”社会。正是在配合革命实践逐步摸索、面对、处理社会的过程中，周立波以自己的方式在《山乡巨变》中呈现了“调治”社会的方法。在此，“调治”意味着需要精心、耐心理解社会，调治也意味着如果要让中国社会运转更加良好，不仅需要考虑在政治的参与中，中国社会呈现出来的因素如何搭配，还需要观察、理解和考虑中国社会的构成中尚未被政治充分看见的、潜在的活力因素。因此，论文借用“搅动”和“调治”社会的概念，通过对周立波创作个案的细致分析，将政治经由作家个体中介发生作用的复杂过程，做出了极为深入而精彩的阐释。
除此，李娜的《在美学风格的背后——〈山乡巨变〉的成就与成就中的问题》[18]从美学风格的角度，分析《山乡巨变》在书写的自在感背后，蕴含着周立波对合作化政治与乡村社会认识上的不足；而李哲的《〈山乡巨变〉：革命“深处”的潜流》[19]则试图在“革命深入”的临界处，捕捉周立波隐含在“山乡”生活世界中的“人人之心”的微妙层面，进而由“公意”和“私心”的对流、激荡，凸显出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也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另如朱羽的《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20]，李海霞的《再论“中间人物”——从周立波〈替阿Q辩护〉说起》[21]等论文，也不同程度地体现出社会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示范意义。
当然，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董丽敏的《青年、革命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的考察》[22]。《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常说常新的经典作品，近年来围绕该作的重新解读着实不少。而董丽敏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她从“职业革命家”的自我指认出发，紧扣《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所具有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视角，依托“组织部”这一特定场域，深入呈现了革命与治理、主体与环境、精神与制度等之间存在的各种张力，以及企图克服这些张力的种种成熟或不成熟的努力，进而为“当代文学”之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提供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回应方案。这既是对王蒙小说的重新阐释，也为社会史视野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
近年来，随着当代文学“历史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工作一直被学界所高度重视，纵观2021年，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也是层出不穷。
首先值得重视的是洪子诚的系列论文。其中，《1950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23]聚焦的是1958年文艺“大辩论”中的两部论文资料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细致分析了其中具体的“文与人”。在此，作者尽量避免做出过多的主观评判，而更多希望让材料本身来“发言”。当然，这里的“主观”与“客观”，也只是史料方法所呈现的效果的不同。另一篇论文《一则材料的注释》[24]源于作者偶然在笔记本中翻到的当年记录，记录的是1967年底北大中文系教师就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写的相关情况，当时访问了杨晦、游国恩、林庚三位老师所留下的记录材料。材料本身是根据当时的记录抄录，不做任何改动，但更多的历史细节和论述则蕴藏在材料的注释之中。这显然延续他在著作《材料与注释》[25]中对材料的处理方式。此外，洪子诚先生另外三篇论文也都能显示出史料之于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秦兆阳在1956》[26]讨论的是秦兆阳在1956年“双百方针”鼓舞下，提出、推行《人民文学》改进革新计划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复杂政治、文学情势下遭遇挫折而失败的“故事”；《“透明的还是污浊的？”——当代中国与南斯拉夫的文学关系》[27]聚焦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南斯拉夫的文学关系问题；而《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28]则考察冷战背景下的1964年莎士比亚四百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当时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批评家对莎士比亚进行了截然不同的阐释，显示出这一世界性文化行为与国际国内时局、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密切关联。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除了洪子诚，程光炜、黄发有等研究者近期关于史料问题的讨论成果同样值得重视。在《当代文学“历史化”琐谈》[29]一文中，程光炜强调要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做实做深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工作；而《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30]则指出了史料研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比如重视全国层面，却忽视地方层面的史料爬梳，这使得史料的整理工作出现巨大的偏颇，因此，抢救性整理当代文学史料，也应当把地方文学考虑在内。而在《主要作家的边缘研究》[31]中，程光炜尖锐指出了当前作家研究的偏颇之处，即主要作家在研究界的关注度走低，代之而起的是对这些作家的“边缘研究”。换言之，他们文学世界的中心部分被忽略不计，反倒是次要部分成为研究亮点。在程光炜教授的率领下，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团队也一头扎进史料研究的工作之中，产生了若干备受瞩目的成果。吴艳的《作家家属访谈札记》[32]关注的是文学史研究过程中，作家家属访谈的相关问题，这是史料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较难处理的一部分；温雅红的《出身的烙印——知青档案发掘及出身问题再思考》[33]则是对作者新发现的一批北京知青档案的集中研究，均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新意。
黄发有最近几年集中精力致力于各类稀见史料的开掘和研究工作，取得的成果也备受关注。《作家培养的“文艺春天”——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稀见史料（1980—1982）综合研究》[34]一文是对1980年至1982年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88份油印讲义的综合研究。作者的研究表明，当时授课的中国作协领导、作家和评论家敏锐回应了现实挑战与时代关切，向学员们传达了时代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体现出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另一篇论文《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审稿意见》[35]，关注的是审稿意见这一当代文学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没能引起足够重视的史料。在作者看来，这既是一种被忽略的文学史料，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批评，显然更是有待开拓的学术空间。此外，《论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开掘的意义与方法》[36]一文则更接近于稀见史料开掘的方法论探讨，论文对于稀见史料的性质、特征和研究意义等，在宏观层面做了细致的探究。而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也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对于推动当代文学稀见史料的开掘和研究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此外，2021年度值得关注的当代文学史料成果还包括张均对于《红灯记》人物原型的考论[37]，王秀涛对于新发现莫言早期诗歌的研究[38]，叶炜对于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研究[39]，蔡震对于郭沫若讲话、报告类文稿的整理和辑录工作[40]，以及费冬梅《不怕鬼的故事》的编辑、出版和传播状况的梳理[41]。当然，这里最值得一提的还有武新军对于《时代的报告》的研究。在《1980年代初文学规范的调整与转换——以〈时代的报告〉（1980—1982）为中心》[42]一文中，武新军聚焦创刊于1980年的批评刊物《时代的报告》。该刊站在当时思想解放大潮的对立面，试图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因此也被指认为“代表着1980年代初一股守成的文学思潮”。在当时许多刊物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时代的报告》坚持“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坚守所谓“文学的党性”。基于此，该刊于1980—1982年间对《在社会的档案里》《飞天》等作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而引发《文艺报》《安徽文学》《福建文学》《芒种》《上海文学》《北京科技报》等大量报刊的商榷和论争。短短两年内，《时代的报告》连续几次与众多刊物对峙，频繁掀起波澜，直至1983年第1期起改组为以发表报告文学为主的专业性文学月刊。武新军的论文以《时代的报告》为中心，梳理研究相关争论与各文学刊物之间的关系，试图呈现当时文艺在本质化与写真实、政治化与专业化、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以及“十七年”与“新时期”文艺规范之间的尖锐博弈，进而让人得以看清建立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基础上的文学规范的逐渐消解，以及“新时期”文学思维结构的逐渐形成。这一研究无疑有利于更好地理解20世纪80年代初新旧文学规范调整与转换的过程及其复杂性，而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80年代初期的左翼文艺批评所面临的显著困境。
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与研究，永远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1年的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状况中，这一类的研究成果依然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子东对于20世纪中国小说的重读。202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最新著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43]。在此之前的2018年，《许子东现代文学课》[44]的出版或许是一个契机，经过“细读张爱玲”和“重读鲁迅”后，许子东终于下定决心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他尝试以文本细读为中心，阅读和研讨比较有代表性的九十三部小说。看得出来，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当代文学主要篇目的“补充”，正是他在2021年度所做的主要研究工作。这一年他陆续发表了《重读〈创业史〉》[45]、《重读〈白鹿原〉》[46]、《重读路遥〈平凡的世界〉》[47]、《重读〈红旗谱〉》[48]、《重读王小波的〈黄金时代〉》[49]等论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到此后90年代陆续兴起的“再解读”，再到如今许子东所积极展开的“重读”活动，整个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经典，永远是在重新解读和阐释中被研究者不断发现其新意的。
▲许子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21
▼许子东：《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上海三联书店，2018
其次，值得关注的当属李建军对于路遥富有新意的重新解读。近年来，李建军一直集中于在不同维度对陈忠实、路遥等当代经典作家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阅读和阐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代表性成果。在《论路遥与苏俄文学》[50]一文中，李建军将路遥研究引向鲜有人论及的苏俄文学这一维度。在他看来，路遥文学认知能力和文学创造力的提高，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确立，以及作品的崇高感和理想主义精神的形成，都与苏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具体的论述中，李建军将复杂多样的苏俄文学分为四大类型，而对路遥的兼收并蓄也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举证评析，概括来看，路遥既善于从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和尤里·纳吉宾等优秀作家的小说里取精用宏，也能从阿·托尔斯泰、柯切托夫等人并不成功的作品里获得重要启发。这为他成为一流的中国当代现实主义作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说苏俄文学是路遥研究中一个崭新的维度，那么在另一篇论文《路遥与米勒》[51]中，李建军更是别出心裁地提示我们注意路遥与法国画家米勒所共享的现实主义创作谱系。路遥与米勒，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画家，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一个生活在清朝嘉庆年间的法国，专业不同，文化迥异，加之相距万里，相去百年，但李建军却令人信服地深入阐发了那位《拾穗者》的作者与遥远国度里的青年作家在气质、境遇，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创作态度和题材选择，以及在乡村和城市的关系方面的同与不同。而以米勒为镜像，研究者也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路遥在伦理精神和美学趣味上的主要特点。在李建军的路遥研究里，我们既能读到他的这些独特发现，也能看到他在研究者普遍注目之处的冷静之思。比如在《路遥的认知偏失与暗面意识——〈早晨从中午开始〉别论》[52]一文中，李建军就尖锐指出了路遥文学传记《早晨从中午开始》所蕴含的“暗面意识”，即人的消极的、否定性的意识和情感，这同样在过往的路遥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种认知偏失和思想局限方面的冷静剖析，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入地认识路遥的文学创作。
对于路遥的具体的文学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李建军的几篇小说人物论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去吧，摩西；来吧，西西弗——论孙少平》[53]中，作者引入美国作家里昂·尤里斯的长篇小说《出埃及记》，以及更为丰富乃至驳杂的文学或艺术作品，从“时代英雄”的角度，对孙少平的苦难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更为博大的精神世界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在他看来，孙少平既是出走的“摩西”，也是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在《被命运之石覆压的蒲公英——论郝红梅》[54]中，李建军对《平凡的世界》里着墨不多的郝红梅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而在《哀矜的仁者与务实的改革者——论田福军》[55]中，他聚焦的则是小说里另一位次要人物田福军，这便从更加立体的角度对这部当代文学经典之作进行了全方位的“合围”。显然，这种细致深入的小说人物论，在其他研究者那里也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程旸发表于《南方文坛》的论文《田晓霞论——兼及路遥对爱情的态度》[56]便专门讨论小说里的田晓霞，而杨丹丹的《〈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银形象重释》[57]则直接指向小说里更少人关注的“逛鬼”王满银。本年度路遥研究的重要成果还包括程光炜的《路遥兄弟失和原因初探》[58]，以及梁向阳的《捕捉“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历史诗意——路遥〈平凡的世界〉创作动因考》[59]，都是对路遥研究中相关重要问题的直面与探讨。这些成果对于深化路遥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路遥研究之外，本年度经典作家作品的阅读与研究仍有许多值得讨论的重要成果。比如丁帆以格非小说为蓝本对于“先锋派”沉浮命运的深入剖析[60]，或以毕飞宇《平原》的重读为契机展开的对于长篇小说“保鲜度”的讨论[61]，甚至以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为镜，反思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62]，都在具体对象的讨论中阐发出更为深切的问题。另外如程光炜对于郭小川“检讨书”的重新勘探[63]，李丹梦对于刘震云各类创作活动的综合论述[64]，都有力推动了相关议题的深入研讨。
对于2021年度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显然还有其他许多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学术著作方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就早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本年度，“微光”系列继续推出了王秀涛、刘大先和霍艳等人的著作。其中，王秀涛的《城市文艺的重建（1949—1956）》[65]关注的是当代文学中社会主义新的文艺制度如何规划、改变城市原有的文艺生产格局和秩序，以及在此过程中旧文艺与新制度之间的对话等复杂内涵，通过这些以往被文学史叙述所忽略的内容，作者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生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刘大先的《从后文学到新人文》[66]以“后文学”到“新人文”为线索，对三十年来的文学史进行了重新梳理，以赛博格的现实与书写、碎片化时代总体性思考的可能性、“传统”的发明与使用、“真实性”话语的诗学与政治学、文化多样性的资源及其危机、世俗化时代的信仰及其表述等，对武侠、科幻、非虚构等传统意义上“纯文学”以外的不同文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解读。而霍艳在《我们的时代，他们的文学》[67]中则实现了她从“新概念”作家向青年学者的“华丽转身”，并以一种略显尖锐的方式，在“我们”与“他们”之间标识出了一道清晰的分野。除“微光”之外，贺桂梅在2020年出版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68]之后，2021年再版了另一部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69]，她以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深入研究20世纪80年代的六种文化思潮，这种重估“80年代”的知识方式，对于我们今天所置身的社会语境显然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味。
▲刘大先等：《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第三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在这些著作之外，许多集中讨论的议题，也都呈现出颇为热烈的面貌，其中引人注目的当属网络文学研究。作为网络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邵燕君近年来高度关注网络文学的史料整理和学科建设工作，她和李强合作的论文《媒介性、原生性与学科建设性——网络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和方法》[70]便试图在“媒介性”“原生性”，以及学科建设的框架内，来讨论网络文学史料研究的问题与方法；而她与吉云飞合作的论文《不辨主脉，何论源头？——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问题》[71]则再次将话题聚焦到网络文学的起始问题上，论文在与网络文学起源的“网生起源说”与“现象说”的辩论中，坚持其所秉持的“论坛起源说”观点，再次将网络文学起始点锚定在金庸客栈。另外，关于网络文学研究，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树状”结构》[72]、《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形态、动力与屏障》[73]等论文，对于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海外传播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而闫海田的《中国网络文学“先锋性”问题新论——“关键词”或“新概念”生成》[74]，则以网络文学批评概念与“关键词”为中介，讨论网络文学在先锋与通俗之间的悖论问题，这些成果对于深入网络文学研究同样意义非凡。
在网络文学之外，近年来的科幻文学研究同样如火如荼，许多代表性的成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罗小茗的《解锁未来：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希望”设定》[75]就对中国科幻文学展开的前提——未来，更确切地说，“希望”的设定——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样关乎科幻小说的未来想象，陈舒劼的《“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76]则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切入讨论；另外，范轶伦的《从“第三世界科幻”到“科幻第三世界”：中国科幻的拉美想象与拉美启示》[77]直接引入拉美文学的视角，试图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给中国科幻创作和研究带来新的启示；苏湛的《科普传统与中国科幻共同体的演变》[78]讨论科普传统在中国科幻共同体形成和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李广益的《作为世界文学的科幻文学》与余亮的《刺破人文星空，谁是〈三体〉的同行者》[79]则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刘慈欣作品的重要意义。
其他值得重视的成果包括吴俊在《小说评论》主持的《三栖专栏》，本年度相继推出了南帆、张柠、张新颖、何向阳、孙郁和毛尖等人的研究专辑，该栏目以具体对象的集中研讨为契机，其实展开的是对学者创作文体的研究，这无疑是当代文学的一个创新点。此外，《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推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与变化》专栏，组织相关学者就当代文学的新变与分期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也值得研究者关注。众所周知，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此前学界多讨论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文学史分期问题，而此次研讨则专注于90年代之后的当代文学分期问题，因此也显得意义重大。此次刊发的孟繁华的《当代文学史：重新构造的必要》，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和逻辑性的建立——断代、分期、下限问题漫议》，王尧的《当代文学综合研究中的分期问题》，以及罗岗的《“当代文学”的“极限”与“边界”》[80]等笔谈文章，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季进的《人文主义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夏济安及其当代文学研究》[81]，张涛的《缘起与探索——夏氏兄弟通信中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82]等论文，都体现出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持续推进。而杨庆祥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83]在汉语写作世界性意义的维度提出了“新南方写作”的话题，也引起了学界乃至作家们的热烈讨论。曾攀的《“南方”的复魅与赋型》，林森的《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朱山坡的《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84]，便是对这一话题的积极回应，他们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讨论进行了补充和举证，当然同时也表达了一种更高的期待。
（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注释】
[1][2][58][59]均载于《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下文出现同类情况，均只注明发表刊物与发表时间。
[3][45][56][70]《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4][5][71][82]《南方文坛》2021年第5期。
[6]《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7][8]《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
[9][54]《文艺争鸣》2021年第5期。
[10]《文艺争鸣》2021年第6期。
[11]《文艺争鸣》2021年第7期。
[12][49][53]《文艺争鸣》2021年第8期。
[13][16][22]《文艺争鸣》2021年第9期。
[14]《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
[15]《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17]《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18]《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6期。
[19][20][21]《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23]《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
[24]《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25]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6][55]《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
[27]《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28]《文艺研究》2021年第11期。
[29]《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30][51]《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31]《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32][33]《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
[34][46][57]《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35]《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36]《文艺研究》2021年第10期。
[37]张均：《从“发现”到“创造”——京剧〈红灯记〉原型考论》，《文艺争鸣》2021年第10期。
[38]王秀涛：《故乡的归去来——新发现莫言早期的几首诗》，《南方文坛》2021年第1期。
[39]叶炜：《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文学新人培养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40]蔡震：《关于郭沫若讲话、报告类文稿的整理、辑录》，《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
[41]费冬梅：《〈不怕鬼的故事〉的编辑、出版和传播》，《东吴学术》2021年第5期。
[42]《学术月刊》2021年第4期。
[43]许子东：《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21。
[44]许子东：《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上海三联书店，2018。
[47]《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48]《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
[50]《文艺研究》2021年第5期。
[52]《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
[60]丁帆：《在“变”与“不变”之间——以格非小说为蓝本剖析“先锋派”的沉浮》，《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
[61]丁帆：《〈平原〉：一幅旧时代文化梦遗的地图——兼论长篇小说的“保鲜度”》，《当代文坛》2021年第3期。
[62]丁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阐释的焦虑——兼论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的剖析〉》，《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
[63]程光炜：《镜子里是自己——重温郭小川的“检讨书”（上）》，《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程光炜：《群众的权力——重温郭小川的“检讨书”（下）》，《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
[64]李丹梦：《乡土与市场，“关系”与“说话”——刘震云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65][66][67]三部著作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出版。
[68]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69]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72]《当代文坛》2021年第6期。
[73]《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74]《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6期。
[75]《文学评论》2021年第2期。
[76]《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
[77][7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8期。
[79]均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4期。
[80]均载于《文艺争鸣》2021年第2期。
[81]《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2期。
[83][84]《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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