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 季剑青 | 关于李浴洋
《南方文坛》
2023年第1期
钱理群 | 自觉继承“五四”开创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传统——在李浴洋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讲话
季剑青 | 学术史的自觉——李浴洋印象
自觉继承“五四”开创的现代人文学术研究传统
——在李浴洋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讲话
文 | 钱理群
这次参加李浴洋博士论文《“新文化运动”与人文学者的专业化道路——以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为中心（1915—1927）》答辩，我是不请自来，主动参与的。这里确实有我和平原、浴洋的个人感情因素，即所谓“友情演出”；但更重要的是出于我对当下专业化学术研究，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关注和担忧。我虽退出了学术界，自己的研究已经转移了方向，但仍在一旁认真观察，紧张思考，并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与危机，忧心忡忡。——当然也许是杞人忧天。因此，李浴洋对“五四”开创的现代专业化学术研究传统的研究，自然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他的论文所表现出的学术志向、眼光、勇气、能力、方法……都让我十分欣慰。我强烈地感到，“五四”开创的专业学术研究，后继有人，而且李浴洋对这样的继承，是高度自觉的，这就更加难能可贵。
▲李浴洋主编《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晚清与民国卷·1872—1949）》，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7
而我更想在这里与诸位讨论的，是李浴洋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专业最新一代博士生的代表，对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传统的自觉继承与发展。这个传统有一个“朱自清—王瑶—王瑶众弟子（包括乐黛云、孙玉石以及我们这一批“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我们的学生王风、吴晓东这一代”的学术谱系。谱系中人的学术个性差异自然很大，但也有一些共通的观念、方法、经验，形成了一个传统。这一谱系下的学术传统本身就很值得研究。这里，我想就李浴洋的论文所显示出来的自觉继承，提出四个方面略作讨论。
一、一切研究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因而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王瑶先生就一再强调鲁迅的治学经验：重要的研究论著必须有“独立的史料准备”，因而主张对原始资料的全面阅读、掌握和独立发掘。由此形成了一个学术规矩与习惯，即将查阅原始报刊作为学术训练的第一步。在史料独立准备的同时，还强调“文本细读”，这也形成了学术训练的基础。从李浴洋和历年研究生的论文，都可以看出，这两个方面，已经成了北大现代文学学术研究训练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传统。
二、强调在对前人研究全面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独立创造，以此作为学术研究质量的基本标准与努力目标。在具体操作上有一个“三部曲”。第一步即学术研究的起点是自己对原始材料包括文本的独立阅读、琢磨，产生独特感悟，形成“第一印象”；然后才广泛阅读有关论题的研究成果，最好做到无所遗漏，对前人研究已经做到什么、其不足在哪里，都了然于心，这才能找到自己研究的突破口；最后形成独立创造：这是最重要的。我至今仍牢牢记住王瑶先生当年对我们的要求：你的重要论文、著作一定要做到，你的研究在所论述的课题和领域里，必须成为“后人研究绕不过去的独立存在”：后人的研究一定会超过你；但他在研究前，必须先看你的有关研究论著，在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前进。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与标准，但却是一切有出息的学人必须自觉追求的。在我看来，李浴洋论文的主要价值就在这两方面：我注意和欣赏的是他论文的注释，其中对论文涉及的课题、论点，前人的研究成果与不足都有详尽的梳理，甚至可以说是一部有关论题研究的学术史，显然下了很大功夫；他自己的独立创造就有了坚实的基础，而他所提出的新见迭出的论述，也确实对研究论题有推进，有建树，又成为后人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学术研究就是这样一个“借鉴—创造—再借鉴—再创造”不断发展的过程。
三、李浴洋论文提到了学术研究“价值中立”的概念，强调并努力追求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内在矛盾性、丰富性的全面、客观把握和呈现。我注意到王风老师对此作出的评价：这样的研究“并非决定论式的机械论述，照顾个体性情差异”，显示了很好的“学术判断力”和“学术分寸感”。在我看来，这也是我们北大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传统。每一个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对个人价值判断又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要把它相对化，力避简单化和极端化。对自己的判断有矛盾的史料绝对不能忽视、遮蔽，而应当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判断，使其模糊化，应该面对一切史料、历史事实的一切方面，尽可能如实、客观地呈现研究对象的各个侧面，哪怕是相互抵牾的方面。在这方面李浴洋也有自觉追求，形成了他的论文一大鲜明特色。
四、李浴洋在论文中十分重视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强调朱自清开创的“由学术而思想”，“通过专业研究的渠道关怀和参与现实”的传统，将“现代感”作为人文学术的重要指标，认为“这是朱自清在学者生涯中作出的贡献，也是新文化运动主要学术经验之一”。在我看来，朱自清开创的这一传统在王瑶先生主导的北大现代文学研究传统里得到了自觉的继承。王瑶先生一再主张史学研究就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强调学术研究的开放性和当代性。我理解所谓“通过专业的渠道关怀和参与现实”，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学术研究必须与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应该有现实关怀与现实承担——这样的联系、关怀、承担，有的比较明显，有的则比较隐蔽，必须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又产生于现实——这个“现实”是宽泛的，不仅是政治、社会现实，更包括思想、文化、学术、经济、科学发展的现实；二是学术研究关注现实的方式，又不同于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要善于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这就要求在进入研究时必须和现实拉开距离，进行长时段的深度观照、学理探讨与理论概括。
李浴洋论文的可贵之处，正是在这两个方面都作出了自觉的努力，而且具体体现在论文的结构里：《导论》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他的问题意识：“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感与未完成性”，“无论在一个世纪以来的哪一历史与学术阶段，专业化的实现程度都被认为严重不足，而与此同时，诸多学术弊端的出现，尤其是距离发动专业化进程的原初愿景愈来愈远，又被指为与过分专业化直接相关”，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学界对于学术专业化程度的观感既‘不足’，又‘过分’”。——今天凡有现实感的学者，都会觉得这也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所遇到的问题。李浴洋的思路是“必须回到现代中国学术专业化进程的肇始阶段”。由此而展开了下面各章进入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详尽描述与深入讨论。到最后的《结语》里，又对其研究对象的主要经验作出四点总结：一是学术研究与学人自我安身立命的关系；二是学术研究与“现代生活”现实的关系；三是专业学术研究与时代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的关系；四是直面学术研究的内在矛盾与困惑而产生的“烦闷”。不难看出，这四个方面也是李浴洋自己和他这一代刚步入学界的年轻学者，以至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当下所面对的问题与焦虑。坦白地说，这也是李浴洋论文最吸引和打动我之处。许多老师都对李浴洋论文表现出的“知人论世”的特点与长处表示赞赏，原因也在于此。应该说，知人论世应该是人文学者最重要的素养和品质之一。
从另一面说，李浴洋的问题意识又是大于他的具体研究的。也就是说，他的论文选题不足以全面回答他所关注的问题。这就是陈平原老师和其他评委所指出的，离开观念和制度的讨论，单从学者的主体性与生命体验来开展，就多少有些狭窄；而他的研究限于1915—1927年间，三位学者，特别是冯友兰和朱自清，还处在学术准备阶段，许多内在的东西都没有展开，这也造成了研究格局的局限。换一个角度看，这或许也为李浴洋今后的研究留下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浴洋这篇论文就具有了一种开放性，仅仅是开了题，还需要、也可能继续做下去。对其他研究者也具有启发性。我一边读李浴洋的论文，就一边问自己：李浴洋对冯友兰、顾颉刚、朱自清三位前辈的讨论，如果我继续往下做，会关注什么问题。而且我真的在李浴洋的启发下，有许多新的想法，这是我参加这次论文答辩的一个意外收获。李浴洋的论文能够启发他人的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特点与贡献。不过，这就说来话长，我的这个发言也应该就此打住了。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
学术史的自觉
——李浴洋印象
文 | 季剑青
李浴洋是我的师弟。不过我博士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是后来在北京市社科院工作的时候，才有缘认识他。最初是因为北京市社科院图书馆的资源非常有限，经常需要麻烦师弟师妹帮我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或复印资料，就经由介绍找到了他。劳烦他一两次之后，发现他非常能干，而且效率极高，总是第一时间就完成任务，心想这确实是一个“靠谱”的师弟，也就心安理得地把这份差事交给他了。
浴洋办事干练，考虑周全，在认识他的师友圈里可谓有口皆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5年秋天，博士二年级的他在北大中文系的资助和支持下，召集和组织了“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博士生与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读博的时候，由博士生来办学术会议几乎闻所未闻，何况是如此大规模的一次盛会。两天的会议，与会者差不多在一百人上下，快结束的时候，又专门邀请了退休的孙玉石老师来做演讲，把这次研讨会推向了高潮。这可以说是他在学术界的初试莺啼，取得了很好的反响。此后，浴洋一发而不可收，又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包括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和座谈会，也包括为学术刊物就某一专题组稿，平均每年都有三四次。我自己参加的，就不下十次，经浴洋之手发表的笔谈或论文，也有十几篇。
我与浴洋的合作，最持久且仍在进行中的是经营“论文衡史”学术公号。2016年6月公号创办后，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我独立编辑。翌年3月，浴洋加盟，专门负责每周一次的书讯栏目，帮我分担了很多工作。浴洋做事非常得力，总是提前就把内容准备好，编排得井井有条。这不只是一份技术性的劳动，选书本身也见出浴洋的学术眼光。他主持的书讯栏目，不仅为用户（包括我在内）提供了最新的学术信息，也开拓了他们的眼界，成为“论文衡史”公号标志性的品牌。2021年冬天，我和袁一丹分别出版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和《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两本著作，浴洋主动提出办一场小型工作坊，围绕两本新书，就“五四”新文化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可能性这一论题，邀请年轻学者一起座谈。在浴洋的操办和主持下，“新文化的射程——历史综合如何可能”工作坊在北京中间美术馆顺利进行，我也再一次见识了浴洋办会的才干。
学术活动的召集、组织和运作，不只需要处理事务的长才，更考验主持者的学术趣味、判断力乃至前瞻性。浴洋在后面这一方面也表现出色，他对话题和主题的选择，都包含了自己深入的思考。即以“时代重构与经典再造”这一主题而言，浴洋意在中国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经典”的升沉起伏这一独特的视角，探讨现代思想与文化的重构，这其中显然包含了一种学术史的视野。自读博时起，学术史就是浴洋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他组织的诸多学术活动，大体都包含了这一面向。更重要的是，在浴洋那里，学术史不仅是研究的对象，也是一种实践的方式。无论是他策划或协助召集学术研讨会与座谈会，还是在报刊上组织专题的评论或笔谈，还是对当代学者的深度采访，都是在参与建构当下活的学术史，对此浴洋显然有着充分的自觉。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浴洋做的学术访谈。自2016年起，浴洋先后为孙玉石、洪子诚、陈国球、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吴晓东、王德威、黄子平、陈平原、王润华、贺桂梅、孙郁等多位学者做过访谈，从这份名单不难看出，他们中大多数是北大中文系或有中文系背景的老师，还有几位任教于海外，但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这些访谈多围绕被采访者的著作或某一具体的研究领域而展开，然而都包含了他们对学术历程的回顾和对治学经验的总结。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鲜活的学术史文献，必将为当代和未来的学术史家所珍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浴洋的工作，就没有这些文献，他投入大量的心血，为我们这个学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王德威主编《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
做学术访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是漫无边际的闲谈，需要访谈者预先做足功课，有充分的准备。我有幸参加过一次这样的访谈，那是2017年10月，王德威和陈国球两位老师来京开会，浴洋邀请我跟他一起，与两位老师就《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进行对谈。此前浴洋已经向王德威老师推荐我参与该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我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两位老师当面交流。那天下午，我和浴洋来到北大博雅国际酒店王德威老师的住处。稍微寒暄几句之后，我看到浴洋拿出几页打印好的纸，上面是他为这次访谈准备的采访提纲，我才知道他下了多么大的功夫。相比之下，我完全是抱着聊天的态度和心情来的，不免汗颜。那天的谈话愉快而尽兴，内容非常充实，这大半是浴洋的功劳①。认真的有针对性的提问才会引来高质量的回答，从而为成功的访谈提供保证。从浴洋事后整理出来并发表的访谈稿就可以看出，他对采访对象的学术经历、研究成果和相关论题了然于心，因而往往能够从细微处引出有意思和有价值的话题，激发对方的浓厚兴味，达到小扣大鸣的效果，学术史也就在这样的问答间悄然延续。
对浴洋本人来说，通过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些一流学人的近距离对话、交流与接触，他对这门学科的光辉传统和当下面临的某种困境，也有了切近的认识和体会。在组织学术活动和进行学术访谈之外，浴洋也在当代学术史领域，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由于这种亲身介入的现场体验，浴洋这方面的研究深入透辟，毫无一般综述或书评的肤廓之感。例如，他如此阐发钱理群老师的鲁迅研究的特点：“在‘钱理群鲁迅’中，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鲁迅’的实质是鲁迅独特的思维方式，其核心义涵是鲁迅对于‘真的知识阶级’的身份创造与道路选择，其主要的实践形态是‘鲁迅左翼’的价值立场与‘鲁迅文学’的实现形式”②；在总结陈平原老师的学术关怀和研究方法时，他指出“陈平原的治学个性更多体现为‘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的相互滋养与涵育。他以‘现代文学’为专业，但不时思接千载；他不断跨越学科边界，但又始终抱有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怀”，“在‘千年文脉’的视野中重新发现‘现代文学’，是陈平原重要的学术贡献。而文体、制度与精神三者的彼此辨证，则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③。这些全局性的概括都非常精当，非浸淫日久且亲聆謦欬者不能道。需要指出的是，浴洋这些谈论师长前辈的文字并不为尊者讳，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也会坦诚地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例如在讨论严家炎老师备受争议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之起点的新见时，浴洋对其学术观点的脉络做了细致的梳理并肯定其贡献，同时也直言“他为了强调新意，而刻意突出‘晚清’的‘起点’意义实在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他把自己的论述抽象成为一种主要是关于‘起点’的新说时，实际也简化了内在的历史感与丰富性。而简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可能被符号化”④，显示了一位年轻学者应有的锐气。
▲刘勇、李浴洋主编《无以归类的现代精神——鲁迅文化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22
▼王风、李浴洋编《陈平原研究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
难能可贵的是，浴洋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并非客观评述而已，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关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者，他对这门学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有着似乎与其年龄不太相称的关切。他曾用“学科感”一词来表达这种关切，我不知道浴洋是不是这个术语的发明者，但用它来描述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对这门学科曾经拥有的那种认同感和责任感，确实非常准确。浴洋在讨论钱理群作为文学史家的贡献时，特别强调钱老师在推进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方面的功绩，这“与其说是旨在突出其个人的学术成就，倒不如说是意在体现一代学人曾有的公心与热肠。因为对于学科的真情与深思曾是钱理群一辈及其前代学人的普遍情结，而今除去少数学者，绝大多数年轻学人的学科意识都已经十分淡漠。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到第三代学者身上广泛存在过的‘学科感’与‘学科性’，不仅是在考察他们的学术思考与实践时的重要维度，对于当下的学术发展也不乏积极的参照价值”⑤。这段话读起来颇有沉痛之感，“学科感”的消失确实是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某种症结所在，而浴洋乃是为数不多的保有这种“学科感”的青年学者之一。在我看来，保有“学科感”并非固守学科边界，而是指有意识地通过参与学科的建设来维系学术共同体并使其始终保持活力。浴洋在学术活动的组织和当代学术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正体现了他这方面的努力，这也是对活的传统的自觉接续。
浴洋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现代文学学科前辈学人的贡献的考察与体认，包含着继承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自觉意识。我读他的《孙玉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一文，感触尤深。从学科史的谱系来看，孙玉石老师属于1950至1960年代接受高等教育并登上学术舞台、学术生涯横跨“文革”前后的“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浴洋写道：“在第二代学者纵横驰骋的时代，我们尚未出生或者还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尚不知‘现代文学’为何物；而当我们进入独立阅读或者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时，他们却已经退休多年，我们轻易不再有机会领略他们的风采——除去阅读他们的著作。在这一貌似自然而然的状态背后，其时还具有1970与1980年代之交以及1980与1990年代之交两次大的社会、思想、文化与教育变局，断裂的印记自然投射到了学术史与文学史中。于是，阅读，在体贴的阅读中展开代际对话，也就成了我们超越断裂、接续传统的学术传承方式。”⑥我比浴洋虚长几岁，还有幸听过并选过孙老师的课。包括严家炎、钱理群、商金林、温儒敏几位老师的课，我都上过，他们其实在浴洋入学前也都退休了。我有亲炙几位前辈的缘分，这是我的幸运，然而由于我生性疏懒，并没有珍惜这样的机会，课外与他们的交流并不多。浴洋却以他对学科的热忱、诚挚的好学之心和正直稳重的品格，在“体贴的阅读”之外，与几位老先生建立起日常的交往，赢得他们的信任，甚至成为他们的忘年之交。也正是这样的交往，让浴洋对孙玉石老师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优良传统，有了深切的体会和认同。
平心而论，浴洋出于学术史和“学科感”的自觉而做的这些工作，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自我牺牲式的劳动。令人欣慰的是，浴洋并没有因此耽误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反而让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也不奇怪，因为浴洋关注的是晚清至“五四”时期的学术史，他的现代学术史研究与当代学术史实践，恰恰彼此互为支援。浴洋的博士论文做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学术专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的问题意识是专业化的人文学术与思想文化运动的整体方案，如何既相互借重又构成内在紧张的关系，它显然包含了浴洋的当下关怀。90年代以降日益专业化和学院化的人文学术（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介入到时代的思想潮流之中，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课题，浴洋的博士论文恰可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照。
▲季剑青：《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
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浴洋没有宽泛地讨论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演进，而是聚焦于具体的学人，考察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如何走上专业化的学术道路，又如何以专业的学术研究，回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重大论题。他选择冯友兰、顾颉刚和朱自清（也许还应该加上傅斯年）为个案，细致地梳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演变与志业选择，为我们揭示了“后五四”时期尚未完全专业化的现代人文学术所蕴含的诸多可能性。浴洋从冯友兰早期的比较文化研究中看到了讨论“东西文化论争”的某种隐而不彰的维度⑦，从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有关“烦闷”的叙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专业化的学术规范与顾颉刚的学术追求之间的张力⑧，又从朱自清“五四”之后的文体和志业选择这一新鲜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新文化展开过程中的挫折及自我调适的内在线索⑨。这些从博士论文中发展出来的个案研究成果，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这些熟悉的对象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那个动荡不安而又充满活力的时代的认识。不过在我看来，浴洋有关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生成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的研究，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对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地位的认定，通常都以他最早于1929年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开设新文学研究课程为依据。浴洋则进一步在“后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追溯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渊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朱自清对“新文学”的界定，源于他对“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的高度肯定与体认，这就从源头处，为现代文学这一学科恢复了一个整体性的观照与评估“现代生活”的思考背景，也为今天我们重新激活这一学科的内在活力，提供了一条历史的进路。⑩
浴洋研究的冯友兰、顾颉刚和朱自清，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青年学人”，我相信浴洋在与这些前贤对话时，也在探求和摸索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浴洋的学术之路才刚刚开始，他的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和关怀，已经使得他为人为学两面都显出不俗的气象。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未来的成长所能达到的高度。最后，我想引用孙玉石老师2014年11月给浴洋信中的一段话，来为我这篇拉拉杂杂的印象记作结：“衷心希望你能够，在无论面对如何的影响、刺激，或诱惑，都能够保持自己的清醒，坚守自己灵魂的‘净土’，淡功利，多读书，深思考，真真正正作出一些有分量，有功力，有长远性生命的学问来。”⑪谨以此与浴洋共勉。
（季剑青，北京大学中文系）
【注释】
①这次访谈的整理稿，见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②李浴洋：《承担意识与行动精神——“钱理群鲁迅”的提出及其核心义涵》，《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③李浴洋：《“千年文脉”视野中的“现代文学”——陈平原学术关怀与研究方法述略》，《晋阳学刊》2020年第6期。
④李浴洋：《晚清与五四——“起点”问题与严家炎的文学史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⑤李浴洋：《文学史家钱理群》，《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⑥⑪李浴洋：《孙玉石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⑦李浴洋：《“东西文化论争”的“方法转向”——冯友兰文化比较观念的形成与泰戈尔的触媒作用》，《文艺理论与批评》2020年第4期。
⑧李浴洋：《在“学者自传”与“成长小说”之间——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的一种读法》，《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⑨李浴洋：《从“五四”到“后五四”——朱自清的“诗”与“思”》，《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2期。
⑩李浴洋：《“新文学”与“新国学”的互缘——“整理国故”运动与朱自清“新文学”思想的生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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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子诚 李 静 | “内部反思”与精神史的多元图景——关于《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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