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帆 / 李松睿 | 关于陈舒劼
《南方文坛》
2023年第2期
南 帆 | 修辞、叙事机制与文化症候分析
李松睿 | 陈舒劼印象记
修辞、叙事机制与文化症候分析
文 | 南 帆
如同武侠小说或者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学部落。作为清晰而稳定的文类，科幻小说的基本标记是什么？迄今为止，各种视角正在提供不同的概括。人们很快意识到，科幻小说展示的世界与现今的日常社会存在巨大差异，诸多技术化的硬件制造了另一个奇异空间。太空飞船、外星人、机器人、“赛博格”身体，各种基因变异与办公室、超市或者公共汽车交织在一起，甚至就在卧室的窗外。许多时候，这些技术化硬件成为情节组织内在结构的一部分，充当想象依附的骨骼。正如亚当·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之中所言：“科幻小说最好被定义为‘技术小说’，‘技术’在这里不是机械玩意的同义词，而是在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作为‘框架化’世界的一种模式，一种基本哲学观的呈现。”①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修辞学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描述依赖相对严谨的文本分析。当然，所谓“修辞学”远远超出遣词造句范畴而隐含远为广泛的意义。正如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修辞”包括了一系列叙事学的基本问题。譬如，可以从修辞学意义上考察所谓“硬科幻”。种种技术化硬件是“硬科幻”的独特表征，用阿西莫夫——一位著名的科幻作家——的话说，“硬科幻”指的是“那些科学的细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故事”②。当然，当这些技术化硬件充当运作情节的各种角色时，作家必须不辞辛劳将背后的科学知识解释清楚。“硬科幻”必须表明，从宇宙空间太空飞船的激烈交战到“赛博格”身体的各种超级技能，科幻小说叙事的逻辑自洽获得了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的担保。尽管如此，“硬科幻”提供的逻辑自洽能否作为叙事的历史担保？换言之，众多技术化硬件会不会仍然是某种“叙事装饰”？——种种饰物剥落之后，科幻小说叙事仍然不时暴露出严重的历史断裂与错位。换言之，某些貌似“硬科幻”的科学知识会不会像是掩盖历史断裂与错位的修辞策略？
很大程度上，这即是陈舒劼对于科幻小说的担忧，“叙事装饰”也是陈舒劼曾经使用的表述③。很长一段时间，陈舒劼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的知识分子命运，关注他们的启蒙工作、精神守则以及意义的认同。《价值的焦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叙述》《认同生产及其矛盾：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叙事与文化现象》《意义的旋涡：当代文学认同叙述研究》这些著作围绕知识分子主题展开持续论辩。从知识分子主题转向科幻小说，哪些因素促成了跨度如此之大的调整？如果说，正统的文学史从未将前排的经典座位赋予科幻小说，那么，近期的一个重要学术动向是，科幻小说的研究正在急剧升温。弗·詹姆逊等一些大牌理论家纷纷躬身下场，科幻小说成为引人瞩目的议题。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催生因素，科学技术不仅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转型，同时还潜在地改造了人们的想象方式。日常生活之中，科学技术开始无声地介入家族、家庭、婚恋、就业、商务往来等一系列社会关系，潜移默化地助长了后现代倾向。陈舒劼显然意识到，科幻小说的虚构——或者说科学式的文学幻想——获得了这种理论背景的强烈召唤。
如何开采科幻小说背后的思想矿藏？陈舒劼近期一批考察科幻小说的论文显示出开阔的视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考察的理论追求与知识分子主题的论辩一脉相承。显然，陈舒劼并非科幻小说的拥趸，他毋宁将科幻小说视为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症候。科幻小说周围始终簇拥着一批忠实的崇拜者，刘慈欣《三体》赢得的声誉进一步增添了他们的狂热。许多崇拜者忘我地投入科幻小说的情节，甚至信以为真，如痴如醉；从平行世界、时间机器到另一些星球的生态与外星人的语言符号，他们津津乐道地延伸和扩展科幻小说提供的想象，接续既定情节隐含的线索。这时，陈舒劼往往扮演一个泼冷水的角色。他的批判通常从修辞学开始：摆脱种种“硬科幻”眼花缭乱的迷惑，分析深藏不露的叙事机制，继而指出叙事机制内部填补各种想象空隙的修辞策略，譬如“时空折叠”与“冬眠”。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折叠”是一个科幻小说的流行词汇。何谓“时空折叠”？陈舒劼如此概括：“对时空折叠的简略性描述就是：由于科幻因素的介入，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路径不再遵循进化或发展的逻辑，而是体现出某种意义上的重复或等质。”“在时空折叠的成像效果中，未来时常宛如历史的复印，而历史同样可能受制于来自未来的指示。”这里所谓的成像效果包含情节的延伸运动。时空折叠意味着，先后延续的情节不是来自严密的因果关系，而是某种同质构造的反复呼应。很大程度上，过往或者未来的时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些内涵在时空之中神秘地持续复印。历史是某种神话原型的重复、循环或者某种绝对理念的回响，这种历史哲学属于老生常谈。科幻小说将这种观念作为一个情节装置重组各种现代科学知识，只不过必须聚焦于一个与众不同的命题。例如，按照陈舒劼的分析，刘慈欣《三体》遵循的命题是“他人即地狱”——“正是在‘他者即地狱’的意义上，《三体》的‘文革’时期、危机纪元、威慑纪元、广播纪元、银河纪元、黑域纪元和647号宇宙时间线纪元，实现了同质性的叠加。”如此之多科幻作家利用时空叠加的修辞策略负载各种或古老或时髦的命题，这些命题之间的分歧远未解决；对于科幻小说而言，另一个问题或许远为重要：时空折叠会不会遮蔽了什么？陈舒劼含蓄的警告是：“时空折叠作为科幻文学结构文本的常用手法之一，同时也在发出这样的警示：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科幻小说的叙事模式可能存在着许多固定的套路或设置，进而圈限想象的活动空间。”④
▲陈舒劼：《认同生产及其矛盾：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叙事与文化现象》，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
相似的意义上，陈舒劼分析了科幻小说的另一个常用修辞策略——冬眠。冬眠的意义是指向未来，是“一种未来想象机制”。科幻小说如何将一个人物顺利空降于未来的某一段情节内部？冬眠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运输手段。作家有权利任意让人物冬眠五十年或者三百年，待到时间或者空间合适的节点重新唤醒。某些时候，这种修辞策略还可以冻结另一些人物。情节要求一些人物暂时回避同时又不能死去，送入冬眠是安全可靠的处置方式。然而，这一次陈舒劼的批评严厉起来：“‘冬眠’跳过的不仅是时间，还包括这一段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空间变化及其内部诸要素间的复杂互动。”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时常因为历史段落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合理互动殚精竭虑，那么，作为修辞策略的冬眠选择了轻松的回避——面对严峻的历史睡着了。正如陈舒劼形容的那样，这种叙事是“积木式”的；由于大量关联性内在因素的删减，各个情节段落处于“跳跃式更迭”状态——如同一堆积木⑤。
也许，迟早必须指出陈舒劼心目中作为参照的“正常历史”是什么。尽管正式的完整表述阙如，但是，人们愿意默认的“正常历史”往往接近多数读者置身的日常社会。无论是经济、文化、自然景观还是阶级、阶层等诸多社会关系，这种历史存在相对合理的因果关系，有章可循，各种事件、人物言行及其经验可以获得社会共同认可的解释。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这种历史的基本描述遵循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陈舒劼在《“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一文之中表示：“迄今为止，马克思所阐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依然有效。对热衷讨论未来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幻小说而言，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想象可能无所适从；要科学地呈现未来的社会形态，就无法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想象的错位、无力与终结等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说中社会形态想象所出现的种种症候，都出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诊断。”⑥当然科幻小说的前提即是摆脱现实主义叙事依循的常识而放纵“科学”的文学幻想，但是，相对于默认的“正常历史”，科幻小说聚焦什么、夸张什么或者遮蔽什么、压缩什么——二者的落差恰恰是陈舒劼展开阐释的起点。
“正常历史”给予科学技术高度的积极评价，同时，科学技术是科幻小说存在的前提。然而，可以从科幻小说之中察觉，科学扮演的历史角色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种种现代话语体系之中，科学从来不是纯粹的真理探索；科学往往与另一些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例如民族、国家，或者启蒙工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科学充当了开启现代历史的地标。众多表述已经将“科学”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褒义词。“科学认识”几乎就是正确观念的同义词。尽管如此，正如“启蒙辩证法”这种命题所喻示的那样，现代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反思已经开始。陈舒劼从晚清迄今的科幻文学史之中察觉一个愈来愈明显的倾向：科学技术带来的那种乐观、自信以及启蒙的激情逐渐衰减，同时，悲观、科学技术的负面意义以及理性的限度、科学认识的相对主义立场正在潜滋暗长。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期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还保留着积极明亮、快乐舒适的气息，那么，80年代或许是一个分水岭——陈舒劼曾经借助一个特殊问题的考察描述了80年代前后的转折：科幻小说与科普知识的关系。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气氛之中，文学、科学技术和科普知识共同活跃在相似的文化频道。唤醒民心与开启民智几乎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幻文学对于科普知识的重视以及“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始终维持二者的紧密关系；70年代末期的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激情再度巩固了传统的联盟。然而，80年代之后，这些故事不再续写。作为科学文化的组成部分，科普知识从未停止；然而，科幻文学丧失了昔日的热心。科幻文学与科普知识开始脱钩。
80年代中期汹涌的经济大潮严重削弱了科学技术的地位——除了外部的社会文化原因，陈舒劼同时意识到另一些深层的理论困惑。例如，没有一种科学解释始终正确，相对主义的解构观念不断地漫延；同时，科学无法“就人类的价值观或生存的意义总结出任何东西”，换言之，“启蒙理性尚未填补放逐神后留下的空白，自己对理性近乎极致的推崇和乐观就招来了后现代主义汹涌的反击”⑦。文学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易感门类，科幻小说普遍开始放弃对于科学技术的强烈好感，换上一副忧郁的神情。陈舒劼指出，《三体》之中许多冬眠者醒来之后发现，他们并未抵达预设的位置。科学的理性设计尴尬地落空，科学技术并未如愿地超越遍布历史的偶然与随机。尽管拥有宇宙飞船等种种尖端设备，可是，重返的主人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不明所以的地带——这种理性失误是“科幻想象中的现代进步意识的内在矛盾”⑧。另一些科幻小说之中的负面情绪更为极端，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甚至被视为种种“恶托邦”的罪魁祸首，例如韩松的一系列科幻小说。
▲刘慈欣：《三体》，重庆出版社，2008
“乌托邦”还是“恶托邦”？科学技术制造幸福美满的发达社会，还是将世界带入光怪陆离的废墟？陈舒劼显然不愿意草率加入乐观或者悲观的阵营，而是力图将科幻小说提出的问题带入历史纵深。因此，我想再度提到陈舒劼的《“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刘慈欣的《三体》之中出现一段情节：“长老”向“歌者”转交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二向箔”，“歌者”用“二向箔”轻松地抹去了整个太阳系。这是高级文明对于低级文明降维打击，后者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然而，陈舒劼从上述情节引申出一个普遍忽略的问题：“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三体》之中的描写表明，“长老”与“歌者”置身的社会科学技术超常发达，同时，社会成员之间等级森严，布满了监控网络，“有权者能进入下级的思想并任意改变其状态”；为生存而战是社会成员唯一的生活目标，没有爱，没有美，也没有彼此尊重，如此等等。陈舒劼对于这种情节的质疑是：如此专制的社会可能产生如此发达的科学技术吗？两种社会图景的不相称犹如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奴隶社会研制出先进的核武器一样。对于科幻小说而言，“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情节设置依据，尽管许多作家甚至没有明确意识到。
然而，刘慈欣事先业已备好了答辩辞。在他看来，社会形态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足够强大的弹性。换言之，相对落后的社会形态仍然可能拥有相对发达的科学技术。在我看来，这或许并非最佳辩解路径——事实上，只要持续放大“长老”“歌者”“二向箔”代表的文明与太阳系文明的差距，任何毁灭都可以成为轻松的必然。奴隶社会仅仅处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水平，可是，对付一窝蚂蚁的时候，一壶水就够了。对于许多作家说来，想象一种高高在上的强大势力“完虐”蝼蚁般的生灵是否隐含某种秘密的快感？——哪怕“长老”“歌者”之类多半被科幻小说设置为可恶的反面势力。
陈舒劼承认刘慈欣所说的“弹性”，他试图按照“正常历史”的知识、逻辑展开更为严谨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人类历史上的奴隶能使用核武器”的结论隐藏的内在荒谬。文学想象仿佛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然而，某些历史常识或者意识形态的边界仍然隐蔽地划出了不可逾越的范围。想象项羽、刘邦大战无人机或者诸葛亮操控互联网肯定令人不适。尽管如此，我更为感兴趣的毋宁是这种论辩设置的宏观前提：社会形态与科学技术的正向联系。二者的相互依存显示出双重意味深长的联动：首先，良好的社会形态是科学技术昌盛发达的必要条件，无论是提供独创必须享有的空间还是公允完整的评判、推广体系；其次，恶劣的社会形态必将制约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无形地削弱科学技术助纣为虐的能力。置身于动荡不安的历史段落，这种观点多少令人安慰。
相对于科学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不懈重塑，科幻小说似乎更乐于以宇宙为背景虚构各种宏大的冲突，譬如星球之间不同类型的文明对决。这时，地球之外的巨大压力迫使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如果说，地球内部的民族、国家或者宗教、阶级、阶层曾经成为形形色色共同体的纲领，那么，进入浩瀚的宇宙文明圈，人类只能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另一些星球的文明。人类能否以“自由联合体”的身份组织起来？陈舒劼对于一批科幻小说的解读似乎有些暧昧犹疑。首先必须指出，科幻小说提供的巨幅图景通常以牺牲个别人物的复杂性格为代价。仰望星空考虑地球命运的时候，微妙的眼神或者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过于琐碎，《红楼梦》大观园内部隐藏各种机锋的钩心斗角根本摆不上台面。然而，科幻小说的忽略不计并非真正的消失。更多的文学作品证明，人物的复杂性格往往深刻地渗透于各种共同体的组织——考虑共同体组织这种主题的时候，《哈姆雷特》或者《红楼梦》的价值丝毫没有下降。或许可以说得更坦率一些：科幻小说并不擅长按照人物性格、社会关系、共同体组织这种逻辑构思情节，人物性格的扁平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倾向几乎是这个文类与生俱来的缺陷——“时空折叠”或者“冬眠”毋宁是作为另辟蹊径的修辞策略完成情节。面对种种粗线条图景与轮廓，陈舒劼没有找到拥有足够理论含量的话题。
▲南帆：《南帆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开始陆续出版
如果说，科幻小说极大扩展了空间尺度——只有科幻小说热衷于将宇宙作为驰骋的场域，那么，主体并未缺席。作为科幻小说的奇特探索，主体时常栖身于特殊形式：怪物。“变异的恐龙、凶残的巨鲨、复活的僵尸、狰狞的外星生物、蠢蠢欲动的机器人、融合人机的‘赛博格’，这些科学和幻想共同养育的怪物”远远不限于主体，但是，再也没有什么现象比主体发生的异动更为诡异了。陈舒劼《“他者”的挑战——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怪物想象》将这些怪物称之为“他者”。这些怪物没有深邃的意识，没有高尚的情操和道德信念；许多时候，他们更像某种外在于人类的“客体”。然而，如果察觉到许多怪物是一种“脑状存在”，即意识的奇异物质化，这时，传统意义上主体与客体的边界可能失效。现实主义文学的人物性格从未逾越传统的主体范畴，多维的人物性格是与复杂的历史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很大程度上来自后者的塑造；科幻小说的情节往往是科学技术的单维突破，人物身体形态的外在改变乃是这种突破的产物。陈舒劼的表述显示了足够的敏感：科学技术带来了“主体意识的危机”。正如陈舒劼所分析的那样，科幻小说的怪物形象产生了两组感觉：“恐惧感和崇高感”。很长一段时间，“进步”始终是一个正面词汇，可是，现今这种怀疑愈来愈明显：科学技术是不是必定将人类引向一个祥和的高地——主体将会以什么面目出现？
《“他者”的挑战——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怪物想象》一文即将结束的时候写下一句有趣的话：“怪物拥有无限的可能。”人类在怪物制造者与怪物后裔两种角色之中交替。没有理由固守“僵化的人的边界”，因为这个边界已经被历史反复挪移。很大程度上，这种观念包含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中积极的那一面。扬弃形而上学而投入历史，并且在“无限的可能”之中力争最好的可能，这是主体所能拥有的希望。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也适合认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始终是双刃剑，重要的是掌握的智慧。诸多科幻小说是否秉持这种立场？陈舒劼的修辞分析引申出了种种富于历史意义的结论。
（南帆，福建省社会科学院）
【注释】
①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5页。
②陈舒劼：《“硬科幻”：内涵的游移与认同的犹疑》，《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③④陈舒劼：《想象的折叠与界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文艺研究》2016年第4期。
⑤⑧陈舒劼：《冬眠者何以醒来？——“三体”系列中的科幻小说未来想象机制》，《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
⑥陈舒劼：《“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⑦陈舒劼：《知识普及、意义斗争与思想实验——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科普叙述》，《东南学术》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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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舒劼印象记
文 | 李松睿
作为一名学术期刊的编辑，每天处理的常规工作之一，就是阅读编辑部所收到的自然来稿。通常情况下，我每个工作日大概要阅读三四篇自己分管领域的稿件。虽然并不是每篇论文都需要细致阅读才能判断其学术价值，很多时候也可以依靠外审专家的帮助对稿件质量进行评估，但长年累月如机器一般阅读无穷无尽的论文，还是免不了让人时不时产生出职业性的倦怠。毕竟，在当下“我发表故我存在”的学术生态里，毕业、考核、结项、职称、评奖乃至参加学术会议等一系列压力或诱惑，让很多学者不得不匆匆忙忙地“制造”出一篇又一篇论文。有些时候，并不是灵感的勃发或学术表达的冲动促使研究者动笔写作，而是发表的压力逼着学者们在书桌前奋笔疾书。这就使得很多论文虽然观点明晰、材料扎实、引证丰富、逻辑严密、注释详尽，却往往语言板滞，看不出作者鲜明的个性和独具特色的问题意识。翻检这样的自然来稿多了，有些时候会让编辑觉得自己的工作简直称得上是沙里淘金。因此，偶然间在众多自然来稿中发现一篇令人兴奋的好文章，是期刊编辑职业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与舒劼兄的相识，正是源自那样一个幸福的时刻。
记得大概是2015年某个夏日的午后，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李香云老师分配给我一摞自然来稿，我对其进行简单登记后就开始学习这批稿件。在阅读过程中，一篇名为《想象的折叠与界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的论文和一个陌生的名字“陈舒劼”出现在眼前。最初，我只是按照往常的工作习惯，迅速浏览了文章的标题、摘要以及结语等内容。不过一旦开始阅读正文，仅仅读了两三个自然段，我就发现这位作者的文字极为流畅，读来有节奏感，行文带有个人风格，字里行间蕴藏着强烈的吸引力抓住读者继续阅读，本来有点儿昏昏欲睡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我突然意识到，手中的这篇文章或许是一篇值得格外关注的自然来稿。接下来，把文章认真读过一遍后，整个下午持续工作的疲惫感都消失了，只为发现了一篇好文章而异常兴奋。这篇论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科幻文学的叙述方式做了极富创见的概括，并有力地分析了创作中存在的弊病及其背后的社会根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篇综论性质的文章虽然并不涉及对具体作品的讨论，但出于论证的需要，仍列举了大量科幻作品，而且每提及一部作品，只用寥寥数语就能干净利落地勾勒出小说的创作特色和思想倾向，显示出作者对科幻创作现场的熟稔和文本分析的功力。我当即给舒劼写邮件，沟通进一步打磨、修改等事宜。这篇文章后来也得到编辑部同人的一致认可，顺利通过二审、三审，最终在2016年4月正式发表。由此，我和舒劼建立了非常愉快的合作关系，又陆续编发了他的论文《痛苦比赛、报应期待与认知风险——近十年来“青年理想”主题的文学叙述》《“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以及《“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
▲陈舒劼：《意义的旋涡：当代文学认同叙述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
阅读舒劼的文章，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特点。首先是他能够将复杂、深刻的理论思考凝练为某个贴切、生动的意象。例如，在《“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一文中，舒劼提出的核心观点是：科幻文学创作存在着一个重要征候，即科幻小说家对未来科技的描绘极富想象力和前瞻性，但对社会形态的想象却颇为保守，往往不超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种有限的政治模式。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话题，他从刘慈欣的长篇小说《三体》中，提炼出“长老的二向箔”①这个意象。于是，由能够对整个太阳系实施降维打击的“二向箔”所表征的未来科技，和由“长老”所代表的原始部落制社会形态，就在同一意象中被整合起来，贴切、形象地说明了整篇文章的主题。今天，很多探讨文学问题的论文都因为过分理论化，有时会显得僵化、生硬，甚至面貌可憎。而舒劼的论文却能够用带有文学性的笔法、意象分析理论问题，自然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是舒劼论述语言的风格平和、谦逊，不会在文章中直接评判作品的高下，但文字背后总是隐藏着他坚定的立场和态度。例如，在《痛苦比赛、报应期待与认知风险——近十年来“青年理想”主题的文学叙述》一文中，舒劼通过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批评当代中国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如果得志者都成了不正当的获利者，如果他人帮助下的收获反成了道德指责的缘由，如果像涂自强经历的那样，所有的善都是个体性的，所有的恶与不幸背面都隐藏着鲜明的社会性因素，那么叙事的道德冲动与偏激也就不言而喻。……将所有责任都压在个体之外的叙述，多少有这样的嫌疑：所在意的并非利益分配格局的公正性结构改革，而只是在意自己能否在新的变革中获益。”②在这里，克制、平和的理论化语言与字里行间潜藏着的批评态度，形成巨大的反差，让整个论述产生出反讽效果，使读者忍不住停下来再三玩味，琢磨作者的深意。记得有一次编辑部讨论杂志上的好文章，一位同事谈到《“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这篇文章时，忽然来了一句：“我猜陈舒劼这人可能有点儿‘蔫坏’，有些地方他表面上这么写，但他想的可能是另外一回事！”这位同事所说的“蔫坏”当然没有贬义，她的那种阅读感受，或许就来自舒劼文章中所蕴藏的那种独特的反讽意味。
▲李松睿：《时代的面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自从与舒劼相识以来，通过邮件、微信有过无数次沟通，可惜一南一北相距甚远，回忆起来，似乎只有两次见面深聊过。第一次是舒劼来北京到中央党校参加培训，正好我家离中央党校不远，对这位优秀作者又神交已久，听说后赶紧联系请他吃饭；第二次是几年之后我到福州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他听到消息后，和几个朋友一起到酒店房间找我聊天。两次见面都匆匆忙忙，我作为轻度“社恐症”患者也有些不善言辞，交流不够深入，但舒劼本人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谓“文如其人”，用在他身上非常妥帖。他有着南方人的瘦削、干练，说话不徐不疾，语调温和，有着热情、真挚的眼神，特别是眉宇之间，透着一股认真劲儿，果然是做学问的好材料！幸亏有这两次见面，我才了解了舒劼的求学经历、师承以及兴趣爱好，让我在文字之外，对他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让人颇为感慨的是，第一次见面时，舒劼看上去很年轻，交谈时的神态也显得很轻松，而第二次见面时，他的头发比起几年前竟然白了不少，整个人的状态有些紧张，似乎有很多工作等着他去做，让我有些暗自吃惊。我猜测，在北京参加培训之后，组织上可能给舒劼安排了更多的事务性工作，他又是个特别认真、办事周到的人，自然会有些疲惫。好在，尽管工作很辛苦，但他非常勤奋，从来没有放松对学术的追求。与他相识后的这些年，总能在各类报刊上，拜读、学习他的宏文，更是不断听到他的好消息：荣获第九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栏目影响深远，堪称名刊上的名栏，几代优秀的批评家都通过这个栏目成长起来。舒劼告诉我他入选“今日批评家”栏目，并邀请我为他写一篇印象记，我由衷地为他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认可感到高兴。相信以舒劼的才华和勤奋，一定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李松睿，中国艺术研究院）
【注释】
①陈舒劼：《“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②陈舒劼：《痛苦比赛、报应期待与认知风险——近十年来“青年理想”主题的文学叙述》，《文艺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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