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文东 / 一行 | 关于张光昕
《南方文坛》
2023年第3期
敬文东 | 话说张光昕
一 行 | 批评意识与心灵书写：张光昕诗学批评读札
话说张光昕
文 | 敬文东
张光昕本科阶段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按照这个专业的运行逻辑，他本该进入更费机心、更有前途的行业，而不是到高等学府先当青椒，再当老牛，干起了和文学有关的舌耕买卖。据他回忆，大二第二学期（时在2004年春），他的政治学专业的某位同学选修了一门名叫“新诗研究”的全校公选课。临上第一次课时，这位同学突然去不了课堂，就请一贯乐于助人的张光昕同学——何况他还是班长——前往“新诗研究”课堂，如果授课老师点名（此人当然从不点名），他可以冒充那位不到场的同学答一声“到”。话说这位老师用椒盐普通话朗读了几句柏桦的名作，顿时击中了前来答“到”的张光昕同学。他认为，这就是他后来放弃政治学转而落草文学专业，研究新诗，直至成为现代诗学学者的直接起因。
2010年5月，张光昕完成了名为《昌耀诗歌文本气质研究》的硕士论文，篇幅超过了十万字，远超硕士论文应有的规模和体量。答辩委员会主席黄凤显（曾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先生称赞说，这篇论文可以直接申请参加博士学位答辩。在答辩结束举办的酒局上，黄先生不止一次这样说起过。我看见张光昕既羞涩又兴奋的神情，很为他高兴。这篇硕士论文先在台湾的秀威书局出了正体字版，后来成为中国大陆版《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的主要底本。昌耀是我特别欣赏的中国诗人，我对昌耀研究的现状一向很留心；就我所见，张光昕的硕士论文——当然也包括《昌耀论》——迄今为止，或许依然是目前这个领域内的最佳之作。记得有一年秋天，我曾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的学员们就昌耀的诗和人，有过一次很愉快的研讨和问答。有学员问：既然您对昌耀评价那么高，为什么不写写文章呢？我只好回答：我如果现在写文章谈昌耀，肯定写不过张光昕，那又何必写呢？实际上，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就昌耀写过哪怕一个字。
硕士论文完成后，张光昕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断断续续进行修改和增补。就我所知，他的修订工作进展艰难，但极富成效。说艰难，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都从没有将昌耀仅仅当作诗学个案，更不会把昌耀处理成一个封闭、自足的诗学空间。说极富成效，这是因为打一开始，他就将昌耀置于整个新诗史甚至中西诗歌史的大框架中，进行整体的透视和考察。这正应了诺思罗普·弗莱的主张：你要想理解一个诗人的某一行诗，你需要读完这个诗人的全部作品。因此，张光昕从昌耀出发，却能得出超越于昌耀之上的诗学成果，并在现代诗学自身的层面上丰富了现代诗学理论。这一结果的确令人振奋。顺便说一句，张光昕在昌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却因为这个时代过于粗疏的阅读被轻易地忽略了；而他享受的，似乎正是一个理论原创者在中国本该享受的待遇，虽然这种现状令人寒心和不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研究方法和学术决心对于一个学术新手来说，显然是艰难有加的；他一旦越过了这一难关，必定会有脱胎换骨之感，也从此有了一览众山小的眼界。张光昕其后的学术之路，证明和坐实了这个素朴的结论。
做博士论文时，张光昕选择了一个更为艰难的题目：新诗如何处理物？或者说：客观之物如何被新诗所表达？这种表达的机制是什么？这样的机制在何种程度上让新诗具有何等程度的现代性？新诗现代性的指标究竟是什么？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列问题，在在都是现代汉语诗学研究中的“硬菜”，既充满诱惑力，令人食指大动；也让它的研究者（或品尝者）瞠目结舌，不禁心生怯意。张光昕很勇敢地对这些题目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提出过一揽子有效的解决方案。不得不说，这个题目有似于诗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它涉及现代世界的物体系的构成、物体系中暗含的等级制度，还涉及现代汉语在其骨殖深处自带的观物本性，更涉及现代汉语充满自身特色的意向性。现代汉语看见物和古代汉语看见物，绝不是同一回事，虽然从表面上说，它们都不过是看见了客观之物而已。欧阳江河诗曰：
一片响声之后，汉字变得简单。
掉下了一些胳膊，腿，眼睛，
但语言依然在行走，伸出，以及看见。
那样一种神秘养育了饥饿……
（欧阳江河：《汉英之间》）
但神秘和饥饿在更大的程度上，仅属于现代汉语。理由很简单：古代汉语只需看见物——而且是农耕时代的物——就行了；古诗只需要把它看见的写下来，就算情景交融，就算完成了任务，就算了却了作诗者彼时彼刻之心志。现代汉语不仅看见了现代之物，窥见了物体系中的等级秩序，还看见自己正在看见现代之物，两个看见不偏不倚，正好发生在同一时刻。现代汉语永远孜孜不倦地饕餮于物，永远处于因匮乏而来的饥饿之中——这饥饿是神秘的。但张光昕的关键问题是：现代汉语这种既监督自己看见而又看见自己看见了万物的应物方式，又在以怎样或复杂或直接的机制构造新诗呢？如何让新诗迥异于古诗而自带现代性？这是张光昕的博士论文急需解决的问题。我至今还记得他在构造博士论文时的紧张、焦虑和兴奋。从目前来看，他还只能说是尝试性给出了初步的解答，就像陈景润完美地论证了“1+2”；但要想完全、彻底解决哥德巴赫猜想，仍有一些重要并且复杂、难缠的问题，需要一个紧接一个被荡平、被放倒。但现代汉语诗学研究需要的，正是这种有难度、有挑战性的题目。啃完这样的硬骨头，就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诗学研究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又进入了一方新天地。
有了这样的学术训练，让张光昕在做具体的诗歌批评时，总能从大视野出发，总是能够窥察到普通研究者很难窥察到的一个紧接着一个有意味的诗学细节；那些细节不仅总能被他尽收眼底，而且在他的大视野中纤毫毕见，几乎自动显露了它们全部的诗学意义。张光昕那篇《停顿研究——以臧棣为例，探测一种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中国现代文研究丛刊》2016年第12期）的长文，便是这种研究方式结出的诸多果实中，也许还不具有多少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但这篇文章已经能够说明此处想要说明的问题了。看起来，张光昕很早就掌握了将英镑化为便士，同时又从不失却英镑尺度的思维方式；他的每一个段落，几乎都有着英镑和便士之间的不断转换，甚或再三转换。这不仅让他的思维在原始样态上呈巴洛克风格，而且让他文字表达崎岖灵动。一般而言，这种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它的犀利、尖锐、坚定和高效率，有一种“废什么话”的内在腔调和音势，直奔主题和目标而去。在诗人钟鸣看来，音势是先于语言的，它分散在某些幸运者的个人气质和器官里；对这些幸运的写作者来说，音势一贯如一，即使偶尔被蒙蔽，但绝不会消失。这似乎意味着：化整（英镑）为零（便士）后，必须以观察零的方式去完成在现代诗学整体上急需要完成的任务。但这一能力，却又悖论性意味着深入、艰苦的学习。臧棣诗作中看似不起眼的某个特征（比如，作为便士的停顿），在作为整体的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此为英镑）看来，值得深入研究、精确辨析。因为从现象学的角度观察，停顿本身就很有可能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意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意向结构；分析它的内在纹理和内部机制，极有可能为现代汉语诗学理论贡献新的视界。而有没有这样的新视界，对于新诗理论来说，并非无足轻重之事。事实上，正是依靠这种筚路蓝缕的倔强个性、锱铢必较的研究过程和进程，现代汉语诗学理论才逐步变得丰富、精确、锐利和复杂。
2004年春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那时的北京，尚不知雾霾究竟为何物，甚至连雾霾这个奇怪的字词都未曾听说过。即使没有张光昕写于2016年的那篇回忆性的名文（亦即《批评与西门》），我也从来不会忘记那个遥远的春天，和现在比起来，那时的我们多么年轻。我就是《批评与西门》里，被提到的那个口吐椒盐普通话的人。在那个春天，我当然不可能想到十八年后会草就这篇短文。但草就这样的短文确实让我欣喜，让我暗自惊叹命运的神奇，也在暗中感谢它的眷顾和垂青。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批评意识与心灵书写：张光昕诗学批评读札
文 | 一 行
第一次读到张光昕的批评，是在2013年秋天。我在网上搜集与诗人杨键相关的批评文献时，偶然在博客上发现了一篇《苦山水与千高原——〈哭庙〉读案》（简称《苦山水与千高原》）、署名“张光昕”的文章。一种久违的阅读快感袭来，仿佛文章中倾吐的“苦水”经过文体、修辞和语境的转换，变成了对读者来说的奇异享受。让我惊讶的，不只是这篇文章体现出的文本解读的才华和敏感，甚至也不只是其文体、笔法的奇特（它的开头更像一篇小说）和进行理论嫁接时的狂野想象力（将杨键的“苦山水”与德勒兹&加塔利的“千高原”连接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将杨键诗作移植到批评者自身的当下生活现实中，移植到阅读时正在居住和经过的那些充满烟火气息的胡同、巷陌、人群和站台之间，用自己的亲身经验与文本—作者的经验形成共情、相互交换处境并“赠予内心图像”。如光昕在文中所说：“阅读的过程，也是我与杨键相互吐露苦水的过程，也是我们相互赠送内心图像的过程，我要带着这本废墟之书重返地面。”①这是一种“批评意识”的显现，它与乔治·布莱的如下段落形成了契合、映照：
阅读行为（这是一切真正的批评思维的归宿）意味着两个意识的结合，即读者的意识和作者的意识的结合。……（真正的批评家）他们都力图再次亲身地体验和思考别人已经体验过的经验和思考过的观念。②
在乔治·布莱笔下的斯达尔夫人、波德莱尔那里，“批评总是显示出它与分析对象之间的内在的同一，既没有虚伪，也没有保留，它成为它所意识到的那些人的兄弟、同类”③。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参与：“对于客观作品的外在判断被一种参与——参与这部作品所披露和传达的纯主观的运动——所取代，这种参与并不是在作品中被淹没，而是作品在作品之外的重新开始。某种额外的东西出现了，这种东西若没有批评家的介入也许不会被察觉，它之被察觉，只是因为远处有批评家的回声。”④现在想来，我初次读到《苦山水与千高原》时的惊艳感，除了其文体形式带来的快感之外，还因为其中有我真正关心的东西：一种将文本重新带回到世界和生活中的努力，一种试图让文本“显露内在心迹”的渴望。正是这种努力和渴望，使得批评不再只是旁观性的分析和评判，而是成为自我回忆和自我探索的一部分——在《苦山水与千高原》中，是杨键诗作中的哀悼与回忆变成了批评者自身的哀悼与回忆。
▲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013年12月，因为共同参与李森诗集《屋宇》研讨会的机缘，我在云南腾冲见到了张光昕。他的与会文章为《缪斯四姐妹——李森诗歌的话语类型勘探》（简称《缪斯四姐妹》）⑤。在会议论文集中，这也是最为独特的一篇奇文：它从拉康的话语理论出发，将李森诗歌中出现的四种话语类型（“创世纪话语”“荷马话语”“但丁话语”“荷尔德林话语”）进行了精神分析，认为它们构成了李森诗歌中呼唤“缪斯妹妹”的四种方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将拉康的理论模型完整、恰当地运用于中国当代诗歌的细读批评之中，它构成了一种方法论的演示：这一方法其实也可以运用于对海子等当代诗人的分析之中，因为许多诗人的作品中都包含着类似的“分裂主体”的想象（如海子诗中的“十个海子”）。《缪斯四姐妹》一文展示了光昕将当代理论恰当“配置”到诗歌批评之中的能力：如果说《苦山水与千高原》对杨键诗作与德勒兹理论的嫁接仍然略显生硬，那么《缪斯四姐妹》在理论模型和诗歌文本的契合方面做得几乎看不到接缝的存在。这是批评者的概念图式与文本中的意识经验发生高度匹配并趋于融合时的迹象。它要求批评者具有某种外科手术般的精准目力和高超技巧。在这次会议上，我也了解到光昕原来是敬文东先生的高足——难怪他的文体、语式、批评角度和引文嵌入方式都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和之感。这次见面之后，更进一步的阅读让我再次确认了我的判断：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张光昕是最能体现出“批评意识”的内在深度和综合性的诗歌批评家之一。
乔治·布莱所说的“批评意识”，作为读者意识与作者意识的融合，体现为一种“让出位置”的阅读方式。它并不将作品当成分析对象，而是当成拥有生命和意识的“另一个主体”并认同它，使“作品在我身上体验着自己”甚至替代“我”的意识。这样的“批评意识”具有自身的变异空间和各种风格、类型的丰富性（如巴什拉、布朗肖和让·里夏尔这几位批评家就很不相同）。从批评谱系来说，布莱谈到的这些批评家大多属于广义的“现象学批评”阵营，它特别注重对文本中包含的“主体”意识经验的直观和描述。“现象学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高阶的“心理学批评”（用具有先验意味的意识分析，取代了大多数“心理学批评”中的经验心理学观察）。但是，对今天的批评现场来说，“现象学批评”在方法论上已经不够充分了。单纯的“认同”或“读者意识与作者意识的融合”，并不能成为“批评意识”的全部：“文本”的语言形式无法完全还原为“主体”意识经验的产物，而是有着相对独立的内在诗学逻辑；“文本”和“作者”相对于“我”而言的他者性，也不可能完全消融在“认同”之中，批评家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他者性”；同时，“文本”中可能包含着某些症候，显示出深层的精神分裂和自欺，并与文本外部的历史情势和社会世界的结构性状况紧密相关，因而需要得到批判性的清理和对待。这就要求在“现象学批评”之外，同时引入“形式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历史学批评”“社会学批评”等方法和视角。今天的批评家必须具有更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更多元的诗学视点，他/她必须进行一种方法论的综合，从个体问题意识的切口进入文本，透过多重视角去理解文本及文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当代意义上的“批评意识”需要在认同与批判、主体与结构、文本与世界之间保持必要的精神张力，它是批评奠立于其上的诸种意识（语言形式意识、现象学意识、精神分析意识、历史意识、社会学意识和文体意识）的汇集。用夏尔·杜波斯的话来说，批评家的意识应该仅仅只是一个“场所”或“容器”，各种来源、方向的“精神之流从那里经过和穿越”⑥。
▲张光昕：《补饮之书》，漓江出版社，2018
张光昕最初从其师敬文东先生那里获得了这种综合性的批评意识，但经过了个体性的转换、调整和更新。敬文东的批评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视角的多样性和以之切入文本时形成的繁复切面。在笼罩性的文体意识和强劲语势、复合修辞的加持下，众多的理论视角和引文被汇聚为一条蜿蜒曲折、千回百转却越来越壮大的话语河流，让人震惊于其气势和深度。它将“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方法统一了起来，且极其强调“批评本身是一种创作”。在诗学文集《补饮之书》⑦的篇章中，张光昕演示了他从师门学到和掌握的众多批评方法，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方法写出“漂亮的批评文章”（而不是味同嚼蜡的“学报体论文”）。“上辑”中的篇章大多具有社会学、文化研究和私人回忆的性质，侧重于突出批评所要面对的“文本与世界的关联”：《青年诗人怎样看电视》是一篇趣味盎然的“诗人社会学”分析，可划入“文化研究”之中，但其间又包含着对个人成长史的追忆；《批评与西门》叙述了“民大批评学派”（今天一般称为“敬门”）的交往圈轶事，可堪作为一段诗歌批评史的原始材料；《我讨厌批评》则是更典型的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诗学反思的例子，其中以鲍曼的“液体现代性”视角对“微博时代”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展开了切身思考，对“碎语—噪声—歌唱”的三元关系的提示尤其精彩。“下辑”则是对诗人的专论和细读，侧重于寻索“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并在其中为诗人定位；从方法上说，这些专论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形式分析和现象学分析。从每篇文章的标题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光昕的文体抱负和诗学敏感性，每一个标题都似乎是一首诗的标题，如《疏排中的光晕》《玉梯的曲直》《姐姐》《挽歌与新雪》《微器三叠》《文心雕云》《引力波上的蜉蝣》……
▲张光昕：《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
批评意识的成熟，主要显示于批评家方法运用的纯熟度，以及批评视角与文本经验的匹配度方面。光昕的专著《昌耀论》⑧是他试图融合众多批评方法，朝一种更辽阔、综合的批评意识进展的代表性作品。这部著作一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诗歌批评中常见的“历史考证+传记叙事+作品的传记学还原”的“诗人评传模式”，采用了真正意义上的诗学方法对昌耀的作品—精神进行理解和阐发。“诗人评传”以及许多中国新诗批评论文貌似进行了历史学性质的语境还原，但它们几乎都称不上艾略特意义上的“历史学批评”，因为其中只有“历史学”却没有“批评”，它们将文学研究变成了纯粹的史料整理和传记叙事工作。批评家的历史意识，首先是对文学传统和文学正典的认识，其次是对作者的创作活动构成的精神史（“心灵史”）的认知，然后是对文本的历史处境与批评者的历史处境之间关系的意识。就此而言，《昌耀论》并不缺乏“历史意识”，但其呈现方式却是纯然诗学的（甚至是诗性的）。《昌耀论》将昌耀四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历程按照“元素诗学”的逻辑，分成四个部类：水部（1955—1967年）、土部（1978—1984年）、火部（1985—1993年）和气部（1994—2000年）。光昕认为：“在昌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每一个自成风气的写作时段都隐约呈现出由一种元素或法则占主导地位的本体气质，并且每个时期的主导气质也是相互渗透，并非孤立存在。”⑨这一分期框架显然借鉴了巴什拉的“物质想象”诗学，但并非对巴什拉思想的沿袭和套用。且不论“元素诗学”有其古老渊源（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元素论，中国古典的气论和五行论），光昕对昌耀“物质想象”的探究方式，也超出了巴什拉诗学的广义现象学范式。从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来看，其分析方法和诗学模型的其他来源主要有本雅明、拉康、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巴塔耶、萨义德和帕斯。其中，本雅明作为批评典范，其精神气质（“土星”“废墟”和“寓言”）和文体意识（“用引文构成一本书”）统领着整部《昌耀论》。“导言”的正文以桑塔格对本雅明“土星气质”的论述开始，并以此引到对昌耀“噩梦”体验的描述上来，可以看出本雅明在光昕这里扮演的“引导者”角色（光昕另一本诗学文集《补饮之书》的开篇《打开我的藏书》也是对本雅明著名短文的致敬）。拉康式的精神分析主导了《昌耀论》第一章“水和欲望的五重根”；福柯和巴什拉的空间学说主导了第二章“建筑师的空间语法”；巴塔耶和帕斯主导了第三章“火的意志及其衰变”；萨义德的“晚期风格论”、德勒兹&加塔利的“千高原”和“游牧思想”则主导了第四章“游吟之气：词的跃迁史”。《昌耀论》对这些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并不只是一种“挪用”和“移植”，而是在昌耀的文本语境中将它们转换为一些中观的理论模型并将其运用于微观的文本细节之中，对这些理论模型进行了独特命名（诸如“慢：圣恋”“镜：自恋”“浪：血恋”这些诗意命名）和进一步的发明。我们不能将书中引用的理论和方法仅仅当成“工具箱”中随手取用的众多“工具”，从《昌耀论》的行文气息和思考脉络来看，所有这些思想家的学说都经过了一道熔化、液化的工序，与所要探究的昌耀文本进行了深度的混合、重组和重铸。试读如下段落：
或许是对“永恒回归”的模仿，血液居住在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里面，诗人的写作也同样受命于一个循环机制。在必要的时刻，诗人之血的物质性一极又开始调转方向，缔造一个回归神圣的梦想。这种折回也即意味着对血气的消解，属灵语言逐渐苏醒，并支援对圣恋的复辟。波浪式的修辞方式为实现这种虚幻的机制开启了的通道，既保持了血气在人体和语言内部通行畅达，同时也接纳从乌托邦世界涌入的光芒。犹如雄牛情结和羔羊情结共存于昌耀作品的深层创造心理当中，属灵和属血气的语言也同时占据着诗人波浪式修辞的波峰和波谷。⑩
在这段话中，精神分析的“情结”意象与“属血气—属灵”的神学模型混在一起，形成了对昌耀早期诗歌的话语方式、意象选择和修辞策略的综合分析。“血”或“水”的精神分析并非从外部直接套在昌耀的诗作上，而是经过了一条血管式的通道被缓慢注入文本之中，并与文本逐渐同化（虽然最初肯定会有“排异反应”）。这是一切非暴力的批评和阐释的前提条件。尽管光昕对昌耀的解读并非完全没有“强行阐释”或“过度阐释”的痕迹，但从《昌耀论》的整体气脉来看，他对昌耀诗歌精神的定位和把握是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这种精神上的认同和融合，使得他基本保持了批评的综合性和恰当性之间的平衡。
在光昕的批评文章中，有两篇非常特殊，一篇是《停顿研究——以臧棣为例，探测一种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简称《停顿研究》），另一篇是《物与吻的共通体——一个解构主义文本》（简称《物与吻的共通体》）。与《昌耀论》和《补饮之书》主要展现了他对众多既有批评方法和理论模式的运用不同，这两篇文章显示出了更大的批评抱负——在批评写作中进行真正原创的理论发明。对“批评的原创性”的追求，是这两篇文章的内在动力。《停顿研究》从对臧棣诗作细部的“停顿”现象的征候分析、厚描和解剖出发，借助巴赫金诗学中的“对话”概念的跳板，试图跃向一种新颖的“停顿”诗学，它是由“外我—外你—内我—内你”四元构成的交叉对话关系组成的分析模型。由此，光昕得出了“我—你”对话关系展开时的四种基本可能性，而它们分别对应着诗歌语言的某种类型的节奏和语调：“（1）当‘外我’对话‘外你’时，产生‘外节奏’。（2）当‘外我’对话‘内你’时，产生‘内节奏’。（3）当‘内我’对话‘外你’时，产生‘外语调’。（4）当‘内我’对话‘内你’时，产生‘内语调’。”⑪但光昕并不认为臧棣诗中的“停顿”现象仅仅只是话语内部的结构和技术问题，相反，他试图将其与话语外部的世界和历史处境关联起来，并认为其中暗含着一种“新的诗歌写作伦理”，而这也会导向一种批评伦理：“批评不应偏袒或冷落话语结构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它应当有能力揭示作者、主人公和读者之间‘神秘的友谊’，指引‘他们’学会彼此权衡、照料和对话。说到底，批评应当呈现‘内我’和‘外我’言说中多层次的微言大义，‘内我’‘外我’与‘内你’‘外你’之间微妙的对话，以及这一关系网络中微妙的引力和平衡关系。”⑫
▲哑石编《句法》，成都时代出版社，2018
在《缪斯四姐妹》《昌耀论》和《停顿研究》中，光昕已经显示出了他对由四个相关项形成的交叉图式结构或理论模型（其原型是拉康的“L图”）的偏好。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兴趣。《物与吻的共通体》虽然副标题为“一个解构主义文本”，但其实也运用了类似的四元交叉图式（四元分别是“物”“吻”“物之吻”和“吻之物”）。《物与吻的共通体》是将汉字“物”“吻”和“告”的字形、字义、词语组合方式的内在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文本，它最清晰地表现了光昕作为一位批评家的“思想激情”和“理论想象力”。这不只是实验性的批评文本，而且同时是理论文本和诗文本（诗就是对语言潜能的极致表现）。当我读到如下段落时，被其中由语言自身引发的“意义的逻辑”深深震动：
2.63 在告的共通体中，正极的“牛”与负极的“勿”在相互感应，物的共通体与吻的共通体在相互吸引。这是一场双向寻找活动。“美丽如同花园的女诗人们/相互热爱，坐在谷仓中/用一只嘴唇摘取另一只嘴唇”（海子《给萨福》）
2.631 吻进化为诗歌，物聚集为世界。吻是物的倒影，诗歌是世界的倒影。……
2.65 当物与吻相互被对方找到的一刻——如同在爱的共通体之中，男人找到他心爱的女人，女人找到她心爱的男人，一只嘴唇吻住另一只嘴唇——即吻合。⑬
如果读者熟悉德里达和南希这两位以“解构”闻名于世的法国当代思想家的著作，就会发现，“物与吻”之间的关系（“共通体”）的确是“解构”的绝佳例证。这无关于对“结构”的消解，而仅仅关涉到对“他者”的开放性。在德里达看来，诗是“记忆的经济”和“心之言说/书写”。“诗性，让我们说，会是你渴望学习的东西，只是你渴望从他者那里，向他者，得益于他者，通过口授，用心学习的东西……我把教授心、发明心的事物，称为一首诗：最终，它似乎是‘心’这个词的意思，是我在我的语言中，无法轻易地从词语本身中觉察的。”⑭这颗“心”并不封闭于内在性之中，相反，它通过一个开口朝他者言说或赠予，心的开口就是我们的嘴唇，就是“吻”和从“吻”进化而来的诗歌。诗歌中的词真切地触及物的那一瞬，也是“心”吻到“物”之上的时刻，这构成了“词—物—心”三者之间命定的联系。光昕在这篇神奇而令人感动的“用心”之作中，其实也向我们传达出这样一种讯息：批评，作为对诗的触知与同感，是对“诗”的吻，因而它构成了“吻之吻”，一种从诗而来的“心灵书写”。最终，批评是“文心雕云”，是“以心印心”、在“心”上进行刻写的活动：它是读者意识与作者意识的认同，但在认同中又深切地感到不可能性或他异性；它将文本与我们自身的个体生命记忆、与我们的当下处境进行连接，但又在一种恰当的历史距离中守护着文本的陌生性；它试图综合各种视角和方法对文本进行分析，但又意识到分析的限度和作品的神秘。无论是在对杨键、李森、昌耀、臧棣的评论中，还是在那些讨论“青年诗人如何看电视”、“液体现代性”的文化批评文章中，光昕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心”的在场。他也向我们表明，当代批评所具有的感受力、文体形态和理论想象力，是如何服务于“心之伦理”的。
（一行，云南大学哲学系）
【注释】
①张光昕：《苦山水与千高原——〈哭庙〉读案》，见豆瓣网址：https：//book.douban.com/review/6668089/.
②③④⑥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3、4、15、60页。
⑤此文刊于段炳昌、张柠主编《诗的还乡：从〈诗经〉到新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⑦张光昕：《补饮之书》，漓江出版社，2018。
⑧张光昕：《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
⑨⑩张光昕：《昌耀论》，作家出版社，2018，第27、60-61页。
⑪⑫张光昕：《停顿研究——以臧棣为例，探测一种当代汉诗写作的意识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2期。
⑬张光昕：《物与吻的共通体——一个解构主义文本》，载哑石编《句法》，成都时代出版社，2018，第298-299页。
⑭德里达：《什么是诗》，尉光吉译，见https：//www.douban.com/note/273079163/？_i=7559075rxXtO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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