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顾奕俊 |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期、审美嬗变与新时代走向
《南方文坛》
2023年第4期
何 平
顾奕俊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分期、审美嬗变与新时代走向
文 | 何 平 顾奕俊
联系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时代潮流、文学制度与批评范式的转向，1949年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逻辑起点。1950至1970年代，特定的作家作品、现象思潮、理论资源、组织机构、出版传播，引申出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以及相关文学批评从业者、参与者所作出的积极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文学批评领域在取得引人关注的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亟待回应的时代机遇与现实挑战。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未来展望，需要注意到怎样在承袭理论资源传统的前提下，有效构建匹配新时代本土化与时代性趋势的批评谱系、批评形式和批评话语，推动适应当前文学空间审美诉求且具有前瞻性的批评力量，明晰符合改革开放时代进入深化期的文艺目标。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演变历程，在1949年是重要的历史节点。外部社会结构的更替与内部批评范式的转换，使1949年理应被视作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形构与持续生长的逻辑起点。始于此，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内嵌的概念命名、特征结构、嬗变逻辑、历史脉络和现实意义等，被投置于一条赋予“当代性”特质的想象轨迹。但另一方面，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逻辑起点的思考，需要重新审视某些被当下文学史写作思维与表现形式所固化的认知观念、审美理想、价值立场，结合相应未曾得到充分勘探的史料细节来纠偏和矫正。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逻辑起点问题，也隐含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引发广泛关注与多角度讨论的事件线索。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初期的微妙新变，可以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场“论战”说起。1949年8月27日的《文汇报》刊登了冼群《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一文。该文的写作初衷是对陈白尘在此之前的观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人物，只能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出现，不能在作品中成为主角。这自然也意味着更不能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的作品了”[1]的反驳[2]。何其芳在对这场论争进行述评时，首先指出文艺作品“写谁”或“不写谁”，“不仅是题材问题，而且正是一个立场问题”，不过何其芳对“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论争的相应观点，也表露出捉摸不定的态度：“说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提出，是不对的，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说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虽说还可以写，但绝对不可以作为作品的主角，是不能说服人的，因此也并不能解决问题。说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可以写，并且也可以作为作品中的主角，不过应该少写，批判地写，也还是比较表面的回答，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天许多新解放区的作者所共有的这个疑问和困惑。”[3]尽管论战的根源始于相关新闻报道与论述者、传播者的误解、误读，且论争者的互动很多情况下并非基于同一“频道”。不过这个事件本身，也较为充分地说明了文学批评界对“特定人群”能否成为文艺作品的叙述主体这一设问（这也是当时展开文学批评工作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取舍依据）的敏感心理与焦虑感。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逻辑起点问题，牵扯到其时文学批评从业者以怎样的标准看待、区分和评判诸种文体形式的“人”与“人”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立场和情感态度。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社出版，1943
基于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4]，以及“延安讲话”指出“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整风运动”[5]，1930至1940年代中期接受中共中央领导或同中共中央保持密切关系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明确开展文艺工作的对象范畴、阶级立场、情感态度。随着中共中央在解放战争后期从西北向华北的战略转移，解放区革命根据地制定、执行的以“延安讲话”为精髓的文艺政策，也从对应某一具体区域的效应性转为辐射全国的尺度和规范。值得注意的是，如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之所以在1947年前后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很大程度上也植根于周扬、茅盾、陈荒煤等文艺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与1942年毛泽东“延安讲话”构成逻辑层面的匹配关系[6]。如此可见，不仅是当时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也应依托于“延安讲话”延伸的具体的政治准则，才能进一步确立批评话语的合法性、批评对象的正当性与批评资源的适用性。
1949年7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7月3日）、茅盾的《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的报告提纲》（7月3日）、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7月5日）、周恩来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7月6日）等会议报告，基本围绕“延安讲话”的主旨，突出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对于党和国家文艺政策的贯彻遵循。周扬所作的会议报告就重申，1942年“延安讲话”以来，解放区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以及工农兵群众富有创造力的文艺活动和旧剧改造几方面详细阐发“新的人民的文艺”[7]。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突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用意，其一是评估和总结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艺经验与实践成果；其二是在解读“延安讲话”内义的基础上，为新中国文艺道路的建设规划提供明确的方向，正是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真正开始当代文学的设计”[8]。
1940年代毛泽东“延安讲话”与对文艺工作者倡导的创作任务，接驳了其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非常时刻”所对应的时代任务，且在此之际促成批评观念的整合，并且确认文学批评的前景。而除此之外最为根本的目的是意在建立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的统一战线，是“团结”与“批评、教育和改造”[9]。但当延安时期“有经有权”[10]的“延安讲话”于1949年后被逐步确立为全国范围内须得到有效推广与施行的“标准”和“范式”，除去文艺领导层试图借此论证“延安讲话”在新中国文艺理论批评建设方面的逻辑自洽，持续确保文学批评的“整体性”框架与“纯洁性”共识，也要注意到，部分文艺决策者、文学批评工作者因未进行充分的语境考量与可行性判断，继而暴露出机械化、极端化的思维方式与批评实践。1950年代国内文艺界深受马列文艺理论浸染，主张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应贯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原则。不过，因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缺乏全面的辨析论证，以致不少文学批评工作者忽视或刻意回避了所体察的文学对象和文学空间那些被“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原则排斥在外的“非典型环境”“非典型人物”。但事实上，所谓的“非典型环境”“非典型人物”，同样是文学作品在审美、思想层面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被相关批评主体凭借单一标准而草率判定的“非典型环境”“非典型人物”，也许恰恰是另一种视阈统摄下的“典型环境”“典型人物”，诚如徐俊西在1980年代所指出的：“衡量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典型性和环境的典型性是否应该有两种不同的标准呢？作品中的人物如果只在自己‘所描写的范围’内才是典型的，而在一定时代和社会生活中则不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那末这样的人物形象难道能够叫做真正的‘典型人物’吗？因此我们认为在评价一部具体的文学作品时，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把其中的人物和环境的关系机械地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从而陷入既要肯定其人物，又要否定其环境的矛盾境地。”[11]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将文艺简单理解为是政治附属物的批评工作者在进行批评实践时所讨论的“人”，往往是被政治滤网筛选而狭隘化的对象。批评工作者并没有透彻探究文本内的那些或被掩盖或被曲解的群体或个体，忽视了考察对象背后幽微复杂的世界。以此为例，这一时期相关境况引申出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意味深长的引导，也触及文学批评以怎样的形式途径、立意宗旨引导文学创作的推进。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50年代中后期，钱谷融教授阐发的“文学是人学”[12]命题，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被歪曲为“黑八论”的“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这意味着因社会气氛而形成收缩态势的文学批评界获得局部纾缓。而1956年“双百”方针时期、1961—1962年经济大调整时期，国内知识界、文艺界的言论环境也出现了明显的松动迹象，文学创作与研究机构、文学报刊、文学批评从业者等在言说层面获得了具有一定弹性的自主选择权。但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工作者进行批评实践的视野、范式、资源、立场，依旧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此外，这一时期一些知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如周扬、茅盾、冯雪峰等人，同时也是党中央文艺决策部门的领导者，他们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出发点，通常源于被主流意识形态塑形（同时也被赋予想象色彩和预设意味）的“读者”。而周扬、茅盾等人的批评文章或批评观点，时时成为文学批评领域构成仿袭的模板，因此也容易催生出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与权威性（尤其是指向专业读者）的“阅读型构”（reading formation）范式。英国学者托尼·本尼特关于“阅读型构”有过如此说明：“一套交叉的话语，它以特定的方式生产性地激活了一组给定的文本，并且激活了它们之间的关系。”[13]文学批评是在文本阅读这一行为前提下生成的产物，而“阅读型构”则包含阅读的语境情境、怎样阅读、阅读的关联对象、阅读的主旨目标等方面内容。倘若批评工作者的“阅读型构”模式受到权威者强有力引导而出现结构性调整，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批评工作者的批评活动。1950年代以来颁布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以及该时期主流文艺思潮风尚的突变，促使作为阅读者的批评工作者首先要考虑的，并非是文本这一“固定代码”的形式与内涵，而是围绕批评工作者对应外部社会结构所预设的、游离于文本信息之外的规范法则，由此深化的、被普遍适用的“阅读型构”范式，更趋向于是批评工作者通过自我解读相关文艺政策所暗示的“理想作品”“理想作者”“理想读者”，将言说对象嫁接为论证依据的结果。尽管时至今日，我们已然能看到如此批评行为所导致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场”的错位；但另外也不可否认的是，新的“阅读型构”范式的浮出水面，也是相关方面在尝试催生“一种新的语言和知识”的背景下作出的探索，且其对当代文学批评的演进构成深刻的借鉴意义。
就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主体构成来讲，作为独立个体的批评工作者渐被“写作小组”“写作班子”等集体批评形态所取代。“梁效”“初澜”“丁学雷”“罗思鼎”“卫东鹰”等是典型的个案。“写作小组”“写作班子”在资料搜集与整理、文稿写作与修改、校对与定稿等方面有着明确、甚至是严苛的程序分工，而每个“个体”是相应批评集体当中的“螺丝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将个体内嵌于具有聚合性质的组合团体，从而才能保证文学批评具备某种“安全性”与“正确性”，这是1950至1970年代中期重新确立文学批评领域“阅读型构”范式而出现的非常态化现象。吴中杰教授就从权力结构的运行、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等角度出发，揭橥了“写作小组”“写作班子”等批评构成形式的现实必然性[14]，而如果回溯1930至1940年代延安文艺时期作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逻辑的新的产物”[15]的“集体创作”模式，则可留意到1950至1970年代“写作小组”“写作班子”与延安时期“集体创作”的不同寻常的历史承接。而不止于“写作小组”“写作班子”，1950至1970年代文学批评实际上还包括其他特殊的样态形式，如“读者来信”或报刊其他相类似功能的栏目板块，就是较具代表性的文学批评样式。有研究者对1949至1966年《人民文学》杂志的“读者来信”进行梳理后指出，“读者来信”此类的栏目形式很显然“受到当时文艺政策和政治环境的制约”，“而文学传媒的操作机制也使《人民文学》对读者来信进行有针对性的选择”[16]。甚至很多情况下，“读者来信”是由报纸杂志的编辑（甚或是文艺决策者）针对亟待指明的现实议题或批判对象的“代笔”的结果。这么看，所谓“读者来信”的“读者”，其面目是模糊而充满歧义的。面目模糊的“读者”又跟这个历史时期强硬的“阅读型构”范式有所勾连。相关境况及其形成、影响、价值、局限，也是现今学术界、批评界重新观照1950至1970年代文学批评生产机制与相关文学批评文本时，理应细致剖析之处。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除了相关文艺决策者、专业文学理论批评家、高校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与学生，也涵盖了一些拥有本职职业（如工人、农民、政府公务人员、医生、记者、中小学教师等）的业余文学批评工作者。这些业余文学批评工作者也许并不具备专业文学批评工作者那样丰厚的学术积累与精深的理论素养，不过他们的批评文章里某些尖锐的论调，却屡屡引发文坛轩然大波，旋即成为瞩目的时事热点，甚至因此改变了不少文学创作者、批评工作者的人生轨迹。兹举一例，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在1950年代出版后，尽管小说主人公林道静被当时的文坛领袖茅盾评价为“然而她究竟和那时一些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不同，她从没对党闹情绪、闹独立，她是赤心为党的”[17]，可林道静并没有因此就被文学界完全认同为是其他小说家在创作中理应推崇、模仿的人物形象。杨沫在《青春之歌》的再版“后记”里强调，这一修改版本“变动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而变动的最主要原因在于“要使她（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18]，但《青春之歌》在随后面临的各类批判运动当中，其矛头往往首先源自由当时本职身份为北京电子管厂工人的文学批评工作者郭开所指出的“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19]。杨沫1959年2月28日的日记里尽管有意进行自我辩护，“许多人都不同意郭开的意见。最后由茅盾同志写了结论性的文章”[20]，不过杨沫也针对批评工作者郭开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自我批评：“昨天看了郭开又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青》书的文章，也引用了我在《文学青年》上的话。我才意识到了。改，坚决地改！确实到了应当‘收缩’一下的时候了！”[21]或可认为，正是因为郭开发表的、令杨沫意识到必须要“收缩”的批评文章，包括在此期间令人始料未及的“风向”突变，促使杨沫决定修改并再版《青春之歌》。由此可窥见非专业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同样能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批评领域产生关键影响。且要指出，因部分非专业批评工作者具有的特定的阶级身份与独特的思维取径，他们对于具体作家作品或现象潮流的批评文章、批评观点，可能产生连专业文学批评工作者都难以企及的冲击力。1950年代初期有关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运动中，就不乏来自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带有否定意味与批判要求的刺耳声响。这也说明，1950至1970年代文学批评界活跃着来自多领域、多维度的参与者。纵然这些身份不同的批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在遵循“延安讲话”（且根据具体时间阶段作出具体要求，从“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斗争路线到1958年毛泽东在“新民歌运动”期间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核心要求，可如果对这一期间的“写作小组”“写作班子”“读者来信”“编者按”等批评形式，包括从事其他职业工作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及其批评成果、传播途径、影响效用等进行纵深探究，则能更深刻地体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批评样式形态的丰盈，这些都是回顾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初期要反思的特质、现象。
改革开放阶段文学的逻辑起点应始于1978年发生的思想解放运动[22]。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这篇文章随即被《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全文转载，由此拉开了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序幕。对于此时的文学批评界而言，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他们有机会表达个体化、自主性的观点立场。该时期国内文学批评的理路新变与实践成果，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化部理论组：《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6月13日
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作者为“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其中涉及“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述中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却没有同时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23]。这也是较早对“二为”方向提出调整和修正的文章。1979年3月，胡耀邦在中宣部例会上表态不再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24]。同年8月29日，胡乔木在听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要领导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工作简况汇报之后的谈话中认为：“文学是上层建筑，政治也是上层建筑。但两者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社会作用和作用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两者不能混为一谈。”[25]同年10月30日，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致辞。《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简称《祝词》）中，邓小平首先肯定了“十七年”时期的文艺工作，谈道：“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26]，明确“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27]，以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28]。据相关参会者的回忆文章，邓小平讲到“不要横加干涉”时，“加强了语气的力度，全场爆发出震雷般的掌声”[29]。而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作的大会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里有如下论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文艺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需要和利益。”[30]邓小平的《祝词》与周扬的大会报告都没有使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说法，这也是在调整、转换文艺指导思想与相关文艺政策的过程间逐步淡化文学的“工具论”色彩，激发文学创作者群体的创作热情。至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文章《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明确“新时期”文艺发展的新“二为”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并颁布执行的文艺政策，也在1970年代末成为国内文艺界商议、纠偏的要点。如1966年发布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在粉碎“四人帮”后并未立即受到批判。《纪要》涉及“文艺黑线专政”论，而如何看待“文艺黑线专政”论，从侧面也牵扯到“十七年”文艺状况的评价问题与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方位。因此“文革”结束后，文艺界有意识开始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而文学批评领域以此为契机，恢复了先前因特殊的时代因素而一度中断的、关于文艺作品人物形象与题材等理论批评命题的讨论。
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氛围的变化，并不意味着1950至1970年代某些教条化、极端化的思维观念得到彻底厘清。如李剑发表于《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的《“歌德”与“缺德”》，包括旋即生发的激烈论争[31]，意味着1950年代以来涉及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领域的“歌颂/暴露”等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依旧悬而未决。此外，1980年代前后出现的新的思潮流派、表现形式与技法，也多次在批评界引发非议，如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朦胧诗”写作风潮。关乎此，章明1980年8月在《诗刊》发表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以及作为对诸如《令人气闷的“朦胧”》一类观点进行回击的“三个崛起”（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实质上是争端双方对于新诗这一文体在形式表达、主题趣味、文体意识等方面显露的观念差异、审美差异——即两种“阅读形构”范式因碰撞而生成的矛盾。这些史料也印证了改革开放初期某些偏执、守旧的文学观念与批评行为的根深蒂固，如此看来，部分文学批评工作者依旧以一种极端化、教条化的政治思维与非文学立场看待身处的文学空间。
但也要特别注意到，一方面1980年代随着大量海外文学理论作品在国内的译介传播，文学批评从业者，尤其是年轻一代，有机会更为深入地了解西方的相关理论谱系与形式技法，遂将之纳入自己对于当时国内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实践的“兵器库”。如1982年梅林的《论文学》经张玉书等人翻译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译丛》编委会编的《文艺理论译丛》，由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出版；1984年雷·韦勒克与奥·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经刘象愚等人翻译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同年，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经苏炳文翻译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86年特里·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经伍晓明翻译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经唐小兵翻译后，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经付礼军翻译后，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乌尔利希·韦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经刘象愚翻译后，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上述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对于国内文学批评界影响甚远。又如法国文艺批评家罗杰·加洛蒂在1960年代问世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于1986年经吴岳添翻译、并增添了罗杰·加洛蒂自传文章《时代的见证》与苏联苏契科夫批评文章《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两个“附录”之后在国内出版。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便引发了国内众多理论研究者、文学批评工作者有关何谓“无边的现实主义”、何谓“现实主义”的理论交锋（这些现象背后折射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领域有关现实主义标准的审视与反思，同时也呼应了1980年代初期周扬与胡乔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激烈冲突[32]），影响到当时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怎样看待处理文学作品的“现实”与“人”的关系，且其中部分批评家对此作出了富有创见的阐发。而一些重要的文学报刊如《文艺报》，专门设置专栏，组织专家学者持续探讨，拓展了相关议题在实践性方面的边界。而相关的理论运用与批评实践也恰逢其时地作用于其时的文学创作。19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小说潮流的涌现，就是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无边的现实主义”理念的熏染，继而择取突破时代局限的创作视野、形式、技法，探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1980年代中后期部分学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现象命名与史料激活，也推动了文学批评领域在评价机制、理念立场等方面的转变。比如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通过系统探讨与文章著述加以深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33]这一概念；比如自1988年第4期《上海文论》始，陈思和、王晓明主持该刊《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终端构想。他们的讨论与研究在引起文学研究界与批评界热议的同时，亦提供了区别于先前文学批评史著述模式的当代文学史观。文学史观的结构性重建，也作用于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批评进程，丰富了国内文学批评参与者怎样看待、分析、归纳这一时期文学现场相关议题的思维、视野、路径、技术。
而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文学批评类报刊出版发行的角度而论，时至今日已在业界享有盛誉的文学批评类（或是涉及文学批评）刊物，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纷纷出现：《读书》（创刊于197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于1979年）、《当代文艺思潮》（创刊于1982年，1987年停刊）、《文谭》（创刊于1982年，后更名为《当代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创刊于1984年）、《文艺评论》（创刊于1984年）、《小说评论》（创刊于1985年）、《文学自由谈》（创刊于1985年）、《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于1986年）、《文艺争鸣》（创刊于1986年）、《南方文坛》（创刊于1987年）、《中国图书评论》（创刊于1987年）、《上海文论》（创刊于1987年，后更名为《上海文化》）、《艺术广角》（创刊于1987年）……这些文学理论批评类刊物相继创刊，令文学批评从业者拥有了更多抒发审美趣味、文学理想与观点论见的发表平台。1980年代以来，国内一系列文学热点事件或创作思潮趋势，正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起或推波助澜，随之在全国范围产生跨时空共振。其中部分刊物后来陆续设置了期刊论文奖，除此之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等文学批评类奖项，在总结相应历史阶段文学批评成果与重点议题的同时，有效凝聚了一批富有敏锐观察力、深刻思考力、明晰判断力的优秀批评工作者，这也为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老一辈文学批评工作者的“归来”与新一代文学批评工作者的登场，也极大促成了文学批评队伍的多样化的结构层次。尤其是年轻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取消、1977年恢复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等现实原因，从而有机会去高等院校学习、工作，或是进入各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即文联）、作家协会等专门性的机构单位进行批评研究。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相继召开后，因为不少批评工作者充满锐意的探索，文学批评领域渐由新中国成立初期裹挟着浓厚政治意味的外部研究，转向针对作家作品美学风格的内部研究，这也是对文学作品复杂多元的“人”的重勘。而老一辈作家、文学批评家对于青年文学批评家的庇护与扶持，也鼓动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文学批评家的集体亮相。如周扬、丁玲、王瑶、唐弢、谢冕、严家炎等人对北京批评界的影响；巴金、钱谷融、徐中玉、贾植芳、王元化、潘旭澜等人对上海批评界的影响；陈白尘、陈瘦竹、叶子铭、叶至善、方之、范伯群、曾华鹏等人对江苏批评界的影响，都是在讨论1980年代不同代际共生的文学批评生态空间时应有的题中之义。陈思和教授回忆19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及相关批评活动时，着重提到了北京与上海两地前辈学者所给予的支持：“（19）89年，对‘重写文学史’有不同的意见，刘再复建议用‘另写文学史’，觉得‘重写’有点武断，‘另写’比较多元。刘心武提出用‘复写文学史’。编辑部为此专程到北京去听意见，在北大开座谈会。因为‘重写文学史’涉及王瑶先生，有点担心王瑶老师，怕他不高兴，结果王瑶先生一点没有，他的发言后来登在《上海文论》上，意思是要鼓励后来居上。那时王瑶先生就走在学术前沿，鼓励年轻人。上海的徐中玉啊，钱谷融啊，贾植芳啊都非常支持。”[34]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丁玲主持的《中国》与巴金主持的《收获》，王瑶、唐弢、谢冕、严家炎、钱谷融、徐中玉、王元化、许杰、贾植芳、潘旭澜、范伯群、曾华鹏等一批学者、批评家所任职的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扬州师范学院等高校，再如1989年下半年由谢冕牵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批评家周末”[35]，都是体现文学批评前沿状况与培养文学批评新生力量的孵化平台。
▲周亚琴：《我所知道的“批评家周末”》，《南方文坛》1999年第2期
与之产生联系性的是，国内文学批评从业者的队伍构成、身份立场，在这一时期也形成变动。吴亮的《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就指出，1980年代前期文学批评界内部显现的新迹象，“批评家开始感到迷惑和惶然，往日那种全知全能的地位在迅速瓦解”“当代小说的多向性发展已经召唤着圈子批评家的成批出现，这一趋势明摆着了。批评家不可能是一支机动的、配备齐全的空降部队，哪里有了需要，他们就在哪里迅速降落，等到平息战火后便安全撤离。不，这已经不可能了。批评家必须是有专题研究的，他不必要也不可能对任何小说现象都议论一通”[36]。吴亮“圈子批评家”一说，不仅直击1980年代文学批评主体与文学批评所处的“现场”，也包含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可认为是自左翼文艺批评形成始）文学批评家的身份职责的反思与新的洞见。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如周扬、茅盾、冯雪峰、邵荃麟、林默涵等文学批评家同时暗合着文学“立法者”“执法者”等角色立场，在吴亮看来，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恰恰应摒弃“立法者”“执法者”这些角色立场及其内蕴的权力功能，破开“指导/被指导”“监督/被监督”“约束/被约束”的二元对立思维，真正从作家作品本身出发，探究相应的脉络源流、审美嬗变、特征局限、文学史价值、现实意义。批评从业者有义务重新评估诸如“文学是人学”等在1950至1960年代受到遮蔽或曲解的命题，结合“人”的视角维度考察文学生产—传播—接受机制的发生、演变、特征、局限。尽管文学批评不能也不应全盘“去政治化”，但1980年代部分视野开阔的文学批评工作者正视图跳出“文学—政治”的观念窠臼，在批评工作者与创作者、批评工作者与文本之间构建可拓殖与增殖的对话渠道、批评范式，形成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共同体与启蒙文学共识的再确认。
但应该看到，1980年代末以来，文学批评阵营内部渐生分歧，随之出现各自为政的态势。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商品社会、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等因素背景下（尤其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标志），1980年代得到确认的文学共同体与文学启蒙共识显出裂痕，这也影响了迥异的文学批评工作者如何看待1980年代后期以来国内的“千年之变”[37]。事实上，早在1988年，王蒙就以“阳雨”为笔名在《文艺报》发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一文，坦言“现在呢，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似乎已经很难出现那种‘轰动’的效应”[38]。进入1990年代，王蒙则在《读书》杂志1993年第1期刊登的以“王朔小说热”为议题的文章《躲避崇高》里，表达了自己对于王朔小说的看法：“承认不承认，高兴不高兴，出镜不出镜，表态不表态，这已经是文学，是前所未有的文学选择，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与作家类属，谁也无法视而不见。”[39]同年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当时工作或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人发起“人文精神大讨论”，在此期间出现了“二王之争”“二张共鸣”。包括199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相应的文章或事件，可作为切口映照出相关文学批评工作者怎样理解作家、文学与1990年代的关联——这种关联后被简化为应该“继续承担启蒙责任”还是“拥抱世俗社会”两种角色选项。如当时相关参与者对王朔小说及意义的判断，便是取决于“写作者是否应该在文学创作中产生商业化倾向（或是说以大众文化趣味为中心）”所延伸的价值取舍。大多身处学院与书斋、彰显精英文化立场的批评工作者认为，大众文化、商品经济、消费主义交织作用下的国内文学界与思想界，已然是令人感到惊骇的“旷野上的废墟”[40]。需要一提，上述论见同毛泽东1942年“延安讲话”的要义，以及延安文艺时期相关命题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于文学批评界的接续与规范化，实则有着某种微妙的呼应。而陈思和教授有关1989年以来国内文学界转向“无名”[41]状态的观点，则点明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界碎片化、断裂化的格局走向。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界，已然很难如1980年代那样对于特定的文学思潮脉络、流派风格作出及时、精准的命名。不过，当文学批评工作者们颇为沮丧地告知，自己现今拥有的身份职业不再可能出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1980年代中期的那种“轰动效应”时，反而表明文学批评工作者与文学批评回到了真正属于他们的位置，他们也许就此才能深入思考并体悟到1980年代中后期就弥散开来的“旷野上的废墟”的“前夜”，及“旷野上的废墟”的“前夜”是怎样影响到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生态场域。
而在文学批评界内部，也不再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权威人物“指点江山”的局面。1990年代文学批评界出现如此态势，也许正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得到持续发展的积极信号。陈思和教授以“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现象为例谈道：“为什么五四现在看起来还那么活跃，就是因为五四就根本没有一个能够罩住一切的批评家。比如《新青年》的批评家周作人，写《人的文学》，他也只是一家之说，我们现在写文学史把他的作用也是夸大了的。当时对他来说，身处于一个先锋团体，这个小团体呢一定要发表一些‘高论’、‘怪论’的，要发表一些尖锐批评、标新立异的言论，你要这样来理解五四，五四就是一个先锋文学思潮，一些批评家先起来呼吁，然后有创作接着跟上。你看为什么先锋团体里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往往自己都是批评家？他要把自己的理论伸张出来，要发表宣言，因为当文学发生激变的时候，批评会比创作更重要。”[42]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文学批评界尚未完全摆脱政治纲领对文学批评的规训，可文学批评的权力与文学批评权力的掌控对象正在悄然分散，并在1980年代逐渐勾勒出某种富于活力的文学批评空间轮廓。与此同时，对于文学批评工作者们而言，他们需要在“大写的人”与“小写的人”之间作出调整，同时确认自己的角色职责——显然，他们已意识到不应将文学观念维度的“大写的人”与“小写的人”进行简单、机械的对立区分。作为文学批评构成的概念论点、理论资源、逻辑形式、方法路径等，也需要对照现实语境作出符合改革开放时代任务目标的新变。颇具意味的是，后至1990年代文学批评界一度无法消弭的分歧与隔阂，便是由于相关方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而他们本人又可能是相关文学团体组织或思潮论争的“主将”。当他们抱怨批评工作者所拥有的话语权的“贬值”，实则也说明他们更为在意的是“发声”背后的权力适用范围，而非“发声”的意义本身。因此，陈思和教授要强调“一九八〇年代后期批评家开始分化了，这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看上去批评家的功能是减弱了，但是其实是走对的，因为减弱了以后，批评家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就凸出来了，他有创作作为依据，本来模糊的、理念化的东西就变得实践化了”[43]。
1990年代文学批评不可避免的“断裂”与“分化”，也可见于其时文学空间的草蛇灰线处：1997年作家王小波因心脏病意外离世，其生前在文学界的边缘化处境与去世后“关于‘王小波’的叙事可以说是90年代文学界、文化界与思想界的一个大事件，它超越了学术界与知识界，在普通民众中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影响并改变着90年代的文化格局”[44]这一反差，包括一部分文学批评工作者在“王小波事件”上的缺席与另一部分文学批评工作者基于“王小波事件”的代际身份再确认，颇耐人寻味；1998年由韩东、朱文等南京青年作家发起的“断裂问卷”，则干脆高举“改朝换代”[45]的旗帜；1999年火药味十足的“盘峰诗会”，引申出的是1990年代国内诗歌创作界与批评界因“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分歧由来已久的“恩怨”；此外，这一时期因《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脱颖而出的80后作家韩寒，在“退学”“央视舌战群儒”“长篇小说《三重门》出版”（新世纪前后的“韩寒现象”可延伸至2006年的“韩白之争”）过程中间接投射出文学批评界内部既定结构秩序的纷乱与批评景观的肤浅贫瘠。某种程度而言，上述提及的事件人物或参与者正是旨在消解传统意义上文学批评家的身份阴影与他们进行“文学圈地”的权力行为，继而彰显自己的成长道路、文学主张、审美诉求。
▲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
还应指出，以1996年“马桥事件”为例，也说明1990年代因大众传媒的过度渲染，文学批评出现“事件化”趋势，并以一种时事热点的瞩目形式进入大众视野。1996年，作家韩少功出版长篇小说《马桥词典》后，该年年底的《为您服务报》同期刊登了张颐武的《精神的匮乏》与王干的《看韩少功做广告》。这两篇文章相近的核心观点在于，指出《马桥词典》是对于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的“完全照搬”[46]。这场“抄袭”论争，直至1998年8月23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的宣判结果下达，才算告一段落。尽管“马桥事件”在当时成为社会的一个热点事件，不过公众（包括文学批评界）对于事件的关注并没有联系到《马桥词典》与相关文学批评所试图聚焦的议题。持续约两年时间的“马桥事件”，其实反而使《马桥词典》直至当下依旧被众多研究者、批评工作者低估与误读。现今各类当代文学史著述皆在论证《马桥词典》的经典化问题，但这部长篇小说奇崛的表现形式与审美理念，却因为“马桥事件”在1990年代中后期引发的“喧闹”的舆论话题而没有得到正视。1990年代愈发兴盛的大众传媒在进一步彰显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社会价值的同时（大众传媒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学批评样式），也可能歪曲甚至遮蔽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文学性、思想性，最终导致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无法形成有效的互动对接，类似情况还包括1990年代初贾平凹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废都》后引发的“《废都》事件”。即使《废都》《马桥词典》由于相关的“事件”而获得社会公众层面的“眼球”与“口水”，但1990年代批评界对于《废都》《马桥词典》的评估其实并不充分，甚至存在片面化、极端化的局限。而这些发生于1998年前后的往事，以及同年网络文学时代的正式启动，也再次表明1990年代国内批评界的“断裂”与批评工作者的“分化”在所难免。
而与1990年代文学批评“断裂”“分化”等关键词所联系的一种突出现象是：一方面诸多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享有广泛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批评家，作为教师或研究者进入高等院校或文学研究机构，这也迅速发展了学院派批评家群体；另一方面则是国内高校逐渐明晰对学科专业、高校学位建设等形成条例性质的管理规范，设立针对高校师生的学术评价与奖惩机制。这些因素也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文学批评从业者所要遵循的日常准则等方面。现在已成为重要的学术数据库的“知网”，就是1999年由清华大学与清华同方共同发起创建。而如今两种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具有权威导向的学术论文考核依据，“北大中文核心”与“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前者于1990年11月至1992年9月，由北京地区高等院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共同发起研究、编制和出版，并推出第一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47]；后者则是南京大学于1997年底提出研制开发电子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设想，1998年上半年南京大学将之作为重大项目正式立项。1999年8月20日教育部正式发文，将《中国社会科学索引》列为教育部重大项目，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998）光盘正式出版发行[48]。此外，也要看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包括教育部基金项目、各省市的社科基金项目）是怎样规范当代文学批评队伍的建设。1986年10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NSSFC），“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对当前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的研究课题、对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进行资助，并扶持新兴、边缘和交叉学科的建设，支持有重大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整理工作”[49]。1991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负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日常工作。按照1990年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拨款的额度变化，从1991年的1300万元至1999年的3800万元[50]，同样可以从侧面认识、把握相关机制如何具体地作用于这一时期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空间的生长。就参与项目申报的研究者（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在少数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与项目申报流程的关系来讲，研究者在申报课题项目时，应符合社会科学基金引导的研究规则、研究对象、研究路径、研究目标，这也使得学院内部与任职于相关文学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从业者需要顺应要求调整自己的批评视野、批评形式、批评立场。世纪之交，不断规范化的高校建构机制、评价体系、资助额度，促使进入高校与原本就在高校内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有必要围绕体制标准的划定而自觉作出相应转变。而学院派文学批评群体的趋于壮大，也对21世纪国内文学批评发展的结构模式与道路方向产生新的启示。
世纪之交，媒介形式与文学公共空间的巨大变革，使得众多文学批评从业者所要面对的是更辽阔庞杂的文学版图，当代文学批评在1999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内网络媒介的形式边界自此得到迅速拓展，如“榕树下”（1997）、“卧虎居”（1997）、“红袖添香”（1999）、“幻剑书盟”（2001）、“潇湘书院”（2001）、“起点中文网”（2002）、“晋江文学城”（2003）等原创网络文学网站的创办，BBS、贴吧、个人博客、QQ空间、微博、微信等网络互动与展示渠道的搭建，19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相关网站的文学评论板块，包括已成为文艺青年策源地的“豆瓣”“天涯”“知乎”“果壳”“简书”等，以图书交易、评价、交流为主要功能的“当当”“京东”“亚马逊”“孔夫子旧书网”等，以及现今目之所及的各类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在因媒介变革而形成的全新的“阅读型构”模式的过程中，文学批评的表现形式也趋于差异化。要格外注意到，在相关网络平台上出现的批评声音，无论其篇幅、形式、专业程度的差异性如何突出，都是文学批评发展历程进入新时代以后的现实反馈。而从更为宏观的观察维度来看，“网络时代的来临一定意义上是再造媒介，自媒体成为可能，文学自媒体当然也不例外。写作者可以不依赖传统期刊和出版，微博、微信、微信公众号等个人平台同样可以实现文学写作和发布，尤其是微信公众号可以充分地承担传统的期刊和出版的任务”[51]。而世纪之交媒介形式与文学公共空间的变革，也明显影响到相关代际作家群体的成长道路，比如70后、80后、90后作家，包括更为年轻的00后作家的集体出场方式，皆与之有着密切关联。当批评工作者们在讨论不同代际作家群体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很大一部分就植根于不同代际作家群体与媒介变革、文学公共空间调整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令不少习惯于传统媒介形式、固有批评思维的文学批评从业者感到晕眩、不知所措的变化，也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面对网络时代的众生喧哗与众生喧哗表征下可能出现的“自说自话的消解和耗散”[52]，以及文学批评从业者需要自觉形成的角色改造与转型。
▲《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而在媒介形式与文学公共空间新变的背景下，国内文学批评家于各类文学思潮或事件话题中颇为活跃，这其中尤以来自高校或是文学研究机构的“学院派”批评家为甚。由于“学院派”批评家自身所具有的专业性的身份角色、知识谱系、理论资源、审美经验，他们常常成为最先抵达“文学现场”的群体。但与此同时，“学院派”批评家又不断受到“文学批评缺席”的外界质疑。20世纪的最后一年，《南方文坛》编辑部在该年第4期策划了《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这一问卷调查栏目，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批评缺席’了吗？”。相关接受该问卷调查的高校或研究机构的批评家，对此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甚至有批评家直言这是个伪命题。受邀作答的张新颖认为“如果批评真是具有独立性的存在，那么，它就应该承受‘批评的缺席’的指责，而专注于建立批评自身的理想，并且努力去接近和实现自身的理想。批评并不是为别的什么理想而活着的”；施战军指出“我很想知道是哪位如此拥有权威的人士发出了‘批评缺席’的谎言，难道这一危言耸听的大话不正是‘批评’存在之一种吗？宣告‘批评缺席’的，肯定把自己当成了‘批评主席’”；贺绍俊强调“关于批评的缺席不过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先要有位置的预设，才会有缺席的发生。当代公共舆论的空间几乎找不到文学批评的位置，这绝不是一个缺席不缺席的问题。但一直存在着恪尽职守的批评家，批评家从未缺席，他们的声音在另外一个空间传播”，陈思和则反问“在有些人看来，批评一旦与权力分家就失去了威慑力和战斗力，就缺席了，但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还真的需要吗”[53]。
尽管长期以来有关“文学批评缺席”的诘问实则存在学理层面的漏洞，上述几位受访的批评家也提及“文学批评缺席”背后没有得到深掘的现象本质，但不可否认，进入21世纪，以“学院派”批评家为代表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在面对迥异的时代语境与潮流趋势的同时，也要处理新的棘手的问题。相关问题首先指涉批评从业者自身。王侃在对21世纪初期文学批评现象进行阐释的过程中，提到了众多文学批评工作者的软肋：“除了一连串空洞的概念更迭以及已成强弩之末的命名冲动，我们的文学批评既不能清晰地指出当下文学之优劣的边界所在，也不能令人信服地就此给出逻辑阐述。由此，导致了多年以来文学公众对于文学批评的基本漠视。”[54]纵使不少文学批评工作者依旧保有“命名”的热情与冲动（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维度的启蒙意识在文学批评领域的转化与凸显），但那些疲于奔命的命名与论述又似乎偏离于“文学现场”的实际境况，更近同于萨义德所言的“行会的社团意识”[55]。如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文学批评参与者关于“底层文学”的聚焦，更多情况下只是依托于暧昧想象与主观拼凑的“底层”，没有结合现实语境考量这一议题指涉下“人”与现实之间复杂的情感思维、处境立场。所谓的“底层”，仅仅是被征用来满足部分批评家挪移、消解理论知识的“靶子”。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56]的疑问。相类似情况，同样也出现于21世纪以来国内文学批评界有关“性别写作”“打工诗歌”“非虚构写作”“人工智能写作”等议题的讨论。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只是墨守成规于僵化的学术理论与批评话语，成为“热点”的盲目肤浅的追随者。很明显，他们没有认识到相关命题的出现与联系，其实意味着“新的文学语境和新的文学节点的形成，文学将面临一次全方位的新变”[57]。
应肯定的是，21世纪的前二十多年，国内文学批评发展形成了显著的嬗变痕迹，而像鲁迅文学院定期主办的中青年批评家高级研讨班、中国现代文学馆自2011年始每年举行的客座研究员聘任等活动，《南方文坛》“今日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文学批评新生代专栏”、《文艺论坛》“起点批评”等栏目，也为新时代文学批评家的挖掘、培养、推荐形成了平台保障，但另一方面，就像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的：“文学现场越来越膨胀和复杂，而大量集中在大学和专门研究机构专业从事文学批评的从业者是不是有与之相匹配的观念、思维、视野、能力、技术、方式和文体呢？”[58]许多文学批评从业者显然缺乏对作家作品本身的审美体悟，取而代之的是试图借助预设的文学理论技法强行肢解文本，由此表明这些文学批评工作者放弃了基于文本为立足点的分析、判断、阐释——这恰恰是一个批评工作者最为基本的职责使命。此外，就我们观察到的部分批评工作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极易受到某种趋于形成风尚的文学史观与经典化意识的干扰。由于现今从事文学批评工作者多出身于“学院派”，因此他们同时承担着文学批评工作者与文学史研究者双重身份。这一过程中，他们似乎屡屡会产生“如何经典化”的精神焦虑，故而就会出现某些作品可能刚出版（且异常平庸）就会被批评工作者迫切地放置于文学经典化的生产流水线。而由于文学批评界渐成风气的“加速经典化”趋势，也就导致当代文学史版图的所谓“经典化作品”拥挤不堪，这之中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作家迅速挤进当代文学史的评价对象范畴。而与拥挤现象相联系的，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在审美价值、思想价值上所具有的过滤功能，正在“学院派”批评家当中丧失。这无疑背离了1990年代初期王宁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提出并探讨“‘学院派’批评家”议题的研究者，对于“学院派”批评家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将会产生的影响作用的期许：“受过严格系统的学院式训练的新一代批评家，思维敏捷，富有才华，他们能够灵活运用一门或数门外语，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广博的多学科专业知识；他们既了解传统，但又不拘泥传统的陈规陋习；他们研究西方，但又不盲目崇拜、照搬套用；他们锐意创新，少保守思想，并且有着较好的文学表达能力；他们努力奋斗，预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开一代新风的批评群体正在崛起。这，就是我所称之为的中国学院派批评。”[59]换言之，现在“学院派”批评家呈现的整体态势，同这个概念最初提出时所被期许的身份意义是背道而驰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数量不在少数的“学院派”批评工作者会强调学院制度、学术期刊等外部因素对于自身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限制，但我们结合“现场”的实际景象不禁要问：现今的学院制度、学术期刊，以及其他外部因素是否真的如相关论者所言的那样狭窄，抑或是部分“学院派”批评工作者预先弃置了学院制度、学术期刊等所容留的宽松空间，束手就擒于某种逼仄的境地？批评家谢有顺就谈道：“批评界的这一危机，在过往的讨论中，往往会被置换成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时代的浮躁，消费主义的盛行，批评道德的沦丧，人情与利益的作用，等等，仿佛只要这些外面的问题解决了，批评的状况就会好转。很少有人愿意去探讨批评作为一种专业的审美和阐释，它所面临的美学和思想上的饥饿。许多时候，批评的疲软是表现在它已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变成了某种理论或思潮的俘虏。”[60]
▲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因此，21世纪文学批评发展在新时代的路径走向理应标示出，如何在继承理论资源、批评传统的基础上，有效构建符合新时代理念的批评对象、批评形式、批评话语、批评逻辑、批评目标，凝聚适应当下文学生态场域诉求且富有锐意的批评力量。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即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本土化与时代性。相关学者在1990年代就关注到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因“西学”倾注所出现的普遍问题。曹顺庆自1995年始就集中发表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从“失语症”、“话语重建”到“异质性”》等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61]，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蒋寅在对曹顺庆的“失语症”论作出回应时，认为学界对“失语症”的热议本身就体现“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62]。至2014年，张江教授在《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发表《强制阐释论》，指出当代西方文论存在“强制阐释”这一基本特征与根本缺陷，因此需要“建构出符合文学实践的新理论系统”[63]。上述几位学者的具体落脚点虽各有侧重，但他们都敏锐地注意到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自身的缺陷、当代中国学者与批评家在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征用过程中暴露出的弊病，以及构建具有本土化、时代性特征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至关重要。
具体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学批评进程，除却应重新权衡评估理论与实践、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性、地域与全球化等因式项的关系位置，适逢“新现实”“新常态”的文学批评从业者理应勇于打破因日常环境氛围而受限的经验想象，因为“圈层化和部落化的当下文学现实，批评家的专业性自可能在狭小的圈子里，有各自分工和各自的圈层，也有各自的读者和写作者。希望能够破壁突围、跨界旅行、出圈发声，必然需要对不同圈层不同部落所做工作的充分理解，这对于批评家的思想能力、批评视野和知识资源无疑是巨大的挑战”[64]。而联系文体实践的角度，文学批评从业者需要真正意识到批评文体形式屡遭忽视的丰富性与层次感，批评从业者应从套路化、狭隘化的“学院派”文学批评范式里挣脱出来，将传统的诗文评、作家批评，包括俨然成气象的媒体批评都纳入文学批评的择取范畴、关注对象。批评文体是文学思维、文学观念的形式延伸，只有明确适宜的文学批评文体样式，才能深入、有效地对批评对象作出精准、深刻的考察；只有促成多种文学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样式的交叉互动，才能达成文学批评的对话交流功能，为构建本土化、时代性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提供切实的可行性方案。
最后要说明的是，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吸收与思考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文学经验、考察与把握世界文学脉络趋势与特征规律、厘清与总结中国当代社会主义七十年的文学批评成就与局限，承接与发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脉络谱系的基础上，才能有效激活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拓展文学批评空间的疆域版图，使文学批评从业者在联系历史进程、现实图景与未来朝向的前提下，作出敏锐而又开阔的判断分析与阐发论述，由此重新调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阈范畴与框架结构，丰富相关学科专业的发展前景，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体系，从文学理论批评层面落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65]，这是国内文学理论批评从业者理应自觉承担的角色职责与积极践履的使命任务。而当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从业者参与到“中国故事”的理论话语建构时，必须首先厘清“中国故事”与“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逻辑关联，以及究竟怎样的“故事”才可以被称为是“中国故事”，“中国故事”又应体现怎样的文学精神与旨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之上，社会主义文学才能不断地扩展其边界，丰富其内涵”[66]，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也才能在世界与世界文学趋于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实现符合改革开放进入深化期后所预期的文艺目标与未来展望。
（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文学经验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A277）
【注释】
[1]冼群：《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文汇报》1949年8月27日。
[2]针对冼群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一文，陈白尘在该年9月3日同样发表于《文汇报》的文章《“误解之外”》则旨在为自己“辩诬”。陈白尘强调《文汇报》先前所引述其发言观点与实际讲演内容存在偏差，其原意试图指出工农兵在社会层面取得主人公地位的同时，也理应在文艺作品里有成为主角的权利。参见陈白尘：《“误解之外”》，《文汇报》1949年9月3日。
[3]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4期。
[4][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3、875页。
[6]李杨认为，“赵树理成为‘方向’，却始于时任北方局宣传部长的周扬的发明”。之后，周扬在《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1947年7月26日至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专题讨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该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等，都是在逐步试图确立“赵树理方向”。但李杨也指出，赵树理在新中国成立的命运其实说明，“赵树理方向”这种提法事实上是对1942年“延安讲话”的“简化”，“只是从‘文学艺术’的层面理解《讲话》”，而1942年“延安讲话”“与其说是‘文艺’的政治化，不如说是一种以‘文艺’为名的文化政治实践”。参见李杨：《“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7]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8]王本朝：《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9]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载“延安文艺丛书”第一卷《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57页。
[10]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身处国民党统治区的郭沫若作出了“有经有权”的回应。而据胡乔木的回忆，郭沫若“有经有权”的评价也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赞许与肯定。相关内容参见刘奎：《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东岳论丛》2018年第1期。
[11]徐俊西：《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定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关系的疑义》，《上海文学》1981年第1期。
[12]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第5期。
[13]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王杰、强东红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71页。
[14]吴中杰：《政治漩涡中的写作班子（上）》，《书城》2014年第2期。
[15]袁盛勇：《延安时期的集体创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化写作方式的诞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6]王秀涛：《读者背后与来信之后——对〈人民文学〉（1949—1966）“读者来信”的考察》，《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3期。
[17]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18]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读书》1960年第1期。
[19]郭开：《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2期。
[20][21]杨沫：《自白：我的日记（上）》，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第292、291页。
[22]何平：《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逻辑起点和阶段史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23]文化部理论组：《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6月13日。
[24]徐庆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提出》，《学习时报》2004年9月6日。
[25]胡乔木：《如何把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载《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第125页。
[26][27][28]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07、210、210页。
[29]屠岸：《第四次文代会回忆点滴》，载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美好回忆 盛世华章——庆祝中国文联成立60周年我与文联大型征文集粹（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129页。
[30]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31]1977年第11期《人民文学》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登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这两篇小说的发表引发了一场关于“伤痕文学”的争论。争论焦点集中在应不应该“暴露”、能不能揭露社会“阴暗面”等问题上，而且争论日趋广泛，进而出现了关于“歌颂与暴露”、“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大讨论。在此背景下，《河北文艺》1979年第6期上发表了李剑的《“歌德”与“缺德”》一文。文章对“伤痕文学”进行了批判。文章认为，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歌德”——歌颂党、国家和社会主义，而不是“缺德”——专门揭露“阴暗面”。从这个观点出发，文章把写“伤痕”、揭露社会主义时期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斥责为“缺德”，嘲笑文艺界一些人“没有歌德之嫌，却有缺德之行”，并进而狭隘地主张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歌德”。这篇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论争。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收到相关反映问题的信件后，为了更全面完整地梳理这场“歌德与缺德”的风波，胡耀邦在与中宣部其他领导沟通后，于9月4日至6日召开了一场小型的座谈会。参会者包括林默涵、陈荒煤、冯牧、李季等全国文联、作协负责人，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的相关负责人，作家田间、梁斌、李剑等人。胡耀邦在会议上的讲话与相关参会人员的表态，使得这场“歌德与缺德”风波最终平息。“歌德与缺德”事件也是1970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背景下持不同价值立场与判断标准的文艺工作者之间的一场论争，这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与文学界、理论批评界所出现的新的趋势、新的转向。
[32]洪子诚：《可爱的燕子，或蝙蝠——50年前西方左翼关于现实主义边界的争论》，《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5期。
[33]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34]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未出版，第161页。
[35]周亚琴：《我所知道的“批评家周末”》，《南方文坛》1999年第2期。
[36]吴亮：《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
[37]吴俊教授曾谈道：“二十世纪末开始发生的制度和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改变，不能不说是中国的千年之变。千年之变就是与自身的历史和传统有了一种意欲断裂的尝试性走向。充满着变数的未来，但也从来没有这样不确定过。”参见吴俊：《三十年文学片断：一九七八—二○○八我的个人叙事（续）》，《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38]阳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
[39]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第1期。
[40]王晓明、张宏、徐麟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41]陈思和教授对于“无名”状态是这样阐述的：“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笼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陈思和：《共名和无名：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管窥》，《上海文学》1996年第10期。
[42][43]金理、陈思和：《做同时代人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44]梁鸿：《王小波之死——90年代文学现象考察之二》，《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
[45]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北京文学（精彩阅读）》1998年第10期。
[46]张颐武：《精神的匮乏》，《为您服务报》1996年12月5日。
[47]何峻、蔡蓉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是如何评出的》，《中国出版》2009年第7期。
[48]邹志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之研制、意义与功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49]新华社北京1986年10月30日电。
[50]数据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统计，详见http：//cpc.people.com.cn/GB/219457/219536/219537/14577987.html。
[51]何平：《再多的相似相像，我们时代的文学还是变了》，《雨花》2019年第8期。
[52][58][64]何平：《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实践》，《文艺报》2020年4月1日。
[53]《关于今日批评的答问》，《南方文坛》1999年第4期。
[54]王侃：《学院派、诗文评及批评文体》，《文艺争鸣》2018年第1期。
[55]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320页。
[56]刘旭：《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天涯》2004年第2期。
[57]杨丹丹：《人工智能写作与文学新变》，《艺术评论》2019年第10期。
[59]王宁：《论学院派批评》，《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
[60]谢有顺：《如何批评，怎样说话？——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出路》，《文艺研究》2009年第8期。
[61]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62]蒋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63]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65]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66]何平：《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命名、分期及其历史逻辑》，《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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