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尧 / 何同彬 | 关于韩松刚
《南方文坛》
2023年第5期
王 尧 | “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韩松刚文学批评印象
何同彬 | “不爱”之“爱”，或关于“自我的批评“——韩松刚文学批评漫议
“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
——韩松刚文学批评印象
文 |王 尧
在被称为文学批评重镇的江苏，韩松刚脱颖而出。
松刚清秀甚至有些文弱的外表，和他的出生地山东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看上去更像江南书生。据说松刚和他的年轻朋友们喝酒时异常豪迈，在生活中内敛的北方气概转换成了松刚文字中的骨架。这是位南北融合的书生。
六七年前，因为紫金山文学奖的评审工作，我相对系统地读了松刚的一系列论文，对批评界的这位后起之秀留下深刻印象。但那次评奖，松刚最终没有上榜，成为遗珠之憾。松刚并不在意，事前事后我们见面时他都未提及。这让我对松刚生出无限的好印象，我们都知道，这些年的种种奖项扭曲了无数人的写作。松刚学术上的纯粹，是他这些年来能够不断向前的重要原因。
对于松刚这一代学人和批评家来说，在他们正式进入文学的批评现场之前，就已经做了充足的“理论准备”。理论作为批评的武器，已经内化成了他们这代人习焉不察、用之无疑的“方法”，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纯熟的“风格”。当然了，从相反的角度来看，也极有可能退化成为一种“自动化”的，也即与批评主体并不发生切身关联的“时髦的空话”（艾伦·索卡尔以此为题，特别分析了后现代知识氛围中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科学”的挪用、滥用）。
与绝大多数以理论为乐（或者不如说“仅”以理论为乐）的批评家不同，松刚显然找到了自身与文学之间的“血肉关联”。因此对他来说，批评不是为了理论而批评，为了批评而批评。在我看来，松刚的批评之所以在大量空洞的批评文字中凸显出自身的独异性，归根结底源自于他对自身困惑的忠实；他的这种“自身困惑”未尝不能被视作其身处其间的文化氛围的“内在困境”。松刚为自己找到了一片颇为丰饶的沃土，即“南方”。这个“南方”既镜鉴时代的症候，也完成松刚私我性的充盈。
“南方”之于“北人”松刚，虽不至于说成是“精神原乡”，起码也能看作是他对自身“位置”的确认吧——毕竟，松刚求学、工作于“南方”。好的作家能够为自己发明一个全新的“传统”，好的批评家同样可以：身处南方的松刚在他大量关于“南方”的论文和随笔中，也不自觉地为自己敷演出了一个理性化、体系化的“南方”。
▲韩松刚:《当代江南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松刚立意为当代江南小说作史，这一学术雄心可以他的博士论文《当代江南小说论》为证。在这部翔实的著作中，松刚历历考索了“江南”这一概念从古代至当代的生成和播散，继而又条分缕析地梳理了“江南小说”与“当代文学”的关联。这一考察对于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说我们在诸多文学史中看到的是一段均质的、去地域化的历史叙述，那么在松刚笔下，当代文学生成和成产中的地域性因素则明确地得到凸显。统一的叙述往往会遮蔽掉历史发展的种种曲折路径，正如普通话消解掉了许多无法被统合的地域性“杂音”。松刚所作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对“历史”的一种“增补”。
福柯的“谱系学”方法是松刚重建江南小说图谱的直接参照。福柯力图通过谱系学的梳理，澄清某些凝固的概念背后复杂幽暗的生成过程。在松刚的论述中，“江南”这一概念也同样是被“生产”出来的。松刚既在更长时段的观照中勾勒江南的“古典诗学传统”，又在相对较短的“二十世纪”内部、作为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部建立江南小说的叙事传统。可与松刚的“江南”论述参照的是海外汉学界对于“江南”的钩沉。如果说某些海外汉学家的“江南情结”只是其某种边缘意识的印证，以至于“江南”最终被抽象为一个“空洞的能指”，那么在松刚的笔下，“江南”则更在地化，同时也更血肉充盈。换句话说，“江南”在韩松刚的文字中，既是一种“理念”，一种“诗学传统”，又是无法被约减和“置于括号中”的物质现实。
传统的发明总是源自现实的贫困，传统在与现实的关涉中得到其充分的内涵与潜力。韩松刚重建“江南”话语之举同样别有兴寄：在与“北方化”的正典的斡旋中，“南方”代表一种源自“边缘”的“反抗精神”。在与千篇一律的、格式化的文化逻辑的映照下，“南方”寄寓着某种“审美的潜力”。就此一点而言，“南方”与其说是某种“文学的可能性”，毋宁说是“文学”本身的转喻。因此，韩松刚在《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南方精神”》一文中如此叙述他理解的“南方写作”：
它更是一种“南方精神”的艺术表达，是在同质化的时代书写不一样的个人体验，就是在孤独的情绪中放逐另类的自我，就是在堕落的世界中寻找对抗黑暗的力量，谱写一曲曲壮丽的沉默之歌。
可以说，松刚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就已经初步具备了“史”的意识。他的博士论文很好地兼顾了“诗”与“史”这两个看似隔膜实则互通的领域。同样地，韩松刚的批评除了是一种立足现实境况的“语境中的批评”，更具备了得自史学的“意义厚度”。我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强调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我始终认为，耀眼的诗才或者不如说倏忽而至的灵感，可能在偶然间制造出几篇亮人眼目的批评文章，但却不足以支持一个批评家长久保持在场的热度。而历史和传统的积淀却能持续不断地激发批评家的问题意识，文学史的视角总是能让一个批评家在如风吹似水流的即时性表层之下看清现实、文本的生成脉络。
在松刚写下的大量批评文字中，除了有针对具体作家和文本的个案批评，也有置身于火热的文学生产现场的文学现象研究，以及就“批评”本身展开批评的、具有元批评性质的理论思索。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与“八十年代”——这也是韩松刚念兹在兹的一个文学时代——迥然不同的文学、文化生产的全新语境。文本的生产、传播模式已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如果我们的目光只停驻在80年代的文学想象力为我们设置的视域里，我们将错失文学的新质；我们的感受力也必将随之萎败枯死。
韩松刚显然对此很敏感。他不间断地追踪着文学现场新人与新作的浮现，及时地记录着在其身处其间的时代文学生产的最新模式，并试图通过对“现象”的梳理完成文学正典化的最初积累。如果说他的批评以历史为参照，那么同样也可以认为他的批评渴求一种在场的热度之外的“历史化”沉淀。
▲韩松刚:《谎言的默许》，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比如他对“文学排行榜”现象的分析（参见《秩序与历史——关于文学排行榜及其他》），身处文学现场的我们对这一现象当然并不陌生，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批评者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在各种“年度排行榜”的评选中。久而久之，每年追踪排行榜单，参与排行榜的评选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节奏中一个恒定的节拍。“习惯”最终造成“盲视”，就在我们对这些现象逐渐麻痹之时，韩松刚非常及时地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各种维度的剖析。他看到了这一看似“自然化”的文学现象背后，权力与制度的交相为用。尽管他精准识别出了“文学榜单”背后的种种无意识诉求，但却并没有因此而流露出片面的偏执或者单向度的不屑。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让韩松刚的批评表现出一种在其同龄人中罕见的成熟气质。在韩松刚看来，种种意图暧昧、取向众口难调的“排行榜”实质上是对我们这个相对主义时代众声喧哗的“裂缝”的某种“修复”。尽管可能这种“修复”在我看来注定是徒劳的，这件文学的衣服被强行弥合在一处之后难免暴露出种种不可避免的“破绽”和“疏漏”，但却也不失为我们磨砺、锤炼自己文学判断力的一个契机。就像韩松刚的这篇论文题目提示我们的那样，所谓的“文学排行榜”，也无非是我们在这个去中心化的时代对于“秩序”的本能欲求。
在韩松刚的批评文字中，我们不单单看到了他逻辑思维的缜密，批评方式的专业（这些品质在当下的文学批评现场尚不算稀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在这条分缕析的理性质地背后，看到了文学感受力的萦回。（关于这一点，只看他那些凝练内烁的论文题目就能感受到，比如“词的黑暗”“必要的幻觉，或抒情的延伸”。）也就是说，韩松刚的文学感觉并没有被他理智的判断力夷平。好的批评文字本当如此：既明晰晓畅，同时感性勃发。韩松刚本人对于这一点显然有着明确的自觉。他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除了要具备客观的科学性，更要具备无法被扼杀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最醒目的标志当属“风格”。他在《文体意识与文学意义——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漫谈》中提到的这一点，直指“学院派批评”的窠臼。大量的批评文字板着一副“论文”的面孔，生硬板滞毫无魅力可言；究其实质不过是文学套话的循环往复的生产。凭借一条腿站立的批评即便看起来雄辩，最多也不过是强撑的体面。
我想，松刚一定非常认同他在其批评文章中频频致意的乔治·斯坦纳的一条苦涩的判断：“在20世纪，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我希望，松刚能够在当下纷乱不定的文学批评现场，始终做一个“诚实的人”：既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同时忠于理想的文学品质。■
（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
“不爱”之“爱”，或关于“自我的批评”
——韩松刚文学批评漫议
文 | 何同彬
十多年前，当韩松刚还仅仅是《扬子江评论》（后更名为《扬子江文学评论》）的一位普通的实习编辑的时候，我完全无法想象他今天会成长为一位优秀的青年评论家，一位在重要的文学岗位上独当一面的行家里手。文学在那个时候似乎仅仅是韩松刚一个“漫不经心”的“权宜之计”，他始终有一股决绝地“离开”文学的执着信念，直到他研究生毕业后签约成为无锡某国家研究所的领导秘书，又“鬼使神差”地毁约返回成为《扬子江评论》的青年编辑，他与文学“不爱”又“爱”的宿命终于浮现出其隐约可辨的轮廓。在“不爱”中“爱”，这种对待文学的悖谬又“恰当”的态度，成为长久以来维系韩松刚与文学或文学批评特殊关系的奇异纽带。
多年后，韩松刚终于还是说出了他的“爱”：“批评应该是有爱的，爱作品、爱作家，爱自己批评的羽毛。”①但这里的“爱”不是波德里亚批判的那个庸俗的文学信徒挂在嘴边的“最冗长、含混和费解的主题词”，那个“主体的幻觉，绝佳的现代激情”②，这里的“爱”被一种清醒、理性的“不爱”笼罩着，以至于韩松刚永远不会因为所谓的“爱”而陷溺于某种浅薄的情绪、廉价的溢美之词、粗暴的价值判断……他仍旧是那个随时可以离开文学、离开文学批评的“漫不经心”的过客，作为一个少有的勤奋专注的人，韩松刚是那种拥有几乎“可以做好任何事”的特殊禀赋的人，因此随时成为一个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文学“逃兵”对韩松刚来说丝毫不构成生存或者道德上的压力，他迷恋“逃兵”的欲念带给他的“清醒”状态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黄发有教授评价韩松刚时所说的“他与批评对象之间拉开了一段理性的距离”“保持批评主体的独立存在”④才变得顺利成章。包括傅小平所“困惑”的，同样出身于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学院体系，韩松刚的批评文章一点也不“西化”；同时作为一个长期游走在文学现场的青年评论家，他又从来不哗众取宠地“炮制热门话题”⑤，这些品质无不与韩松刚的“不爱”的“清醒”有关。
▲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在他的批评早期，韩松刚就难得地树立了这样的批评理念：“文学批评的写作，是阅读作品，也是理解世界，是观察他人，也是审视自我，是表达自我的态度和主张，也是凸显自我的精神和意志，是批评的批评，是文学的批评，是自我的批评。”⑥这里的“自我”也许就是哈罗德·布鲁姆意义上的、通过持续深入的阅读建立起来的那个“自律的自我”，在这样不断的自我批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中，韩松刚的文学批评以自我为方法、以小说为媒介、以江南为背景、以青年为目的，日益构筑出清晰、稳固的体系和细腻、隽永的风貌。
一、自我作为方法
韩松刚个人学术研究的起点是作家自传，而自传书写的自我性、个人性，以及对于这种书写中的自我是否真实、真诚的追问，奠定了韩松刚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矻矻以求的“价值依据”：“对于作家提供的史料的真实与否，我们可以不苛求，但是对作家面对历史、面对自我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真诚与否，我们是有理由追问的。”⑦对于卢梭《忏悔录》的辩证解析、对于《王蒙自传》《借我一生》的质疑、对于《随想录》《思痛录》的赞许，无不围绕着“真诚”这一追问展开，而对“真诚”的辨析，以及在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呈现自己的“真诚”，也借此成为韩松刚文学批评的重要品质和风格。他对苏童《河岸》的某种“质疑”⑧，对江苏70后作家创作局限的“直言”⑨，对如火如荼的文学排行榜“自身的犹疑”的揭示⑩，对《人生海海》既充斥着真诚和真实、也布满了虚假和谎言的文本肌理的分析⑪，也包括在胡学文《有生》中祖奶的内心世界中倾听到“人的真诚的声音”⑫……无不源于这样一种批评的“初心”。韩松刚在他的批评实践中总是以自我之真诚、个体之真实去感应文本、体察世界，所以他在对自己的“批评十年”做总结的时候才会这样自我评价：“一个不够成熟但还算真诚的我，一个缺点不少却也大致真实的我。”⑬
▲韩松刚：《现实的表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马兵认为韩松刚“始终秉持一种发现‘诗性’的初心，以‘寻美’作为自己的聚焦点”，“‘诗性’和‘诗意’是韩松刚批评的重要关键词”⑭，这一重要的批评方式同样可以追溯到韩松刚早期的自传研究，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传的自我书写，其实是一个追求诗性与真实性统一的过程”⑮。在韩松刚的批评话语中，从“自我”的表达和建构出发，去追求“真实”和“真诚”，再延伸到对“美”“诗性”“诗意”的探求，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而达成这一布局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文本细读”。早在写作《文本细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文章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受到韩松刚与生俱来的这样一种批评方式的自觉，即一切批评从阅读作品出发，贴近文本，贴近作者，也就是他所认为的文学批评的第一个层面——“鉴赏”，后面的“剖析”和“掘洞”（贝克特语）⑯无不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他曾经不无遗憾地意识到：“文本细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还未真正引起重视，更未从理论意义上把其确定为一种研究范式，其实，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文本细读，还有着极为广阔的开拓空间。”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忧思”和“自觉”，韩松刚的文学批评才会执着于游走在丰富的文本空间之中，抽丝剥茧、洞幽烛微，从来不试图把各种水土不服的西方理论和言之凿凿的价值判断凌驾在文本之上，一切感受力和观点的来源都是“文本”。而且越到晚近，韩松刚的批评在践行“文本细读”上越自信、自由，尤其是关于青年小说家的一系列解读，驾驭文本、生发想象和诗思时信手拈来、跳宕不羁。
▲项飚、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是基于自我的，是批评主体表达自我、释放自我，同时建构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种方式。”⑱韩松刚一以贯之的这样一种把自我作为方法的“方法论”，让我想到了项飚和吴琦在“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维度内展开的对话，其中谈到的“理解的学术”⑲和“个人经验问题化”⑳正是韩松刚的批评理想所实现的状态，借此，他方能摆脱范畴和理论的空洞组合，以小说文本提供的丰富的具象感受，寻绎江南和青年的文学世界，把这个时代最为深刻的部分从生命和生活的细节中凸显出来。
二、小说作为媒介
詹姆斯·伍德在谈到小说家埃莱娜·费兰特和自传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时候，认为他们在一种关于小说的功能认知上“殊途同归”：“一种极为严肃的探寻人类的媒介。”㉑而理查德·罗蒂也觉得“阅读小说是一种精神历练”，“小说这种体裁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帮助，它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我们自身道德词汇的偶然性”，“这就是为什么读大量小说是一个我们时代大多数年轻知识分子希望由此变得睿智的过程”㉒。我想韩松刚最终选择把他的批评实践的主要精力放在小说或者小说家那里，一定是和小说这一文体的这种特殊的媒介属性有关。
汪曾祺、陆文夫、苏童、余华、格非、毕飞宇、叶兆言、范小青、叶弥……对当代经典小说家及其典范性文本的注目，打开了韩松刚的批评世界，使之丰饶和开阔。同时，他又并非止步于此，作为他打量世界和反思自我的精神历练的媒介，小说及其具有独特属性的“小说的历史”，始终是一个彼此呼应、对视的整体，所以他才会在阅读《女同志》的时候首先想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身份》，进而又想到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汤成难也曾让他想到门罗的《沃克兄弟的放牛娃》）；或者，在讨论孙频的某段描写时，不期然地想起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抑或在三三的创作那里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左右名噪一时的“新感觉派小说”的余韵。当然，有的时候韩松刚的思绪则会逾越出“小说的历史”的边界，在别的艺术门类那里找到小说在更广阔的艺术世界中寻求对话的可能性，比如，从汤成难的《箜篌》想到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想到巴洛克音乐的严谨整饬。苏珊·桑塔格关于小说很难再提供“新感受力”的判断，在韩松刚的批评世界中失效了，小说俨然已经成为他锻炼心智、演练知识和理解世界的崭新通道。
“小说（绘画、音乐也同样）的历史诞生于人的自由，诞生于人的彻底个性化的创造，诞生于人的选择。”㉓韩松刚把小说作为媒介、作为他的批评研究的“起跳之处”的原因，也许就在于小说关联着人的自由、创造和选择。所以他在解读范小青《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灭籍记》的时候会“反思‘身份’的意义以及与此倏忽相息的命运”㉔，会敏锐地发现余华第一人称叙事中频繁出现的“我”㉕，也会在刘亮程的《捎话》中感应到“小说所呈现的万物有灵的世界，是在时间的层面上，达致一种生命的统一”㉖。
大概从写作《含混的“诗意”：小说写作的一种美学倾向》㉗开始，韩松刚在小说上的文体自觉才开始逐渐清晰，后来他又相继写出《先锋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㉘《抒情传统与新时期小说叙事》㉙《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南方精神”》㉚《“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关于中国当代小说语言问题的思考》㉛等，专注于研究小说的本体和小说艺术更独特、深邃的面相，恰如黄发有教授所认为的，这批讨论小说文体的文章“都有较好的大局观”，“在综合借鉴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从细部中发现主流论调中的裂缝，然后提出较为稳妥又不乏新意的见解，表现出将现场评论与文学史反思结合起来的学术倾向”㉜。韩松刚在讨论小说文体和具体的小说作品时，秉持“文本细读”的“耐心”“悉心”“贴心”，从不纠缠宏大的社会主题，更不迷恋哗众取宠的断语，却也从不回避和不惮于直面小说的本体和本质，贴着作品游走，在需要断言处毫不犹疑。如果仔细分析韩松刚近几年的批评文本，我们会发现他越来越多地在批评中讨论“小说的意义”“小说的语言”“小说与生活或现实的关系”“小说的思想”“小说的声音”“小说的建筑性”……无不是关涉小说文体的核心的、宏大的问题，但韩松刚都能以从容自信的风度和充满学理性、创造性的学术语言，反复地表达着他所理解的小说、小说家、小说的历史及其关联的宏阔、精微的世界。这里的“世界”自然也包括在江南小说的带领下，韩松刚进入的那个丰饶庞杂、流动不居的江南世界。
三、江南作为背景
柏桦曾不无激动地宣称：“中国的诗歌风水或中国诗歌气象不仅已经转移到江南，而且某种伟大的东西就要呼之欲出……再说穿了：诗歌正宗的地位在江南。”㉝所以，鉴于“江南”与古典传统的深刻的诗性关联，在当代诗歌的范畴中讨论“江南”是一个不会有太多争议的共识性视野，无论是所谓的“南方精神”（何言宏）还是“南方想象”㉞，或者推出“新江南七子”，抑或在一个更小的地方性、地域性的层面讨论一些诗人的个案㉟等，都已经是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但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及其叙事形态与当代剧烈变动的地理、文化现实的紧密联系，使得我们在研究和批评小说家、小说文本的时候，使用一个很难界定的、模糊的、触角丰富又“变化多端”的“江南”概念，将会面临更多的、更有风险的学术挑战，这也正是韩松刚江南文学、江南小说研究的可贵之处。
“江南”在韩松刚的文学世界、小说观念中是逐步浮现出来的，是与他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受的变迁同步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在回答傅小平的相关提问㊱时，韩松刚已经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把“江南”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核心范畴的，而在吴俊教授为韩松刚的博士论文《当代江南小说论》所作的长序㊲中，吴老师也从自己的相似的地域经验和文化体验出发，从多个维度系统梳理和高度评价了韩松刚对于江南作家群体、江南文学、江南小说的研究，视野开阔，阐述精到。概括起来看，“江南”大概有“古典”“地方性”两个关联性的范畴，前者涉及古典文化、传统文化、古典知识等（也包括古今之争、古今对话，古典的断裂、溃散、新生等），后者则涉及地方性知识、文化地理学、空间理论、地域文化等多重语境，韩松刚的江南小说研究在这些领域都有非常独到的思考和阐发，他关注的不是那种以平庸的符号化和地域色彩为表征的肤浅的江南书写，专注于严肃的江南书写内部被置入的各种可能性和各种当代性的断裂、悖谬。但我仍然认为，“江南”之于韩松刚并非完全拘囿在这样一个习常性的学术逻辑之中。
“江南”作为一个地域和空间范畴，其内涵是很难把握的，韩松刚的研究虽然对于这样一个范畴的学理属性做了必要的阐发，但并没有陷入一个穷究概念的误区，而是着力于呈现出小说中的江南书写与江南文化之间影响、呼应的内部肌理和文体路径。“江南”是其进入小说的方法，也是从小说扩展出一个丰富的空间世界（包括社会的、文化心理的、艺术的等）的特别通道，经由江南作家、江南小说可以“索隐”出韩松刚自我的新的生命背景和江南小说的丰富的艺术空间，在这一背景和空间中，他真正求索的并不是小说家的艺术理想和小说文本的风格属性，而是要以“真诚”的文学信念追问时代和文学的出路，所以在他的《当代江南小说论》的结尾，我们会发现一个传统的、乡愁般的“江南”逃逸了，留下的是一个反思性、反乡愁的“江南”：“时代变化所带来的‘失望’和‘失意’已经不可避免，并成为作家艺术追求之路上的精神困扰，也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写作的忧郁宿命。在艰难的时势和伟大的时代中，在精神沦落和价值崩塌的大地上，我们禁不住要问，作家和文学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㊳这一“突兀”的追问尽显韩松刚文学批评的赤子之心和青年人的责任感。
四、青年作为属性
如果说，传统的经典小说家的文本世界建构了韩松刚最初的文学批评体系，以及在情感、思想和艺术三个维度上的较高的批评标准，那么关于同代人、青年作家的作品的批评，则是他保持批评锋芒、鲜活的当代文学现场感和同时代性的必要途径，这样一种认知在韩松刚文学批评生涯的早期就显现出来了，这和他在作协系统长期工作有关（从期刊到办公室，再到创作研究室），更是他的批评风格和批评理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他早期的文章《“80后”写作的“轻”与“重”》《“边缘”挣扎与“中心”的写意——江苏“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㊴中，韩松刚的优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在青年作家批评研究上的客观性、思辨性和批判性，无论是对于70后、80后的成长背景和精神履历，还是他们艺术探索上的“得”与“失”，他的批评都能切中肯綮，结论和思考也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但是区别于同时期较为“话题性”地讨论青年写作的那种喧闹，他没有，也不愿意裹挟进关于青年、青年写作的无谓争论之中，更习惯于以贴近作者、贴近文本的方式，寻访同代人的精神世界，在文学的场域和空间中捕捉青年成长的轨迹，追问着同时代人面临的“精神困境”。
近几年，韩松刚有关青年作家的批评有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尤其是在《上海文化》等刊物陆续推出的针对女性小说家的系列研究。一方面，批评的姿态变得非常放松，形式很自由，更像是朋友间的聊天，聊得自然、体贴、随性，但也不乏深入、深刻，比如，“我认识孙频，源于我家老婆”㊵，这样日常化、口语化的表述在批评文本中出现还是不多见的；再比如关于汤成难的评论如此开篇：“汤成难的小说，源于‘建筑’的冲动，甚或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能……”单刀直入，不做任何所谓的铺垫；还有《必要的幻觉，或抒情的延伸：项静短篇小说集〈清歌〉读札》一文所采取的逐篇解读的方式，都充分显现出他这一阶段、这一系列批评的自由度和放松感。另一方面，他的批评家的“身段”也压得很低㊶，避免大而化之地、笼统地讨论青年写作，把青年小说家的关注点放在“小说家”而不是“青年”上，以此就形成了马兵所说的“同情之理解”：“对于‘同代人’的批评，韩松刚则在坚持‘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提出对青年作家同道‘志向的转弯’的期待。所谓‘志向的转弯’是指小有成绩的写作者要勇于走出舒适圈，不作同一水准的增量，而是能在‘小说志趣’‘小说结构’‘小说逻辑’上大胆突破。”㊷在评论孙频、汤成难、郭爽、项静、三三等近几年特别活跃的青年小说家时，韩松刚总能以“同情之理解”发现她们寻求突破自身乃至突破代际局限的各种努力，并辨析出她们的小说艺术在呈现更丰富的可能性的方向上艰难探索的草蛇灰线。
当然，即便秉持着这样一种谦和的“同情之理解”，韩松刚仍旧没有放弃在窥看和评判当代青年写作的时候必需的理性和锐气，在需要“亮剑”的时候从来不隐藏自己的锋芒：“在我有限的观察中，当下青年小说写作的弊病之一，就是空间的封闭性——物理和心理空间的双重封闭——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地方感’的消失、‘现实感’的顿挫，和更深重的阔大情感的缺位。一个铺天盖地的信息化时代，我们自身却不得不处于一个密闭的混沌空间之中，而同样的，这一境况反映在小说之中，就是人始终无法翻越不停垒建的信息和心灵围墙。”㊸这与房伟在谈到青年写作时所指出的“四种症候”㊹是基本一致的，对于反思当前青年写作的某些局限是很有启发性、很发人深省的。
▲韩松刚:《中国当代小说的“南方精神”》，《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
然而，所有这些关于青年小说家、青年文学的批评和研究，最后的落脚点并不是小说这一文体，也不是“青年”这样一种代际研究，韩松刚最终关心并试图达成的仍旧是从“自我的批评”出发的“真诚”追问：“写作说到底是关乎‘个人’的事情，但这个‘个人’已经无法摆脱时代与社会的总体性景观，因此，一切写作包括青年写作，虽然都是从文学开始的，但从来都不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一个具有现实性和历史性意味的精神命题。‘断裂’之后，精神何为？‘后浪’来了，文学何为？”㊺这一反复出现的追问模式中蕴含的真诚、热情和责任感，对于韩松刚来说是与生俱来、永不褪色的，是一种“青年属性”的恒久显现。
“我时而兴趣盎然，洋溢着理想主义的神采，时而踯躅彷徨，落入悲观主义的泥淖”㊻，这就是那个在“爱”中“不爱”，在“不爱”中“爱”的韩松刚的“迷惘”，我们不用担心他的选择，那种对于文学的深沉的“爱”是他最终的归宿，也是他摆脱不掉的宿命。在前文引述韩松刚的文学批评之“爱”的时候，我省略了一句他引用的乔治·斯坦纳的话：“在20世纪，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㊼而在21世纪，其实真诚的、诚实的“自我批评”更难，而克服这一困难的出路之一种，也许就是李敬泽老师对青年批评家的质疑中所描述的文学的“原野”：“青年应该在哪里呢？不应该在原野上吗？”寻找“原野”，并守住它，谨以此可能的“出路”与韩松刚共勉。■
（何同彬，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子江文学评论》杂志）
【注释】
①㊼韩松刚：《文体意识与文学意义——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漫谈》，载《谎言的默许》，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289、289页。
②让·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戴阿宝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39、140页。
③“逃兵是一个拒绝为他同时代人的争斗赋予一种意义的人。……他厌恶像一个小丑那样参与大写的历史的喜剧。他对事物的视觉经常是清醒的，非常清醒……它使他从同时代人中分离出来，使他远离人类。”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44页。
④㉜黄发有：《代序：诗化的细读》，载韩松刚《谎言的默许》，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6、7页。
⑤⑯㊱傅小平：《韩松刚：我不赞同把作家和批评家进行人为的割裂》，《文学报》2023年3月16日。
⑥韩松刚：《批评焦虑与问题意识》，《文艺报》2016年11月25日。
⑦⑮韩松刚：《彰显与遮蔽——浅谈自传写作的意义》，载《现实的表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第8、10页。
⑧韩松刚：《“岸边”的苏童——关于新世纪苏童长篇小说创作和研究的评析》，载《现实的表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第139页。
⑨韩松刚：《“边缘”的挣扎与“中心”的写意——论江苏“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载《现实的表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第139页。
⑩韩松刚：《秩序与历史——关于文学排行榜及其他》，载《谎言的默许》，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270页。
⑪韩松刚：《命运的召唤，或回忆的诱惑——评麦家长篇小说〈人生海海〉》，《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⑫韩松刚：《时间和生命的综合——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⑬⑱㊻韩松刚：《谎言的默许·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352、352、352页。
⑭㊷马兵：《“寻美批评”的共情力与想象力——韩松刚文学批评论略》，《文学报》2023年03月17日。
⑰韩松刚：《文本细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载《现实的表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第57页。
⑲“学术的任务就是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通过理解，再做出解释，理解了之后，就知道更大的世界怎么构造出来，才能够解释一些问题。”项飚、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第126页。
⑳“把个人经验问题化是一个重要方法。我们关心的是世界，不是自己，现在关键是从哪里开始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更好地了解自己，把个人自己的经历问题化，就是一个了解世界的具体的开始。”项飚、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第217页。
㉑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十周年版序言》，黄远帆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第13页。
㉒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95、78、79页。
㉓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11页。
㉔韩松刚：《身份、记忆与流动的生活——以〈女同志〉〈赤脚医生万泉和〉〈灭籍记〉为中心》，《当代文坛》2022年第5期。
㉕韩松刚：《回到南方——余华小说论》，《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3期。
㉖韩松刚：《词的黑暗——评刘亮程长篇小说〈捎话〉》，《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㉗韩松刚：《含混的“诗意”：小说写作的一种美学倾向》，《文艺争鸣》2016年第12期。
㉘韩松刚：《先锋小说的古典精神与复古倾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
㉙韩松刚：《抒情传统与新时期小说叙事》，《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㉚韩松刚：《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南方精神”》，《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
㉛韩松刚：《“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关于中国当代小说语言问题的思考》，《小说评论》2019年第6期。
㉝柏桦：《江南流水与江南诗人》，《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3期。
㉞王东东：《大象的退却，或江南的对立面——论当代诗歌中的南方想象》，《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㉟张光昕：《驶向“另一种地理”——论朱朱诗歌的内在经验》，《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朱钦运：《当代诗中江南书写的古今互动——以若干江苏诗人为例》，《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㊲吴俊：《小说：如何是江南？（代序）》，载韩松刚《当代江南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㊳韩松刚：《当代江南小说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274页。
㊴韩松刚：《现实的表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第81、187页。
㊵韩松刚：《孙频小说论》，《上海文化》2019年第7期。
㊶“其实，如何写，写什么，除了作家本人心知肚明，和评论家、甚至于和读者又有多少必然的关系呢？”韩松刚：《孙频小说论》，《上海文化》2019年第7期。
㊸韩松刚：《我们站在虚空的边缘：评郭爽小说集〈月球〉》，《上海文化》2022年第11期。
㊹房伟：《当下青年写作的“四种症候”及其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㊺韩松刚：《“青年写作”的再分化——从“断裂”到“后浪”》，《文艺论坛》2020年第4期。
㊽李敬泽、何平、季亚娅等：《不能像个好学生一样等待着“满意”——关于青年写作的“同题共答”》，《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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