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斑｜重构生态乌托邦 ——论郝景芳的反思性科幻叙事
《南方文坛》
2023年第6期
重构生态乌托邦
——论郝景芳的反思性科幻叙事
著 | 王 斑 译｜虞又铭
王 斑
在气候恶化、物种濒临灭绝及各种环境危机的催逼之下，对于地球末日的恐惧促使着一波又一波的科幻作家遥望地球之外的星空，寻找新的栖身之所与文明的可能性。在这个探索中，火星的幻想是一个前沿性的写作地带。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最近实施的Space X计划意图打造“一个能够自我持续的火星城市”①，就直接地体现出居住并占领火星的畅想。这样一种畅想，无论贯穿于太空飞船计划还是化身为科幻小说，都意在摆脱地球文明的顽疾。但这样一种寄望于高科技的畅想并没有意识到从病入膏肓的地球搬迁到另一个星球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幻小说中有一股批判性的力量对上述技术乌托邦主义发出了拷问。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图源网络
科幻学者雪莉·文特（Sherryl Vint）指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西方文学界诞生了一种反思性的科幻小说。面对各类以技术科学为主导的乌托邦设计、地质工程的扩张、核武灭绝力量的扩散及环境破坏，科幻作家们发展出一种反乌托邦叙事，以此对抗与技术至上论相关联的各种乌托邦设想。这一类叙事所创造的世界是要促使人们“关注乌托邦传统的局限性，但同时也仍致力于追寻一个更美好的世界”②。例如，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1975）一书通过威廉·韦斯顿（William Weston）这位记者对北美洲西北部“生态乌托邦”的访问和报道，展现了19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思潮。反叛者们在经历了脱离美国的战斗后，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里的公民们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最低限度地使用燃油、食品以及劳力。诸如此类的前卫实验，与冷战时期军工复合体在科技与生态环境上制造的破坏性力量形成鲜明对照。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1974）将乌托邦与异托邦的特质混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模棱两可的乌托邦”③。作品中，一位科学家从自己所属的星球阿纳瑞斯（Anarres）来到了暗喻美国的乌拉斯（Urras），后又返回。主人公在不同星球之间带有冲突性的经历以及视角的交叉，使得两个星球之间的优劣高低都得到了审视。
▲欧内斯特·卡伦马赫：《生态乌托邦》，杜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我用“反思性乌托邦”来解读郝景芳的《流浪苍穹》。反思性乌托邦，不是用既定蓝图去勾勒某种完美无缺的乌托邦，更不是提供在现实中可予践行的计划。恰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乌托邦描写若要真正具备反思性、批判性，就必须承担起“诊断性干预”④的职责。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反思性乌托邦”起到的是破除思维定见的作用，它要“持续不断予以矫正的是那种认为自然的、公平的社会已经得到建立的看法”⑤。如同历史长河中的那些革命运动，“反思性乌托邦”的目标在于“削弱或消除导致剥削与苦难的根源，而非提供旨在满足中产阶级舒适生活需要的草案”⑥。通过“认知上的疏离”或布莱希特式的“间离”⑦，通过乌托邦渴望与异托邦现实之间的对照，“反思性乌托邦”制造出文化与认知上的落差和震动，使反省成为可能。批评性的反思就在乌托邦理想与残酷、异化及生态灾难的现实之间上下求索和叩问。《流浪苍穹》在跨文化、跨星球旅行主题演绎“反思性乌托邦”叙事，以时空旅行、星际反思来并列考察乌托邦与异托邦。
讲述文明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冲突，然后标榜其中一方，是星际旅行类作品的典型套路。这种对某一文明之优越性的褒扬缺乏反思性。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便是值得商榷的一例。小说在跨星球旅行框架中寄托着跨文明的视角，同时也呼应于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30年代考察社会主义前景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韩松在小说中表现出对中国文明之优越性的民族自豪感，并将一个衰落中的美国置于对立面。作为中国古代智慧的代表人物，围棋棋手唐龙前往美国参加世界大赛并目睹了一个异托邦的国度。在这里，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组织、身体与心智无不受控于超级计算机以及生化网络。作为“9·11”事件和飓风洪涝灾害的亲历者，唐龙见证了美国社会的急剧分裂、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人工智能、数字化网络的总崩溃。在民族自豪感等态度的混合中，韩松的火星故事将中国视为破败世界的拯救者。
相比之下，郝景芳的《流浪苍穹》更加意味深长，更具批评与反思的价值。主人公安卡明白，把一个文明与社会塑造得毫无价值，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做法。“因为根本没有卑下的全体人，只有卑下的一个一个人。”⑧郝景芳这部小说对发生于22世纪的地球与火星之间的旅行与相互影响作出了戏剧化的处理，呈现两个文明之间的相遇、惊讶、含混及相互批评。尽管小说更倾向于火星“肃静宏伟的蓝图”而非地球世界“享乐放荡的狂欢”，但它讲述的故事却是围绕一群“在一个世界出生，在另一个世界长大”的少年。作为脱离地球的回归主义者，小说中的火星人建立了火星共和国——并非韩松笔下的中国。红色星球上，多元文化与多种族融合一体，展现出包容东西方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世界主义气象，见证了亚洲传统、中国古代文化、古希腊风格及现代西方文明的许多特质。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火星的领导层借由双方之间的交换项目，向地球派出了一个青少年组成的代表团，团队成员们将在地球度过五年的学习时间。火星的年轻人在未来主义的世界中亲历了数字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各种本能欲望的自由释放，觉得地球文明既令人困惑又颇具魅力。他们也发觉了地球文明对火星世界所抱有的偏见。主人公洛盈客居地球时经历了一系列的文明休克，但返回故乡后却又对火星文明感到困惑。地球之旅使得她重新打量火星上的一切，不再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开始了心理上的探索、反思和重新定位：“只有经历了两个世界转换的少年，才在一夜间看到暴雨坠落，远景消失，荒地里生出大片奇诡的花。”事实上，其他经历了星际旅程的火星人与地球人也都常常讶异于彼此文明的差异，他们“穿梭在两个世界，看着它们隔绝深远、各自运行、相互远离、相互不知”。正因为此，一位主人公打趣地说，“你不觉得很微妙吗？一个地球人想用火星方式拯救地球，一群火星人又想用地球方式拯救火星”。
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指向人与自然和解之后理想世界的建立。郝景芳的小说中，火星共和国也正符合这样一种理念：它的设计与建立有赖于高科技手段。科技的运用使得人们能够适应自然、在干旱的环境中立足与生存。换言之，火星城市的生态意义就在于人类根据贫瘠的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地质工程计划，就地取材求得生存，进而设计出与环境及生存特点相匹配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体系。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人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同时改造自身，力求与自然共存、共进。这个理念，体现在“自我实现”的叙述上。生态乌托邦通过火星年轻人的叙事逐步展开。在教育小说的视角下，作品描写了一群未成年人走向成熟的过程。他们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参与各种创造性的、科学性的计划，而此间所涉及的土地、资产及知识都属于集体。火星人信仰人与自然的协同式进化，自我实现意味着人类既接触、利用自然，同时也在适应自然法则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天然属性。自我实现当然也意味着先天资质得到发展与发挥，但这一切只有在与社群及自然的交互关系的劳动中才能获得。这种关于非异化劳动的乌托邦立场，与地球上受到资本与商品逻辑支配的异化性劳动现实形成强烈对照。生态乌托邦与自我实现肯定的是社会化的劳动以及这种劳动与自然之间近乎一体的内在牵连，生态理念指导下的生产性实践指向的是交互式的独立、联动以及人与自然的一体式进化。
乌托邦与异托邦之间
墨丘利，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被用来命名访问地球的火星代表团。团员们要进行访学和交流，但他们遇到了许多震撼和挫折。地球上的见闻让洛盈对自己的国家、政治系统以及家园归属感产生了疑问。在一场公开演讲中，一位美国教授当着前来访问学习的火星客人的面猛烈地抨击了火星的政治体系。这位教授将火星社会比作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中的世界，认为它预示着由居心叵测、意欲统治人类的独裁者所控制的“机器时代”的到来。这种冷战眼光和语言把火星描述成“邪恶军人和疯狂科学家控制的孤岛”，“全面高压政治和机器操纵人类的典范”，“一台庞大的机械战车”。火星上受到高度管控的数据库系统则被视为一个高科技的怪兽，一种“将人类当零件一样卷入”的科技秩序——人们将被锁闭在其中，失去个体自由。此类说法抹去了火星为摆脱地球殖民统治而发起独立战争的历史。在追求政治自由的过程中，革命者与工程师们“组成了联盟，对地球的管辖发起了联合抵抗”，戮力打破地球上那种“资本—军事”复合体的统治。
但是，冷战意味十足的演讲给火星的年轻人送上了致命一击。在火星学校中，他们被告知“火星人才是自由的”，他们无须为生存担忧，也可以在工作室自由劳作，永远都不必为了金钱和竞争而贩卖自己的想法、才华及作品。出访地球之前，火星家园对于洛盈来说绝对是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但那位教授长篇大论的攻击仿佛“与人皮肉像擦、擦出白色骨头”，使得“裂隙变成真实存在”。回到火星后，洛盈与朋友们都无法再与家园无缝对接。一种“失乐园”般的感受使得他们“成为流浪苍穹”，不得不面对被地球与火星双重放逐的局外人身份。
▲乔治·奥威尔：《1984》，谢高峰译，开明出版社，2018
这群年轻人不愿迷惑不醒，也不愿为存在之不确定性持续困扰。他们既经历了地球生活方式的不羁与灵活，品尝到了个人自由的美妙，自然也就察觉到火星家园的弊端，并开始审视火星的生存方式与机构的运转。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工作室”系统，这个系统似乎就是高度集体化的火星系统所制造的不自由与整饬秩序的缩影。“工作室”系统由各个生产单位交叉联络而成，它强迫物质生产者、脑力劳动者、技术工作者等各类人员都接受高度统一的教育、实习及成长体系。虽然其本意在于给人们的成长、成熟和自我实现提供平台，但实际上却把个人及其家庭全都纳入到了统一体之中。自由选择是不存在的，“它甚至将每个人约束在电路一般的节点上，动弹不得”。所有公民都必须注册进入一个工作室，经过学习成为生产者或研究者，与此同时，个人生活的其余部分——住房、婚姻、日常供应等——都与工作室直接挂钩。这样的闭环运行因其僵化的“技术官僚主义”引起了年轻人的不满和抗议。
但工作室系统有其演化的历史。它并不是元老们用来控制火星人民的工具，它的统一体设计来自适应残酷自然环境的需要。对于谙熟历史的瑞尼医生而言，这整个设计的根本目标就是满足生态需要。火星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原先“设想了一个纯粹自由自在的世界，随意发现新世界，随意向数据库投放成果，随意取用他人的成果，自行获得生活费”，但很快发现“稳定、条理化、效率优先”才是更重要的。“随意来去的世界固然听起来喜人，但是在实际生产的时候一定会造成大量的社会资源损失。”于是，集中运营体系“在城市里结晶，自由的随机运动被压制到了最低”。从生态视角而言，这个体系要求在面对资源匮乏的背景下更有效率地分配及使用资源，在效率与生存必需的名义下牺牲了自由。
历史抉择在自由与必然之间所作的取舍，令乌托邦与异托邦的差异变得模糊起来，这正是小说最有力度的反思之一。火星文明建立之初，人们就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面对环境的恶劣与资源短缺。于是，一个“合适”的运行体系、政治模式或者说一种文明应运而生，城市建筑也体现出生态系统的要求，与地球上资本主义文明的城市大相径庭。政治生态系统制造出极其强硬的政治意志，动员人们在共同努力中应对不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
与之相对，以自由和科技为标榜的地球正濒临生态灾难的边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地球已经被过度消耗，建筑物密密麻麻，环境不断恶化，资源面临枯竭。地球上的建筑“受到周围建筑的夹击，却与土地失去了联系。大地上的各种资源基本上已经从土里连根拔起，在地表运行了不知道多少个周期，散布到世界各地，只跟随金钱的高低起伏”。而火星文明则以生态考虑为优先。创建者们充分使用火星上的材料来适应火星环境。在这里，除了阳光与沙子，其他能为人所用的物质材料几乎没有，所以建造者们想方设法去使用火星上大量存在的铁、沙和硅。他们将沙子转化成玻璃，在荒漠中造出了一个“水晶盒子”。这个新居所“是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理想的现实凝结”。它也不只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完整的小型生态系统”，“生产能量、换气、水循环、生物培养、垃圾分解”等功能一应俱全，它就是“沙土里开出的花”。由一个工程性工作室开发出来的太阳能系统满足了整个国度的能量需要；建筑顶部的电板、遍布各处的光纤电缆以及电路周围的磁性元素使得能量与光产生磁场效应。一个乌托邦诞生了：“火星的房屋就像人的衣服一样不离不弃，人和花园像鱼和水一样紧紧相连。房屋的气体多半由花园的植物过滤，城市的气体发生场只作必要的补充；房屋的生活用水都在自家房屋的墙壁间来回过滤循环，只有少量的弃液才输入城市的中央处理管道。”
不过玻璃建筑很容易引起误解。来自地球的摄影师伊格就惊讶于火星建筑的这种毫无遮拦的透明，他质疑火星对个人隐私的侵犯。这个看法来自他熟悉的威权主义与监控的冷战视角，于是他匆忙从政治控制的角度作出了判断。但之后他被告知，火星的人们只能依靠透明玻璃，而且玻璃可以被一键转换为不透明。“玻璃房子就是玻璃房子。没有象征意义，只是纯粹的地理和技术缘故。”
小说在火星国度的建造中呈现的生态观呼应于中国传统所提倡的“天人合一”。“与天地紧紧相连，从天空呼吸，从地底给养”，这些建筑在人与荒芜的环境之间构建出有机的亲密关系。“利用所有自然条件，将恶劣变成珍稀”，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珠联璧合的生态乌托邦赫然而现。建造者们没有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霸道立场，而是懂得要与自然共处、共生。他们精巧且审慎的管理使得资源短缺问题得到克服。古老的宇宙观就这样在小说中与太空科学发生着共鸣，也深化了对天文学之重要性的认识。因为与太空直接接触，火星上的人们“从一开始就面对深邃幽黑的宇宙苍穹。夜空即白日，黑暗即光明。他们理解夜空，就像山川的居民理解山，海岸的居民理解海”。
协作中的自我实现
火星文明的建造离不开科技工程的支撑，但更有赖于每一位公民的劳动、才华与身心投入。因此生态乌托邦的发展也带动了社会生态体系与政治生态体系的建立——必须创造条件加强团结与动员工作，让公民们在与自然及他人的互动中完成工作、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作为一部教育小说，主人公们的人生轨迹投射出自我实现与生态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生态社会主义论述的主题之一就是对异化劳动的批评，认为人的存在既是自然性的也是社会性，而劳动表达的是劳动者在与外部自然交互时所应具有的自主、自由以及创造力。对于马克思而言，人类劳动拥抱的是自然馈赠的全部。自我实现，一方面是指开发利用自然以满足物质需要与社会关系需要，另一方面则指“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潜能”⑨。恩格斯则说，劳动者并非“立于自然之外”，而是作为一个具身化的主体，“有大脑的血肉之躯”，“属于自然并存在于其中”⑩。异化性的劳动则剥夺了劳动者的自主性、完整性和创造力。工人的劳动果实“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别人，这就导致自我的丧失”；劳动者受到强制，“不是肯定而是否定自我，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失望”⑪。异化劳动不会使身心得到自由发展，相反，它起到的是破坏身心的作用。非异化劳动则主张，劳动生产必须是自愿的，它应该是自由主体与内在潜能得到实现的途径。真正的工作意味着把自然馈赠给人的感官及审美天赋都表达出来，允许自我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继续发展并保持与自然的协调。生态乌托邦的梦想之一就是把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统合起来。就此而言，《流浪苍穹》探讨的正是个人发展、家庭养育、劳动、职业选择、工作平台等如何可以帮助人们在合作中发挥自己的自然禀赋。
▲郝景芳：《流浪苍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自我实现这个主题首先出现在两种关于劳动与艺术观念的碰撞中。阿瑟·达沃斯基——很容易令人想起著名俄国电影家塔可夫斯基（Tarkovsky）——是火星独立战争结束之后第一位来自地球的访客。因为反对地球上通行的那种把艺术视为商品、模拟物、娱乐品的看法，阿瑟想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索如何使自主创造、真正的艺术、个人发展成为可能。他深入地观察生活，试图创造出不受商品与资本异化的关于真理与美的艺术。在火星上，阿瑟找到了适合自己艺术理念的精神氛围与社会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他还与影像馆的管理员珍妮特·布罗坠入了爱河，也通过教学在洛盈父母的身上唤醒了关于独立自主与个人创造的意识。
火星上的艺术世界所滋养的美学观念，来自地球文明中更具启发意义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传统。这些传统将西方文明从健忘症与技术资本、工具理性的霸权中解救出来，并给文明的延续提供新的土壤。古典文明的复兴是一个十分常见的主题，它彰显的是非西方人群能够“拯救”甚至重新打造西方文明。恰如郝景芳在小说中所说的，“（地球的）狂欢里忘记的，（火星的）蓝图还记得”。
人类古典文明已荡然无存，21世纪地球的艺术生态在达沃斯基看来已病入膏肓。网络化的数字媒体、艺术品、电影和图像在全世界各地都被卷入商品化的生产体系中，被锁闭在复制性的大循环中。艺术创作的世界看上去自由且多元，但实际上“那是一种超级市场式的瞬时空间”，每一个进入这个空间的艺术品“都像一瓶牛奶需要迅速找到买者，需要被人从货架上提走，否则就将过期”。数字资本主义与无所不在的媒体使得经济运转与物质生产及劳动失去原有的联系，而只受控于全球性的金融运作与知识产权交易。知识产权经济建立在全球性贸易网络之上，在其中，只言片语或者一个念头，甚至一个图像都可能衍生出一大批赚钱的商品。但这种经济非常抽象，它是“无源的水”。资本驱动的国家以及强大的媒体集团，带着建立科技帝国的野心，将创造性的劳动转变为可市场化的商品，剥夺了个人创造，消弭了经验具身化的艺术劳动应具有的独立自主空间。
达沃斯基的学生伊格同样表达了对这种艺术商业化、庸俗化趋势的不满。影像制作居然被商业化为一种拟像制作，降格为纯粹的消费品。地球上的人们如今看电影、获取信息、追逐声影片段，其实是在消极被动地接受，无奈地吞下消费主义的苦果。在互联网的世界，卖座的电影是那些能满足即时需要的作品，它们给孤单的人群提供一种关于舒适与快乐的幻象，这常常可见于那些品位极低的——比如那些“含有香水味、血腥味的，携美女与人搏斗和神秘启示的”──烂片。
▲俄国电影家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图源网络
由于不合时宜，达沃斯基的作品“在地球的环境都无法获得出路”，他一直在进行理念和感知上的探索，开拓对生命的认知，打磨具身化的体验。这位电影家试图消解生活，想要进一步挖掘经验的质感，把它们细节化地呈现出来。比如他的一部践行布莱希特间离手法的电影将观看者与身穿粉裙子的女孩合为一体，“观众一直作为封锁在内部的灵魂看一切”，而女孩子则一直过着庸常的小日子。“镜头舒缓却幸灾乐祸，极清晰地表达了一个有自我知觉且尚不能看透的人，是如何被困在自己筑起的罩子里”。自我中心的主体性概念被消解了。另一部片子聚焦于一个人手上的老茧，强调相对于那些宏大的计划，“还是切身的苦痛、还是手上的老茧更真实、更令人苦恼”。在一系列的考察反思中，达沃斯基最常质疑的就是人生的规范化以及程序化了的个人存在，即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被管理的意识”。他要用作品去打碎日常生活再重新进行组装，刻意在全息技术与戴着沉浸式耳机的观众面前玩一个杂耍。对于他而言，数字化的电影制作早就失去了“制作”的内涵。
达沃斯基和伊格都为火星的艺术世界所吸引，因为这里的学术研究是非商业化的，对艺术的追求也不受利益的支配。学术与艺术的创造，是个人才能、想象力与学识的展现，是基于具体化的个人体验的热诚表达。创造性作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原创性，也在于它对共同体的贡献，在于巩固政治社群的实力。在火星的中央档案馆，达沃斯基找到了心灵归属，他想把自己的作品安置其中。这个档案馆或数据库，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分享、交流与合作的网络平台。达沃斯基作品是手工艺，强调创作者的身体力行，旨在“实现他头脑中那些想法的真实表达”，所以其作品很适合火星档案馆。返回地球后，达沃斯基试着建立一个类似的档案馆，但未能成功，因为这种数字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市场盈利价值。病榻上的达沃斯基嘱咐伊格前往火星把记录自己作品与记忆的芯片存入中央档案馆。
中央档案馆这个数据库不仅是知识的储存空间，在火星上它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虚拟性都市。它的设计与建立的初衷，是为了摆脱和反对地球上的政治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在持续不断的国家冲突、地方主义、狭隘观念以及个人占有欲的综合作用下，已经走向崩溃。由于数字化的数据经济居于统治地位，物质生产和具体的劳动已经不再作为地球文明的支撑，取而代之的是不对等的知识权力、野蛮竞争以及股东权益。这些负面现象火星建立之初也曾存在。各个党派团体各自囤积信息，搭建小院高墙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个人财产。为扭转局面，开国元老们设计出了中央数据库，一方面希望它发挥出现实效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寻求建立政治共同体、团队协作以及自由交流。恶劣的生存环境决定了彼此之间必须要分享各自的信息、发现与发明。档案馆提供出一个平台，让公民们共有资源、分享资源，进而解决问题。正如瑞尼医生说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构成”，“一切的核心就是数据库”。除了对城市运行作计算，数据库“存储城市里每一个人的发现，每一点新的探索，自由分享。保护所有人思想的自由”。每一位创作者在数据库中都有自己的空间，大家的智慧与信息在此汇集成河。个人的独立性与公共福祉得到结合，“家中存放作品，广场滚动出公告，邀请其他人去欣赏。正如千年古树，叶茂枝繁”。与地球上转瞬过期的商品不同，艺术与科学的创造在此能永远得到保存，为交流、学习以及造福后代的新发明持续提供资源。
这一合作协调性的框架建立在对自然的共同所有权上。在火星国，“土地公有”，为共同体的福利服务。这里“没有地产买卖，没有走私，没有期货，没有私人银行”。相比之下，地球文明已被私有财产、商品买卖分割得七零八落。人们在土地公有化的火星出生，对地球私有化的文明体系十分不解，“一下子进入市场的地球，面对广告爆炸”顿感茫然。火星上的中央档案馆是一个公共空间、艺术空间，科学技术也在其中惠及所有人。私人不能独占，知识产权也不存在，火星上的资源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所有的科学艺术创作都为全民所有、全民所用。档案馆的这一特质渗透在火星公共机构的方方面面，体现出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理性。
中央档案馆投射出的无疑是乌托邦式的景象。知识是公共财富，每个人都像拥有自由和生存的权利那样从中取用所需的部分。火星居民们相信，只有相互融通和理解才能使各种信念并存，避免周而复始的屠杀、分化以及异化。这个“数据库就是最好的对信念自由的保证，让人能真正发表观点，不必被生活收买，对政治的意见也可以确实被大家听到”。
火星年轻人的创造
在协作中实现自我，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科技发明中，对于火星的年轻人都是十分明确的。三年一度的“创意大赛”就给大家搭建了一个展示潜力与才华的平台。十四至二十岁年轻人都可以参加，他们可在艺术、科技、工程等方面任选领域。参赛各小组通过跨领域的合作完成作品，而作品的理念与完成度决定最后的得分。年轻人凭借作品获得荣誉与褒扬，获胜作品有可能被选为国度未来发展的重点项目，并在中央档案馆中占据重要位置。洛盈与同伴们十分重视这个比赛，把它视为生命意义的来源。在旅居地球期间，洛盈努力吸收各种观念、意象和风格，就是在为参加大赛作准备。但她的美国朋友却对这种参赛激情表示不解，更把大赛不设奖金也不提供经济收益视为笑料。洛盈告知对方，作品参赛绝非为了出售，也不是为了升职，而只是为了那份融入城市建设的“无上的光荣”。美国朋友则嗤之以鼻地把这个比赛视为国家对个体劳动与智慧的无偿压榨。
在火星，劳动的意义在于公民们为共同体作贡献，学术作品、艺术作品均与市场、利润毫无瓜葛。这在投机资本主义的地球简直是不可理喻。火星女孩吉尔为洛盈设计了一套舞蹈服，因为使用了半导体材料，这套衣服会随着空气压力的变化而闪烁斑斓色彩。科学、艺术与手工的完美结合，使得吉尔的设计在创意大赛中成为夺标热门，以后很可能在中央档案馆被频繁“引用”，而高“引用率”将给设计者带来更大的荣誉。但地球使团中的那位生意人却在这个设计中一下子看到了巨大商机，并打算把此高科技服装引进到地球。他的广告语言充满陈词滥调，居然向吉尔提议将新设计命名为“缥缈”。伊格毫不留情地把生意人的商业逻辑揭露了出来：他绝不会让普通消费者轻易得到这种新设计，只会为新服装设计打造出一个如同珠宝、豪车那样的奢饰品形象，使之远离绝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此乃消费主义的典型操作：持续地制造欲望、嫉妒与不满足。
永远的宇宙流浪者
尽管达沃斯基与伊格对火星上智慧公有制及公平分享体系称赞有加，红色星球也并非田园牧歌式的完美之地。年少时期在地球游学的经历、达沃斯基对自己父母亲的感召，使得洛盈不知不觉中被自主、自由、流动等观念所吸引。回到火星后，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家园和生产系统，尤其反感于工作室注册这一部分。工作室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涵盖了教育、实习、训练等内容，它与每一个人及其家庭紧紧绑定在一起。这个体系为个人成长、成熟与自我实现铺就道路，个人身份和终身职业都在其中确立。孩子们在九岁时以志愿者身份参加公共服务，随后加入不同的工作室进行实习，有机会了解不同的领域及学科；根据秉性爱好，他们在十三岁时选择特定领域深入学习；十八岁时年轻人可以选定工作室，锁定终身职业。注册工作室“是每个火星成年人必要的一步”，因为工作室为个体提供身份号码，这个号码关联到护照、住房、薪水以及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资格。
▲爱德华·贝拉米：《回顾》，林天斗、张自谋译，商务印书馆，1963
这种约束力极强的系统令人想起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88年的作品《回望》（Looking Backward）。小说中，工厂如同国家操控的公司，所有生产者与劳动者都处于国家监控之下。在这种集权化的乌托邦中，人们二十一岁时加入劳动队伍，三年体力劳动后可转换至更专业、更具技术性的岗位。职业生涯至四十五岁时结束，劳动者可从此安度余生。类似的火星工作室体系是地球人不能理解的。“在地球上，谁有如此的力量运营这样一套系统呢，政府还是公司”？在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地球，以普遍利益为目标的一统化体系被深恶痛绝。考虑到地球上“以原子化的个人为骄傲的传统”，任何用某种服务器将大家统合起来的想法都会招致铺天盖地的批评。
洛盈对工作室系统的质疑正在于它缺少自由与选择，“火星的生活方式沿袭了悠久的传统主义。每个孩子都会经历类似的过程”。地球见闻让洛盈感到自由生活更能打动人心，比如身边舞蹈团中的美国朋友可以穿梭于世界各地，随心意调换工作与身份。地球文明这种浪漫主义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令人着迷，因此她久久不愿注册工作室。在发现自己父母也曾同样反对禁锢个体命运的工作室系统后，洛盈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想法。火星森严的等级体系、秩序化的生命轨迹，“现在只觉得是约束”。
可是另一方面，地球人所享受的自由似乎也问题重重、颇具欺骗性。这种自由所释放的是消费主义的欲望，个体才华与能力的发挥也缺乏方向。年轻人沉浸在“酒神似的狂欢”中。洛盈在地球上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派对，并且“吸一种介于毒品与烟叶之间的迷幻的药物”；朋友们将身体的美阐发到极致，“共同享受身体释放”。这种自由难脱空虚无聊之嫌。而火星上的年轻人则“有着日神似的清醒”，渴望着成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公民；人们“有一种极为宽泛的严肃感”，常常“听到他们说宇宙责任，或者人类终结”，以及应该如何“建立人类生存新模式”。地球文明古典启蒙时代的理念在火星上得到珍藏、实现和发展。伟大、崇高的思想与智慧，在火星上成为人们生活的根基，在地球上却早已烟消云散、无人问津。“人的目光与理想缩短到不能再短的程度”。从地球传来的消息中十之八九是负面的，政府“就像一个个企业，为运转而经营”。
洛盈与朋友们在两星球之间反反复复进行比较，时而感觉真相大白，时而迷惑不解，这种犹疑正彰显出他们宇宙流浪者的角色。洛盈也不断自我提问：地球文明究竟对自己和朋友们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个问题将一直伴随着她。她只能明确，“地球给了她太多困扰，但也给她太多欢乐的记忆”，但她无法作出简单直接的选择。“她也获得一种理解双方差异的愿望与能力。她一直在其间摇摆，这让她对二者都能同情。她从前为此困惑不已，然而今天她却觉得这是可以坦然接受的地方。她从未清晰地想过这件事，但今天她觉得这就是命运。”
自由与必然
作为一个舞者，洛盈沉浸于艺术创造中，尝试着将地球与火星最好的部分结合起来。她在火星的舞蹈首秀探索一种创造性的、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这其中就暗含着她在两个星球生活经验的碰撞。“路过的风景最终化成自身。”其作品以古老东方关于火星的象征故事“萤惑”为题，交替呈现道路的迷乱、信仰的丧失、疑虑的增长与希望的微光。作品中的女孩在经历种种坎坷之后超越了战争的烟云，化为天边的云霞。这一危机四伏、超越现实的旅程呼应着流浪苍穹者的人生轨迹。
正式演出时，洛盈尽管发挥出了最佳水平，但最后的失误导致作品功亏一篑。她的摔倒的必然性在于，火星与地球不同的自然环境会给人的身体赋予不同的限度。由于生长在火星的低引力环境，洛盈的骨骼强度及平衡能力均不及地球人，但她在地球所受的舞蹈训练又迫使其必须变得更加强劲有力。她设计的以轻盈跳跃为主的舞蹈动作，“很容易挑战人类体质的极限”，可是因为失去了她游学地球时已习惯了的地球重力，回归火星后的表演以摔倒和受伤告终。
洛盈的失败提示出一个重要问题，即人的身体难以同时适应两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在对蝴蝶轻舞飞翔的凝视中洛盈幡然领悟，自己之所以会摔倒是因为想在舞蹈中超越生物属性和生态环境给身体设下的界限。改进的方向就在于，在“身体/环境”之间建立更为合适的平衡与协调。“跳舞的关键就是控制”，“不是绝对的高度，而是让脚尖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位置，不高也不低，是让每一小块肌肉都受控制，不过度绷紧也不随便”。养伤期间在昆虫实验室见到的绿叶丛中飞舞的蝴蝶唤醒了洛盈心中沉睡了的舞蹈之梦。“她踏着厚实的木地板，觉得心里很踏实。地板是忠实的舞伴。它托着她，她用足尖寻找它的触感。”
在回归舞蹈的决定中，洛盈明确了自己与地球上某些流行的舞蹈观念的不同之处。在地球，有人主张用舞蹈制造新的符号，另有人主张用舞蹈摆脱那些强加在人身上的各种符号。此外，地球上的项目组要求她在舞蹈中超越身体局限，展现人的力量和对自然的征服。洛盈化繁为简，拒绝这些浮夸自由及无根底的飘忽。她回归到最基本的人与自己的关系，“最难的不是更高，是让脚尖刚好到达某一个位置，不高也不低”。精准与平衡要实现的是被忽略的“神奇，就像身体本身有生命。身体有很多更为久远的记忆，那些习惯，理智的意识甚至从来都不了解”。
概言之，人类的行动应当建立在身体、感官与外部自然的共生协调关系上，应注意到人的意识植根于它的生物属性，承认人的建造取决于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与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决定了各类选择和计划。这些道理在瑞尼医生——小说中的智者与历史学家——那里从来没有忽略过。瑞尼曾经历过一次政府内部的讨论，当时有一派主张继续留在火星生活，以年轻人为主的少壮派则提出迁居其他星球、建设新的生态环境。迁移计划征服自然的目标需要有更多的科技发明来支撑，不可谓不大胆，同时也流露出唯技术主义的自大。洛盈的祖父斯隆先生身为火星总督，在迁居动议上十分慎重，特向瑞尼征求意见：这样的计划究竟是否合理，抑或不过是征服自然的野心的过度膨胀？斯隆思考过昆虫进化与自然的生态学关系，因此能够理解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平衡有多么重要。当他询问昆虫能否超出生物学极限而变得更大时，在此领域深耕多年的神经学家瑞尼给出了关于进化与超越的审慎意见，“昆虫用身体呼吸，长得太大就要窒息而死”，“进化的尽头是提琴般的完善，大一寸小一分都不可以”。他以哲学家的口吻仔细地解释道：
这是一个双方进化的过程。生物和环境最终会达成协调。正如飞鸟选择巢地，而巢穴选择下一代飞鸟。直到一个高度，选择平衡于被选择。这是个常常被人忽略的常识；进化的尽头不是极端，而是恰到好处。
在寻找以平衡为轴心的生态乌托邦的过程中，火星上的人们致力于使生物与环境和解。与地球人不同，火星公民们坚信，尊重、依循自然法则就能够取得进步、使社会生机勃勃。军事领袖胡安说，“我们的使命是承担人类命运”。火星共和国建立时间并不长久，它的公民们还要继续适应自然、继续寻找与自然的共处之道。但“所有的荒芜暴烈都是现在的猛兽、未来的朋友，在人能够驯服它们之前可以蛰伏，但永远不可以屈服”！
在火星公民们积极接洽自然，悉心呵护、努力推进自己的社会建设之时，地球文明却日益陷入无序和后人类的混乱。人类中心主义与科技主义的傲慢所制造的无知与非理性的自由，正在摧毁自然与社会。罪恶的源头便在于地球的反生态系统，奴役自然、破坏自然的态度将社会推向异托邦的境地。
生态社会的理念，对于理解自由、必然、人性、自然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火星将军胡安直言不讳地指出，“自然”并不是人类应该害怕的东西，火星人真正应该提防的是市场和消费所制造的无节制的欲望：
人类最应惧怕的是什么？是狂风巨石？寒冷酷热？还是与困苦搏斗？远远不是！人类最惧怕的是腐烂和衰退，是人类全部强大的生存能力衰退成懦弱、虚弱以及软弱的一摊烂泥！地球人正在往这个方向前进。他们已经变成一堆猥琐胆怯的肥胖病患者，在越膨胀越无止境的欲望中醉生梦死，被油脂和麻药蒙蔽了所有感官，再无一点崇高。他们把灵机一动的点子当成智慧，还恬不知耻地倒卖智慧，再也不懂智慧是长久摸索，不懂伟大心灵总是渴望馈赠和分享。他们也忘记了他们的星球，在人造风景里沉沦……他们是背叛历史的子孙。
胡安相信，自由与必然的对接是生存的关键。火星公民们在社会与自然之间所作的不懈努力，有可能拯救崩溃边缘的人类文明。这就是《流浪苍穹》为我们传递的来自生态乌托邦的警示。■
（王斑，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系；虞又铭，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注释】
①Quoted in Claire Webb，“Worlds beyond Ours.”Noema，February 18，2021.https：//www.noemamag.com/worlds-beyond-ours/.
②Sherryl Vint，Science Fic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21），29.
③Usula Le Guin，The Dispossessed：An Ambiguous Utopia（New York：Harper，1974）.
④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New York：Verso，2005），12.
⑤Simon Jarvis，Adorno：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218.
⑥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12.
⑦Darko Suvin，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4.
⑧郝景芳：《流浪苍穹》，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第327页。以下小说引文页码如无标注，均出自此书，不赘注。
⑨Karl Marx，Grundrisse：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Penguin，1993），488.
⑩Friedrich Engels，Dialectics of Nature（Moscow：Progress，1964），461.
⑪Marx and Engels，Marx-Engels Reader（New York：Norton，19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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