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郁｜杂文里的鲁迅
《南方文坛》
2024年第 5 期
杂文里的鲁迅
文 · 孙 郁
鲁迅的写作常常出界，有时候以非文学的方式进入文学，故不古不今、不东不西，而真气在焉。因为对于其体例无法归类，有些文章只能以杂文喻之。这种体例比较特别，既不是传统文章的复制，也非周作人称的美文，应当说是介于多种文体间的谈吐，即思与诗交融的表达。他的许多文章都带有异样之风，审美的样式很少重复。最初在《新青年》上的文字，已经露出这种智性，文体是开放的。那时的写作多是呼应陈独秀、胡适的思想，自我的情感略有节制，表达的是个性主义的观念。这些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对于社会进步是有一种热望在的。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都属于时评，“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1]。但那时候的中国旧气浓烈，古老的幽魂以冰冷的面孔闪动在知识界，杂文写作也是像小说一样“听将令”的意味。这可以看出，笔下的调子，是颇为积极的。他后来的写作虽然变化多多，而现实感这一面，始终没有改变。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读者很快注意到了他的文字，那些除了正面出击，也有迂回闪动的。人们从中读出远离旧气的超人之思，还有几许人道主义的新风。笔锋所至，荡出光影，街市与野径里的遗痕都一一被照到。行文的词语，不是简单的布道，而是针砭时弊与古代的遗风，对于国民的状态，持一种立体审视的态度。这些在他那里都属于天然之音，故不必声嘶力竭去喊，但你于此听出他的愤懑和哀凉，短句中的智性有诸多隐含。保守主义者在大喊保存国粹的时候，鲁迅信奉的是“保存我们”的观念。而“保存我们”，则不能不有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可惜中国人的眼睛被什么遮蔽了，蠢态主宰着人们的思维。《随感录三十八》云：“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2]这对于国人的愚钝的描述可谓一针见血，于是看到的是独战之影，个性的高蹈与抨击的强力织成一个思维之网，国人的痼疾被打捞在一起，诸多碎渣都在扫荡之列。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卫道者就不想改变现状，对于新文化采取攻击的态度。有感于此，他在《现在的屠杀者》等文中抨击了钟情于名教者的可笑[3]。《新青年》上的这些文章，以唤醒民智为特征，已经远远超出文学的范围。
在诸多的随笔中，鲁迅显得极为果敢和从容，一些表述是形象而深切的，直捣问题的核心，讽刺现实在前，陈述道理于后，破而后立，且在形象的语言中营造着思想之宫。这在韩愈的文章没有，于苏轼遗墨那里亦少见。新思想流动在反讽与冷嘲中，文章的维度是跨越的。他在书写里埋下了许多隐喻，年轻时期看重的西洋文学里的质疑意识和科学主义的理念都在，有时也见浪漫诗人的奇语，文章就颇见驳杂之色了。
虽然他将自己的杂文视为“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4]，而自我的内省一直伴随期间的。陈独秀、胡适都从正面讨论棘手的难题，大有价值重估的意味。但他们还是在本质主义层面，去对付庞大的旧文明。鲁迅的文章涉猎的范围很广，有的时候以毒攻毒，故牵出荒诞感和归谬感。他在《诂〈学衡〉》一文对于那些留洋归来的学者的保守主义态度的批驳，如剥皮一般，层层显出筋骨，将荒谬之处点出，智慧中散出戏谑之气。而有的时候，引入互为对立的叙述视角，在差异性语境建立另类的思维，像为《一个青年的梦》写下的翻译后记，就颠覆了民族主义逻辑，警惕自我话语的独断性，强调关心“他人的自己”。中国的读书人，被太多的幻象所罩住，自然也失去正视社会的勇气。顺从导致衰微，奴性产生愚昧。新文学家要铲除的，就是这种土壤。他的表述，多了陈独秀、胡适所没有的内省性功能，便有了一种跨时空感：
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5]
上面的话语可以解释出他写作的基本姿态何以如此，文章的底气是足的。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托尔斯泰的声音，他年轻时代独行的个性，于此得以诗化的表达，思想从沉死之地掠过，飞向高远之处。他的杂文写作，是直面存在的，文章叫出了真人未曾流露的心音。只是这个声音不听从先验理念的训导，也非流行的精神的复制，在别一时空作别一类的文章，才会成为自己。也由此，他的写作，远离了象牙塔，也偏离了新知识群落的主干，仿佛在荒野和冷地里流动的风，吹散了古都的雾，世间露出了原色。只要读读《坟》中的诸篇浑厚、苍润的文字，能够感到其目光里有同时代人没有的神色。这使他的文章具有了既植根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非同寻常的意味。
在鲁迅的文章里，思想不在天上，也非玄妙的庙堂，道在日常，遁迹山林之语在他那里是没有的，也很少炫耀什么理论。他觉得读书人谈过去的时候津津乐道，神往未来也颇多神采。唯有当下问题，被漠视或遗漏，盲点是多的。他在《论睁了眼看》中就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懦，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6]知识人如果不能看到存在的基本形态，还裹在道德话语里，世界的本真是会被遗忘掉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国人感知世界和认知世界的方式错了，那原因是我们被古老的幽魂所害，精神在单一维度里，既不能向古人提问，也不能和存在对话。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放弃古路，一切重新开始。他叹道：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7]
显然，做到此点，当要有一批新式的人。由此也引出一个逻辑，启蒙在中国不都是说教，要仰仗一批斗士来清理历史的旧物。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对于知识人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意识是格外看重的。那时候只懂一点西学，还是第一步，要持之以恒与各种旧意识斗，则更为艰难。他的文字偶能见到匕首般的威力，不过是唤起麻木者的醒悟，至于自己的结果如何，是并不太在意的。
但他知道，在历史的惯性面前，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造就无数的新人，其工作十分艰辛。在那样一个混沌的时代，需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他将此看成一种存在的理由。这就将预设的思想放置一边，探路的激情，暗流在字里行间。这时候你会感到，他其实也写出自己的痛和困惑，许多沉重的话题，与自己的经验也不无关系。无爱的婚姻，无想象力的教育，无平等的人伦之路，都摧毁了人们的创造性。就教育而言，应当注重孩子天性的培养，不必都在伦理的教条里。而就家庭来说，则以少年为本位，而非以长者为本位，唯有如此，方能将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他承认自己不过是承担起解放孩子们责任：最重要的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8]。而不合理的人间之道，在那时候何其之多。
受到近代哲学影响的鲁迅，最大的特点，是从整体性中退回到个别性里。尼采认为世间存在着奴隶道德和主子的道德，整体化一的思维无法认清内在的经纬。所以，倘若被主子的道德绑架，总是要晦气的。在认识事物的时候，传统的说教已经失效，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模式。对于不同的存在，自然有不同的处理渠道。重要的是清除认知之路的障碍，知道已有的理念是存在盲区的。比如对于落水狗，当如何处理，鲁迅的态度就和那时候的知识人大不相同。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9]
看得出，这里的论述是带有分寸感的，过去文人的视角，看什么都有一个恒定的尺度，现在想来已经不太适用了。所以，那论述也就是辨析中的另类逻辑，要针对个别性而使用个别的概念。人都是有限的存在，现象界的一切，也在变化中。这是一种科学思维，鲁迅意识到，人的自由与人道的尺度，才是该建立起来的。但谁都没有能力掌握全部的真理。所以，一面是对于黑暗的不断进攻，一面也自愿消失在黑暗中。后来的人，总要有优于前辈者出现。那么要做的是承前启后的工作。一面连着过去，一面通向未来。在《坟》的后记里，他认为“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10]。学界早已将此视为其思想最为重要的部分，当有意识地看到自己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时候，写作的题旨自然也是明晰的。
鲁迅：《鲁迅杂感选集》，瞿秋白 编录并序，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以有限的意识去面对世界，就不再会顾及个人得失，什么永恒、不朽统统被置于脑后。批评与战斗，是进化的必然，目的在新生图景的出来。他在北京扶持未名社，支持《语丝》周刊，为青年人翻译的作品做编辑，垫资出版青年人的书籍，都是希望出现新的幼苗。新文化运动初期，他对于《新潮》编辑们的某些期待和帮助，也流露出那时候的一种信念。中国的未来，当是在没有被污染的青年那一代身上出现的。旧的士大夫与绅士，已经在暮色里，不再有什么希望。
所以，他的写作就远离了所谓温暾之语，而是不顾利害地面对残缺，义无反顾地走向荆棘中，在搏击中杀出新路。这在对待正人君子者流的过程，显得尤为突出。女师大风潮出现的时候，“现代评论派”个别人对于学生运动持一种嘲笑态度，而对于支持学生运动的鲁迅等人，极尽挖苦之语。这引起了鲁迅的警觉，他觉得那几个所谓的绅士和名流们，其实是当局的帮闲。陈源曾传播谣言说他是学潮背后的主使，且为“捏造事实”和“刑名师爷”[11]。鲁迅则在文章中奚落了对手的嘴脸，短短的几个回合便使其从马上跌下，成了学林趣谈。他讥讽教育界的种种逆行，笔锋带刺，剔除种种昏言。当胡适等人开始劝和，希望不要再打下去的时候，鲁迅则在《我还不能“带住”》表现了丝毫不退让的意识，并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理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2]这句话折射出其精神的原色，道出了他写作的另一特点，瞿秋白说他的杂感文是“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13]，是很恰当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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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翻阅《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许多篇章，不禁惊讶于其笔触之神，文字带着智性中的力量。《我观北大》的讽喻直指问题核心；《无花的蔷薇》的忧愤之言，有反士大夫的心语；《答有恒先生》的自省，力度不亚于对于正人君子的批判；《十四年的“读经”》则揭示正人君子的献媚的把戏；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古喻今，史学里暗藏的诗学品格和哲人式的洞悉力，借着神秘的体悟里的辞章，可说是绘出人间百图。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他感受了历史的循环，也发现了新露的萌芽，于是在确然里不断怀疑，又在怀疑中建立确然之思。这种变动视角下的词语，避免了时代语境将自己引入歧途。你会发现他在凝视与拷问中形成独特表述的语码，这语码向四方敞开，又拒绝被同化。走向了诸多风潮之中，而那些风潮，从来也无法冲毁他的语言之门。所谓“在而不属于”，就是这个意思吧。
能够看出，在早期杂文里，除了某些托尔斯泰主义的遗绪，鲁迅身上的尼采影子是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生命意志，暗示了存在的一种力量感。精神之光不必都取自他人，向内开掘，有时候能够唤出超然之思。而这种向内开掘的过程，就剔去了外在的精神禁锢，回到本真之所。世界上的知识与思想，很早就开始扭曲人的存在，那些被炫耀的意识和诗文，有时候是误导人的幻影。而学会自我辨识，自我内省，自我提升，才是更为重要的。对于旧思想如此看去，同样，对于新知识也当如是观。他那时候对于《新青年》同人的不以为然，就缘于此。比如，对于胡适那种确然于自己的选择，以为是青年导师的样子，鲁迅是持一种保留态度的：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14]
新知识人勾勒了许多美丽的神话，将美好的未来许愿给人们。而在世俗层面，真的思想者面临的苦境更多，如维特根斯坦所云，一面是“荒芜的聪明的山巅”，一面是“绿色的愚蠢的山谷”[15]。鲁迅深深意识到知识界的陷阱在什么地方。所以宁愿待在荒芜中，而非进入绿色里。因了知识人的局限性，使他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投向被学人遗漏的群体，现实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眼光交织在一起。因为参照过欧洲近代哲学的民本思想，早期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有所体现。他在中国的学界与官场，发现最为缺失的是对于人的尊敬。《学界的三魂》一文就感叹道：“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16]在官魂弥漫的世界里，百姓的生命是算不了什么的。国家的命运在几个政客的手里掌控，百姓并无表达愿望的渠道。一个国家倘只有官之声，而无民之语，那就真的沉沦了。所以，他看重拜伦投身于反抗压迫的运动，赞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精神，中国其实是有这样的斗士在的，只是被禁锢的空间过大，街市变成了死相。“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是极为悲痛的，一面也感受到青年人爱国的勇敢和可贵。《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托尔斯泰主义与尼采精神在他那里就合为一体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17]
可以说，在这悲愤与果敢的句子里，流动着多致之思。醒来的人的勇敢和对于无勇者的哀怜，既在一个色系里，又那么黑白有别。读者可以感到，鲁迅对于国民性十分的失望，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一切都该重来一次。而那第一步，便是要研究自己，拷问自己的灵魂。他在《马上支日记》里就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在许多杂感中，他以对立的和翻转的句子映射着存在的荒诞。在肯定什么的同时，又否定着什么，于批判着旧物的过程，也勿忘自身的排毒。这样的结果，是旧有的辞章秩序崩解了，在破碎的时光通道里，带着伤痛，走到洞穴之口。于是风进来，阳光进来，淡淡的泥土气进来，我们随着作者进入到不一样的世界。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 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
钟叔河 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如此的写作方式，带出了他与常人不同的趣味，所涉猎的内容颇为广泛，对于政坛风云、市井流言、书斋习气、洋场恶调，都略有心解。小说写作是单面的，而唯有杂文具有瞬间的立体感，在凝视现实存在的一刻，美术的、音乐的、诗意与哲学的灵光都可聚于一身。这种写作的好处是放弃了先验的玄想，与存在构成一种近距离对话关系。作家茅盾说他没有说教气，那是对的。一般的现代作家写作，是单面里的深入，丧失的是逼真的立体体验。诗是情感的操练，然而滑入知识人高贵之境后，割裂了感知之路。小说写作是要在虚构里完成心绪的表达，深处还是一种游戏。而鲁迅的杂文，却保持了对于存在的第一感受，他用了不同元素于方寸之间，亲临感带出立场、价值、忧思与哲理。有时候带着现代主义的画面感，有时候仿佛戏剧的场景，而有时在独白中带出小说般的缕缕情思。
这种多元的灵光的聚散，使他的非文学的表达样式带有了更深的文学性，也赋予了这种文章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周作人认为杂文“其特色在于文章不必正宗，意思不必正统，总以合于情理为准”[18]，但周氏与废名的文章是与世俗切割过的纯然之音，只在书斋里作笔墨游戏，象牙塔里的悠然之风吹得人醉。而鲁迅则于杂色里获得纯粹，那些美的精神无不在与纷乱的世间周旋里出之，偶也能感到身体的痛感。鲁迅的写作易伤到己身，而周作人、废名的文章则是养神的一种，故与芸芸众生的苦乐总是远的。所以前者更近于佛，而后者则带着远世者之风，细想起来，他们本不是一条路径上的人。
既然世界是颠倒的，那么直面这世界的方式岂可四平八稳？古老的辞章已不足以表达今人的感觉，以非文章的文章描述万象，便使书写具有了对标存在物的可能，于是这样的文字也像魔方般上下左右多面转动。不同的画面刻下的是不同的文字风景。便有了“痛打落水狗”的胆识，有了“永远进击”的决然，有了对于新的“大众文化”之肯定。每一篇较之过去的作品都不断处于陌生化的表达中，那些已经消失的辞章被重新唤回到自己的世界。有几分墨子的讽喻、庄子的冷眼、章太炎的雄辩，他的纵横捭阖，嬉笑怒骂之笔，其实含着脉脉深情，冷热之间，黑白色中，浮动着人间未显之影。那么多矛盾的与相斥的元素，在他那里统一于感知的线条里，于是织出多姿多样、层次不一的图景。我们由此看到了一幅动感的、明暗起伏的精神长卷。
1926年南下后，鲁迅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空的不同，对于国人的感受就多了新的内容。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鲁迅的政治意识比先前浓烈了许多，复杂的意识形态也进入他的世界。他的政治意识的提升，是与知识分子使命感互为存在的，五四前后的超人式的独白，渐渐被战士的姿态所代替。他其实是以摩罗诗人的姿态，面对着比先前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存在。
杂感重在“感”上，世态之感、政治之感、知识之感、艺术之感，这些都因一事一物而生发、连缀，成为不规则的短章。而其间，也不乏精心的勾勒，是放大的小品，或微缩的诗篇。唐弢形容这些文字“使抽象的感情或者平淡的叙述一齐化为生动的形象”[19]，就看到了那审美的特质。当鲁迅定居上海后，写作的速度和强度都有所增加，在光怪陆离的世间，与不同的势力周旋。虽然后来加入了左联，但一直属于一个人的战斗。只是这战斗多了过去没有的世界意识，其语境汇入了国际左翼的话语中，但又依然保持了五四前后的独战的孤寂。
王得后 主编《探索鲁迅之路：中国当代鲁迅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当国民党大肆迫害进步青年的时候，他便放下了先前的种种幻想，忽地感到年轻时代相信的进化论是虚妄的，新出的阶层原来还是老谱的沿袭，而自己也分明是悲剧的合作者。以往的感知方式，不得不做新的调整。我们在许多作品中感受到非本质主义碎片般的表达。人们原来各自在不同的世界，彼此是隔膜的，《小杂感》叹道：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20]
在瞬间呈现数面风景，片刻里苦乐各异，且彼此似乎无关。阶级性是存在于这个破乱的世间的，文人的那种一厢情愿的诗文，显得轻如鸿毛。这时候，当年《呐喊》《彷徨》的复调，在杂感中转化为变幻的流动的音符，只有改变辞章的秩序，方可对应变化万端的存在。这自然是一种荒谬，而现实的怪诞完全出于人们的想象，他接着写道：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1]
居住南方，便面临着怎么写的问题。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世界里有着空漠的影子，以假为真才是可怕的，要逃离的就是这种幻影。而俄国革命时代的遗产之一，就是诗人与作家，无法存活于自己曾钟爱过的新世界。于是必然要经历一种新的炼狱，接受未有过的振动。他是做好了这种准备的，而且这种感觉很快就应验了。当年看好的年轻革命者在他到上海不久，就发起了对他的讨伐。创造社与太阳社的青年说他落伍，且视之为“法西斯蒂”[22]，这促使他阅读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自己也翻译了普列汉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理论时，就意识到，中国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对于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还不是真的革命者，许多地方还残留着旧时代的遗绪。那些人的思维方式与旧式文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依然是二元论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在鲁迅眼里是颠覆了以往认知视角的别样精神。创作社与太阳社一些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是书本化的一种口号，并无现实针对性的意识和繁复的逻辑，所以鲁迅的叙述就多了另类的声音，许多判断与那些人是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23]“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24]这些观点，有着过去思路的延续，也有对于革命文学理念的纠正，显然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真髓的。
明显的是，鲁迅那时候的思想并不系统，都是对于现象界的及时的反应、快速的表达。有人形容这类报章体的文字是“瞬间反应、激烈表态、策略思维、思想草稿”[25]，鲁迅杂文也是如此的。那结果就是“论事实不留面子，贬痼弊常取类型”[26]，所谓片面的深刻正是。这种不事体系、宁愿速朽的表达，其实也就留下了生命的真。对于政治、文化、事件的看法，多无掩饰，乃思想的无伪书写，倒比那些宏大叙述显得更为本真和生动。事件的复杂，也要求表述的复杂，不能在表层的轻浮的路上。鲁迅认为，在书斋里讨论问题，可能存在盲点。许多人的思想是不及物的，比如整理国故自然可以，但要探论人生，大约总不能待在远离烟火之处。《习惯与改革》就说：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27]
上海时期的写作，面对的都是更复杂的难题。首先是对于各类知识人的回应。比如那些高贵的贵族写作，是装相的文学。有些雅士的主张看似逍遥，其实是站在有钱阶级的立场上的，所以他发现提倡革命文学的人，也残留着“才子加流氓”的气质[28]。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创造社与太阳社一些青年的浅薄，他们以为喊几句革命的口号，就成为革命家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29]可以看出，同样谈论革命文学，鲁迅与左翼青年在态度上多是不同的。而对于所谓自由主义文人的态度，则显示了更为智慧的反讽性。梁实秋大谈文学没有阶级性的时候，鲁迅则看出他的漏洞，梁氏的瞧不上大众艺术，实则站在了绅士阶级的一边，怎么能说写作不含阶级性呢？苏格拉底就善于从反面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所关心的不是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而是通过直接具体的东西使抽象的东西显现出来”[30]。鲁迅也有几分这类思维特点，他指出称梁实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31]，就是从言行片段中概括本质，感性的行迹藏着本性，这个过程，既是思维的归谬，也是认知的倒置，读者在忍俊不禁中，得到一种豁然开朗的结论。
在白色恐怖的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写作成为战斗的利器。《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留下了那时候的心境。他抨击国民党的专制主义，揭露西崽相的可笑嘴脸，批评象牙塔的文人的痴人说梦，都有力度。最显示才华的是对于知识界的批判，不能容忍的是知识人的摇摆，因为那种批判意识和进击意识消失了，这才是知识界的大的悲哀。这也注释了他何以喜欢扶持那些未被污染的革命青年，赞赏他们身上的野气。京剧本来是伟大的艺术，但被士大夫化和宫廷化了，梅兰芳的艺术，未逃这样的命运。而萧军、萧红、柔石、白莽的选择，抵抗了旧文人的积习，审美中多了鲜活之气。他为他们的作品写下的序言，态度不同于对京派的讥讽，词语里含着深意。鲁迅周围的许多青年，其创作也是五四前后思路的延续。和在这些青年一起战斗，内心是充实的。在众多杂文中，他对于时局的评论十分精彩，《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美国〈新群众〉作》就揭露了国民党对于左翼文化的镇压；《宣传与做戏》嘲笑了政客的表演，以为“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有坏”[32]；《崇实》点明政府在乱世的无能；《电的利弊》就指出酷刑的可怕，进而指出：“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33]对于革命内部的同志，也不保留自己的意见，倾向于进步的作家，思想的纯然与工作的切实才是重要的。左翼作家是容易变为右翼的，倘不与现实结合，还会走在老路上[34]；而左翼的任务不都是盛气凌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35]。左翼作家的好的作品，是被他所关注的，并加以推介。然而真的优秀的作品，在那时候是十分有限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不断地翻译域外的文学，从那些杂文中，也看出他怎样借用了纪德、高尔基、格拉斯、珂勒惠支等人的观念，对于别类的意象和修辞的使用，也完成了辞章的输氧。同样是古语或俗语的运用，而韵致则带出新鲜之气，他追求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精神，在其文字中是得到体现的。
较之于同代人的文章，鲁迅的写作让人想起海德格尔所说的精神的“去蔽”[36]。历史的尘土太厚，加之积习的笼罩，一些话题就被遮掩了。于是统治者借此愚昧百姓，而读书人则限于幻象里。他的写作，要做的就是一种本真的还原工作。而这种伸缩多变的文体，则能够自如地处理其间的问题。看得出，辞章的灵活伴着意象的繁杂，精神延伸的路径也就远了。
鲁迅的“去蔽”，在两个层次：一是现实认识的“去蔽”，主要针对时局与社会事件；二是书本知识的纠偏，要清理的是片面的谬见。前者主要针对政治烟云与时代语境，讥讽了那些真中之假。后者则对于学界的平面思维的警惕，告诉人们，那些被遗弃的文字，也可能假中藏真。他对于知识界的批评是极为精准的，比如徐志摩在《新月的态度》大谈对于激进主义文学的不满，其实是躲到自我安全之地的逃逸。鲁迅则直接戳穿其观点的漏洞，以为只看到表象，而无本源的认识能力。他写道：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这大约就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
譬如，杀人，是不行的。但杀掉“杀人犯”的人，虽然同是杀人，又谁能说他错？打人，也不行的。但大老爷要打斗殴犯人的屁股时，皂隶来一五一十的打，难道也算犯罪么？新月社批评家虽然也有嘲骂，也有不满，而独能超然于嘲骂和不满的罪恶之外者，我以为就是这一个道理。[37]
此类观点，鲁迅在许多文章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论秦理斋夫人事》《〈杀错了人〉异议》都是。知识人看事昏庸，看书也有盲从的时候。之所以看不起象牙塔里的一些文人，还因为他们有时也属于书本的奴隶。他的看人看事，参之个人的经验者有之，书本上的偶得亦多。因为研究过古人的版本，比较过不同著述的文字，对于有记载的故事，也有怀疑的眼光。《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多是类似的表达。像《门外文坛》一文，就谈了许多心得，旧时的一切都多层次地加以审视，古人的文字也就不那么神圣了。比如，古书记载的同一类型的作品，往往不同，他说汉民间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记录的就有差异，需认真对比才能见出真意。旧时的文人，多少是有点本本主义的，乾嘉学派就揭示过内在的问题，鲁迅对于此也领会很深。再比如谈版本，他就从容而洒脱，没有迂腐之见。他的文章，不经意间就露出旧学的痕迹，但不是模仿老式的调子，而是另辟蹊径，说的是今人的感受，而对于传统读书人的积习，是不以为然的。在《书的还魂和赶造》就说：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38]
无疑的是，作者的怀疑意识是建立在知识论和价值论的基础上的，漫长历史中的许多文献都值得重新梳理，而其中的观点来源，亦当细细考辨为是。鲁迅的这种能力，也与对于文学的领悟力有关，特别是翻译过程形成的思想，一种观点中，渗入多种知识，达到转智成趣的效果。他关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林多喜二、萧伯纳，都是有“去蔽”力量的作家，他们的文本在反流行色的影像中，折射出存在的本原性的光点。《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一文，就对于忍从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人们也只好带着罪业，一直闯进但丁的天国，在这里这才大家合唱着，再来修练天人的功德了。只有中庸的人，固然并无坠入地狱的危险，但也恐怕进不了天国罢。”[39]这里有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的体认，涉及意大利的但丁《神曲》，还有中国儒家之道。在对比里，闪动着缕缕灵思。小说家以幻想的方式“去蔽”，那是解决精神哲学的问题。而杂文家则以事实转为寓言，起点与终点都与此前的世界不同，而存在的真相也一一浮现出来。鲁迅喜欢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艺术，也传染了他的写作，因为在那陌生化的表达里，深隐的影子可以看到了。
他晚期的文字，介于散文与诗之间、木刻与水墨画之间，各种艺术元素，不经意间在词语里流出，又那么鲜活生动。古代常识信手拈来，古今对比中，立意顿生。他的知识，都非冷冷的遗留在博物馆里的存物，而是有着血的蒸汽的存在，那些关于文字狱的议论、禁书的思考和小品文的描述，都不像京派文人那么静谧，而是滚动着思想的不安和拒绝奴性的棒喝。《买〈小学大全〉记》一文，就从《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中，勾勒出专制主义钳制自由的罪恶，让人明白奴性的由来[40]。写此文时，鲁迅已经左转，是阶级论者，但辛亥前的民族主义感受依然没有散去。时代无论怎样变，旧绪还是深隐在今人的身边，忘记这些的人，常常因为盲视而不知身在何处。而鲁迅则不断提醒人们，人是很容易成为奴隶的，先前是异族的奴隶，现在又不幸变为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奴隶。压迫者不同，而社会秩序的本然是没有变的。中国的绅士和大学的教授，有时候不太关注于此，他们的世界被一层晨雾罩住，看不见周围的什物。
江思图：《克尔凯郭尔——丹麦黄金时代的苏格拉底》，田王晋健 译，华夏出版社，2019
当人的写作剔除了种种幻觉和假象的时候，任何外在的标签对他都失去意义。这一点，他与克尔凯郭尔很像，“因为有着否定和开放的思维”[41]。“去蔽”的写作，使书写的体例从文章的藩篱中解放出来，获得思考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不妨说，所谓杂文，就是自由之文、追问之文和渡己渡人之文。它拒绝圆满，直面黑暗，承认有限，那些古老的神谕和虚伪的道德之网，都在其笔下失去神圣和威严。所有的巧饰、花言、豪语，都跌碎了自己的镜子，外在于人的那些光环都一一褪去，人们终于看到存在的原态。文学从来不是孤立思考与孤立表达的形体，它永远纠缠着存在，是社会生活的一种考察，写作的“去蔽”性，就是精神的解放。鲁迅称赞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的文章“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42]，用来形容他自己的作品，也是恰当的。
有时候，我们在他的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集中，能够感受到作者的苍凉之感。越到后来，这种感觉也就越深。他内心深处有几丝虚无主义的片影，但他的虚无主义是积极的虚无主义。必须看到的是，鲁迅晚年写作一直是真相捕捉和拷问，其中渗透着意义的追问。一般说来，是事实—画面的表现，这画面又生出意象，那意象又非幻境的折射，而是投入了主体意识的精神聚焦。恰恰在这种聚焦过程，思想与学识、价值与情感都散发出来。即便是时评类的短文，其词幽默，其语带诗，思想是包含在意象中的。那些书写紧张、回旋、带着强烈的撞击感。文章的内在结构含着多种渠道里的热流，流转之间，气韵生动。讲道理的文章，多用日常生活来作比喻，显得形象贴切。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谈论古书，回忆早期生活的文字增多，孤独地思考存在的隐秘和语言表达的隐秘，写人，很少用儒家概念、新人新风的描述，用的是野性的语言，士大夫的敬辞和雅言是没有的。他的文章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文坛状态、政治风云、作家心态、历史回望，可谓五光十色。《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写到“王道”，扯出奴性的话题，表达了对于日本的入侵的态度；《拿来主义》是世界眼光的具体化的描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乃一种抵抗力的喷射；《阿金》有着市民的另一种嘴脸；他谈孔子，有着史学家的态度，哲学的眼光也暗藏其间，将一个十分复杂的话题还原出来。他更渴望那些从灰暗中走出的青年，对于他们的选择和努力是支持的，那些为了信仰而死去的人，曾深深感动于他，在推荐殷夫的《孩儿塔》时，这样评价他的遗作：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43]
从文章的气脉看，全没有一些新文学家的腔调，气韵与意象都是从黑暗里涌出的岩浆，辉映着漫长的夜。那时候所介绍的域外先锋派的木刻，似乎也传染给了他，悲愤之情与洞悉微火的目光，擦亮了词语，感到是诗与绘画的交织，而哲思也藏在其间。他的怀人之文，已经摆脱古人的祭文之径，拓出今人的表达之路。《忆韦素园君》像悲怆之曲，迦尔洵的忧郁也是有的。《忆刘半农君》则扬弃了儒家的口吻，冷热互见，爱憎各存，批判的意识并未减弱。鲁迅写文章，喜用陌生化手段进入题目，有时候借用的是木刻的手法，这在过去的作家与文士那里是没有过的。《写于深夜里》的开头就云：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44]
这是画家与小说家才有的笔触。在奇特的画面中，流出各种意象，那些不规则、灰暗和流动的气流感，直冲人心。鲁迅善于对于存在的场景的描述人的心绪与情怀，都于此点染出来，感到那精神的广远。他常常将笔触指向内心，将自己的苍凉况味，与生命哲学融在一起。令人难忘的是那一组忆旧的文章，《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写出对于知识人的评价标准，战士的选择，比学者的生活更为重要。而《女吊》中的反抗的鬼魂的形象，丝毫不见恐怖，反倒让人有所亲近，因为那叫出了苦与不幸，且敢于和死亡捣乱的精神，恰是一种现代人难得的品质。
20世纪30年代的读者就惊讶于作者的现实感，生命感、画面感、崇高感的浑然一体的凸显，这是古代文章从未有过的气象，也是五四文学出现后，仅有的奇观。他寻觅着，冷思着，抵抗着。旧影飘来，灵思往返，览万物于方寸，得妙趣于瞬间。而这一切，都体现着他的善良意志和自由意志。在最为激烈和悲楚的时刻，那文字依然保持着庄重和冲荡之气。他以为，人之所以为人，当有个性的保持和思想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才会有一种创造性的表达。他说自己“心事浩茫连广宇”，那是一种直切的道白。从身边小事到街市风景，从国际风云到民族问题，都牵着他的心。晚年的他被病魔所缠，屡屡倒下来，但生命的高强之感从未消失，反而更为壮烈了。《“这也是生活”》有一个画面写出他病中的状态，心绪之广，荡出不尽的涟漪：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45]
如此生动的场景与心境的描述，无意间也画出了自己的精神形象，文字里有诗化哲学之韵，仿佛有暖色涌来，由幽深之处流出烛光。我们在珂勒惠支的版画、法弗尔斯基的画册、比亚莱兹的肖像画集中，也感受到类似之韵。以文字的画面透出思想与悟性，给他的文字带来了思想的意味。阅读这些作品，读者会体味到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神韵，也有诗人式的妙语哲思。所有的所见所闻都可成为凝视的对象，鉴别之、讨论之、追思之，散出的思想，改写了认知现实的路径。
郁达夫：《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这征服了诸多的读者，也让作家们自叹弗如。郁达夫说：“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46]孔子的弟子曾感到自己的先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47]，也是如此吧。这是汉语的一种拓展性的表达，题材的界限、辞章的围墙，都消失在他情感的流水里。以天才的慧眼，看到常人看不见的所在，又于幽微中，映出实在的各种清晰的影像。在他那里，诗、识、史连成一曲交响，叠印着无尽的情思，呈现出质朴之美、幽玄之美和悲壮之美。一个在浑浊世界里不安于固定的灵魂，逆风飘荡，任意东西，又弥散在一片微茫里。前人说他是民族之魂，都可以从那文字中真切地感受到。
而有趣的是，鲁迅去世后，模仿其杂文者甚众，但多不易得其妙意，许多人形似而乏神，而复制鲁迅思想的时候，又无力显现其辞章之力，单薄的文体承载的思想也是单薄的。这固然与鲁迅存在着“暗功夫”难以企及有关，也与那感知世界的方式存在联系，先生在一种非传统的逻辑里，延伸了传统的某些美质，在根底上，也改变了旧文脉。对于现代文坛而言，他仿佛是天外来客，闪电般炸裂了天幕，倏忽而来，无声而去，留遗响于天地，散温热在世间。也如庄子之文、杜甫之诗，为世间最不易得者。在表面上看，似乎过于偏执，带着单一的价值判断，但他表述自己的思想时，则不断处于一种差异性意识的剧烈碰撞中，既成的清晰化逻辑被一种强力撕裂，且震荡出新的精神之迹，所谓“抉心自食”“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48]，正是此意。在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文字又具有隐隐的形而上意味，那些研究哲学与思想史的人们所以喜欢在其文本中驻足流连，不是没有原因。先生的文章，就这样在文学性、新闻性、哲学性的穿梭间，“恢复惊奇的观照和物的最初在场的完整性”[49]。也由此，他在这个诗学世界里获得了久远的生命。◎
2024年4月28日
✦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注释】
[1][2][5][6][8][9][10][37]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07、327、302、254、135、291、302、163页。
[3]《现在的屠杀者》里说：“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66页。
[4]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64页。
[7][12][14][16][17][20][21][24]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7、260、59、222、290、555、556、568页。
[11]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13]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载《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店，1933。
[15]维特根斯坦：《论文化与价值》，楼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第128页。
[18]周作人：《杂文的路》，载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683页。
[19]唐弢：《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载王得后主编《探索鲁迅之路：中国当代鲁迅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25页。
[22]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23][27][28][29][31][32][34][35]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85、229、304、304、251、345、238、464页。
[25]陈平原：《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第61页。
[26][33]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18页。
[30]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主线》，汤晨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30页。
[36]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提到“去蔽”的概念，也有人将此译为“无蔽”，参见海德格尔：《哲学论稿》，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6，第395页。
[38][39][40][43][44][45]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38、462、60、512、517、624页。
[41]江思图：《克尔凯郭尔——丹麦黄金时代的苏格拉底》，田王晋健译，华夏出版社，2019，第228页。
[42]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78页。
[46]郁达夫：《鲁迅的伟大》，载《回忆鲁迅：郁达夫谈鲁迅全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第111页。
[47]《论语·子罕》。
[48]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07页。
[49]乔治·布莱：《批评意识》，郭宏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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