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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落实”,第30期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宏宏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2021-07-21




本文字数:7746字

阅读时间:13分钟


7月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0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网易财经、新浪财经、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和讯财经、中国网、好看视频、同花顺财经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百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落实”,知名经济学家王小鲁、毛振华、钟正生、徐奇渊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陈彦斌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四方面内容展开:

一、提出需求侧管理的背景与意义; 

二、需求侧管理与总需求管理的区别;

三、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

四、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需求侧管理”的概念。会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对需求侧管理进行了系统论述,并将需求侧管理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导向之一:“必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2021年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指出,“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基于以上需求侧管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材料,报告对需求侧管理的背景与意义、需求侧管理与总需求管理的区别、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及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进行了研究。


一、需求侧管理提出的背景与意义


我国当前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是提出需求侧管理的重要背景。“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指出,“展望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中,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个新要求,比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要提早了15年。基于以上背景,需求侧管理的提出具有两方面重要意义。


第一,加强需求侧管理有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除此之外,我国积极推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一格局侧重国内大循环,强调把发展的立足点更多地放到国内来。而需求侧管理正是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构建消费和投资需求旺盛的强大国内市场,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并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因此,加强需求侧管理,有助于落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强需求侧管理有助于释放经济增长动力,确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根据刘伟和陈彦斌(2020,2021)的系列研究,要想实现“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那么到2035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要比2020年翻一番,到2050年中国人均实际GDP水平要比2020年翻两番。具体而言,刘伟和陈彦斌(2020)指出,中国2020—2035年GDP的年均增速需要达到4.8%。但是,按照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未来十五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将只有3.8%左右,较难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增速支撑要求。需求侧管理通过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能够强化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从而确保我国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二、需求侧管理与总需求管理的区别


总需求管理的本质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核心逻辑就是当外在总需求冲击发生之后,政府需要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对总需求的损耗加以弥补,实现所谓的逆周期调节,从而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总需求管理与我国新提出的中国特色范畴需求侧管理有共同的特点,但是总体而言两者存在一定差异,具体体现在调控范围、调控目标、调控策略、调控对象、调控工具五个方面。


第一,从调控范围来看,总需求管理关注包含内需和外需的全部总需求,而需求侧管理更着眼于调控内需。当需求不足时,总需求管理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等内部需求,而且还能有效带动出口企业扩大生产并增加出口。因此,总需求管理,尤其是货币政策,通常能够同时对内需和外需进行调节。而需求侧管理是与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相对应的。因此,需求侧管理更强调以内需调控为主,其在调控范围上与总需求管理存在一定差异。


第二,从调控目标来看,总需求管理旨在对需求总量进行调节,而需求侧管理不仅注重总量调节,而且注重结构调整。总需求管理所依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是总量型政策,其政策操作主要对需求总量产生影响。而需求侧管理则强化了对需求结构调整的要求。《十四五规划纲要》在谈及“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时,强调要“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第三,从调控策略来看,总需求管理强调短期的战术性调控,而需求侧管理更注重长期的战略性调控。总需求管理通过短期的总量型政策调整,以快速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然而,如果宏观调控仅着眼于短期的战术性调控,那么可能会给长期经济增长留下一定的隐患。需求侧管理不是着眼于短期的逆周期调节,而是聚焦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性、结构性的问题,致力于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和构建强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就具有了长期性和战略性政策的属性。


第四,从调控对象来看,总需求管理的调控对象以企业、居民和国外部门等经济主体为主,而需求侧管理的调控对象不仅包含经济主体,还包含市场本身。当经济下行时,总需求管理旨在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进而稳定经济增长。与之不同,需求侧管理在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的同时,还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


第五,从调控工具来看,总需求管理主要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而需求侧管理不仅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需要结构性政策予以协调配合。从需求侧管理的调控目标和对象来看,需求侧管理在有效扩大内需规模的同时,还要改善总需求结构并且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要顺利实现这一目标,仅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难以奏效的。这主要是因为,改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并不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总量型政策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相比于总需求管理,有效落实需求侧管理不能缺少结构性政策。


三、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属于中国特色范畴,并且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个新概念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要做好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需要从两方面着手:


第一,在畅通国内大循环方面,需要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高品质、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不断提升,而国内生产的许多产品已经难以有效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需求侧管理能够改善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困境,提升居民消费的规模和质量,从而对供给侧形成牵引作用。


第二,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需要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配合。《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应该“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形成全球资源要素强大引力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的战略,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在国际产业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和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外需有长期疲软的可能性,国际产业链面临重构压力。在此背景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品供给质量,有助于稳固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作用,维持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为国际大循环提供动力。与此同时,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需求侧管理能够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使中国成长为“世界市场”,推动国际大循环运行更加顺畅。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共同推进下,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模式将进一步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从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四、如何落实需求侧管理


传统的总需求管理难以有效应对需求侧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也就不能实现需求侧管理的预期目标,因此,照搬总需求管理的办法难以有效落实需求侧管理。只有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统筹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的新框架下才能真正助力推进需求侧管理。第一,“三策合一”框架能够有效扩大内需,提升消费质量和投资效率,从而有助于落实需求侧管理。第二,“三策合一”框架能够解决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推进需求侧管理。第三,“三策合一”框架能够有效推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从而有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围绕“需求管理的内涵与落实”这一主题,各位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一、需求侧管理提出的背景和想解决的问题,以及需求侧管理的内涵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除了存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以外,也存在需求侧的结构失衡。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消费率仍然过低。当外需相对走弱,不能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就会出现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疲软等结构失衡的现象。此外,随着疫情情况的改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回升,我国的出口额加速增长。但是一旦外需回落,内需不足的问题还会再次出现,所以我们更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需求侧管理。这也是我国需求侧管理提出的主要原因。


而需求侧管理的关键点就是要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纠正过度投资、低效投资的情况,让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好的带动作用,促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健康可持续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轨道。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当我国推进国民经济内循环时,需求端的短板比较明显,存在诸多需要调整和改进的地方,这也是这一战略提出的重要背景。但是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者存在很大的关联。以投资需求为例,短期是需求侧改革,中长期就是供给侧的问题。需求侧管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提振有效需求,更为关键的是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提升和支付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而提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又与完善国民收入再分配、优化就业质量问题以及家庭的资产负债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当下提出需求侧管理应该是很合乎需求和需要的。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钟正生表示要注重需求侧管理,即增加有效需求。今年以来我国的消费增长和制造业投资表现非常低迷,所以需要我们搞清在传统的总需求管理范畴之外,消费和制造业投资领域还会存在哪些问题。这些恰恰是目前需求侧管理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消费方面,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有扩大的倾向,这也要求相关政策应有所倾斜;对于制造业投资领域,怎样稳定供应链、提升供应链的韧性,怎样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家能够更愿意和更敢于投资,这显然是需求侧管理的范畴。所以需求侧管理在当前就是要增加有效需求,这不仅涉及单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也涉及到产业政策,也包括一些体制机制改革红利的释放。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经济发展室主任徐奇渊重点分析了需求侧改革提出的背景,需求侧改革的提出除了国内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简而言之,中美贸易战及疫情的双重影响是需求侧管理被提出的大的外部环境。除此之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以后,回顾需求端政策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我们发现在需求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供给需求不匹配、有效需求不足,包括对消费的一些限制、分配不平衡等等。此外,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同时,我们还面对债务率提升、资产价格较高的情况。这时候单纯依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甚至加上供给侧改革这些政策工具是不够的,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政策工具。


二、如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如何通过创新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实施需求侧管理?


王小鲁认为,我国目前存在需求结构失衡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这和过去长期持续的货币宽松有关,和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政府投资的大规模扩张有关。在一个时期以内投资率上升反过来挤压了居民消费,消费率一直在下降,从而迫使居民储蓄率也在不断提高。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投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对消费产生挤压,也导致了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增长乏力,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结构性管理,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那些效率不高、必要性不大的投资退出,同时把投资重点放在改善民生、改善居民消费条件、促使消费回升等方面。


我国的投资率最终要恢复到2000年前的30%-40%这一水平,这是比较合理的;消费率则要回升到60%-70%的水平在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措施的刺激下居民消费率的回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而言是非常必要的。


毛振华认为不能把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严格分开,因为需求侧的供需不平衡或需求短板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性问题。这也要求我们在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同时对总量问题给予一定关注。


此外对于“需求侧管理”这一概念,管理是重点。管理在于要提高需求的水平,同时要改善需求的结构。此外还要提高需求和供给的契合度,来维持内循环,做好需求跟供给的匹配。要正视目前局部领域出现的非市场化的方向,坚持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中消费领域的交易交换、价格机制的形成来推动结构的改善。


钟正生以下游制造业投资为例,论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之间难以割裂、辩证统一的关系。要解决中国出口高景气难以拉动下游劳动力制造业、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下游制造企业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考虑对下游企业的纾困政策的退出问题。其次,在货币政策方面,面对美联储考虑削减资产购买的情况,我国是否要亦步亦趋?要考虑这样做给企业融资带来的困难。再次,面对欧美国家加速复工复产,我国的产业政策如何去呵护中下游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外向型的制造业企业,这也是需要关注的。最后,面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平衡“向绿色转型的中长期目标”以及“短期商品价格或材料价格的部分攀升”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又涉及到供给方面的问题。


通过以上论述旨在说明: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不是割裂开来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要简单的割裂,不要因为提出需求侧管理就把传统的总需求管理的政策丢掉,也不要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供给的质量和供给的效率这些目标丢掉。


徐奇渊指出,要以国内循环为主,内需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分析经济活动中的四个环节,与消费需求直接相关的是分配和消费环节。对于收入分配环节,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政策。从二次分配、再分配的角度看,房地产市场与需求侧管理相关的两个政策需要着重关注:一方面是房地产税,可以以人均住房面积为标准,有序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另一方面是政策保障房中的租赁房、共有产权房等与商品房有所区别,遵循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住有所居”的要求。


三、推进和落实需求侧管理中最需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王小鲁认为落实需求侧管理当前重点需要解决以下问题:第一,货币政策要回归中性,逐步消解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逐步降低债务杠杆率。第二,财政政策需要从过去以政府投资为主转向改善民生为主,减少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政府投资,花更大的力气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第三,建议大幅度放宽城市外来人口的落户标准,简化落户程序,通过加大国有资产来补充社保基金的缺口,来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第四,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逐渐解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等问题。第五,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


毛振华分析了消费需求方面的管理和改革问题。第一,建议发放消费券,从而提高消费水平,确保民生和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第二,对现在家庭负债率上升,个人负债上升引发消费力下降的问题予以关注,特别是对个人家庭负债中房地产负债要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第三,对中小微企业要给予关注和支持,从而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消费。这也需要有关部门治理一些超级企业垄断和挤压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问题。第四,继续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落实土地制度改革。力争让资本返乡、人才返乡,让一部分人告老还乡,从而进一步刺激需求。


钟正生提出五大建议。第一,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以我为主,中美货币政策完全脱钩是比较难的,但至少要做到不与美联储亦步亦趋。第二,财政政策方面,政府消费对居民部门的私人消费是可以挤入的,不是一个挤出的效果,这也会使得老百姓的预防性储蓄的动力会减弱,本身的消费意愿和倾向就有可能会提升。第三,房地产需要规范发展,抑制房价快速攀升的势头。第四,市场政策方面还是要继续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把竞争中性原则贯彻得更细更实。第五,政府继续务实地推进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中国出口的高景气程度多维持一段时间,就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稳增长、低压力的窗口期,让我们更多地推进一些体制机制的改革。


徐奇渊对这一问题提出两点看法。第一,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不一样的地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手段,虽然需求侧管理也是政策手段,即促进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并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但同时它也是一个目标。第二,需求侧管理既是手段又是目标,这个目标要实现就要考虑到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区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是企业生产环节,因为企业数量有限,总体而言改革效果都是不错的。但需求侧管理广义上既包括政府和企业投资,又包括居民创造的需求,这也决定了需求侧管理更多地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政府要做的事情是减少市场的扭曲,或者是完善规范市场的运作,具体包括房地产市场的规范、户籍管理的规范、社保等一系列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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