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需求侧管理的关键是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间的结构平衡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小鲁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30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22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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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侧管理提出的背景、内涵和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需求侧管理？在我看来，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除了存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以外，也存在需求侧的结构失衡。

供给侧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公平竞争机制受到干扰，导致了资源配置失当、效率下降，出现结构性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等现象。

需求侧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失衡。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投资率（或称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消费率仍然过低。当外需相对走弱，不能起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就会出现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增长疲软等结构失衡的现象。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世界平均水平和大部分国家的水平，消费率都长期保持在80%以上，投资率低于20%。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期间，消费率大体保持在63%左右，投资率大体在36%左右，上下波动仅在几个百分点范围内。这个比例对我国来说大体合理。但在2000年-2010年这段时间，我国投资率大幅上升至47%，消费率下降至49%，这期间就出现了需求结构的失衡。其中在2008年-2010年期间，我国曾一度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加速了这样一个需求结构失衡的趋势。和改革开放早期相比，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消费率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在2010年以后，伴随着外需减弱，我国就出现了严重投资过度、产能过剩、效率下降、债务杠杆率过高等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随着经济增长率逐年走低，2015年以后我国经济脱离了高速增长轨道，而且增长率还在继续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GDP增长率降到6.0%。2020年我国投资率是43%，比2010年的水平有所回落，但是仍比2000年前高出七八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23个百分点以上；2020年我国消费率是54%，比2000年前低八九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4个百分点以上，所以，目前我国投资率仍然过高，消费率仍然过低，不利于启动内需，不利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今年我国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经济增长加快。随着疫情情况的改善和国际市场需求的回升，我国的出口额加速增长。但是未来一旦外需回落，内需不足的问题还会再次出现，所以我们更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需求侧管理。

在我看来，需求侧管理的关键就是要恢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之间的结构平衡，纠正过度投资、低效投资的情况，让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更好的带动作用，促使经济增长回归到健康、可持续、和充满活力的增长轨道。

如何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如何通过创新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实施需求侧管理？

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市场配置资源受到干扰的问题，比如存在垄断、过度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受到干扰等现象，或者有些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过度干预，对企业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等等。这些情况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配置不合理，出现一系列供给侧的问题。对于这些情况，我认为供给侧改革应侧重于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需求侧管理针对的情况有所不同。首先，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不是同一个概念，总需求管理讲的是总量，比如说总需求不足，居民消费过低，储蓄率过高，这种情况下投资低于储蓄，怎么办？通常的办法就要刺激投资，使得总投资等于总储蓄，由此来提高总需求。这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总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

但是需求侧管理针对的情况是不同的。我国目前存在需求结构失衡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过高是怎么造成的呢？和过去长期持续的货币宽松有关，和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政府投资的大规模扩张有关。这些现象使得一个时期内投资率不断上升，反过来挤压了居民消费，消费率一直在下降，从而迫使居民储蓄率也在不断提高。一方面，政府加大了投资，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储蓄；另一方面，投资对消费产生挤压，也导致了居民的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增长乏力。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结构性管理，需要在需求结构方面进行调整，通过一系列的政策，降低过高的投资率，使那些效率不高、必要性不大的投资退出，提高投资效率和精准度，同时把政府支出重点放在改善民生、改善居民消费条件、促使消费回升等方面。

在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凯恩斯主义理论讲，总需求不足就需要刺激，他的假设前提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可以完全替代。若消费者的储蓄率高，消费率低，怎么办？就扩大投资需求来代替消费需求。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只有短期的替代性，短期扩大投资可以暂时扩大总需求，但是从中长期来看，持续的货币宽松、持续的政府投资扩张就会导致供给侧的扩张，产能过度扩张会进一步导致供过于求，产能过剩，结构失衡，而且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迫使居民储蓄率进一步提高。所以，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持续的刺激政策会导致内需更加不足。

因此，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实际上只适合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作为短期政策来应用，而长期持续地应用就会导致需求结构失衡。我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本来我们的投资率一直较高，消费率一直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刺激投资、再持续搞货币刺激和政府投资扩张，带来的需求结构失衡情况就会更严重。因此，这种持续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表现得特别显著。

根据我们过去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研究，我个人认为我国的投资率最终要恢复到2000年前的30%到40%之间这一水平，这是比较合理的；消费率则要回升到60%到70%之间的水平，相对而言这是更合理的。同时，要考虑到在经过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后，我国在很多领域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未来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空间不会太大，在这种情况下所需的投资率可能还可以降得更低些。而政府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通过一系列措施，促使消费率回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而言是非常必要、非常关键的。

在推进和落实需求侧管理时的重点是什么？

落实需求侧管理，我认为当前重点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货币政策要回归中性，逐步消解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逐步降低债务杠杆率。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跟着美国走，美国搞宽松我们也搞宽松，美国货币宽松带来的负面效应实际上是由世界各国替美国承担的，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而我们持续宽松造成的负面效果完全由国内老百姓自己承担，这一点和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

第二，财政政策需要从过去以政府投资为主转向改善民生为主，减少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政府投资，花更大的力气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现在未获得城镇户籍的新城镇居民有2.3亿人左右。没有纳入到城镇职工各项基本社保的城镇劳动者人数，在1.3亿-2.4亿人之间，基本上都是没有户籍的外来劳动者。他们长期在城市就业，但很多人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失业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基本不能享受住房保障，子女上学的困难很多。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启动内需就不能落到实处。因此财政政策要转向，主要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相应的，政府支出结构要转型，改变过去投资过多、行政支出过多，而社会保障有重大的缺口、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状况。

第三，建议大幅度放宽城市外来人口的落户标准，包括大城市在内，基本上做到在城市就业三到五年可以落户，社会保障覆盖要跟进，通过加大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的力度，来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

第四，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对城镇而言要以全部常住人口为基数，不要以户籍为区分。首先要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最基本的服务条件，下一步还要解决保障性住房对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充分覆盖的问题，解决九年义务教育向十二年义务教育过渡的问题。

财政转移支付要根据各地财政达到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能力和社保基金的缺口来制定方案，财政转移支付要跟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走，要建立统一标准，通过这样一个转变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

最后还要加快土地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抑制高地价高房价，这对于纠正供给侧结构失衡、纠正需求侧结构失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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