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逆全球化三阶段：地缘政治成本成为最后的推手

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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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至今，逆全球化经历了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冲击所致的安全风险带来的产业链重新配置，以及俄乌地缘政治冲突暴发以来意识形态对立对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导致逆全球化措施不断升级，最终走到了地缘政治成本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后推手阶段。寻求降低地缘政治成本是未来全球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驳船经济学”常用来形象形容全球化的成本分工生产方式。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这艘“驳船”可以在全世界寻找成本最低的投入，从而通过跨国成本套利，实现同质商品只能在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这也是全球化降低物价水平的基本逻辑。

如今，“驳船”不再被允许自由停靠，也不再完全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去规划航行路线，而是按照“地缘政治船票”设定的路线航行。这就决定了世界经济存在被割裂的风险，地缘政治成本已经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后推手。

次贷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思潮开始盛行。发展至今，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逆全球化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在升级，最终走到了当下地缘政治冲突的逆全球化最高阶段，导致全球经济存在被割裂的巨大风险。

第一阶段：次贷危机到新冠疫情暴发之前。

第一阶段的逆全球化大多属于经济行为，当然美国发起的经贸摩擦的背后也是政治选票。关税、非关税、单边制裁等贸易限制措施是主要的逆全球化手段。图1显示了从2009年到2020年全球贸易中进口限制措施数量及进口限制额占全球进口额的比例。可以看出，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进口限制出现了快速增长。2009年全球进口限制措施仅为73项，进口限制额占全球进口比例的0.6%。2019年和2020年全球进口限制措施分别高达1646和1515项，占当年全球进口数量的8.7%和8.6%。各种进口限制措施使得全球贸易不再是自由贸易，逆全球化现象越演越烈。

图1、全球进口限制数量和进口限制占全球进口的比例（2009-2020）

数据来源：WTO, Trade Monitoring.

第二阶段：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到俄乌地缘政治冲突爆发之前。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暴露了产业分工全球配置带来的安全风险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早期对于抗疫物质出现的过境截留现象，说明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上，国际贸易准则可以随时被打破。其次，至今，全球疫苗生产分配极不均衡，中低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无法获得充足的疫苗，获得新冠肺炎疫苗机会的不平等意味着要结束这场新冠疫情大流行仍然是一种奢盼，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足。表1显示，全球中低收入及以下的人口数量超过36.6亿，疫苗接种率低。其中，低收入的近6.8亿人疫苗接种率只有14.1%。依靠疫苗接种抗击新冠疫情的任务艰巨，新冠病毒对全球造成的公共卫生冲击可能是长期的。

表1、全球疫苗接种情况（截至2022年5月31日）

数据来源：WTO-IMF COVID-19 Vaccine Trade Tracker.

注：一个疗程的定义是需要完全接种的一系列疫苗剂量。新冠病毒（COVID-19）疫苗需要两次注射，疗程的数量是疫苗剂量除以2。新冠病毒疫苗需要注射一次，疫苗的数量是疫苗剂量。

最后，疫情防控带来产业链断裂风险，导致了供应瓶颈，影响了供给安全，产业链区域化成为潮流，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全球价值链的价值都在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以确定产业链的安全性。

第三阶段：2022年2月俄乌地缘政治冲突暴发至今。

俄乌地缘政治冲突暴发，全球化呈现出裂变风险。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与俄罗斯的关系急剧恶化。欧盟坚持的“政治正确”成为压倒经济分工合作的决定性因素，在能源如此依赖俄罗斯的背景下，欧盟坚持多轮制裁，从文化、经济和金融上“脱俄”。2021年欧元区约56%的煤炭、26%的石油和42%的天然气进口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被排除在SWIFT系统之外；禁止俄罗斯使用欧洲金融市场；大量的商品被欧盟禁售和禁运；今年8月31日欧盟外长会议决定全面终止执行2007年欧盟-俄罗斯签证便利协议，以及G7讨论的全球能源限价，等等。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以来，新的、令人震惊的保护主义形式不断出现。美国出台了高技术相关产品的禁售，以意识形态组团试图排斥中国。全球对粮食和化肥实行出口限制的政府数量接近2008-2012年粮食危机期间的水平，加剧了地缘政治冲突对粮食供应的影响，导致全球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推高了全球通胀压力，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

次贷危机至今，逆全球化经历了贸易摩擦、新冠疫情冲击所致的安全风险带来的产业链重新配置，以及俄乌地缘政治冲突暴发以来意识形态对立对全球化的巨大冲击，导致逆全球化措施不断升级，最终走到了地缘政治成本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后推手阶段。

寻求降低地缘政治成本是未来全球化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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