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发布：转折适应期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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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2年9月）于线上举行。百度财经、网易财经、新浪财经、搜狐财经、WIND、同花顺财经、证券时报、中证金牛座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近五十万人次。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主持，聚焦“转折适应期中的中国宏观经济”，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及行业专家刘元春、毛振华、鲁政委、伍戈、李湛、于泽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于泽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展开：

一、基本观点；

二、主要供需指标普遍回升；

三、房地产和出口趋势性变化；

四、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引领高成本周期；

五、世界宏观政策定位与建议

六、经济进入新的长周期。

一、基本观点

本次报告基本的结论判断如下：8月份宏观数据确认了中国宏观经济面对的转折。所以，我们把8月份的宏观数据称之为“四重奏”或者四重转折。

第一重转折是三季度经济能够进一步巩固向好趋势，并为四季度奠定基础，实现年内从二季度下滑到企稳的转折。

第二重转折是房地产和出口呈现趋势性下行，从2019年至今的经济运行模式面临转折，经济企稳还需要新动能。

第三重转折是今年的宏观经济一条主线是2019年开启的周期遇到的动力下行，同时开启了另一条主线，新发展格局下孕育的新动能，包括制造业投资和现代化基础设施引领。我们判断未来经济逐渐实现动能转折，在新动能引领下中国经济将走向新发展格局下的制造业投资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引领的、但呈现高成本特征的新发展阶段。

第四重转折，更大维度的转折是来自于世界经济。当前的世界经济基本走完了从1980年以来的长周期，正在进入一个新一轮的长期波动（long swing）。在两个长周期的转换期非常类似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情况，整个世界会面临着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而这个持续时间会超出目前央行的预期。

在这个“四重奏”之下重点是房地产，我们认为房地产处在转折期，会有一个较长的调整期。由于国内的城市化模式进入了新时点，房地产市场从原来的高周转下沉模式正在走向存量优化的制造业模式。因为房地产市场面对的是一种模式的转型，这不是简单地放开限购能够解决的问题，因此房地产的调整有一个相对漫长的模式调整期。

在“宏观经济四重奏”的条件下，短期政策要企稳需要进一步发力，对冲房地产和出口压力，从目前短期的一些应急手段走向修复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集聚经济恢复内生动能的新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最为核心的是预期管理，帮助经济主体平滑过度。因为我们目前宏观经济面临转折四重奏，在这样一个“四重奏”的条件下，会导致预期发生很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管理会成为宏观政策最核心也是首要面对的挑战。

除此之外，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进一步发力。在货币政策上建议进一步全面下调准备金率，全面做强国内资本市场，尤其是着力考虑对香港股市的支持，提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

美国的加息周期，我们判断会超过美联储现在的预期，但是在美联储的加息过程中不用过于担心汇率产生的冲击。

二、主要供需指标普遍回升

8月份主要供需指标的普遍回升，进一步确认了三季度成为国内从二季度下滑到企稳的非常关键的转折。

从工业生产总量数据来看，8月份数据比7月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回升。1-8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比1-7月份提高0.1个百分点。8月份当月增长是4.2%，比7月份提高0.4个百分点。同时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是49.4%，比7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2.3%，也比7月份上升0.3个百分点。

对工业数据回升背后的动能，简要从行业层面做一个分解。第一，由于8月份高温天气带动的用电需求增加，所以电力、热力、燃气、水的供应增加值比上个月大幅提高4.1个百分点至13.6%。第二，8月份另外一个动力来自于采矿业。虽然采矿业增加值增速在持续回落，8月份也延续了这个回落的态势，但还是达到了5%，也为工业增长提供了支撑。第三，从制造业内部角度来讲，高技术制造业同样受制于目前的消费电子行业的影响，增加值增速也在下行，但增速仍高于全部制造业1.5个百分点。第四，制造业内部对工业增速很大的支撑来自于新能源汽车、移动通信基站、太阳能电池等绿色产品进一步的发力，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了117%。通过对上述的动力进行分解，再结合8月份出口交货值增速进一步放缓，能够发现8月份工业超预期反弹主要动能是来自于国内。一方面来自于低基数效应，另一方面，也是政策托底的结果，第三个原因是制造业正在向绿色化转型提供了动能。因此，在国内动力的支撑下8月份工业数据实现了超预期反弹。

服务业同样实现较好的态势。在供给侧，1-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持平，1-7月份下降0.3%。1-7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2%；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分别增长8.2%、7.9%、7.0%。8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1.9%；其中，住宿、餐饮、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0%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虽然8月份的时候国内疫情依然有散发态势，但随着疫情应对政策的优化，支撑了旅游、住宿、餐饮等行业，使得服务业实现了一定的回升。从市场预期看，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7.6%。

在供给侧回升之外，同样看到需求侧在改善。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4%，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餐饮收入增长了8.4%，实现了深“V”增速转折。4月份全国餐饮业进入冰封状态，8月份随着暑期旅游、各地发餐饮消费券等一系列政策举措的支持，使得8月份社零尤其是餐饮收入实现了较好的恢复。但是，网购增速继续呈现了放缓态势。

投资在8月份也呈现了一个稳定的态势，同比增长5.8%，比1-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8月份环比增长0.36%。分领域看，基建制造业投资成为核心支撑力量。基建投资同比增速8.3%，比1-7月份加快了0.9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速10%，加快0.1个百分点。同时，要注意到房地产投资增速降幅7.4%，比1-7月份进一步扩大。还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数据是民间投资增速下降到了2.3%。总体来看，目前在基建和制造业的支撑下投资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但是在投资中，代表市场内生动力的民间投资存在疲弱态势。

8月份在需求侧最大的变化来自于对外贸易。无论以人民币或者以美元计价，整个对外贸易增速都出现了大幅度下行，近乎腰斩。这种情况下，整个进出口总量增速在大幅放缓。这个放缓是全面性的放缓，从出口目的地看，对于世界各地的出口增速比前期7月份都有所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美国的增速由正转负。这就产生一个问题：8月份对外贸易的情况是否是整个对外贸易的趋势性在发生变化，原来的高位增长态势是否会发生改变？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会看到贸易顺差表现还是不错的。重要的一个原因来自于进口下降速度比出口速度快得多，所以可以看到进出口增速差呈现了扩大的态势。由于进口放缓更多，所以贸易顺差还可以维持。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看贸易对于宏观经济的贡献，仅看顺差表现还可以，但整个贸易的趋势在8月份遇到一个挑战。

总体看，8月份从供给侧的工业和服务业，需求侧的消费和投资总体呈现了改善的态势。由于供需两侧都实现了改善的态势，所以，就业出现了边际改善。今年就业形势总体看还是比较严峻的，1-8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98万人，相比2021年有所减少。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3%；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3%，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0%。目前的就业形势相对于2021年来说依然是非常严峻，但是在严峻的形势下，以劳动市场上相对弱势的人口而言就业边际上正在改善。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8.7%，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3%，与上月持平。无论从农民工还是大学生就业的角度而言，我国就业形势在改善的过程中。

在就业改善过程中，物价保持了总体平稳态势。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上个月进一步回落了0.2个百分点。在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中核心力量来自于食品，现在正在进入新一轮猪周期上涨的态势，如果扣除食品和能源，核心CPI涨幅只有0.8。通过数据可以明显看到，从2019年以来核心CPI的涨幅是逐渐放缓的态势。因为核心CPI度量消费者价格的黏性，核心CPI保持低位，反映了消费不振。因为核心CPI处于低位，居民消费价格整体向上动能有限。目前对于CPI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食品，对这一项我们判断是，目前猪周期和传统的猪周期已经不一样了，生产结构发生了转变，从原来农户散养为主正在逐渐过渡到大型工业化养殖模式。由于整个猪肉生产模式发生改变，加之前两年国家储备的猪肉，总体判断因为猪周期上行和基数等原因，猪肉价格呈现上涨态势，但总体对物价是可控的。另一方面，与需求不振相对应的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购进价格指数在增速上也不断放缓。除了需求因素以外，这个放缓的背后存在着一个高基数的原因，在2021年实际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上游价格指数上涨非常高，在这样的高基数下整个价格目前处在高位震荡期。总体上，无论从消费端还是企业端，8月份物价基本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态势。

与8月份经济小幅超预期回升对应的是社融也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态势。社融存量增速10.5%，稍微有一定的下降，但基本保持稳定。新增社融8月份2.43万亿，比7月份出现了大幅上升，但是比去年同期少增5000亿以上，这反映了经济总体疲弱的态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未贴现票据等短期融资主要支撑社融。在政策前置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发行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同时由于当前的经济环境企业债务发行也呈现下行态势，成为社融主要的拖累力量。

与社融相对应的是8月份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390亿，基本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态势。从企业部门来说，贷款结构全面改善，短贷和长贷都呈现修复态势。居民部门延续了今年形势，长期贷款同比下行，到8月份同比少增1600亿，主要反映了房地产相对疲弱。

总结一下，相对7月份，8月份绝大部分供需指标全面回升，小幅超过预期。综合7月份、8月份、9月份的高频数据，可以基本判断二季度经济下行，到了三季度中国经济整体已经实现了相对稳定的修复态势。这个修复态势，也为四季度奠定了基础。总体判断，三季度经济应该能够实现一个合理的恢复性增长。8月份的数据小幅超出市场预期，这个超预期成分一方面体现了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强力支撑，比如基建、制造业投资、对汽车消费大力支持导致汽车消费大幅上行。另一方面背后有低基数效应。去年8月疫情，很多的生产活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今年同样也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义乌疫情影响小商品产销、高温限电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总体由于去年的低基数效应，消费和工业增加。但是排除掉低基数效应之后，综合判断7月份、8月份和9月份高频数据，三季度通过宏观政策的托底以及中国经济本身巨大的韧性，实现了在4、5月份面对疫情后向上的恢复性增长态势。

在这个态势里要注意到，这种恢复是一个弱修复态势。一方面还在受到疫情的扰动，另一方面，很多环比数据并不是非常理想，尤其是消费上，7、8月份之后消费的疲弱态势表现比较明显。消费除了汽车这一亮点之外，在很多方面，比如金银珠宝、地产后周期消费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限制。但是更主要的是，房地产和出口目前遇到较大挑战。如果要去判断未来的经济修复过程，核心变量还在于房地产和出口。

三、房地产和出口趋势性变化

（一）房地产

对房地产而言，简单看它的供需表面情况，目前的供需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失衡。从需求侧来讲，房地产的需求一方面来自于城镇化，城镇化率达到65%，这个65%是全国层面，包括了大量的西部地区。如果主要考虑东南沿海，实际上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70%。另一方面，15-64岁适龄购房人群已经见顶。目前中国居住面积并不低，到2020年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1平方米，所以，在需求的角度来讲，需求增速在放缓。另一方面，供给实际上还是保持了一个相对的高位。因此，在供需失衡的条件下，房价是存在着内生调整动力的。对于房地产而言它不是一个同质商品，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区域性。房价在不同区域存在着不同的调整压力，但因为房地产构成了居民财富的绝大部分，所以房地产价格调整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而言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和民生这个领域的巨大联系，使得稳房价一直是一个核心基调。由于这种情况，虽然房地产价格有内生调整动力，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一个稳定。

房地产供需出现很大的失衡，那是不是各地放开限购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呢？其实并不是，这次的房地产调整时间会比较长，需要在国家统一层面进行政策解决。

房地产市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房地产市场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调整。行业的红利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一旦转型，处在风口的行业就会发生变化。房地产和中国城市化模式紧密相连。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大致是“442模式”，城镇人口增加40%来自于人口流动，40%来自于城市范围扩大，20%来自于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城镇化的80%是人口流动和城市范围扩大，比如城中村。城镇化的增量模式，带来了房地产的高速增长。房地产市场同样也是增量模式。这种增量模式会变为一个逐渐的下沉模式。在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增长见顶后会逐渐下沉到三四线城市。随着现在城镇化更加走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已经在城镇人口的城镇化。城镇化从原来数量推动模式走向高质量，导致了对于房地产需求结构以及房地产模式的转型，更多地会回归一线、二线核心城市，从原来的增量下沉模式走向核心城市的存量优化模式。这样的模式调整对于房地产而言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房地产企业手里拿的土地是不可移动的。谈房地产总量有时候是没有意义的，比如每年房地产需求有10-11万亿平米，只是单纯谈这个总量没有意义。首先它地域分布不均，二是土地不具有流动性，如果全国有10万亿，但是在某个城市这里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房地产增量下沉模式回归核心城市的存量模式，面临最大的调整困境是土地不具有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深根于三、四线城市甚至五、六线城市的房企面临了极大的转型成本，甚至无法完成转型，因为无法在一二线城市买到地，靠它自身没法转型，甚至靠当地政府也无法完成转型，因为当地政府手里有的还是当地的土地。随着房地产模式的转型，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全国层面进一步优化配置资源。

（二）出口趋势性拐点

8月份我们看到第二个趋势性变化来自于出口。对于出口我们整体判断原来高位增长态势会逐渐放缓，出口总量会保持高位，但是增速会从原来的高增速逐渐放缓。

一是欧美整个经济的下行。像美国制造业PMI到7、8月份已经开始回落，摩根大通全球PMI7、8月份下降到50%和49.3%，目前全球经济下行。

二是因为中国出口高增速一部分来自于欧美在疫情期间停工停产和商品消费对服务消费的替代，但是这部分原因逐渐消失。

三是量价变化，从量跌价涨到量价齐跌。过去这段时间，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有一个价格支撑因素。原来出口增速中60%以上总体来自于价格变化。但目前价格趋势在发生改变，出口价格指数在开始回落，再叠加数量下行，出口从原来的量跌价涨到现在正在走向量价齐跌。

综合这三个方面可以大致判断，房地产和出口从增速角度有一个趋势性的变化。出口从原来的高增速逐渐放缓，而房地产会有一个较长的调整期。因此，综合这两个判断，我们就会发现房地产和出口在未来对于经济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而过去这几年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就在于房地产和出口。

上图是对中国经济的分解。2010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是一个模式，它主要依靠内需的消费和投资。2019年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内需增速在放缓，出口呈现了非常大的支撑作用，核心力量是三个动力：房地产投资、汽车消费和出口。由于疫情强化了2019年以来的周期，2020年和2021年是“放大版”的2019年，在疫后恢复中并没有走出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由于今年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这两个因素都会出现趋势性变化，所以整个2019周期的动能在急剧消耗。因此在稳增长的时候必须要有新的动能，也就是要走出2019周期才能真正稳住中国经济的增长。

四、制造业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引领新周期

新发展格局下的新动能正在不断聚集，正在逐步走出2019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汽车消费和出口三大动力模式。

一是制造业。在“十四五”期间以科技为支撑，数字化为载体，绿色化为方向，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4月26日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1次会议，将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为现代化基建体系，把基建进一步纳入现代化经济格局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新动能。

三是决策的落实，这个问题涉及到地方政府的行为。2019年为什么会进入一个新周期，这个背后有两类群体的行为变异，一类群体是地方政府，一类群体是民营企业。推动决策落实正在对于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一定的重塑。

综合这三个方面判断，未来中国经济具备新动能，同时也在数据上看到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的支撑。但是，不能把这个支撑简单的和以前进行对比，因为我们正在进入全面的高成本时代。中国经济的基本参数在过去几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人口、技术进步、投资和市场环境等等。因为整个环境发生了变化，经济成本在不断的上行，因此。未来的新阶段，新动能面对的问题是一个高成本周期。

在这样一个高成本周期中，看到一个表现数据就是资金剪刀差不断扩大，一是M1、M2之差不断扩大，二是M2和社融之差不断扩大。尤其是M2和社融，社融是一个流量，而M2是一个存量，这两个剪刀差不断扩大。打一个比方，有一个浴缸，一边注水、一边放水，如果经济循环很通畅，流量可以很大，但是存量并不会表现很多变化。但如果经济循环不通畅，比如浴缸的出水口给堵上了，只有进水没有出水，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浴缸的存量发生巨大变化。所以M2和社融增速之差会不断扩大，反映目前的资金使用效率在下降，而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对应于当前的一个高成本周期。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使用效率下降、高成本周期，未来的新动能在启动中国经济时就需要解决这些堵点。

五、世界经济进入新的长周期

稳定中国经济，在外部环境上，如何判断美联储和世界的加息周期，就涉及到如何理解当前的通货膨胀。确实可以看到像俄乌冲突能源价格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但如果把时间拉得再长一点看，当前有点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正好处于两种经济模式的交叠期。上世纪30年代以后，尤其是二战期间，整个经济进入了福特-凯恩斯模式，以大企业垄断经营、工会集体谈判作为特征。但是由于资本积累存在的固有问题，必然会产生消费不足等现象，最终带来了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推动下，国家开始适度介入市场经济，弥补消费不足。在二战之后，通过战争期间孕育的新技术，福特-凯恩斯模式将新技术导入经济循环，带来了稳定的经济增长。汽车、造船、石油化工、橡胶、电器消费、房地产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不断创造新的需求，产生了以房地产供给推动和中产阶级文化吸引等多个方面形成的郊区化、运输和交通系统扩大以及新一波全球化浪潮。这种模式中也存在很多生产和循环固有的问题。大规模生产一定意味着大规模的市场开发，有效需求不足始终是一个循环核心问题。这就导致利润率不断下降，同时经济体系的刻板性不断增强，会更加依靠灵活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维持繁荣，但这必然带来通货膨胀。最终经济会逐渐走向滞胀。

上世纪60年代后为了应对这种滞胀的结果，全球经济转向了灵活积累模式。灵活积累模式依靠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相关的灵活性，其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生产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市场，最终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因为我们知道，技术并不是中性的，技术会从属于当时企业的盈利模式，由于灵活积累模式塑造了企业盈利模式，使得信息技术极大的强化了灵活外包，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进一步体现为了现在大量的灵活就业。

在灵活积累模式下，对信息和金融要素的控制成为了致胜关键。但这种致胜关键最终产生的结果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危机后一直没有解决灵活积累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根本矛盾。由于解决不了这种根本矛盾，表现为了最终的通货膨胀。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的通货膨胀整体的黏性、核心CPI黏性会不断加大。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加息周期会比美联储预想要长。这次通货膨胀不是简单的石油价格等引起的，更多要关注美国本身的经济结构调整。而在这样一个历史周期中，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维度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这个维度上不用过于担心人民币汇率。

六、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8月份数据确认整个经济的“四重奏变奏曲”，我们的政策建议是：

1、宏观政策定位需要进一步对冲房地产和出口的压力，并重点从短期应对走向修复经济主体资产负债表，集聚经济恢复的内生动能。目前的基建和制造业增速已经不低了，但是，这个增速因为面对高成本周期，它的带动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仅仅依靠这两个是不够的，还需要直面房地产和出口的变化。同时，最关键的要修复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因为中国经济的复苏，实际上可以说分为四个步骤，从最开始的纾困到复工复产到刺激经济，最后需要修复+改革，重振中国的内生动力。

2、在落实现有政策从基础上，以降成本为政策核心。一在财政政策上考虑结构性减税，特别是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保证减税能够可持续、并有效直达企业；二是面对9月份、10月份有大量的MLF到期建议进一步降准，准备金相当于对金融体系和银行征的一种税，在目前经济下行态势下降低融资成本，一方面可以代替MLF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稳定金融业；三是进一步推动物流体系改革，降低物流成本；四是在产业政策上进一步加大对元宇宙行业的支持，元宇宙行业涉及到很多的产业模式，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就是降低人与人的交往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成本。

3、修复资产负债表涉及到如何稳消费。稳消费从目前的选择来说更可行的方式在于提高居民收入，有几个维度。一是通过共同富裕的方式，我们的共同富裕是发展型的共同富裕。二是一定要着力提高财产型收入，这表现为从房地产模式转型，更加依托中国股市的财富效应。所以要强化股市建设，进一步通过股市提高财产性收入。着力做好香港资本市场的稳定工作，因为如果面对着全球经济周期转折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折，香港市场是联系大陆和世界市场的核心纽带，必须要进一步做强香港资本市场，通过香港资本市场进一步稳定人民币海外市场。三是通过普惠金融进一步对于居民融资提供优惠。

4、着力加强政策预期管理。在经济“四重奏”的转折期，很多问题以前没有经历过，尤其是企业主体、政府主体、居民主体，需要适应转折期，这种适应和平稳过渡一定要进一步强化预期管理。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各位专家围绕“当前经济态势、未来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经济走势、政策建议”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指出，做好自己的事，中国依然会是在全球最有影响、最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从短期数据来看，由于疫情和疫情防控政策的影响，8月份经济修复的效果较为理想。从中长期角度看，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还处在正在进行的调整期。关于房地产，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好底线思维，在房价下行的背景下长时间漫长的去库存，彻底放弃房地产还能够作为未来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想法。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认为观察中国当下经济形势不能简单看同比和环比数据，要通过各个数据相互佐证，避免单纯观察每个数据所导致的片面性认识。微观主体预期转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在某些领域预期恶化还在持续甚至加剧。从这个意义来讲，至少到明年上半年，经济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同时，要警惕一些短期因素长期化的问题，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出现了长期化的因素，如果地产增速长期都是-10%或-20%的增长，很有可能产生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急剧的担心以及对流动性陷阱急剧的担心。在政策如何扭转预期问题上，日本当年走出预期衰退和长期衰退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政策发挥了作用，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都是站在目前时点值得中国去借鉴或者是防微杜渐的。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对于目前信心的问题需要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时，全面进行一些视角的转换，把它放到世界整体经济状况里进行重新评价、重新审视。在全球处于新时期全面开启，经济总量和结构处在全面调整的状况下，中国面临着危与机。第一，全球增长中枢的下降，无一例外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第二，全球物价水平持续高涨，我们物价水平不仅没有跟随性上涨，反而在8月份出现进一步回落。这样一个价格缺口的出现，恰恰是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大国地位很重要的重塑或突围的好时点。第三，在目前全球金融风险全面上扬、美元传统地位虽然指数有所上扬但是交易水平在下降的状况里，中国应当会成为未来国际资本的很重要的集聚地。第四，全球资本市场的调整，欧美可能刚刚开始，而我们已经进入到深度阶段，再坚持几个月触底回升的迹象应该会全面显现。因此，目前市场主体应该在全球滞胀的过程中，寻找到未来支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支撑点，从而使我们的信心得到转折性的变化。

招商基金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李湛指出中美或中欧这些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周期处于相对错位的阶段。中国经济先是见底后呈现弱复苏态势，欧美则从滞胀往衰退走，这给了国内包括宏观货币或者财政的跨周期调节、逆周期调节的空间。从微观流动性来看，低利率是常态。整体从全球市场看内稳外险，外部风险相对比较大，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加息预期最近带来市场一周的大幅调整并外溢到国际市场，但中国内部市场的复苏巩固稳定是中枢，如果这一点做好了，市场的稳定尤其在资本市场会体现出来。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稳大盘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8月份数据总体略超市场预期。就下半年总体看法，他认为需要把稳增长作为头等大事。从外需角度来看，放缓毫无疑问，并且海外主要经济体的紧缩仍然在进程中。从内需角度来看，内需扩大总体上还是要让地产循环畅通起来。就政策而言，未来要从中长期考虑中国的问题。一是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全球产业链重构。二是做好房地产由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转变，三是推动公共服务价格体制机制的改革，解决绿色转型和债务的问题，四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一定要有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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