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华：中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亟待从需求端发力解决

丁安华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丁安华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4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196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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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银行机构，特别是服务于中国经济成长和财富管理的商业银行，我们特别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和年轻人未来的职业发展。年轻人客群是我们服务的对象，为客户提供人生伴随式的财富管理服务，就需要从大学生开始争取他们、服务他们。对金融机构而言，年轻人就是我们的未来。

根据我国城镇失业率调查，从今年4月份开始，成年人（25-59岁）失业率从5.3%下降到8月份的4.3%，而年轻人（16-24岁）失业率却节节走高，7月份达到19.9%的峰值，8月份略有下降至18.7%。总的来说，成年人就业率和年轻人就业率的走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结构性背离。虽然年轻人失业率具有季节性，但过去五年同比来看，现在较2017年的失业率水平几乎翻了一番。当前我国的年轻人失业率水平已经高于美国和欧盟，美国是8.5%，欧盟是14%。

学术界认为，年轻人就业存在“劣势”（youth disadvantage）。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从雇主角度而言，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没有太多工作经验的新人更容易失去工作，存在“后进先出”（Last In First Out）的现象。其次从年轻人自身来讲，初入职场，对自己未来职业规划还在迷茫探索中，很容易出现所谓的“摩擦性失业”。中国人讲“三十而立”，通常要到三十岁以后，一个人职业发展路径才逐渐趋于稳定。这就造成年轻人失业率偏高，而成年人失业率相对较低的现象。所以，年轻失业率相对成年失业率而言偏高，这是一个国际上普遍的现象。例如，今年7月份，美国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8.5%，是成年（25-65岁）失业率（2.8%）的三倍。

对于年轻人就业和成年人就业的背离现象，我们可以这两个年龄段的失业率倍数进行一个国际间的横向比较。根据8月份的数据，目前我国年轻人失业率是成年人失业率的4.35倍。这在国际间处于什么水平呢？考察OECD国家的情况，年轻失业率高于成年失业率2倍以下是偏低水平，2.5-3倍属于正常，3-4倍就偏高了，超过4倍就是一个极限水平。美国目前是3.0倍，日本、德国、以色列、瑞士在2倍左右。以目前年轻人就业和成年人就业的背离程度来看，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处在极端的位置，显示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在疫情防控、经济下行等众多因素的冲击下，新增就业岗位乏力。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年轻人失业率偏高，而成年人失业率相对偏低。

首先要回答的是，成年失业率怎么会出现下行？这似乎与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有点出入。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成年就业群体的劳动参与率降低了，部分劳动力停止在城镇寻找工作，从而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流动性和波动性最大的群体，毫无疑问是外出务工人员。从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增长趋势水平数据进行观察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人员和历史趋势水平大概有550万缺口。也就是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返乡，使得计算成人失业率的分母减小，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造成成人失业率得到改善的错觉。这个问题在国外也发生了，疫情之后美国经济重新开启，但是成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这是造成美国当下失业率奇低的部分原因。

同样的道理，年轻人的失业率走高，与前几年高校扩招终于迎来了毕业高峰相关。今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1076万，较去年上升167万，增速18.4%，为历史之最。大学毕业生大幅增加，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就业机会减少，导致考公务员及报名考研的赛道极度拥挤。今年有457万人报考研究生，相较2019年增加167万人（58%），而考研录取率24.2%，相较两年前下行4.8个百分点，也创下历史新低。报考公务员的人数达到212万人，较2019年增加74万人（54%），虽然增加了三万多公务员职位，但是录用比例下降至1.47%。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实体经济为年轻人提供的职业发展通道非常狭窄。

就业，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中之重。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上说到要解决1600万人就业，推断大约是一千多万大学生再加上五百多万农民工的趋势供给水平。解决就业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仍然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知道了问题所在，答案就不难了。解决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最终还是要从需求端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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