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为什么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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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9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为什么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王一鸣、刘元春、毛振华、苏剑、董煜、张杰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张杰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重要经济发展目标

二、如何理解未来五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至关重要性

一、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蕴含的重要经济发展目标

从这个角度切入，是因为二十大报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当前所有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决定性的因素。

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机遇期，而在这三十年期间，可将中国具体的经济发展任务分解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人均GDP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里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定义和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从二十大报告里强调的这两个重要阶段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精神指引下，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看，未来三十年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或者立足点，就是如何准确有效地理解这两个阶段中，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的基本任务，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任务。

1、科学理解2020年到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具体实现方式

1）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

二十大报告指出，从2020-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联合国、OECD等国际组织的定义来看，发达国家又称已开发国家和先进国家，是指那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人民生活水准较高的国家，所以又称高经济开发国家（MEDC）。发达国家的普遍特征是较高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水准和生活品质。

虽然一些国际组织对发达国家有初步的定义，但到对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并没有形成共识，联合国也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体系加以认证和定义哪些是属于发达国家。这就给我们定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带来了第一个挑战。

很多国际组织普遍认可的一种定义是以2万美元的人均GDP作为分界线，过了2万美元门槛属于发达国家，2-4万美元称为中等发达国家，4万美元以上称为高度发达国家。也有一些组织和研究成果认为发达国家的应以人均GDP3万美元为标准。这两种说法中，第一种更为普遍。

依据第一个标准来梳理全球的基本情况：2021年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全球只有43个。按照OECD的定义，截止2021年底全球共有43个发达经济体。这两个定义标准覆盖的国家基本相同。因此，可以判断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是定义发达国家较为科学和合理的标准。

由此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一是可以将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水平设定为2.2万-3万美元左右（以2020年不变价计算）；

二是不考虑通货膨胀，2035年中国实现基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均GDP（以2020年不变价），也应该定为2.2万-2.5万美元之间。参考IMF、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数据，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门槛约在2万-3万美元之间。因此，这个定义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2）如何定义2020至2035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的增速水平

按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是1.05万美元。分三种情形来讨论：1）假设2035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为2.5万美元，这十五年期间人均GDP增速应该是5.95个百分点；2）若以2.2万美元为目标，这十五年期间人均GDP增速应该是5.05个百分点；3）若以2万美元为目标，这十五年期间人均GDP增速应该是4.39个百分点。

以1.3万美元作为2022年人均GDP的基准，同样分三种情形：1）假设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未来十三年人均GDP增速水平应为5.16%；2）若以2.2万美元为目标，这十三年期间人均GDP增速水平应该是4.13%；3）若以2万为目标，这十三年人均GDP增速应该是3.37%。这是理论预测的平均增速，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波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不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变动，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中国未来十五年期间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会以较大概率维持在5.5-4.6%的区间。在潜在经济增速会逐步下降的情况下，2035年中国人均GDP目标以2020年不变价格计算，应该设定在2.2万美元与2.5万美元之间。因此，未来十三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速至少应该维持在4.13%-5.16%，这样才能在2035年左右实现人均真实GDP水平达到2万美元以上的目标。

2、科学理解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具体实现方式

1）如何理解和测算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目标

二十大报告中，对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做出了定义，但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做出明确规定，需要加以科学的预测和判断。可以确定的是，在2035-2050年期间，发展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仍然是解决当前所有问题最为根本的因素。因此，衡量中国是否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必须要落到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和人均GDP水平上。

一方面，在2021年，全球43个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均值为48,488美元，中位数水平为44,853美元。若将2050年中国现代化强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定义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就意味着要将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设定在4-4.5万美元之间。

另一方面，在全球发达国家之中，人口超越5000万美元并且人均GDP超越3万美元的国家只有7个，称为“5030俱乐部”。2050年以后，中国肯定会进入“5030俱乐部”并成为其中主要的国家，这意味着在2050年左右，中国人均GDP水平至少要达到4万美元之上。

综合这两个角度，我们将2021年全球43个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发达国家进行排序。人均GDP最低的国家是希腊，正好达到2万美元左右；突尼斯、立陶宛是2.3万左右；最高的是瑞士、爱尔兰等国，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按世界整体人均GDP的水平核算，达到发达国家的门槛意味着立陶宛这些国家处在统一水平。但由于我国人口比它们多得多，到2050年，我国人均GDP可能与文莱、法国、英国等国处于相近的水平。

2）如何定义2035年到2050年这十五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水平

假设2050年人均GDP水平达到4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GDP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3.18%；2）若2035年人均GDP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07%；3）若2035年人均GDP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73%。

假定2050年人均GDP水平达到4.2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GDP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3.52%；2）若2035年人均GDP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41%；3）若2035年人均GDP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5.07%。

假定2050年人均GDP水平达到4.5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GDP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4.00%；2）若2035年人均GDP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4.89%；3）若2035年人均GDP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5.56%。

更乐观一点，假设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4.8万美元（以2020年不变值计算）：1）若2035年人均GDP为2.5万美元，十五年的年均增速是4.44%；2）若2035年人均GDP为2.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5.34%；3）若2035年人均GDP为2万美元，年均增速应该是6.0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不考虑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以及中国人口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下，假设2035至2050年经济潜在增速在4.3%-3.6%之间，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目标应该设定在4万美元-4.2万美元之间。这个目标的压力是比较小的，无论2035年的人均GDP是2.5还是2.2万美元，达到4万美元，十五年增速只要3.18%或4.07%。若设定为4.2万美元，也只需要3.52%或4.41%的年均增速。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角度看，这个区间对中国来说是相对能够实现的。

在这情况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假定203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若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4万美元，十五年期间人均GDP增速应该为3.18%；若2050年人均GDP达到4.2美元，十五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速应该为3.52%；若2050年人均GDP达到4.5万美元，十五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速应该为4.00%。因此，在2020-2035年期间，特别是到2035年末，中国人均GDP应该争取达到2.5万美元，这样就可以极大地缓解2035-2050年期间经济发展的压力。若未来这五年没有把GDP推上一个较高的水平，后续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重大挑战，反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发展得越好，2035年-2050年目标的实现就越容易。

假定人民币相对美元在未来三十年期间大概率处于升值空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更容易更快。但我认为不能简单以汇率来计算。比如日本今年人均GDP低于4万美元，这是由于日本汇率贬值导致的，而不是日本真实GDP收缩造成的。当然也可以认为，汇率贬值是由于日本经济和产业竞争力下降。但仅仅依靠汇率的变化来判断，可能无法反映一国真正的经济发展的进程。

同时，人口问题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据预测，2050年中国人口可能会降到12亿甚至更低，这将对2050年中国人均GDP水平产生影响。一方面，人口规模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加速中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对未来人均GDP水平产生比较突出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人口规模下降，人均GDP提高的空间就相对越大，这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影响。综合起来，到底是负面效应更大，还是正面效应更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如何理解未来五年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至关重要性

1、未来五年是中国在未来三十年期间能否将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维持在较高合理水平、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速水平目标的关键时期

要将中国2023-2035年人均GDP增速维持在5%左右，2035-2050年维持在3.5%左右，未来五年至关重要。未来五年是我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高水平自立自强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维持稳定我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通过真正的改革，充分挖掘经济潜在增速，经济的中高增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问题。若未来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空间和红利将得到充分的释放，维持较高的合理水平，后续目标才会有坚实的基础。错失这五年，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后面的路将越走越难。

持续三年的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影响，使中国经济极大地偏离了既有的潜在增速水平。并且这次冲击不是短期的，可能会造成结构性影响，从而影响到未来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重大的政策改革，尽快消化和恢复这三年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抛弃了以往简单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重新定义了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政策，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到的五大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社会政策。通过构建和推进新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使中国经济尽快回到既有的增长水平，同时维持这一增速水平的合理区间。

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水平处在逐步下滑的状态，这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逻辑。对此，我提出结构性的经济潜在增速水平。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充分调动各种要素，激发配置资源的能力，这样就可以在较长的时期内将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这表明经济潜在增速水平不一定一直处于下滑的通道，也可能在较长的时期内，处于一个相对平缓的状态，甚至有增长的可能性。

2、未来五年是中国主动应对和破解美国全面技术封锁和高端产业遏制策略，创造至少难以排斥中国发展利益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巨大风险。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高端产业，逐步向印度、越南、东南亚等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不可阻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转移的机会和转移的国家，构建一个良好的有利于我国的区域性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此外，产业逐步向中高端升级换代，面临着“高端挤压”的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率先采取措施对我们进行打压。

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有相当的成效和效果。比如，iPhone14和iPhone13相比，从美国采购的零配件的比重从26.4%增长到36%多，而从中国采购的比例从4.5%降到3.8%，这说明美国制造业回流取得了显著进展。此外，美国对制造业进行重新定义，不断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在全球分配的格局。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到底它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对我们将产生多大的影响，以及应该如何应对。

在面临“低端转移、高端挤压”的独特双重风险的情形下，留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并不长，可能只有五年到八年。如果没有在这段时间内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都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因此，未来五年极为重要。

3、未来五年是中国能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扭转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早过快”下滑重大问题的关键时期

维持人均GDP增长的动力，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因此，能否由“制造大国”转化为“制造强国”，构建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中国本土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更是中国能否将经济增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持在合理的中高速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十四五”规划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重大判断，意味着构建既自主可控，又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充分融合的现代化制造业体系，这对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未来五年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能否彻底的扭转改变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滑，中国部分地区出现制造业“空心化”和“加速外移”的重大现象。

面对这种巨大的风险，我们要尽快制定2023年-2040年期间，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5%左右的发展目标和具体举措。从更长期的角度看，能否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维持在20%以上，是未来五年内我们能否在制造业强国方面有重大突破的一个基础条件。

4、未来五年是中国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持中国最为基础的发展安全权的关键时期

中国面临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的风险。特别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塑造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窗口期可能只有5-7年。特别是很多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没有一二十年以上的沉淀和积累根本不可能实现。能够实现这些领域突破的企业，都投入了巨额的研发费用，花费十年甚至更长的周期才能突破。中国在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在有以往积累的前提下，平均还需要5-7年的时间。这两个因素的叠加意味着未来五年内，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做到自主突破，后续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更突出，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三年新冠疫情对很多“卡脖子”的领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耽搁和延误。所以，后续这几年的时间非常宝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要瞄准发展和安全并举，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要有力统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布局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发挥好政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组织作用，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是未来五年内必须强力推进的两大政策。中国宏观政策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重新定义宏观政策，用新型的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解决这些问题，做好政策托底，保障就业安全。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从经济的视角看，经济发展最核心的指标是人均GDP迈上新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大概在3.5-4万美元，我们依靠经济增速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还需要考虑汇率水平。通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改善经济基本面，带动汇率提升，这是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重要条件。此外，增速过低也是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未来五年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的几个关键性因素：1）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中关键是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2）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达峰；3）中美博弈和科技脱钩。

最后，科技创新将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目前我国原创能力不强，部分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并且科技领军人才偏少。对此，要加快人才的培养，带动基础研究、原创能力不断突破，释放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认为，讨论发展目标和高质量发展时，不能把速度和质量对立起来。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推动全球化退潮的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分配不均问题。中国长时期的稳增长政策、扩张政策所形成的金融、资源瓶颈等各种风险的累计和现在的释放，存在一个周期性调整。如果房地产对经济的推动力不足，其他地方需要保持很高的增长来弥补。

此外，要充分考虑我国增长动力的转换。中国的增长动力中，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幅员辽阔，有自己的阶梯开发。在遭遇国际因素的挑战之后，要利用我国幅员辽阔和一国两制的优势，对不同的体制做出适当的经济安排。企业和企业家也是过去我国增长的重要动力，新旧企业家的交替转换是中国经济的基础条件。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未来五年是几大关键问题的节点期，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突破，民族复兴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严重阻碍。首先，未来五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增长动能和增长速度能否在全球滞胀的新阶段走出亮丽的增长路径，是对整个民族最大的考验。其次，未来五年是突破修昔底德陷阱，扭转不平衡、不对称博弈的关键期。据预测，2028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可能会超越美国，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将是中美博弈，特别是美国遏制中国的窗口期。此外，未来五年是我国突破李约瑟之迷，全面实现“卡脖子”问题突破的关键期，也是全面实现以实体经济发展，以高端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关键期。

发展的关键是进行持续地改革，尤其是要突破渐进式改革的瓶颈期。要通过真改革，建立适应新形势的，新的激励相容体系。要集众智，处理好国内与国际、国有与民营、地方与政府、实体与虚拟之间的战略关系。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指出，美国乃至世界都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对此，各国采取的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但通过这种方法扩大出来的都是劣质需求，且这种需求不可持续，会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一个产能过剩的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依靠产品创新。

在高利率情况下实现的高增长才是真正高质量的增长。经济中有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才能将利率提高。十多年以来的零利率政策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非常好的科技进步成果，这些成果将继续推动美国经济向前发展。美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俄乌冲突逐渐结束，美国可能会继续加息，但步伐会减缓。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煜认为，当讨论中长期问题时，反而需要更多地结合一些短期工作。今年的年度工作部署和未来五年的工作有非常鲜明的对应关系，能否开好局决定了能否更好地实现当前和长远的结合。信心是明年，也是未来五年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政策建议：1）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2）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3）在产业和科技政策上，要着重创新，打造新的比较优势；4）深化改革开放，做到真改革。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要继续完善落实机制，把实践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标准。此外，还要把政策的宣传解读放到制定的政策文本中，防止对政策的解读出现偏差。总体来说，要让明年真正成为复苏的一年，重塑信心的一年，这样才能为未来五年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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