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东：美国对华态度并未软化，中国需扩大总需求应对挑战

高瑞东 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高瑞东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74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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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脱钩”转变为“去风险”并不是美国对华态度的软化

“去风险”本身是美国的以退为进。“去风险”企图以软化措辞和模糊概念的方式来凝聚各方共识，推动美国和欧洲新一轮对华政策协调，本质上加速美欧对华强硬议程和相关政策的落地。一方面，“去风险”，相较“脱钩”，在措辞上明显软化，并向对华强硬政策注入更多合法性，有助于争取各方支持。另一方面，“去风险”有意避免对风险进行明确界定，通过保留政策灵活性，搁置矛盾与争议，以满足整个欧洲各方面不同群体的诉求。所以，在2023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去风险”的概念之后，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始加速推出对华强硬议程。

从具体效果来看，2023年4月以来相继推出的美国“新华盛顿共识”、七国集团《关于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的声明》以及《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在政策框架和主要内容上高度趋同，表明以“去风险”为手段，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推动对华经贸政策安全化的尝试，已取得初步成效。可见，虽然“去风险”的概念取代了名义上的“脱钩”，但拜登政府“以短期防御性战略，保障中长期进攻性战略”的对华战略框架并未改变。短期防御性战略是指在“去风险”之下，使用惩罚性关税、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等手段，延续“小院高墙”的遏华思路，加强同盟友间的政策协调，重在通过延缓中国的发展，为中长期进攻性战略争取更多时间。进攻性战略则聚焦于投资美国生产、研发，推广美国技术和标准等方面，意在稳固和增强美国对华“优势地位”。此外，“去风险”趋势下，欧盟在多边出口管制、对外投资限制等议题上的态度，由犹豫观望转向积极推进，有助于美国进一步加强对华科技封锁。因此，“脱钩”转变为“去风险”并不是美国对华的态度软化，而是以退为进，更好地凝聚欧洲各方共识，获得更大的比较优势。

二、美国去风险，对华“结构性脱钩”的背后经济逻辑

今年以来，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财政部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在内的美国主要内阁成员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阐述了拜登内阁对华和整体对外政策、对全球贸易体系和供应链的构想。以上官员均认为美国过去几十年所奉行的市场化机制过于简单（oversimplifie-d market efficiency，包括放松管制、减轻税负和私有化），导致金融等一些经济部门过快发展，但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重要部门出现了衰退，使得美国供应链难以应对当前的地缘政治安全、日益加剧的气候危机、以及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其制造业的冲击尤其严重，但美国对这一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的预期，也没有充分的应对。因此，在这一状况下，拜登内阁的政策制定者们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号，如沙利文的《新华盛顿共识》，耶伦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以及拜登之前提出的“重建美国美好未来”计划，均指向美国要发起新一轮政府主导的、围绕着核心产业链进行的针对性的公共投资，目的在于重塑美国优势产业地位，加强美国在对华接触中的“优势地位”。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采取五个动作：

第一步，确立现代美国工业战略，加强对美国国家安全、创新能力等进行有针对性的长期公共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

第二步，加强核心供应链合作。在清洁能源及核心矿物、半导体方面加强盟友合作，达到产业协同，并构筑一个弹性、安全的供应链系统，打造一个植根于北美供应链，并延伸至欧洲、日本和其他地方的清洁能源制造生态系统。

第三步，推动新型贸易伙伴关系。有别于低关税和低贸易壁垒的传统贸易关系，发展以产业协同为核心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美国通过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美日韩三方协调机制，协调盟友之间的产业战略。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并没有延续当时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加入TPP，继续提供全球化的方案，背后根本原因是和特朗普总统时期相同，拜登政府还是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等重要的社会问题来自于它的经济结构的问题，也就是制造业整体增加值占比过低。虽然目前并没有公开提出过这种看法，但美国没有加入CPTPP，而选择构建以技术和贸易壁垒为特征的印太经济框架作为主要的对外政策选项，已经说明他站在了全球化的对立面。

第四步，发展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未来十年PGII将动员数千亿美元用于能源、物理和数字基础设施融资，进入新兴经济体，并解决债务国的债务问题。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美国推动推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不仅意在实现这条路线物理上的连接，还希望在此过程中建立数字联通，推动各国数据、能源和货物的贸易。

第五步，对华继续利用“小院高墙”来保护美国的基础核心技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后在公开新闻稿上都使用了“小院高墙”这种非常激进的语言。美国经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对华针对性。比如美国现代工业战略对应着我国的现代工业化体系，它的核心供应合作对应着我国更加强韧的相关供应链体系的建立，它的新型贸易伙伴关系和目前我国重点推动的RCEP包括申请加入CPTPP也是遥相呼应的，它的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和我国的“一带一路”也是针锋相对的，“小院高墙”的核心技术保护又和我国关键卡脖子技术的攻关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基本上美方和我国整体，尤其在目前最新的政治、经济层面的一系列的战略是针锋相对的。在这个背景下，反过来我国在目前工作中受到美国各方面的制约也将越来越明显。

三、美国推动“去风险”的重灾区在贸易方面，值得高度重视

美国在经济方面，尤其通过2018年以来加征关税推动贸易摩擦，对整个中国对美的贸易环境数据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今年以来，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已降至历史冰点，份额下降比2019年要剧烈得多，根据美国USTR的进口数据测算，截至今年5月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的份额降到13.6%，已经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相比2017年峰值的21.9%，已经下降了8.2个百分点，下降比例达到了37.7%。加征关税在2019年影响相对有限，但越往后影响越来越明显。在2007年-2022年期间，中国一直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但目前已经滑落到第四位，前三位是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下降非常急剧。

从内部结构来看，用2018年之后美国对华商品加征关税时不同产品所对应的不同税率划分组别，税率高的定义到高贸易摩擦组（税率25%），税率居中（7.5%税率）定义为中贸易摩擦组，没有加征关税的是低贸易摩擦组。高贸易摩擦组主要包括动植物产品、矿产品、化工品、木材、金属等基本生产生活用品，整体涵盖到62个细分行业，高贸易摩擦组在2019年加征关税后份额平均下降（相比2018年，下同）20.2%，2023年（截至5月）份额平均下降43.8%。中贸易摩擦组主要是以纺织鞋帽、轻工家具、机械器具等中国出口份额较大的产品为主，主要涵盖了17个细分行业，2019年份额平均下降15.7%，2023年（截至5月）份额平均下降35.7%。低贸易摩擦组主要是以鞋帽饰品和工艺品为主，涉及到19个细分行业，2019年因为暂停加征关税，所以相比2018年平均只下降了6.8%，但截至今年5月，也已经平均下降33.7%。可见，加征关税对于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击和脱钩的效应非常明显。高贸易摩擦组的份额主要是被北美接纳（不包含美国），中贸易摩擦组主要是被东盟和印度所承接，低贸易摩擦组主要是被欧盟承接。

相较而言，中国对欧洲的贸易数据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去中国化的现象。虽然因为今年海外高利率环境带来的需求冲击，欧盟产需两端持续走弱，中国对欧出口的增速下行，但是中国占到欧洲整体进口份额从2022年20.9%到今年5月份仅小幅降至20.3%，尚未出现明显的“去中国化”趋势。在细分产品上，新能源产品出口份额韧性最强，纺织鞋帽类份额受到印度和东盟一定程度的替代，轻工制品和机电设备份额受到美国的替代，车辆及其零部件受到日韩一定程度的替代，但总体份额下降比较小。整体看中国对欧整体出口相对稳定，尤其是新能源产品份额比较强。

四、政策建议

一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做全球化的捍卫者。

二是着力打造更加强韧的供应链体系。

三是着力扩大总需求。外商到中国投资首先看重中国的市场，其次是看重中国的营商环境、要素成本相关优势。如果整体总需求不足，价格相对低迷，中国对于外商的吸引力就会出现系统性下降。所以，着力扩大总需求，使得经济增速保证在一定的符合潜在产出的水平上，有利于推动外商对华资本、技术外溢效应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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