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经济增速与最优水平差距较大，宏观政策可以加大力度

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10月17日腾讯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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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经济形势的研判。我们团队每个季度发布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分析报告。按照我们的测算，2023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约为5.5%，而两年平均的中国经济产出缺口是负1.3个百分点，这表明当前总需求确实有所不足。我们预测如果按照当前增长的轨迹，并延续目前的政策力度，那么明年的潜在增速可能只有5.1%，比今年还要下降0.4个百分点。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团队会发布最新的报告，对这些数据会进行及时更新，但是整体上大概率还会维持这个判断，我们认为当前经济形势是总需求不足。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潜在增速缺口，也就是潜在增速与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的偏离。大家使用各种算法所测算的潜在增长速度本身可能是不正常的，因为在受到结构性问题约束的时候，潜在增长速度会被压低。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当各种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到最优状态的时候，潜在增速可以大幅提升到其合理水平。我们测算发现，当前中国潜在增速缺口是接近负的0.3个百分点，这表明如果宏观经济结构得到较好的调整与优化，那么潜在增速本身还可以再提升0.3个百分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增速与最优水平的差距还是较大的，这就是宏观政策可以加大力度的理论依据。

第二，关于宏观经济结构与总需求的问题。如同社科院报告所说的，结构性问题可能约束了总需求，有两个具体的论据，一个是收入分配问题约束了居民消费的增长，另一个是产能过剩的问题约束了投资的增长。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结构约束了潜在增速，也对总需求形成了制约。正是因为宏观经济结构会对总需求和潜在增速都产生约束，那么使用结构政策解决各类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就能从供需平衡的两端提升经济增速。因此，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在短期稳定政策、长期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三者之间进行最优统筹，才能取得最优增长速度。

我们对结构政策和结构性改革做了一个区分。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从机制体制的视角出发，通过改革的手段和措施来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构政策，我们主要指对总需求结构、总供给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可以让宏观经济运行得更加通畅、让宏观政策效率得以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总需求结构、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等多种宏观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才37%，大幅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均值要高不少。这些宏观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相互粘性完全是可以在“三策合一”框架下得到优化和改善的。

第三，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为了提升总需求，央行进行了降息和降准，并加大了信贷投放力度，但是从“松货币”到“宽信用”的传导路径还有堵点。这有可能是当前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也有可能是整个经济运行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讨论宏观政策效率依据的是基于工业经济的宏观理论，而现在数字经济占比越来越高，那么政策传导效率可能发生了传统理论所无法识别的一些变化。

我们团队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之下构建了宏观政策效率指数，用一单位货币资金、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等所带动的GDP来综合测算宏观效率。我们发现，中国宏观政策效率近几年有所下降，而且偏离了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

我们认为，宏观政策效率的提升不是宏观政策本身能改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不够高，并不是央行和财政部本身能够解决的，而是作为GDP组成部分的居民消费和投资受到了结构性问题的约束。比如，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除了利率之外，还包括收入、财富、家庭债务、不确定性、主观信心、消费环境等等，利率调整对于消费的影响是较为有限的。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也是类似情况。

第四，对明年经济增速设定的建议。我们建议明年经济增速设定要达到5.5%。其根本原因并非乐观预期，而是希望以此彻底扭转增长下滑态势。今年的潜在增速是5.5%，明年经济增速不能低于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打破这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速度出现相互交织的螺旋式下降态势。很多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超过潜在增长速度，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当经济存在负向潜在增速缺口时，以产出缺口为零作为宏观政策的目标，会导致实际经济增速持续低于潜在增速的合理水平，继而难以彻底扭转经济下行压力。保持产出缺口适度为正有助于修复负向潜在增速缺口，从而提升经济增速。这样可以真正扭转总需求、总供给螺旋式下降的态势，不然过去的交织下行还会继续延续，不利于实现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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