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政委：多周期叠加下未来经济形势依然复杂，政策需持续优化用力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鲁政委在CMF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23年10月）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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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季度的数据，我的总体评价是：经济反弹略超预期，但未来形势依然复杂，政策还需要持续优化用力，主要原因是我们当前正处在多个周期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在此背景下，我们未来还有很多新动能可以释放的空间，关键取决于我们改革的力度，同时还要注意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和一致性，特别是要注意处理好国际和国内的平衡问题，保持好适度的政策独立性空间。

我国当前处于多周期叠加之下。第一个周期，是全球权力周期的重构期，就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无法继续在全球一手遮天，其他非美力量的相对影响力不断提升，全球政治格局进入重组期，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是各方在博弈甚至碰撞中逐步调整适应的持续动荡过程，有时候冲突甚至还会非常激烈，引发剧烈的地缘政治风险。这一周期从逻辑上说应该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其投射到当下，美国对我国策动脱钩断链，其实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贸易和投资格局。

第二个周期，是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康波周期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一个完整的周期通常大致是60年，它在当前就是人们所说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深入发展”，当下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数字化、绿色化浪潮。从我国经济分行业的情况来看，今年以来每个月利润累计同比增速均持续为正的三个行业即电气机械、运输设备、专用设备，全部都与绿色化浪潮密切相关。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来看，钢筋水泥的“铁公鸡”增速越来越低，而增速更高的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数据机房（IDC）投资、新能源设备制造和电站等数字化和绿色化的投资。然而，我国这些新技术领域的体量依然与传统经济中代表性的“铁公鸡”不可同日而语，还难以在后者放缓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缓冲、甚至逆转整个经济态势。所以，当前全球都正处于上一轮技术革命的尾声、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开端，属于康波的萧条期。

第三个周期，是房地产周期或者说金融周期的下行期。这个周期通常是大约30年左右一个完整周期。房地产在趋势上，主要受到购房年龄人口已经见顶、新增量逐步减少的影响。其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表现是，我国每年新屋销售面积在2021年到顶之后，未来新屋销售量将逐步减少。由此，房地产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未来将逐步减小，就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根据伯南克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地产是各个经济体中最重要的金融加速器，它能够有效扩张融资。地产进入下行周期，其对融资的扩张作用也减弱，因而表现为金融周期下行期。当然，在我们国家，大家普遍关注的政府融资平台，实际上和房地产是“一根线上的两个蚂蚱”，都属于地产周期或金融周期中的故事。

第四个周期，是朱格拉周期的去产能期。所谓朱格拉周期就是设备投资周期，完整的周期一般是个7-10年的过程。由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造成外需压力（当然也影响内需，比如产业链外移抑制了国内投资），康波周期和房地产周期抑制内需特别是投资需求，由此造成了一种内外双缩压力下的国内产能过剩。这种产能过剩如果主要依赖国内消费来化解，就不得不需要更长的时间去产能才行。由此也使得企业短期内难以进入全面的设备更新周期。

第五个周期，是库存周期的磨底期。库存周期通常大约3年左右是一个完整周期。目前从工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速来看，我国似乎库存周期已经见底，并出现回升苗头。但是，如果再观察存货周转时间，则仍然处于近年来的高位，因此，我们还很难踏实地确认库存周期已经见底、未来将进入回升通道。

第六个周期，是政策调控周期的预期验证期。自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清晰的政策调控小周期，大致是2个季度。第一个季度预期政策出台和政策出台，第二个季度对政策效果进行验证。通常在第一阶段，经济指标的反应更为积极，而第二阶段经济指标的势头就会有所衰减。我们目前大致处于第一阶段尾声。

多周期叠加下，未来形势依旧复杂，我们还要在未来政策上持续用力，要将更多结构性改革政策融入调控，不断激发新能力。

具体来说，我就给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在房地产方面，政策需要持续优化调整，建议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将改善需求作为支持重点。现在不少省份都放开了落户限制，但几乎都有一句话省会除外。其实，我们现在已用不着担心去省会城市的人太多，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口数量相对于城市所建的新城来说，已算不上特别多了。同时，建议把第二套房视同首套房。现在城市里的套户比已经到1了，平均下来每个户籍家庭都有一套房子了，虽然他不一定满意现有的房子。这时候房地产快速去库存的主要需求力量，其实就已经转移到了改善型需求上了。如果我们的政策还是盯住首套，就人为增加了当前房地产市场上的抛售压力。其实，目前在城市定居的很多第一代城里人，还有赡养老人的需求，不少家庭一套房子也的确是不够用的。所以，就应该把二套房视同首套房，这将更加有利于房地产。

第二，在地方政府债方面，化债还要持续用力，在用力化解存量债务时还要解决地方政府新增支出来源的问题。

第三，在政策方面，政策一致性也很重要，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政策要与经济领域协调一致。举个例子，现在大家对新能源投资热情很高，比如风电，但是关于海上风电政策还没有明确，海上风电的投资现在就做不了。同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搞活国内资本市场两者之间，也需要做好平衡。

第四，培育新动能的空间还很大。最新外资清单已经全面放开制造业领域投资限制，而过去三四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得益于制造业的放开和不断地面向国际化。如果我们希望迎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曲线，其重点就是服务领域的开放与效率提高问题。实际上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要明确把服务领域的改革开放作为下一阶段的重点，大家所谓的几“难”（比如看病难等）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服务领域的问题。

我国经济在房地产之后的新动能是什么？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全球的经济发现：一是医疗领域，是非常重要、产值很大的领域。二是TMT领域，TMT不仅是硬件，还包括软件。中国TMT硬件已经很大，从在工业产值中的占比看，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是中国第一大制造业，比汽车还要大（汽车大概只占8%，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业要占12%左右）。如果再把软件包括进来，TMT对经济影响远比大家想象的大得多。所以，很多数字化政策要尽快明确和推出，比如数据、电子信息产业、游戏影视的政策，让TMT领域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中国作为历史这么悠久的国家，我们的影视规模应该可以更大，对国家来说影视和游戏的输出也是一种软实力，这些我们要充分重视它的作用。三是汽车领域，大家说得很多，我就不多讲。四是在外贸领域，关键是要加大力度稳住传统市场、拓展非美市场，目前为止成效非常明显，非美领域出口的增加从量上已经弥补了中国对美出口的下降。所以，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总体是稳中有升的。

最后，突破卡脖子难题关键要靠人，我们要加大力度吸引海外人才，包括“一带一路”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我们在这方面其实也可以尽快出台一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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