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透露新内涵

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转载自1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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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其中“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一提法与过去相比，有着重要的新突破和新内涵，引发了广泛关注。

自2012年以来，“稳中求进”就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先立后破”则是我国为了实现“双碳”目标而提出的工作方法论，比如2021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在这一基础上，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首次提出了“以进促稳”，在延续“稳”的基础性地位的同时，更加突出“进”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将“先立后破”作为2024年整体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应用更为广泛，重要性更为突出。

“以进促稳、先立后破”主要有两方面核心内涵：一是更为强调“进”，以积极的发展来解决稳定问题；二是强调“立新”的优先地位，在新业态、新动能等能“立”得住的前提下逐步淘汰旧业态和旧动能。总体而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释放了更为积极的政策信号。

提出“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政策思路的重要原因在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仍然严峻，为中国实现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高质量发展带来较大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是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困难挑战的客观概括。从社会预期来看，2023年1—11月，居民消费者信心指数平均为88.9，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预期指数平均为55.3，也低于2020年和2021年同期水平，表明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在预期偏弱的情况下，居民和企业对未来收入和利润的预期会有所降低，同时预防性储蓄增加，这都不利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2023年1—11月，居民商品消费增速为5.9%，虽然与2022年相比有所回升，但距离疫情以前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2.9%，其中民间投资增速更是只有-0.5%，比2022年同期水平分别低了2.4个百分点和1.6个百分点。国外需求也有所回落，2023年1—11月，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只有0.6%，比2022年同期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因此，十分有必要出台更为积极的政策举措，“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全力推动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才能更好地实现短期和长期经济平稳健康增长。

在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视角下，要更好地实践“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政策思路，关键需要提高经济增速目标至适度高于潜在增速的水平。影响预期的经济指标很多，但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增速。当前，中国居民和企业预期偏弱、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速偏低，提高经济增速目标能够有效提振居民和企业预期，真正实现“以进促稳”。在经济增速目标的设定方面，传统宏观政策理论认为，潜在经济增速是中长期内一国经济所能实现的最高增速，应该以潜在经济增速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是，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指出，由于经济中普遍存在结构失衡因素，这会使得潜在增速出现非合意的下滑，偏离其合理水平，形成潜在增速缺口。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笔者的测算结果显示，2023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与其合理水平的差值（即潜在增速缺口）为-0.6%，自2010年以来持续为负，表明我国广泛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已经使得潜在增速持续低于其合理水平。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认为，此时需要在一段时间内提高经济增速目标至适度高于潜在增速的水平。这能够提升微观主体对未来经济增速的预期，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从而消除负向的潜在增速缺口，使得经济回到合理增长的轨道。

宏观政策的具体操作需要统筹使用增长政策、结构政策和稳定政策。一方面，要积极使用增长政策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目前，重点要鼓励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也要积极使用结构政策，改善我国在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等领域存在的结构失衡问题，为进一步提升潜在经济增速和提升宏观调控效率打开空间。在此基础上，有序淘汰落后产业、过剩产能等，做到“先立后破”。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稳定政策要适度加大调控力度，更好地提振总需求，为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先立后破”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此才能将“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政策思路更好地落地，扎实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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