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瑞龙：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石博文  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转载自3月21日中国科技论坛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290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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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是社会制度变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为此必须在稳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就是通过提升经济的活力与创新力来实现有效率的增长。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至少包含以下环节：一是以革命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为前提；二是科技创新成果与产业的融合，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三是形成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业态，实现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与产业链现代化；四是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由此可见，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是创新。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通过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创新内生于生产过程之中，是经济实体内部的自我更新，本质上意味着“毁灭”，并能创造出新价值。没有颠覆性科技创新活动与成果，不可能孕育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与新商业模式。科技创新既包括基础研究阶段的学术思想与科研成果创新，也包括基础研究成果进入应用阶段的应用开发与中间实验阶段，科学家在科技创新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数字经济以及人工智能新业态的发展都离不开关键技术的突破。我们必须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化解被西方压制的风险以及底层技术逻辑被替代的风险，如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人工智能的发展等都需要在高端芯片、工业控制软件、核心元器件、算法等上的突破。

科技创新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固然重要，但科技创新能否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要看制度构建能否有力地推动技术创新，如谁来创新、为什么创新、如何组织创新、如何保护创新成果等。换言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依靠科技创新，而且也依赖于制度创新。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例，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以棉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为始，以瓦特蒸汽机的改良和广泛使用为枢纽，以19世纪30-40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基本完成的标志。其实，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的近百年中，蒸汽机技术在英国传统矿山等行业已被广泛使用，但当时为什么没有导致工业革命，而在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时代却爆发了工业革命，其根本原因是在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时段英国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的前导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及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伴随着专利制度的退出（保护创新）以及一系列贸易制度的实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鼓励创新及新技术的推广成为现实。由此可见，英国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同时也是一场制度革命。

既然科技创新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至关重要，而科技创新又依赖于制度创新，我们就需要探讨如何通过制度创激发科技创新乃至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制。第一，塑造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有助于激发科技创新。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包括产权的明确界定与产权的有效保护。产权界定越明晰，利益边界越是清晰，动力机制越是有效，而有效的产权保护可以解决科技创新中的“偷懒”与“搭便车”行为。第二，处理好科技创新中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政府与市场谁才是创新的主体在理论上仍有争议。我们认为，技术赶超需要大量持续的研发投入能力，科技赶超往往风险巨大，特别是在中美科技脱钩、“卡脖子”技术阻碍科技发展的条件下，科技创新的风险比较大。同时，在具有较强公共品供给特征的技术创新领域中，如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间实验阶段会产生市场失灵问题。针对以上领域我们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科技“卡脖子”的领域需要组建“国家队”来集体“攻关”，突破科技创新中的风险。但是，科技创新能否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还必须实现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与大规模产业化阶段，这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惊险一跃”，它必须通过市场化进程来完成。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创新链各个环节的不同特征来打造适宜的“政府与市场合作”的新格局。第三，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就是实现创新与产业的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与产业融合的重要途径就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通过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实现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高端化形态下的工业化增长方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第四，实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战略非常重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人员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人才，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创新科教体制，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科技人才，尊重科学家，保护科学家，特别是保护科学家的创新性科研成果，营造适宜科学家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需要强调的是，人才战略不仅包括科技人才，也包括企业家人才。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活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工作是通过“新组合”来实施“创造性的破坏”（破坏旧的结构，创造新的结构），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创新是企业家的灵魂，实现创新与产业融合的主角是由活跃在市场竞争中的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弘扬企业家精神。

制度创新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变更生产关系就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环节。构建一个有助于激励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质量制度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首先，微观主体有活力。微观主体的活力大小与一定的产权结构直接相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充满活力，为此必须在分类改革的原则下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对民营产权与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其次，市场机制有效。提升市场机制的活力需要系统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一是明确市场主体，二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推进灵敏有效的价格机制，四是构建一个有序竞争、开放、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五是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最后，宏观调控有度。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言，“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做得太多”。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干预的范围就没有边界了。为此就必须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的改革，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不要失位、错位，更不要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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