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斌：优先推进宏观政策体系改革的三大理由

陈彦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7月2日《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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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内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抓住全面深化改革这一“牛鼻子”才能更好地应对国内外的多重挑战，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由此可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是经济体制改革。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的深刻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不断增加，顺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科学设计改革次序、抓准抓牢改革重点。

宏观政策体系改革通过顶层设计，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调控理论逻辑等关键要件进行调整和优化，可以更好地统筹“短期稳定、长期增长、结构优化”三大类宏观政策目标，加强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三大类宏观政策之间的积极配合，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由此，便能从根本上提高宏观政策效率、改善社会预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从而为其他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营造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因此，应当将宏观政策体系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项。

一、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宏观政策效率

中国的宏观政策效率有待提升。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显示，2020年—2023年稳定政策效率指数均值为44.8，与2016年—2019年的均值47.2相比有所下降。根据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宏观政策效率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宏观政策本身，而在于政策传导机制出现阻塞。第一，总需求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多种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存在，导致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面临结构性障碍，宏观政策加大力度也难以有效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第二，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相对偏弱，实体经济回报率偏低削弱了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进一步降低了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带动效果。第三，数字经济可能会导致宏观政策传导机制发生变异，从而引发宏观政策效率的下降。比如，数字经济会降低价格黏性，降低货币政策利率渠道的有效性。再如，数字货币的发行会对现有货币政策执行框架形成冲击，削弱政策效率与实施效果。

要想破解上述三大症结以提高宏观政策效率，仅仅依靠宏观政策自身调整是不够的，需要深入推进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宏观政策体系改革的关键在于优化政策目标体系和政策工具体系。就政策目标而言，传统宏观政策在理论上局限于短期稳定目标，较少关注经济结构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而在实践中，政策目标反而过多，并不聚焦于少数目标。通过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重构宏观政策目标体系，在短期稳定目标之外，进一步纳入经济结构目标和长期增长目标。这有助于提升宏观政策体系对于经济结构和长期增长两大维度的关注程度，从而疏通宏观政策传导过程中面临的阻碍，提升宏观政策效率。就政策工具而言，传统宏观政策体系以稳定政策为核心，而稳定政策很难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也就难以实现优化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通过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将结构政策与增长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工具箱，重点使用结构政策实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使用增长政策实现提升长期增长动力的目标，从根本上提高政策调控效率。

二、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改善预期管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信心保障

当前，经济形势与长期高质量发展还面临社会预期偏弱的问题，如果简单照搬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模式，难以有效提振我国的居民预期。这归咎于西方预期管理模式的三点不足。第一，西方预期管理主要是短期预期管理，缺乏对中长期预期管理的关注。具体而言，中国不仅需要解决短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长期问题，这是西方预期管理所无法应对的。第二，西方预期管理主要指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对其他宏观政策的关注明显不足。然而，要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结构失衡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只靠货币政策预期管理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对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等宏观政策的预期管理。第三，西方预期管理以理性预期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而对适应性预期的务实性考虑较少。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批判后，理性预期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并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宏观政策的主要依据。然而，由于微观主体在收集、处理信息以及认知能力等方面上的差异，理性预期并非唯一的预期形成方式，建立在历史经验基础上的适应性预期同样占据重要地位。有鉴于此，不能寄希望于照搬西方国家的预期管理模式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预期偏弱问题。

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预期管理的优势，更好地改善预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信心保障。中国特色预期管理不仅包含短期管理，还包含年度预期管理和长期预期管理。就年度预期管理而言，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会对年度经济发展目标和宏观政策目标进行前瞻性量化设定，以引导社会预期。就长期预期管理而言，政府部门通过“五年规划”和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制定长期发展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决策部门制定宏观政策的参照基准，以引导社会预期。宏观政策体系改革能够提升宏观政策效率，更好地实现每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所制定的年度目标，从而改善年度预期管理的效果。年度预期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会进一步强化社会公众对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的信心。社会公众会形成如下预期：经过宏观政策每一年的努力，“五年规划”和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的目标也可以顺利实现。以此为基础和支撑，社会公众的投资信心和消费信心将会显著提升，宏观政策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提振效果也会大幅增强，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因此，以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为支撑的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使得预期管理的效果得到显著改善，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预期偏弱的局面。

三、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为顺利推进其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

宏观政策体系经过改革可以兼顾“短期稳定、长期增长和结构优化”三大类目标，从而使得决策部门更加具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的能力和逻辑，为顺利推进其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

其一，宏观政策体系改革有助于促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牵引，更好地提升总需求。近年来，中央多次提到要“着力扩大内需”。从实际情况来看，既要扩大居民消费，也要扩大有效投资。消费和投资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密切关联的，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相对不足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不仅会导致居民消费有所不足，而且会限制消费市场的总规模，由此使得企业面临销售困难，延伸至生产链条后将会限制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动力。如果宏观政策忽视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关联，分别设计扩大消费和扩大投资的应对策略，很可能难以取得理想成效。宏观政策体系改革能够更整体性、系统性地把握消费和投资背后的阻碍因素及其内在关联，通过加强结构政策与稳定政策等各类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消除阻碍消费和投资的共同障碍，促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牵引，更好地提升总需求。

其二，宏观政策体系改革能够更好地提升总供给。现阶段中国部分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相对偏低，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应对供需不匹配的矛盾，需要着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而持续优化供给结构。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推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具体来说，结构性政策可以推动产业优化调整，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升级，进而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增长政策可以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催生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新质生产力成型成势。

其三，宏观政策体系改革不仅有助于分别提升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水平，而且能够推动需求和供给之间实现良性循环。一方面，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优化供给结构，以高质量产品供给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高品质需求，并且牵引和创造新需求，为扩大总需求注入新活力。另一方面，宏观政策体系改革可以扩大需求规模，并且从需求侧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产业，为供给侧的质量提升和规模增长注入新活力。在此基础上，可以从供需两侧更好地提升经济增速，实现经济高水平良性循环，为顺利推进其他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宽松环境和有利条件，减少改革面临的阻力，从而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长期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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