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高质量就业需要“政府+市场”协同发力

赵忠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7月11日界面新闻。

本文字数：295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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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您觉得该如何定义高质量就业，“高质量”体现在哪些方面？

赵忠：高质量就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就业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它标志着就业工作追求的新目标。我认为高质量就业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涵盖了宏观就业环境、劳动者个体状况以及制度环境等多个方面。

首先，从宏观就业环境来看，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创造充分就业机会、提升就业质量的环境。这需要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作用，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不断提升就业质量。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企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把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作为政府政策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目标。

其次，从劳动者个体角度而言，高质量就业首先意味着劳动者能够顺利进入劳动力市场，将劳动力转化为收入。然后，在工作岗位上，劳动者应享有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合理的工资水平。最后，劳动者的职业发展前景应比较稳定。

再者，从制度环境层面来看，高质量就业离不开国家相关就业制度和政策的支持。例如，政府应构建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帮助劳动者度过难关。针对产业升级与转型、技术进步等带来的技能不匹配问题，政府应通过职业培训的政策体系，促进培训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培训服务的有效供给，促进劳动者技能提升。

界面新闻：现在就业市场存在一些“质量不高”的现象，问题的主要根源在哪里？如何改进？

赵忠：其根本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首先，部分劳动者技能与岗位需求不匹配，特别是工作经验不足的青年群体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其次，区域间、城乡间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再次产业升级与转型、技术进步带来技能结构性矛盾。这些都会导致就业与收入的不稳定，影响就业质量。

在制度层面，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破解区域间、城乡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应加完善大职业培训体系，通过劳动者技能水平的更新和升级应对产业升级和转型。此外，还应加强反歧视立法和执法力度，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歧视现象，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

界面新闻：您刚才提到了技术进步，根据您的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造成的冲击有多大？

赵忠：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存在多种估算。这些估算既包括对当前情况的测算，也包含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但显然随着技术进步，现有岗位中有一大部分将被替代。以世界银行为例，其2019年发布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综述了相关研究，替代比例预计介于10%至60%之间，其中美国为7%-47%、日本为5%-55%、立陶宛为5%-56%、塞浦路斯为5%-61%、乌克兰为5%-40%、玻利维亚为2%-41%。具体数值取决于不同的估算方法和假设条件。

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对工作岗位的替代并非立即发生，而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导致某些岗位不再需要，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但这一过程将是渐进的，并非一蹴而就，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

更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必将催生新的岗位。尽管目前难以准确预测哪些新岗位将出现及其带来的就业规模，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岗位往往需要不同的技能，并可能为劳动者提供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好的就业质量。历史上，技术革命总是伴随着传统岗位的消失和新岗位的诞生，这一规律在人工智能时代同样适用。

针对不同人群受技术进步影响的差异，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在利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政府需平衡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生产要素的分配，通过包容就业的科技和产业政策、社会安全网络完善、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帮助受影响的劳动者顺利度过暂时的困难，提升他们的技能以匹配新岗位的需求，从而减轻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冲击，并提升整体就业质量。

界面新闻：您刚才多次提到职业培训，这不禁让人想到职业教育，但在不少家长的眼中，去职业学校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们要如何改变这种观念？

赵忠：首先，在观念上要转变，树立劳动无贵贱之分，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的理念。国家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进一步弘扬这一传统。其次，相关岗位的就业质量要提升，将职业教育发展与高质量就业更好地相结合，通过职业教育培养质量、市场匹配度、就业服务等方面的提升，促进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劳动保障和工作稳定性，使他们在社会上获得应有的尊敬和自豪感。最后，将职业教育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国家做强做大制造业，需要职业教育培养的高技能劳动者作为生力军，这更增强了他们的职业价值感。

界面新闻：除了高校毕业生外，农民工就业也是一大关注点，怎么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

赵忠：农民工就业问题，主要源于城乡及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收入水平较低、就业机会有限，促使劳动力向城镇及沿海地区流动，形成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我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和限制，促进就业公平，确保农民工与本地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同工同酬。

其次，鉴于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影响，当前仍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不确定性。通过政策引导，增强农民工及企业对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和技能提升的信心，政府通过技能培训政策和补贴，鼓励企业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的投入，以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收入能力。

最后，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还需推进制度创新，促进农民工融入当地社会。推进农民工在就业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如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以及为其创造稳定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使农民工能够安心工作，实现家庭团聚。长远来看，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概念或将逐渐淡化，最终转化为正常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界面新闻：前面您提到高质量就业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其中包含“劳动者应享有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合理的工资水平”。当前关于“996”和“896”工作制，社会上有不少争议和反对声音，企业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赵忠：工作时间的安排在不同群体和企业间存在多元化和差异性，这本来是合理的现象。然而，当整个社会普遍采用996或类似工作制时，则显得异常。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属于正常的、是基于双方选择的多元化工作模式，哪些则反映了劳动关系中需进一步完善和改变的领域。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涉及工人、企业及政府三方，强调这三方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共同责任。工人与企业双方利益诉求的差异可能导致关系紧张，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不平衡，偏向任一方，则可能加剧不和谐。在996工作制等争议中，一个根本原因是市场上某一方的议价能力过强，导致劳动关系失衡。

政府在此类问题中应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劳动合同法、政策体系及劳动保护等手段，平衡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使双方议价能力得到合理平衡；健全和完善三方协商机制，化解矛盾、解决争议。

此外，我们还应从更长远的角度审视企业与员工双方的利益诉求。短期内，双方诉求可能看似存在矛盾，但将时间维度拉长，从企业的长期发展与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来看，双方利益实则存在诸多共同点。因此，企业在追求业绩时，不应仅关注短期利益，而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合理设置工作时间与薪酬福利，保障员工权益，以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赢和双方的共同发展。

政府作为第三方，应从宏观、长远的角度出发，制定政策调节劳动关系，促进企业与员工的互助与共赢，为双方创造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的工作制争议，更能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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