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放减税大招，中国该怎么办？

特朗普减税“大招”终于靴子落地。

当地时间12月3日凌晨，美国共和党长达500多页的税改方案以两票的微弱优势获参议院通过，这是30多年来美国税法最大一次调整。

“史上最大幅”税改

或吸引海外资金大规模回流美国

根据最新版税改方案，企业税方面，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将从现行的35%降至15%，企业如果将海外利润汇回美国，税率将低于现行的35%。

个人所得税方面，免征额比现行提高了一倍；税率将从七档简化为35%、25%、10%三档，最低税率较9月底方案的12%略有下调，最高税率则略高于原定的33%；遗产税和净投资所得税被取消。

特朗普此前称，减税计划有四个目的：一是增加美国就业机会，二是简化赋税程序，三是减轻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缴税压力，四是降低企业赋税比例。

美国分别在1981年和2001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减税，并在2003年、2009年和2010年进行了规模较小的减税。几乎每次减税政策发布后，都会带来一段时间投资增速上涨，企业信心指数也随之上升的局面。

根据瑞银集团资产管理部门的估计，企业税率的大幅削减将在2018年令标准普尔五百强公司的每股收益提高10美元至每股151美元。

冷战结束后，由于全球化趋势快速蔓延，跨国企业的巨额海外游资如何回归本土，支持美国“重新变得伟大”也成为税改的焦点问题之一。

对于企业海外存留利润的一次性收税则可能促使一些海外资金大规模回流。有统计显示，当前美国企业海外收入预计在2.5万亿至3万亿美元之间，如果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计算，预计将有约8000亿至1万亿美元资金回流。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陆婷表示，个人方面，通过调整各档税率，税改计划在不同程度上削减了美国各收入阶层所需缴纳的税收金额，变相提高了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企业方面，企业税大幅削减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增加净利润，鼓励企业投资，另一方面也能够吸引以往为避开高税率而将产业迁移至海外的美国企业回归，在美国本土经营生产，促进美国国内的就业和投资。

但同时，理想和现实或多或少总有点差距。

减税红利不一定能唤回美国企业。“降低企业税负对企业来说无疑是最大利好，但这能否转化为企业投资值得探讨”，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直言，“如果需求不足是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主要原因，那么减税带来的好处可能并不会刺激投资，而会被企业用于回购股权或者其他用途。”

实际上，美国不乏政府试图通过减税鼓励税收回流但效果不佳的先例。

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规定，只要跨国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汇回海外利润，即可享受5.25%的超低“特赦”税率。但企业反应并不十分积极，期间有843家公司调回利润，金额共计3120亿美元。有研究显示，汇回的资金90%都被用作回购、派息和发放高层薪酬，而非研发或制造业投资。

降低个人所得税也未必能像特朗普宣称的那样“帮助中产阶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副主任任琳说，减税政策有可能成为进一步助长收入不平等的“元凶”。“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有可能在表面上兼顾简单公平与抑制经济衰退的双重功效，但实际上再次重复‘后里根时代’减税政策，偏袒占人口0.1%的少数富裕群体。”

美国部分议员也认为，此次税改法案“会把更多钱塞进富人和大公司的腰包”。

美国放大招，中国该怎么办？

尽管有种种未知数，但不管怎么说，特朗普的税改计划一旦推行，短期内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将毋庸置疑。

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执行何种财税政策对各国有很强的外溢性。而中国与美国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受此次税改波及的国家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面对美国来势汹汹的税改，中国压力不小”，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算了笔账：中国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最高税率45%，而根据美国最新税改方案，个税最高税率降至35%，比中国低很多。中国正在推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吸引国际高端人才，过高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对此不利。

同时，企业所得税收入在美国税收收入中占比不到10%，把税率降至15%，所减的税收收入不多，但可以大大刺激企业的发展，“带来的冲击绝不可小觑。”

而且，特朗普推行如此大手笔的减税计划，有可能引发各国为留住企业和资本纷纷推行减税政策，引发一波全球减税的浪潮。用陆婷的话说，特朗普如果力排众议推进减税行动，欧洲其他国家跟进减税的概率不低。

在此情况下，“进一步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加大减税力度，紧迫性前所未有”，杨志勇说。

那么，中国应当如法炮制，推行类似于美国的大规模减税吗？

先得了解一下中国财政的实际情况。

在中国，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一般在40:60，而多年来经合组织（OECD）国家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大约是55:45，美国则是75:25。此外，中国税收占全部政府收入的比重约为50%，而美国这一数字通常在90%以上。

“所以，中国减税不可能、也不必要复制西方国家的模式”，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说，中国下一步减税重点应放在“加快”上。

其一，加快推进税制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眼下，中国税制改革大方向已经明确，营改增全面推开也对税制有所优化，但直接税改革进度还相对落后，需要加快节奏。

冯俏彬表示，税收法定是一国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现在中国整体税收法定性不强，18种税中仅有三部税法，且执行过程中不断打补丁，是企业无法形成稳定预期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中国需要切实采取行动，以“简明、中性、方便征管”为原则，全面修订税法，争取在2020年前全面实现税收法定。

其二，加快整顿税外收费。在冯俏彬看来，应渐进式推进行政“零收费”，分门别类整并政府性基金，以切实减轻社会负担。

针对投资回流等问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认为，其他国家也没有必要过度担心，企业回流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国内劳动力的供应，上下游产业链的对接，以及能否产生产业集聚效应等，最重要的还是各国自身的投资环境。

（来源：国是直通车，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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