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 Escobedo：正在崛起的女性建筑力量
Frida Escobedo
在2018年之前，Frida Escobedo（弗里达•埃斯科贝多）这个名字或是她的作品，在公众当中都“鲜为人知”。但她在2018年受邀设计蛇形画廊，当时年仅39岁的弗里达是蛇形画廊历史上最年轻的设计师，也是是继扎哈之后第二位“独立设计”的女建筑师。
Frida Escobedo
弗里达于1979年出生于墨西哥城，2003年刚从伊比利亚美洲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和别人一起创办了她第一个工作室 Perro Rojo，那年她才24岁。2006年Frida开始单干，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地搞设计，在哈佛设计学院任职期间，她获得了第一个公共项目委托，改造墨西哥Cuernavaca 的 La Tallera Siqueiros文化中心，这如今已是她的著名作品。
Frida Escobedo
Frida Escobedo
虽然年轻，但Frida Escobedo已经成为建筑领域极富影响力的人物。她的项目遍及墨西哥内外，包括概念性装置项目，零售商店，以及住宅设计，委托客户包括V&A博物馆和MoMA PS1等机构，更有各类奖项加身。
Frida Escobedo
Frida Escobedo的作品兼收并蓄，如和Alejandro Alarcon合作的Casa Negra，既庄重又优雅的低成本居家工作室，由煤渣砖和顶部支柱构成，从墨西哥周边看去，它面朝内里，如同一个体积巨大的照相机。
更近期的作品包括为艺术家兼活动家David Alfaro Siqueiros改造的集住宅和工作室于一体并可用作画廊的综合体，以混凝土网格墙连接着几栋原有的建筑，并且赋予它们不同的语境。
2018年伦敦蛇形画廊 © Frida Escobedo
这种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重叠非常明显，在她最近的作品，即2018蛇形画廊中也可见一斑。
2018年伦敦蛇形画廊 © Frida Escobedo
Frida Escobedo's 2018 Serpentine Pavilion © Iwan Baan
她将一种独特的墨西哥元素纳入到一种特定的英式环境中，这种元素是墨西哥住宅设计（与世隔绝的庭院和充满孔隙的墙体）所必不可少的。最终的展厅隐藏在Kensington花园中，有可用于冥想和独处的内部空间，光照充足且气流通畅。和Frida Escobedo其它作品一样，这个展厅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处理了内部的紧张感，既不故弄玄虚也不张扬浮夸，而是温柔地关注着此间的人，以及人所在的环境。
Frida Escobedo's 2018 Serpentine Pavilion © Laurian Ghinitoiu
Frida Escobedo's 2018 Serpentine Pavilion © Iwan Baan
在2018年，Alejandro Zambra曾有过一个对Frida Escobedo的专访，本文将对采访中的部分问题内容进行翻译，与大家共同探讨。
Alejandro Zambra于1975年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是Not to Read, Multiple Choice, My Documents, Ways of Going Home, The Private Lives of Trees and Bonsai等书的作者。2015-2016年他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库尔曼中心的研究员。他常住在墨西哥城。
注：本文内容仅供学习交流，不可商用，如有纰漏，欢迎指正
采访原文发表于The Fabulist 第23期（2018年6月），此期由The Fabulist与蛇形画廊共同推出。
更多内容请见2018年6月 Aesop and the Serpentine Pavilion：
https://www.aesop.com/hk/zh_hant/r/the-fabulist/frida-escobedo
Alejandro Zambra：1985年大地震时，你在墨西哥城吗？
Frida Escobedo：在。当时我父母已经分居了，我跟母亲住在La Condesa的公寓里。我那时才五岁。记得那天早上，玩具忽然倒下了。我穿运动服的时候，母亲头上包着毛巾，对我说：“快跑！”。我们住在一楼，我的卧室面朝街道。公寓和大门之间有一条通向街道的路。我们跑得飞快，母亲因此忘了拿大门的钥匙，我们只能待在院子里。外面很吓人，但是母亲很冷静。
Alejandro Zambra：那栋公寓现在还在吗？你有回去过吗？
Frida Escobedo：我可以给你画公寓的平面图，还有墙上的图案——我对那栋公寓依然记忆犹新，但我没有回去过。我很愿意回去，就像我愿意做的其它事情一样。但还是算了，那种记忆太深刻了，没必要再去破坏它。或许我可以把它画出来，与记忆做对比。我记得，当时我们只住了几个月就离开了。
Alejandro Zambra：你还记得地震之后走在街上看到残砖碎石的情景吗？
Frida Escobedo：记得。地震后我父亲搬去了Valladolid街道的一间公寓，那个街道的拐角处，有一栋大楼倒塌了。我父亲随后在那条街住了四五年，拐角的那栋大楼一直是一片废墟。一个叫Angel的酒鬼住在那里，我父亲跟他有来往，把他当邻居，见面时会打个招呼。我知道Angel住在废墟里，这个事实让我非常忧心，也让我很害怕。后来我父亲搬走了，不久后拐角处的大楼盖起来了。在这个城市，人们在废墟里生存。满目疮痍，无人处理，随后我们就会忘掉它。
Alejandro Zambra：你还记得什么时候意识到建筑是一种职业吗？
Frida Escobedo：不太记得。经常有人问我是什么时候打算做一名建筑师的。
Alejandro Zambra：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Frida Escobedo：确实不记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什么时候建筑成为一种职业，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可以追求这项事业，我都没有印象。不过我有一位叔叔就是建筑师，他的书桌和各种手稿我以前经常看到。那时我喜欢画画，但情愿去油画画家或水彩画家的工作室学习。
Alejandro Zambra：你的作品有很强烈也很自然的艺术性。
Frida Escobedo：我父亲是医生，母亲是人口统计学家，他们都受过一些艺术熏陶。周末我们一家人会去博物馆。一般都是早餐过后，参观博物馆，逛逛公园，然后回家。因此我对视觉艺术，审美和概念性事务很感兴趣。
Alejandro Zambra：建筑这个职业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
Frida Escobedo：我一直着迷于建筑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我成长时期住过的那间公寓，面对着其它公寓，那时作为家里的独女，我平时的娱乐就是看着窗外。还有，在医院等父亲下班时，我也喜欢看着窗外。虽然窗外的景色都很相似，但内部则完全不一样。我还记得一楼的一位邻居家里的墙上挂着镜子和用某种黄铜制成的瞪羚，还有一张充满异域风情的蓝毛椅。仅仅看着对面的公寓，就能猜到房子的主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内心世界。
Alejandro Zambra：那你会担心被别人看到吗？
Frida Escobedo：这就是作为小孩子的好处，没人在意你在干嘛。所以我可以待在那里看着窗外，没人会说什么。那样的好奇心也得以保持。
“看看这多有意思：她不是在沙发上蹦蹦跳跳找乐子玩，而是一直在看向窗外。 ”
里斯本三年展公共舞台 civic stage © Frida Escobedo
里斯本三年展公共舞台 civic stage © Frida Escobedo
里斯本三年展公共舞台 civic stage © Frida Escobedo
Alejandro Zambra：你有向小孩子介绍过你的工作吗？
Frida Escobedo：有，但是很不容易。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是设计房子和大楼的，但这不是我的工作。而且如果你这么跟一个孩子解释的话，她会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是跟我一样的人设计的，事实也不是这样。城市不是这么形成的。城市是出于许多不论好坏的理由设计出来的，各种利益关系参杂其中。
如果试图向任何一个人（不论小孩或成年人）解释我们的工作室做了什么，还是有点难的。如果我们说在做出版，做雕塑，设计商店或者酒店，人们会问：“但是，难道你们不是专业做房子的吗？” 答案确实如此，我们的确做房子。如果不是特意强调，人们会以为，我们只是在搞实验。但我不这么想。我认为你需要不停地变幻视角来确保一切运转良好，否则你的工作会停滞，甚至瘫痪。
Alejandro Zambra：在你的作品中，你似乎想要超越建筑的限制。你的每件作品中都有你自己的特色，不过，这种特色有时似乎不那么个人化，有时又似乎很私人。
Frida Escobedo：是的，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建筑有其功利的特性，会调和个性化的东西。设计师的作用很强大，但也会逐渐被稀释掉，或者被覆盖上许多其它的东西，因为你要跟其他人合作，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最终你会感觉到失去了那些个人化的东西。
Alejandro Zambra：既有个性又有协调性。
Frida Escobedo：我觉得这跟写作就很不一样：你可以边写边改，写出来就是一个成品。但建筑的成品（或者说人们认为的建筑的成品）是建筑物，跟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一样。建筑师的工作往往是边行动边思考：画图的时候在思考，制作剖面的时候在思考，做模型的时候在思考。施工的时候也在思考，如果你说对整个建筑建成后的样子一清二楚，毫厘不差，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也是非常自大的。
里斯本三年展公共舞台 civic stage © Frida Escobedo
里斯本三年展公共舞台 civic stage © Frida Escobedo
Alejandro Zambra：你如何看待没有机会建造的设计？
Frida Escobedo：我认为，不能因为一个设计没有被建造就断定它无用因而抛弃它。设计早期阶段的构思，实验，质疑等可能会在其它方面发挥作用，也可能启发我当下的工作。
所以，对于那些一开始就激发我们提出有趣问题的项目，我们就很乐意接受，而不是先找一些问题研究，再接受相关项目解决问题。我不想设计完美无缺的建筑，我对委托我们设计的家庭更感兴趣，我想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做了什么，为什么对这或那感兴趣。我不会提前预设一个完美方案。
Mar Tirreno住宅过渡区域改造 © Frida Escobedo
Alejandro Zambra：在你为客户工作时，我猜想你的方法是先认识你的客户，了解他们，感知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为自己设计空间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
Frida Escobedo：我刚搬到现在住的公寓，做了简单的装修。公寓是由建筑师Mario Pani设计的，太不可思议了。它非常棒，我很喜欢，但不得已在内部做了一些调整。都是一些简单的修改，比如壁橱门的木料。然后事情就变难了。一旦自己拿主意，总会复杂化。在室内装修这一方面，再小的行为也意味着对如何生活的一种思考。
当然，有些事情是很明确的。比方说，我想把厨房作为社交的空间，因为我觉得，厨房是房间里最重要的空间。我喜欢和别人一起做饭，觉得厨房应该是可以交谈的场所。我也喜欢在厨房摆放植物。现在，在这个新房间里，我也发现自己总喜欢把家具摆设搬来搬去，因此，这个空间就要像画布一样，即使一切变来变去，也仍然可以使用。如果一个空间里房间太多，家具拥挤，我就没办法居住，因为它限制了变化的可能性。
斯坦福校园的艺术装置，美国 © Frida Escobedo
Alejandro Zambra：还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就是将自己的住房设计成某种自我声明。
Frida Escobedo：是的，完全如此。但是梦想拥有自己的房子并不是梦想着一个静止的地方，不是一个自己设计并且一旦完成就完美无缺的房子，也不是因其完美无缺你就打算度过余生的地方。
对我而言，房子是否完美在于能否让我进行各种试验。如果加大窗户会怎么样？如果拆掉墙会怎么样？它就像一个实验室，会因我们的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而言，你很难考虑遵守社交惯例，比如说将客厅只用作客厅，仅在有访客时才使用餐厅，进厨房只是为了做饭。你希望空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所处的生活阶段而扩大或缩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现在有想分享的心情，希望房子变得更加内向，或更阴暗，或更明亮，都应该能够实现。
Alejandro Zambra：近期的地震，9月份的那次，你在哪里呢？
Frida Escobedo：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待在办公室里，忙着工作。那时我刚和丈夫分居，就像1985年地震前的父母一样。地震时我和Ixchel在一楼，是最早出来的，那三秒钟里，不是所有人都安全出来了，这让我非常痛苦。而且，我才刚签下公寓（也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合同，忍不住转身说：“不，这不可能，我不能失去我的房子。”那天下午我本来是要外出的，连行李箱都放在了办公室。
几个小时后，天然气泄漏，我们无法进入办公室。等我们终于进去并拿出东西后，这个城市已经瘫痪了。街上没有汽车，也没有出租车。我提着行李箱，和大家一起，决定奔向出事的地方。那就像是一场奇特的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一栋大楼倒塌了，人们排成一队，递出砖瓦碎石。每个人都想帮忙干点事，搬走倒下的树干，移出室内的家具等等。我们也都想出点力，于是就在那里清理碎石。
Alejandro Zambra：你如何看待毁灭这个概念？
Frida Escobedo：我觉得人们需要为变化做计划，让事物更加灵活化、多样化。这样的话，建筑能更像一颗树，而不是一个过于刚硬缺乏柔韧性的结构，那样会倒下。僵硬的东西会崩溃，而灵活的东西可以移动，或者变换形式，即使失去了某一部分，整体的精神仍会存留下来。
埃尔生态实验博物馆中的装置 © Frida Escobedo
Alejandro Zambra：对那些完全不了解墨西哥城的人们，你会如何介绍这个城市？
Frida Escobedo：我会想要谈谈这个城市的张力。墨西哥城就像火，所有的一切都充满强大的张力。这个城市弥漫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气味，刺激着你的鼻子。待在这里有时只会给你一种眩晕感，让你忍不住说，快停下来，我们受不了了。
Alejandro Zambra：对于城市里近期的建筑行为，你怎么看？
Frida Escobedo：人们说：“看，墨西哥城有多少新公寓！”他们觉得还有很多房子等着建筑师建造。但实际上，这些公寓不是建筑师建造的，而是开发商建造的。购买这些公寓的人得到的是一种幻想。他们买到的石膏板和涂饰品是一次性的，可能也就持续三年。开发商希望人们厌倦这些空间，搬到另一间公寓，然后再一间，下一间，不断破坏城市的其它地区。
这种并非基于个人自主寻求变化的搬家，而是受一次性用品迫使的搬家，让人格外震惊。人们选择配有游泳池、客泊车等设施的建筑，而你说：“他们忽视了建筑的价值”。
我清楚，建筑不一定需要恒久，但人们买的是什么？从这开车去办公室，把自己锁在房子里，为可能不使用的便利设施付钱。我认识的住在这类建筑里的每个人，都不使用游泳池或健身房，他们仅仅使用宴会厅，还是一年一次，这是因为，自己房子里的客厅质量太差，他们不得不利用那样一个共同空间来与一群不太熟悉的人社交。
这不是赋予城市价值的方法。这只是一种兜售中产阶级样貌、生活方式、未来期许和成功理念的形式。
Alejandro Zambra：形势不由人。
Frida Escobedo：的确，形势不由人。我觉得他们中没人会说：“墨西哥城，好美！”
如果有，那大概是一场冲动，像是和一个不那么吸引你的人在一起，莫名其妙的陷入进去了——你知道这是一场消耗，但就是身不由已。
本文译者：米拉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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