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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万念俱灰时丨钢琴家鲍蕙荞访谈丨回忆文革遭遇丨庄则栋没自杀是因为忘不掉妻子鲍蕙荞说:“你一定要顶住,你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

2016-05-17 逝如整理 每晚一张音乐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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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希望杯 著名钢琴家教育家鲍蕙荞女士讲话


钢琴家鲍蕙荞的访谈


    年轻的时候,钢琴家鲍蕙荞凭借出色技巧,多次在大赛中获奖。她丰姿绰约,举止迷人,她与世界兵乓球冠军庄则栋曾结姻缘,一度传为佳话。在十年“文革”中,鲍蕙荞沦落为艺术领域内的受批判对象,随后受庄则栋政治上一泄千里之累,一度四面楚歌。但历经十年急风暴雨,鲍蕙荞终于再次登上舞台,看到未来的希望,她终于鼓起勇气,走出阴影,进入今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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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乐音乐节——鲍蕙荞等演奏卡门主题幻想曲

    陈鲁豫:您现在一天弹多少小时的琴。 

    鲍蕙荞:现在不太规则,本来弹的比较多,最近因为事特别多,所以弹得少一点。 

    陈鲁豫:您好像跟一般弹琴的钢琴家不一样,一般的钢琴家从很小就开始弹。 

    鲍蕙荞:我九岁。按现在的标准,九岁一般就算很晚的了,但是以前就是还有人比我还晚,十岁、十几岁都有。 

    陈鲁豫:您家里有弹琴的吗? 

    鲍蕙荞:我妈妈弹一点点,就是以前她上教会学校的时候然后学过一点,所以我第一个老师是我妈妈。 

    陈鲁豫:我看您写的回忆性的文章里面特别神的就是,第一天弹琴还完全不会,第二天一下就开窍了。 

    鲍蕙荞:对,特别奇怪。 

    陈鲁豫:所以说那就是天生的? 

    鲍蕙荞:因为我学的那本儿呀,别人应该都是从单手学的,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妈给我找了一本,就一开始就两个手,所以第一天就比一般人学的应该难一点。应该再学入门一点的。结果我等于一下子学了稍微难一点的。所以第一天我整个就是搞不清楚。 

    陈鲁豫:但第二天就会了。 

    鲍蕙荞:第二天忽然好像就知道了。 

    陈鲁豫:那就是天生的,所以搞音乐的就需要有天份。 

    鲍蕙荞:天份在音乐这方面的比重可能比较大。 

    1940年,鲍蕙荞出生在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亲是电力学家。虽然鲍蕙荞接触钢琴较晚,但和许多天才艺术家一样,她有着极高的音乐悟性,这使得她很快显露出与众不同的才能。十三岁那年,鲍蕙荞插班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与后来在钢琴界声名显赫的殷承宗、刘诗昆、顾圣婴成为同学。1957年,十七岁的鲍蕙荞保送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迅速成为闪亮的新星,代表学校多次参加国内外大赛。1961年,鲍蕙荞在第二届乔治·埃奈斯库国际钢琴大赛上获奖,才貌双全的鲍蕙荞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陈鲁豫:那个比赛是在布加勒斯特?对。因为我看你文章里面说,可能就在布加勒斯特当时有很多罗马尼亚小伙子,觉得这个中国女孩很可爱,然后想请你出去玩,跟你用俄语说,你假装听不懂。 

    鲍蕙荞:对,我假装听不懂。 

    陈鲁豫:但其实你的俄语很好吧? 

    鲍蕙荞:现在全忘光了,那时候是会的。当时去了以后呢,反正你也知道,那些外国小伙子们都是这样的,比较开朗、热情,而且他们可能不是把比赛看得像我们那么重,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来约我去散步、去玩。反正我当时觉得也挺恶作剧的。有一次一个参赛的选手就跑到琴房里来,他说能不能听你练琴或者什么的,我说那你就坐在那儿听吧。然后有的就是说,我们去散步。我就假装听不懂,他说俄文,我听不懂,然后他就画,拿出一张纸,拿一个笔,就画了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拉着手,特别好玩。然后指着那个是他,那个是我。意思就是,我们拉着手去散步。我就说我要练琴。后来获奖的时候,我还看见他。当然很远了。我看见他站在那里。我们是获奖选手在另外一边看见他。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当时真的是,我觉得心很静,非常集中,就是说,能练的时间我全部都要用来练琴,而且我觉得我不是像刘诗昆那么天才,或者说那么好的基础,那么好的童子功,我觉得我这些都没有那么好。 

    鲍蕙荞每次打开钢琴,总是一丝不苟地从练习曲开始弹起。这些曲子,她已经弹奏了近半个世纪。年轻时,鲍蕙荞一心只想把钢琴演奏好,好为中国争光。对于那些儿女私情,她从来没有放在心上。不过,爱情的脚步还是悄悄地走近了她。1959年,在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鲍蕙荞认识了世界级乒乓球冠军庄则栋,她的爱情从此萌芽。 

    陈鲁豫:你们那个时候的爱情婚姻,当然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就是明星人物公众人物的私生活那么受到大家的关注,不过在那个时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像童话故事一样特别完美,一个是世界冠军,一个是国际钢琴比赛的获奖者,两人都很年轻都很般配,在那个时候大家是很期待的? 

    鲍蕙荞:也许群众里是这样想,可是单位里不是这样想的。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是我的男朋友就要去查,然后就说跟我在谈恋爱,那好,就派人去我的单位了解什么什么的。但是那时候还算好,我们单位好像说我出身不够好吧,我爸爸有点什么历史问题或者什么的,说出身不好。但是说我表现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是属于稍微宽容一点的。但是马上要世界锦标赛,这个之前你们不准谈恋爱。那时候我们很单纯,很听话,真的一年不见面,真的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也许不知情的人,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很大很大的压力,就是各方面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好像多风光什么什么的,根本就不敢上街!他上街的时候就戴个大口罩,永远冬天的样子,夏天也不敢上街,都在家里,在双方的家里见见面,而且时间也很短暂。 


    陈鲁豫:当时如果上街被人认出来会是什么场面? 

    鲍蕙荞:认出来,当然可能作为他来说是追星族,有很多的了,反正我想我们也不是什么很张扬的人,也不太希望被人认出来,或者说很多人来追星什么的,也不希望这样。 

    1962年,鲍蕙荞和庄则栋一起参加中共北京市委组织的春节晚会,那一年,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工作原因,他们经过了长达六年的爱情长跑,才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使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便蒙上了无可自控的阴影。 

    陈鲁豫:其实在你结婚那个时候,已经觉得周围政治环境已经非常可怕了? 

    鲍蕙荞:对!是,非常可怕。其实如果没有文革,我们还不能结婚,因为我先生打乒乓球,那个时候他已经得了三届冠军了,我们实际上谈恋爱已经谈了六年多了。可是单位里有一次去看他比赛,他教练还跟我说,小鲍你再等等吧,让小庄再打几年球吧。我说没有问题呀。所以那时候人呢,怎么说呢,都很积极,很向上的那种,没有说好象去把个人的事情看得很重,很着急结婚什么那样。但是后来这个时候,已经66年开始我也不弹琴了,他也不打球了,也没有人要我们再去比赛了,就没事情干了。而且那时候,他们压力比我还要大,因为运动员的大楼里面,整个贴满了他的大字报。所以我们就说,结婚吧。就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来管你了,没有人要求你去为了祖国的荣誉不要结婚。你去打球,你去练琴,没有了。这种情况下结婚。但是结了婚以后,很快很快形式就更恶化了。 

    在“文革”中,鲍蕙荞的工程师爸爸被打成“反动权威”,被迫隔离审查。她的丈夫庄则栋,因为反对批斗国家体委主任荣高棠,被指控为“修正主义的黑尖子”,也成了批判斗争的重点对象。加之哥哥和姐姐都有“政治问题”,鲍蕙荞竟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鲁豫:一谈到文革那段日子,鲍蕙荞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而且止也止不住,她流泪的时候样子很平静。但我发现,平静的眼泪更能打动人。因为在平静的背后,我能够感受到她埋藏过多年的深深的痛苦。 

 

    鲍蕙荞:我呢,除了受爸爸一点株连以外,当时主要的株连是受我丈夫,因为他被整了以后,学校的群众组织,有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群众组织,就把我,有一天晚上跑到我家来,把我从床上拉起来,带回学校,就是去由这个群众组织来审查我,关起来,因为当时我正怀孕几个月,身体也不太好,但是反正他们就是要我去交待我丈夫的问题呀。但是我觉得我当时被他们抓去的时候我挺紧张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手段,但是他对我倒是没有任何身体上的迫害,没有的,还是很客气的,可能也知道我怀孕吧,还是很客气,但是就要我交待他的问题,揭发他。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很惦记我妈妈。我当时跟我妈妈睡在一个房间里面。那天夜里来抓我,所以我妈妈很受刺激。因为她本身年纪那么大,而且她又神经衰弱,我爸爸又已经关起来了,那么我丈夫也已经关了,又把我抓去了,我又怀孕。所以我心里特别惦记的是我妈妈,因为我觉得我能承受的了,我觉得她承受不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很坦然,我觉得我也没有问题,而且我也相信我丈夫没有问题,但是我特别担心我妈妈。我觉得她作为一个老人,我很怕她受不了。好在就是四天以后,我就放出来了,所以我妈妈见到我的时候,我也是晚上放回去,我妈见到我的时候,她第一句话我到现在我也记得很清楚,她说:“我是在做梦吗?”我说:“不是,妈妈我回来了。”所以我当时真的我觉得自己不害怕,但是我非常惦记我家里人。 

    丈夫庄则栋被批斗的三个多月里,受尽污辱,背上背着“现行反革命”的牌子。他的教练傅其芳和队友容国团,因为受不了这种羞辱,相继自杀身亡。庄则栋之所以没有走上绝路,全是因为忘不掉鲍蕙荞悄悄对他说的话:“你一定要顶住,万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你要想到我和未出世的孩子。”鲍蕙荞和庄则栋的第一个孩子叫“庄飚”,然而在庄飚出生时,鲍蕙荞来不及享受做母亲的喜悦,也被下放到农场,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 

    陈鲁豫:那你自己刚刚生完孩子就到农村去了吗? 

    鲍蕙荞:对,当时我丈夫送我去农场。那个时候,我生完孩子,我记得是3月1日去的。我很怕冷,当年的3月1日还很冷,我到现在也记得那种感觉,就是拿着很多的东西,然后就走啊走。 

    陈鲁豫:在那儿呆了多长时间呢? 

    鲍蕙荞:在那儿呆了将近两年,两年,将近两年。 

    陈鲁豫:在那儿做什么呢?要下地、干活? 

    鲍蕙荞:种水稻。 

    陈鲁豫:种水稻?那你两年之间就不能回家? 

    鲍蕙荞:很难得地回家,很难得。我呢就算是,因为他们照顾我有小孩,所以我回过两次,我回过两次。其他的人大概有的很多四年多只回了很少的一两次,很难很难请假。当时,我回来的时候,我儿子不认识我,叫我“二姐”。因为我们院子里头还有一家“文革”中间搬过来的一家,有一个女孩子也梳两条辫子。当时我在农场劳动的时候,我也是梳着两条辫子。所以他叫那个女孩子叫“二姐”,因为那家有好几个姐姐,梳辫子那是二姐,那回来可能看见我也梳着辫子,就叫我“二姐”。 

    陈鲁豫:那伤心死了吧。儿子都不认识了。 

    鲍蕙荞:就是没法说。 

    陈鲁豫:在农场呆两年种水稻,那个时候还会想弹钢琴吗? 

    鲍蕙荞: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前途会怎么样。 

    陈鲁豫:所以不会去想音乐的事? 

    鲍蕙荞:不会去想,一点前途都没有,一点都没有。 

    1968年秋天,解放军军管会接管国家体委,庄则栋得以释放。一年后,在周恩来直接关照下,庄则栋恢复了日常训练和参加比赛的资格。1970年,鲍蕙荞也因为江青直接过问,结束“改造”,回到了北京,两个人的生活重又看到了希望。 

    鲍蕙荞:从天津农场回来,倒是因为我的先生有一次被江青接见的时候——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个事情是江青一种安排还是当时偶然——她就问到他,说“你太太是干什么的”。就是说,“我正要找一个女的来弹《黄河》,弹样板戏,让她上来试试吧”,所以当时就一个电话打到当时叫“文化组”——就现在等于文化部这个功能——打到吴德,当时他是负责这个文化组,就要调我,所以调令下到我的农场去,我就马上回来。 

    陈鲁豫:叫“样板团”是吗? 

    鲍蕙荞:对,当时中央乐团也是样板团。我就从农场上来,分到中央乐团,当然就可以马上恢复弹钢琴了。 

    鲍蕙荞从农场调到中央乐团后,开始很感激江青,后来渐渐看到许多人对她不满,便一再提醒丈夫,保持跟江青的距离,尽量向周恩来靠拢。但是庄则栋认为,跟“第一夫人”在一起政治上最安全,想把鲍蕙荞拉到自己的安全岛上。从这时起,鲍蕙荞和丈夫之间有了分歧和矛盾,感情也逐渐产生了裂痕。 


    陈鲁豫:一般人是熬过了文革之后,境况会完全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获得解放,又重新恢复工作,原先做什么还做什么,但是你因为家庭的原因,在文革之后,虽然你在文革的时候什么都没做,受批判,但是你文革之后你的境况也很难。 

    鲍蕙荞:文革之后,应该是说有一段好了,但是就是因为那段,我的先生就是有点飞黄腾达了,因为他就慢慢地当了中央委员,又是什么从体委副主任做到主任什么的,就是仕途上好像往上走了吧。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比较……比较对这个东西不太感兴趣,我很不感兴趣或者说,而且我可能比较看中自身的价值,我就不喜欢沾光。所以当时他就有一些待遇可能可以去改变一些处境,因为当时也有人要求我们可以搬到比较好的房子里去,后来我就说不要搬了,一个呢,我想还是要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因为他们很老了,我要照顾他们,一个呢,就是我当时心里总有一种预感。 

    陈鲁豫:不祥的感觉吗? 

    鲍蕙荞:倒没有到那么不祥,但是我有种预感,我有种预感。我觉得我的先生不是搞政治的料。我觉得很多东西他越走越不对了,我觉得完全不对了,而且他的人变了。很多东西,他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善良、特别热情、特别单纯的人,但是当了官以后完全变了,我最珍视的那些,我最喜欢的,最觉得好的那些东西没有了,我不喜欢的那些东西,就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很可怕。 


    鲍蕙荞不祥的预感得到了证实。1976年秋天,“文革”十年浩劫划上了句号,随着江青集团被彻底颠覆,庄则栋也被免去了国家体委主任的职务,隔离审查,从天上掉到地下室黑暗的小屋。整整4年时间,庄则栋与世间一切美好轻松的东西隔离开来,使他的家人在别人欢庆解放的时候竟然陷入再一次的无助的灾难。 


    鲍蕙荞:我觉得我真是喜欢四人帮倒台,真是从心里觉得很喜欢这些很跋扈的这些人倒台,但是我没想到又把我波及又株连进去了,而且是我最珍视的我的业务活动,不让我上台,无端端的。我有什么问题呀?什么也没有!无端端地不让我去演出。所以我那个阶段,我真的是伤心到极点,后来过了一阶段觉得,我想我从那么小,国家培养我得奖什么的,我想不会永远不让我弹琴,不会永远不让我上台吧。所以后来想想,我还是得振奋起来,练琴。可是这个时候,等我想要振奋起来的时候,其实我家庭的外部环境就更糟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先生又“升级”了。本来是可以去看他,后来是不可以去看他,后来因为他有一次自杀未遂,所以把他关到卫戍区去了,对外说是“监护”,实际上也就是关起来了。这个时候,当然我觉得很沉重了,而且那个时候我爸爸有三个月脑癌,就是瘫在床上,从晕倒开始,就到昏睡这样的,三个多月到去世。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是内外交困。而且因为他关到卫戍区以后,单位里有一些同志就会给我一些压力了,不是很熟的人就会说一些话。反正我觉得压力很大。那时候孩子都很小,我母亲很老,所以在那个情况下,我真的觉得到当我爸爸去世以后,心力交瘁。所以我自己得了很重的甲亢。那个时候,甲亢就是人会很瘦,手脚都会抖,心跳加速。就很不舒服了,一个人就病了。 

    在丈夫被监护审查的四年里,鲍蕙荞只能在转送衣服、食品、香烟的同时,附带一封短信,经专案组检查后交给庄则栋的。在最初的日子里,鲍蕙荞也被禁止演出,每天只能给学生们伴奏钢琴。当她万念俱灰时,是浓厚的友情让她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 

刘淑芳,1926年出生于四川云阳。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协理事。国际声乐比赛两次获奖,中国金唱片奖首届获奖者。1949年毕业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地音工团独唱演员、声乐教员,中央乐团独唱演员、艺委会副主任、声乐教员,中山艺术团歌舞团团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理事,中国音协第三届理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1955年获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六等奖。演唱的歌曲有《宝贝》、《鸽子》、《西波涅》等。


    鲍蕙荞:有一次,我们团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刘淑芳,我是叫她刘大姐,她找我给她弹伴奏。当时不是有一个杂志叫《诗刊》,《诗刊》社组织了一个大型的演唱和朗诵在一起的那么一个会。那么我当时说我不可以演出的,但是他们也认为我可以演出的。他们不觉得我是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我觉得他们胆子很大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胆子大,不认为好像我会波及他们。那我想,那我就给她弹吧。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每个演员上场以前一报了名字,观众都会热烈鼓掌。我记得报了刘淑芳的名字,当然观众热烈鼓掌,后来钢琴伴奏就报了我的名字,然后看台上没有声音,过了大概几秒钟以后,忽然就有很热烈的掌声。因为我当时站在体育馆一个入口的门那儿,就等着上场。我一下我听到那种声音,我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想哭了。我当时没有流下眼泪,当时没有,因为我马上上场,但是当时我就想,我觉得我说人民没有忘记我,我心里觉得特别温暖。因为平常的掌声对于我来说很习惯,不会有特殊的意义,你知道吗,顶多就是说我演得好,或者是什么样的,我能分辨的出是礼貌的掌声还是真的发自内心的。但是这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我觉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是你想现在过了几十年了,但是可能我经历过这些事情了吧,所以每次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会流泪,因为我觉得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么严峻的一种情况下,我在那么惨,可以说那么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是有那么多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人就在支持我,真的是给我很多很多鼓励。你想那时候我爸爸去世,刚去世没有几年,而且他是几乎“帽子”没摘去世的,到死他的问题没有解决。到后来才平反的。我先生又关在卫戍区。我觉得对我来说,每一次就觉得都是好像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哪怕有人理解你,支持你,我觉得是一种人间的真情,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我真的很感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力量的人。 

    80年代中,庄则栋被没有结论地释放回家,鲍蕙荞并没有出来迎接他,他们的情感世界已经出现无可挽回的巨大裂痕。1985年2月2日,经过冷静的协商,著名钢琴家鲍蕙荞和一代竞技名将庄则栋,在北京东城区政府办理了离婚手续。从区政府出来,两人在路口略含微笑,握手言别,祝愿每人都有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庄则栋后来曾说,在我心中,鲍蕙荞永远是善良仁慈、温柔、可爱的,我们珍惜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那段幸福时光。 

2013年2月10日,中国乒坛宿将、中美乒乓外交功臣庄则栋,在与癌症病魔作了顽强抗争后,终因治疗无效,于当日下午17点06分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图为庄则栋身边亲属守护在庄老病榻前。


    陈鲁豫:鲍蕙荞和庄作栋曾经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儿,但是两人在文革中的遭遇使他们在感情上和生活上越走越远,最终分手。回忆这段感情, 鲍蕙荞说,她不愿意谈太多两人之间不愉快的那些往事,她更愿意记住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那些相濡以沫的快乐的日子。我想,只有真心爱过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心胸。 

    陈鲁豫:鲍大姐我觉得你最让人敬佩的一点就是,你跟你先生在他特别困难的时候,你没有选择离开他,而是到了大家都相对状况比较好一点的时候——85年的时候——才彼此真正地分开,我觉得在一个人境遇那么难的时候能做出那样(的决定),我觉得是挺勇敢的一个选择。 

    鲍蕙荞:我觉得我也有很多错,我也有伤害他的地方,而且我也有感情动摇的地方,而且确实我觉得我现在想起来,我有很多很多地方伤害他。当然他可能,坦率地说,他伤害我在前,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真的是,他出来以后,他很想再恢复一种好的关系,但是我恢复不了,我恢复不了,而且有的时候确实我觉得我伤害他了。事过以后我也会觉得很内疚,但是当时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人的伤害,一对夫妻走到分手的地步,恐怕都是有互相伤害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也觉得就是去记住那些好的时候吧。 

    陈鲁豫:像你们这样,两个人的婚姻感情完全是由于政治大的背景,因为政治的原因破裂的,可能那个时候很多,但是像你们这样很知名的夫妇,在我们所知道的可能并不是很多。 

    鲍蕙荞:我觉得以前的人跟现在不太一样,可能太紧密地跟政治生活连在一起了,每一个家庭都会你不想也会被卷入到一种政治的漩涡里去。所以有一次日本的NHK电台采访我的时候,他就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的先生很注重政治,而你比较注重业务而产生的分歧,导致离婚。我说很难这样去讲。我说你们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很难体会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只能跟你讲一个比喻,就好像我的家庭是一个小木船,就是在那个漩涡里头,旋旋旋旋,但最终虽然没有沉没,最终虽然又浮起来,又旋出了漩涡,又到了上面,但是这船上的一切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已经都移位了,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不太想再去说那些曾经有过的那些怎么说呢,不太愉快,或者甚至痛苦,或者对双方来说都是伤害,都是痛苦(的事情)。我觉得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了,几十年了,而且现在他也有了一个很好的新的家庭,我也觉得很高兴,而且我跟他太太也很好,也处得很好,我们现在都是朋友。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孩子们也都跟他们也很好。 

    

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的旷世奇恋

鲍蕙荞今天的生活,充实而忙碌。每天,她教授孩子们学习钢琴,带他们参加各种竞赛。1994年,她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鲍蕙荞钢琴城”。与庄则栋离婚后,鲍蕙荞再未走入那座熟悉而陌生的婚姻围城。 

陈鲁豫:十几年来,鲍蕙荞一直独自一人生活,她说,她活的很好。事实上,现在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轻松的时候,因为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她自己的事业也很顺利。难得可贵的是,她和庄则栋夫妇的关系也很融洽。采访前一天晚上,他们刚刚共进晚餐。如今的鲍蕙荞对生活依然充满热情,她说她有很多的梦想,有很多的事都想去做,衷心地祝福她心想事成,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鲍蕙荞:钢琴是一个清贫的事业  


    对一场钢琴音乐会来说,在小小的五通桥举行实在是一件新奇的事。实际上五通桥不具备任何举办钢琴会的专业条件,但通过努力,五月一日晚上,“鲍蕙荞‘桥之恋’家庭钢琴音乐会”如期在四望关浮桥头搭建的舞台上举行了。

    在此之前,组织人员中的一个告诉我,他们唯一担心就是五月一日晚上下雨,但天公作美,没有下雨,一切皆大欢喜。也就在这个晚上,这个小城里的很多人知道了一个叫鲍蕙荞的人,虽然对于钢琴而言,我敢说五通桥可能找不出几个人真正懂,但这显然不重要,五通桥需要的是名人效应。

    钢琴是高雅艺术,是阳春白雪。在钢琴会开始前,场地上播放的音乐是宋祖英唱的“好日子”之类的歌曲,这同一场钢琴会混杂在一起多少有些突兀。但这就是小城日常而富有热气的生活,是高雅的钢琴不和谐地闯了进去,也是鲍蕙荞的“桥之恋”让这个千年盐城一夜难眠。

    鲍蕙荞之所以要到五通桥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了愿。我相信她的纯粹。鲍蕙荞的父亲鲍国宝在抗战时期曾任过岷江电厂(当时位于四川五通桥的一个国家项目)的第一任厂长,他不仅是一名著名的电力专家,也是我国现代电力工业的先驱者之一,曾当过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局局长和水电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一个曾经在美国留学的爱国知识分子,他选择了报效祖国的人生(鲍蕙荞说,他们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因为专业和工作的需要,他的家庭随着他四处迁徙,而鲍蕙荞就降临在了五通桥一个叫梅子坝的地方。虽然她在五通桥呆的时间不长,更因为年幼几乎没有记忆,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出生地的那一份眷恋,在同她相处的短短两天中,我深深地相信前缘的力量在影响着这位老人。

    5月1日上午,我随她的家人一道去了已经停产的511电厂,那座废弃的厂房就是鲍国宝先生亲手修建的,厂房里的机器已经拆除一空,四周是一遍乱砖,但外观看起来绝对艺术,如果在北京,大概可以利用来搞个798那样的东西。显然,鲍蕙荞在这里找到了感觉,现任厂长把一本厂志送到她的手里,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她的父亲是这里的主人,她也就是这里的主人,而今天,主人回来了。

    钢琴音乐会上,鲍蕙荞简单化了淡装,涂了一点口红,如果在平时,走在街上她可能并无独特之处,但她一坐上琴凳,钢琴家的气质一下就流露了出来。在小小的五通桥,有哪一个像她这样年龄的人有这样的风采呢?鲁豫曾经在访谈中说她年轻时“丰姿绰约,举止迷人”,实际上今天的她依然是神采飞扬,所以,五通桥应该为她骄傲,这是小城五通桥的一份浪漫。鲍蕙荞在她一个半小时的演奏中可以用完美二字来形容,不只是音乐的完美,更是愿望的完美。

    在钢琴会的前一天,在短暂的晚餐后,我同鲍蕙荞女士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交谈。在谈话之前,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我说,鲍老师,您是一位钢琴家,据说钢琴家的手是很奇特的,我想看看您的手。她没有回答,但把双手伸了出来,放在桌子上。老实说,她的手同一般老年人的手并无区别,更无奇特可言,但谁又知道这里面包含的沧桑呢?(作者:龚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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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蕙荞与储望华四手联弹《致爱丽丝》


1992年,52岁的鲍蕙荞在中俄边境的绥芬河演出时不小心摔断了右手。就是这一次意外的受伤,差点断送了鲍蕙荞的钢琴艺术生涯。于是,伤病中的鲍蕙荞开始思考着如何才能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1994年9月,我国首家以钢琴家命名的钢琴城“鲍蕙荞钢琴城”在北京成立。

    采访中,鲍蕙荞对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钢琴城显得相当低调,“钢琴城主要是钢琴销售、教学培训、咨询、考级、维修和举办有关音乐活动。”鲍蕙荞说,钢琴城主要还是交给儿子在运作,平时自己的社会音乐活动比较多,国内外到处跑,所以只能在教学上做一下工作。不过,令她欣慰的是,一些她亲手教过的孩子纷纷在国内外的钢琴比赛中获奖。

 2002年1月,鲍蕙荞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籍——《鲍蕙荞倾听同行——中外钢琴家访谈录》。这本30万字的书籍成为国内第一本钢琴家写钢琴家的书。对于不写自己的传记,而要去写别人,鲍蕙荞有自己的想法。她告诉记者,实际上早有人找她约过传记,但她认为写传记太花时间,“而以我特殊的身份去写中外钢琴家,对钢琴爱好者的意义更大。聆听大师们的故事,对我自己也是一种启发”。鲍蕙荞还透露,这部书的第二集将于今年内出版。【本文开头的图】

    记者问,“钢琴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鲍蕙荞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许多钢琴家,有人说是镜子、精神支柱等等。在我心中,钢琴就是我生命的圆心,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围绕着它在转”。


鲍蕙荞:别让孩子每天弹琴8小时 

  前晚【2009年11乐28日】,第七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迎来了最后一场赛事——钢琴组决赛。担任钢琴组评委会主任的是现年69岁的我国著名女钢琴家鲍蕙荞,在接受采访时,她凭借多年的钢琴演奏和钢琴教学经验,对热衷于让孩子苦练钢琴的家长说:“别让你的孩子每天练琴8小时。”

  演奏大曲目能衡量选手水平

  “当钢琴比赛的评委真累!”这是记者在钢琴半决赛结束后,听到鲍蕙荞说的第一句话,“因为每个选手在台上一弹就是50分钟。”这50分钟对选手和评委来说都是一个巨大考验,“要很细致地去把握每一个音准、升降调。”

  鲍蕙荞说,一个本领过硬的选手,至少会在50分钟的演奏中有3段至4段“像样的大曲目”而不是“小曲子的七拼八凑”。她形象地将钢琴演奏比喻成写作,“写小文章大家都会有感而发地写上一段,可若写长篇小说就要看功力了。”大曲目的演奏才能衡量出选手的技术水平、对曲目的结构驾驭能力,以及演奏气质和艺术修养。她说,钢琴演奏是对原曲的二度创作,每个人控制情感与理智的力度、推向高潮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但就像作文一样,只要能够在结构和理解上自圆其说,我们都是尊重的。”

  弹钢琴也要学好文化课

  在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让孩子从小就去学钢琴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而对此,鲍蕙荞表示,“我们的钢琴教学方法和家长的态度可能不是很合适。”

  在她看来,国内的钢琴教学,无论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老师都过于严厉,“我们的老师过分严厉,批评多,鼓励少,这很伤小孩子的自信心。”鲍蕙荞介绍道,她在教学生的时候,通常采用让学生“自省”的方法,“一个学生总在一个地方犯错,我就给他数着,到那个地方就让他重弹,弹到第9遍的时候他终于发现错在哪了,这样他会记得更牢。”

     此外,鲍蕙荞不赞成时下的一些钢琴教学理念,如撇下文化课专攻钢琴的做法。她认为中国的琴童在16岁之前水平要远远高于同年龄的国外选手,“因为我们的老师、家长严格,孩子的基本功和技术都很好。但为什么16岁之后,就表现出后劲不足,尤其在音乐的理解和风格的把握上有很大欠缺?因为他没有文化和阅历的滋养,只会机械地弹琴,人已经木了。”

  琴童家长不要太功利

  说到家长的态度,鲍蕙荞提醒说,别太“功利”,别觉着“我花了钱、花了时间你就得给我学出个样来,十几亿人里才出那么一个郎朗、李云迪”。她坦陈,现在许多家长让孩子学弹钢琴都抱有“成名成家”的愿望,为此逼着孩子天天练琴,“一个才几岁的孩子你让他每天练七八个小时的钢琴,会把他的童真、灵感、对生活的感悟能力都泯灭掉。”


鲍蕙荞与大卫·杜巴尔对谈

“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金钱、荣耀永远无法取代寂静中的苦苦修行”  

弹钢琴的人大约都会这样想:大卫·杜巴尔是世界上采访钢琴家最多的人。他对钢琴大师霍洛维兹持续不断的访谈;他写的《键盘上的反思》(数十位著名钢琴家的访谈录)在中国也很受欢迎。

很值得庆幸,在第2届"上海音乐学院国际钢琴大师班",我【鲍蕙荞】见到了应邀前来讲课的大卫·杜巴尔先生。他在大师班结束前那天讲了一天课后,利用"最后的晚餐"那一点点时间,接受了我的访谈。

鲍蕙荞(下简称鲍):您在讲课中谈到,实际上对美国钢琴界影响最大的是俄国钢琴学派,对吗?

大卫·杜巴尔(下简称大卫):从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尾的几年,美国有了丰富的音乐会生活。很多欧洲音乐家,其中有小提琴家、声乐家,最多的是钢琴家,都到美国来演出,这对于美国古典音乐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著名钢琴家帕德雷夫斯基的年度巡演。他定期来美国演出,音乐会数量极多。在听众的心目中,他像神一样崇高。他虽然不教学,但他那种斯拉夫式的演奏风格(俄罗斯学派也属于斯拉夫风格),深深影响着美国的音乐家,批评家、教师及学生。他第一次是接受斯坦威钢琴公司的邀请,于1891年访美演出。1941年死于纽约。

伊格纳西·帕德雷夫斯基,也称:伊格纳西·简·帕德雷夫斯基,伊格纳奇·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年11月18日-1941年6月29日),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外交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杰出的世界级钢琴大师之一,1919年曾出任波兰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在美国巡演期间(1891-92),帕德雷夫斯基一共演奏一百一十七场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在1909年演出帕德雷夫斯基B小调交响曲。帕德雷夫斯基在1915年放弃巡回演出,转而献身投入波兰独立运动。当人们开始为电影明星疯狂,甚至希望能亲吻范伦铁诺、嘉宝这些大明星足迹的时代,帕德雷夫斯基是最有名的音乐家。听众被他的演奏吸引而走入音乐厅,激烈的爱国演说煽起波兰、美国、伦敦与巴黎民众的心;而帕德雷夫斯基广博的知识、聪明幽默的个性与能说多国语言的特长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很多国王、总统喜欢吹嘘自己和帕德雷夫斯基的交情有多好,而当帕德雷夫斯基站上舞台的时候,他们会起立以表敬意;圣桑形容帕德雷夫斯基是“不小心跑去弹钢琴的天才”。


鲍:这期间他一直住在美国吗?

大卫:他是个最伟大的旅行家,他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有农场,在瑞士也有家,但他一直到处巡回演出。在现场听他音乐会的听众,超过任何其他演奏家。所以他的票房价值一直是最高的。

鲍:但我听他的录音,并不觉得是特别辉煌的呀。

大卫:可能是他的人格魅力对听众特别有吸引力吧!其他的斯拉夫钢琴家,如拉赫玛尼诺夫、戈多夫斯基、霍夫曼等,声誉都无法与他相比。

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Leopold Godowsky,1870–1938年),犹太血统俄裔美国钢琴家、作曲家、教师。高超的钢琴弹奏技巧深受同行推崇。戈多夫斯基生于俄属立陶宛,9岁首次在此登台演出。1884–86年首次到美国巡回演出,90年代再次来到美国任教,加入美国国籍。1914年定居美国之前,曾在欧洲任教、举行音乐会。戈多夫斯基创作了众多的钢琴小品,其中包括以肖邦练习曲为主题的53首原创练习曲。

鲍:是否因为他当过波兰总理呢?

大卫:他晚年是个政治家、国家代言人,但他在钢琴方面的声誉都并不是因为这些。他到美国13年后,俄国钢琴家列文涅【Josef Lhevinne】也到了美国,干得也很不错,不过影响还是不如他大。

最后的贵族!Josef Lhevinne


他生于1874年12月13日,莫斯科城附近的Orel,逝于1944年12月2日,纽约。“今天,我们失去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他风度优雅,能用优美的琴声调动观众的情绪…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后的贵族…”钢琴家约瑟夫列文涅悼词的作者是Arthur Rubinstein,在56年前,另外一个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曾经担任指挥,执导了14岁的列文涅在莫斯科上演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的演奏会。那时,大师正处于事业最辉煌的年代,但仍然骄傲的对小列文涅说“你将是我的骄傲!”1874年 Josef是家里的第11个孩子,他的父亲是皇家歌剧院的小号手。当约瑟夫4岁的时候,他已经能依靠出色的听力完成演奏。而11岁的时候,他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Vassily Safonov。和斯克利亚宾、拉赫马尼诺夫(都年长他两岁)当时,那里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学院。1891年 他获得了音乐学院的金奖,四年后在柏林,他依靠“锤子键”又获得了鲁宾斯坦大奖,这时他不过21岁。在1899年,他与Rosina Bessie结为伉俪,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基辅钢琴家,比约瑟夫小六岁,也同样获得过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大奖。在随后几年,约瑟夫获得了作为钢琴教师的第一个工作机会——在TIFLIS作了2年钢琴教师。1901年 列文涅拜访了充满魅力的传奇钢琴家布索尼,当时他在柏林音乐任教,列文涅夫人仍然能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众多学生和崇拜者汇聚在大师身旁,他们是Hofmann,Godowsky,Rosenthal,Gabrilowitsch,Petri.在布索尼的要求下,列文涅演奏了舒曼的Toccata-没有特别的滥情。他当时或许就是这样的想法吧。只是50后,当时在场的一个布索尼的学生对罗西娜列文涅说,演奏结束后,布索尼曾经对这个学生断定,“年轻人,你知道,即使我能把你放在锅里另造,你也不能成为列文涅。”从1902年到1906年  列文涅获得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终身教授称号,1906年1月27日的时候,纽约时报用“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来表述他在卡耐基音乐大厅的演出。那是他第一场美国音乐会。他当时在他莫斯科恩师——Safonov的指挥下演奏了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我们刚刚收获了一位新的鲁宾斯坦(指阿瑟鲁宾斯坦),但现在,我们才知道列文涅先生是真正的鲁宾斯坦二世!他拥有足够的技巧,狂风骤雨般的表现力,犹如安东鲁宾斯坦雄狮般的辉煌。著名的周报作者赞美道,“他能让钢琴歌唱。”美好的开端从在美国的106场演出开始,巨大的成就一个接着一个,评论家开始用“伟大的俄罗斯钢琴家”来称呼他。在8年中,演出遍及了欧洲和美国!


还有一位对美国钢琴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是霍夫曼(注:Josef Hofmann生于波兰的钢琴家,师从俄国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他的钢琴技术比帕德雷夫斯基棒多了。美国费城的柯蒂斯音乐学院,就是霍夫曼在1925年创办的。其实创办柯蒂斯,是美国Bok家庭的意思,他们给了一笔巨大的捐款,才创立了这所音乐学院。延伸:钢琴家霍夫曼丨鲁宾斯坦私人弟子丨不要去听不好的演奏会丨钢琴演奏的八大法则丨看谱的四种方式

美国的钢琴界,至今为止,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拉夫学派,如霍洛维兹、鲁宾斯坦。在朱利亚和柯蒂斯这两大音乐学院里有许多俄国钢琴教授。像斯托柯夫斯基的太太奥尔加·萨马罗夫(Olga Samaroff)就教出了许多著名钢琴家—罗莎琳·图雷克(Rosalyn Tureck)、阿列克西斯·魏森伯格(Alexis Weissenberg)、威廉·卡佩尔(William Capell)。延伸:罗莎琳·图雷克访谈录(附录音)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你要想出名,就一定要把名字改成俄国姓氏。比如:有一个美国的女钢琴家,原名叫Lucie Hikonlupen。是德克萨斯州第一个被巴黎接受的女钢琴家。但她回美国演出时,经纪人就对她说你必须改成俄国名字,所以她后来叫奥尔加。(笑)😲

其实,每当钢琴制造业革新的时候,就有一批钢琴家应运而生。1845年左右,现代钢琴已定形,产品的数量和需求量不断上升。1900至1910年世界钢琴产量达到了高峰,钢琴家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施纳贝尔都是1882年出生的。

鲍:您能不能对朱利亚和柯蒂斯这两所著名的音乐学院进行一下比较?

大卫:只要考入了柯蒂斯,就能获得奖学金。柯蒂斯培养出了许多世界一流的钢琴家,而且是从总人数比朱利亚少的基数中培养出来的。但朱利亚音乐学院的文化素质更为全面。我个人没有兴趣对两个学院进行对比,但有兴趣去研究教师的情况。教师是非常重要的,但有时被捧过了头,教师的能力也被大大高估了。有好学生的老师往往很"时髦"。其实,好老师最重要的一点是尽早让学生学会独立。达·芬奇的老师Verachio曾说过:"如果你是一个好教师,你的学生必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鲍:这真是金玉良言,太重要了。请介绍一下当今美国音乐生活。

大卫:现在,美国的音乐会越来越少了。美国的大学每年制造出成千上万的钢琴毕业生,但大多数人却没有舞台,也没有人在意他们。美国的古典音乐文化正在被流行音乐吞食。流行音乐艺术的日益商业化,被金钱利益所驱动。美国人选择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不要让我的精神生活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一个国家如不尊重艺术,只对"拥有"感兴趣,就如同行尸走肉。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生存在"无艺术"的状态中。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环保啊、生态平衡啊,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把艺术传播给人类"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想法,而是我们常常自我迷失了。我常鼓励不同年龄的人弹钢琴,因我相信弹钢琴能使人与精神世界融为一体。


认识与了解我们人类的伟大人物是很有人情味的事情,即使轶闻趣事也包括在内。约翰·济慈写道:“莎士比亚写‘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候坐在什么位置?知道了这一点堪称一大赏心乐事。”这本书是大卫·杜巴尔观察符拉基米尔·霍罗维茨的真实记录。霍罗维茨是性格复杂的人和别具一格的音乐家,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作者有幸结识了他,并同他交往了三年半。现在,作者带领我们走进霍罗维茨的世界。就广义的公众而言,霍罗维茨是浪漫主义钢琴艺术的最后代表。他的死不仅仅意味着那个时代的终结。他是源于李斯特和鲁宾斯坦的那个伟大传统的巅峰。这种钢琴演奏观念植根于浪漫主义的文献本体,融合了肖邦的诗人气质和舒曼的激情天才,以及李斯特出神入化的音乐造型能力。本书开始部分是霍罗维茨传略,写到开始退隐的1953年为止。本书是作者和霍罗维茨三年半交谈的提炼与精华,这些谈话都保存在笔记本和录音带上。


鲍:您对霍洛维兹进行了许多采访,这些采访是事先安排的还是因为您与他是朋友,在生活中随机采访后记录下来的?

大卫:正式的访谈都是事先约定的。但是书写完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没有理由再去打扰他了,因为我不喜欢把自己硬加入到别人的生活中。所以有5 年时间,我没有再去找他。但是5年后的一天,霍洛维兹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我听说你在朱利亚音乐学院教钢琴文献课。哪天过来吃晚饭,一起聊聊天吧。"这之后的三年半时间,我每星期都去看他,我们渡过了许多非常愉快的时光。而且除了一次例外,这三年半中,每次见面他都会弹琴给我听。

他晚年时,很想教学。就要我带些学生给他,特别是中国学生。他说:"中国学生最有才能,也最用功。"(注:中国旅美钢琴家、当年在朱利亚音乐学院学习的韦丹文,就是由大卫·杜巴尔介绍给霍洛维兹的学生。)



韦丹文回忆霍洛维茨的文章,【西方音乐评论】主页输入“霍洛维茨”即可阅读

实际上,霍洛维兹是比他自己想象的更优秀的老师,他给了学生们一些极好的教诲。霍洛维兹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大师,他还常常给我讲,如何构思一套曲目。

鲍:您能就这个问题举些例子吗?

大卫: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非常注意"平衡",他们把大曲子、小曲子、长曲子和短曲子搭配起来。延伸:风格即人丨霍洛维茨与鲁宾斯坦丨浪漫钢琴的两大旗手鲁宾斯坦九十岁访谈丨我想谈谈生命中一种新的美丨在我的音乐会上总能感到灵魂的存在

比如,他用两首斯卡拉蒂《奏鸣曲》来开场。然后弹一两首大的奏鸣曲。后半场,他可能弹肖邦的《叙事曲》、两首《练习曲》、两首《马祖卡》、三四首德彪西的《练习曲》,再加上李斯特的一些小型作品或《第六首匈牙利狂想曲》。对于返场曲,他也是精心考虑的。他常常弹舒曼的《梦幻曲》和《星条旗永不落》。他弹"星条旗"的时候,几乎每次听众的狂热都要把音乐厅掀翻了。延伸:霍洛维茨莫斯科音乐会(1986)

他的信念是:永远不要使你的听众感到无聊。他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Op.10)很棒,但他说:这首奏鸣曲对听众来说太乏味了。

鲍:有人说霍洛维兹是"成功第一",你同意吗?

大卫:这种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他曾两度离开舞台,第一次离开舞台,就是无法忍受听众永远要求他在返场时弹"星条旗"。对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金钱、荣耀永远无法取代寂静中的苦苦修行。"金钱第一"的理念会毁掉一个艺术家。霍洛维兹曾有一度停止演出长达12年。那段时间,他自己学习克列门蒂、斯克里亚宾的作品。

鲍:听说他有时上台很紧张,甚至是被人推上去的。真的吗?

大卫:推上台去恐怕倒不至于,但他曾对我说过:"我感到越来越难做霍洛维兹了。"(笑)

他生活中有很多怪癖,对生活有恐惧感。这可能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他是乌克兰的犹太人,而乌克兰犹太人一直受哥萨克的侵略。霍洛维兹年轻时从来不"练琴",只是不停地弹他要弹的曲子。但12年前,他说:"现在我需要不停地练琴。"以此来克服心里的紧张。

鲍:以前我常常觉得,大师们是不会紧张的。

大卫:伟大的人往往被"公众形象"惊怕,内心对自己的信心很差。

霍洛维兹如此,鲁宾斯坦也一样。他每次听到别的钢琴家能一个音也不错地弹"斯卡拉蒂",就会说:"这怎么可能呢?!"

鲍:您讲的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可惜现在我们必须去听音乐会了。

2005年10月7日晚6∶05至7∶15,访谈于上海音乐学院餐厅,刊于《钢琴艺术》2007年第12期,仅供私人学习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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