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资料】罗伯特·温特上音舒伯特讲座：第三讲：“舒伯特与上帝”
舒伯特的宗教观与舒伯特与众不同的性格，似乎是很难调和在一起的两个问题。温特教授之所以要将这两个问题并置于第三讲中，是为了揭示舒伯特分裂的人格，以及其独具原创性的音乐语汇形成的原因与意涵。
1、舒伯特与上帝
舒伯特在书信或者日记中基本上对宗教问题闭口不谈，这并不意味宗教对于他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必须通过他的音乐来探索这个重要的议题。
简短地来回顾一下西方有组织的宗教的历史，将有助于为舒伯特的宗教观提供一个语境。在西方，音乐的崛起与天主教的快速传播以及其势力的壮大，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许多文化中，宗教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教会对照顾、扶持穷人有着很大的责任。另一方面，天主教会又倾向于权利（编者注：应为“权力”）的集中，因而财富就落到了少数人的手里。欧洲庞大宏伟的教堂都是以赞美上帝的名义，通过剥削穷人的劳动力而完成的。1450年左右，艺术中的人文主义开始和宗教发生对抗，教会在政治、精神领域的威信开始慢慢衰落。在北欧，这种衰退最为显著，但在南欧教会依然保有其最坚固的势力，尤其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舒伯特的维也纳几乎没有受到震动全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在奥地利，天主教是一种特别舒适安逸的宗教。
然而，维也纳位于一个终年都会招致强风的平地上，市民们不断地吸入街上扬起的尘土。这导致了多种肺部疾病的产生，使得维也纳人的平均寿命下降到了30岁左右。维也纳人与死亡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相比我们现代社会对死亡的态度，当时的人们更能够接受死亡。舒伯特的父亲共有14个小孩，其中只有5个活过了两岁，因此舒伯特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亲近死亡了。
舒伯特从未特别提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816年他写下了一些短小的日记，其中9月8日的内容尤为引人注目，不仅反映出舒伯特曾接受过良好的拉丁语教育，也是我们所掌握的最能够直接表现他的宗教信仰及哲学信仰的资料。舒伯特在日记中改写了普劳图斯的戏剧（《俘虏》，序言的第22行）：“人类就像一个球，被运气和激情所玩弄。”以及埃皮克提图的《纲要》的第17部分：“一个舞台经理如果把演员们无法胜任的角色分配给他们，那他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经理。”这些似乎都暗示出舒伯特当时就意识到了自身性格的与众不同。
舒伯特的第一部宗教作品是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创作的《F大调弥撒》，后来他决定于1819年末开始创作一部规模更为宏大，更具私密性和原创性的弥撒《降A大调弥撒》，1828年他开始创作一部更加雄心勃勃的弥撒《降E大调弥撒》，应舒伯特的要求，该弥撒于1829年10月4日在阿尔瑟格伦德教堂内首演，而贝多芬的葬礼就是在这个教堂内举行的。据我们所知，舒伯特并没有受到委约，他的宗教音乐创作得不到任何报酬，因此这些作品只是他个人虔诚之心的表达。
2、 舒伯特的性格
梅那德·所罗门在1989年的文章“舒伯特与本韦努托·切利尼的孔雀”（Schubert and the Peacocks of Benvenuto Cellini）中提出了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即：弗兰兹·舒伯特是否是“同性恋”。所罗门的推测触及了社会界和文化界的痛处，尤其在维也纳引起了最为激烈的反响。许多人指责所罗门，认为其自身具有同性恋倾向，或者诋毁他的犹太人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他想要毁掉维也纳最负盛名的旅游资源。
虽然舒伯特是同性恋的可能性构成了所罗门论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这并非是其文章最主要的问题。所罗门所关注的焦点是舒伯特情不自禁的追求性欲快感的本性（hedonistic nature），此前没有一位学者提出过舒伯特这一方面的个性。与舒伯特关系最为亲密的五个人——约翰·奥腾瓦尔特、约翰·迈尔霍费尔、弗兰兹·朔贝尔、爱德华·鲍恩费尔德以及约瑟夫·肯纳，从他们那里可得到有力的相互印证，他们都曾直接提到过舒伯特对性欲快感有着非比寻常的，甚至是无法克制的沉迷。
不论人们是否确信舒伯特人格中同性恋的倾向，没有一位学者否认所罗门将舒伯特两种全然相反的性格置于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之中。他的两种性格为：一方面，他一心一意投身于音乐创作，另一方面，他不可抑制地渴求体验世俗的性欲快感。因此，应该考虑到舒伯特的性格与其音乐之间的联系，但探索所谓的“同性恋风格”是无意义的、具有误导性的。
在舒伯特的一生中，唯一对其放纵的性格进行了直接评价的是安东·奥腾瓦尔特于1825年11月27日写给约瑟夫·冯·施鲍恩的一封信。奥腾瓦尔特在信中提到：“他的音乐证明他是一个创作神圣作品的天才，并没有因为他对热切而强烈的纵欲激情而受损（unimpaired by the passion of an eagerly burning sensuality）”。这里提到的“热切而强烈的纵欲”除了是指性欲之外不可能是指其他事物，假如它是指视觉艺术或诗歌，奥腾瓦尔特没有理由使用“受损”（unimpaired）这个词。
奥腾瓦尔特写这封信的时候，舒伯特刚从奥地利西部返回维也纳，他在那里度过了其短暂的人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月，在那个夏天他创作了一首杰出的艺术歌曲，“万能的主”（D. 852），这首作品最为清晰地表现了舒伯特的宗教信仰。
这首歌曲的歌词也是他所采用的最糟糕的一首诗歌。诗歌中的比喻空洞浮夸、迂腐陈旧。舒伯特之所以能使这首歌曲奏效，是因为他完全忽视了诗作者那不对称的诗节，将其处理成了一个长大的通谱体式的弧线。然而，他塑造的是一个非常主观、个人化的上帝形象，无法想象这首歌曲能在一个传统的教会仪式上进行演唱。
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是约翰·迈尔霍夫尔在舒伯特死后为他写的讣告。迈尔霍夫尔写道：“他是温柔和粗鄙、纵欲和坦率、友善和忧郁的混合体”（a mixture of tenderness and coarseness, sensuality and candor, sociability and melancholy）。在此，“纵欲”这个词同样也只能在性欲的背景下进行理解。除此之外，鲍恩费尔德、约瑟夫·肯纳、弗兰兹·朔贝尔等舒伯特最为亲密的朋友，以及一些非圈内人都曾提到舒伯特两种分裂的性格和他对快感主义（hedonism）的追求。这些人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想象来捏造这些性格要素，他们都是舒伯特及其音乐的仰慕者。通过这些异口同声的第一手的记叙描写，再加上舒伯特从未给一位女性写过一封亲密的书信，而且他极力排斥婚姻，我们不可能再否认舒伯特人格中非常传统的本性了。
可以肯定的是，舒伯特的性格必定将在他的音乐中有所投射。就其音乐语汇的特征而言，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首先，舒伯特的音乐中融合了他对于非传统性取向的毫无限制的热情，以及由此带来的悲剧性的疏离感及失落感。舒伯特知道他自己是个“他者”，其音乐中有很大一部都是在探索这个主题。这意味着他必定会有负罪感和羞耻感，无法创作大量崇高庄严的音乐，因此其音乐就拥有了更多的意涵。其次，舒伯特的风格不像海顿、莫扎特或贝多芬，他完全是无先例可追寻的。想一下那些伟大的西方作曲家：瓦格纳可追溯至韦伯，威尔第可追溯至罗西尼、贝利尼和多尼采蒂，而门德尔松、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和德沃夏克都可追溯回到舒伯特，只有肖邦在原创性方面与舒伯特比较接近。第三，虽然贝多芬投射出了长长的阴影，但就浪漫主义的和声及结构手段而言，舒伯特才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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