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缅怀Gilbert Kaplan和他的马勒《第二“复活”交响曲》
Gilbert Edmund Kaplan，1941.3.3 - 2016.1.1
吉尔伯特·卡普兰刚刚去世，聆听本专辑请点击阅读原文
新年伊始传来了吉尔伯特·卡普兰离世的消息。他曾是华尔街功成名就的出版商，当讣告传来，他被视为一位著名指挥家，并以对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专注演绎而被古典乐迷铭记。伴随着他的去世，有关这位“业余”指挥家的传奇故事就此宣告结束。他留下的是百余场登台指挥的记录，他的三张唱片目前有两张绝版，乐迷想找到可不容易。
放眼音乐史，以玩票路线站上指挥台的先例并不少，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已故索尼公司前任总裁大贺典雄都是著名的榜样。但若论名望和成就，卡普兰显然更胜一筹，至少在他去世时，绝大部分媒体都在文化版面对其进行报道，这说明他作为一名音乐家的身份早已深入人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看，他的影响力比这个星球上的绝大多数职业指挥家都要高。毕竟，能够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灌录马勒的交响曲，并在萨尔茨堡音乐节登台，是很多指挥家梦寐以求的荣耀。
卡普兰的故事与执念有关。他在一场犹如电击般的音乐会后迷上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并为此作出了大胆的选择。这是人生中的典型时刻，人们总是被偶然触及的事物吸引，继而产生狂热的痴迷，并思考是否要将整个人生作为赌注，持之以恒地为其倾注时间、精力、心血，当然还有金钱。大多数人紧踩刹车，重回老路，而卡普兰则选择一往无前。当然，前提是他有足够的资本这样做。
这个出生在中产阶级精英家庭的纽约男孩，27岁就创办了日后极负盛名的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由此成为一位华尔街骄子。在事业的巅峰期他卖掉杂志，早早过上了度假般的生活，全然一位人生赢家。他没有再追求更大的财富和声望，而是钻进了与作曲家马勒有关的文献、总谱、书信和日记中。他严格考证乐谱，修编并出版文献，登台指挥则是这种探索的延伸。
这样的行为阐释了一个严肃的艺术问题，那就是在作品和演绎作品的人之间，到底谁更重要。卡普兰明显选择了前者，他甘愿做音乐的奴仆，不惜暴露自己在指挥技巧上的缺陷，甚至被乐团的乐手当面讥讽。我从视频影像中看过他的舞台表现，动作不够潇洒，神态也较为压抑，没有自由的个人宣泄，全然像个苦行僧，仿佛在艰难地完成着某种神圣的使命。
吉尔伯特-卡普兰：用半生相伴马勒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文/黄修毅
一百多年前，马勒的音乐在维也纳首演时，外界回应的是一幅讽刺漫画—指挥侧过头，对空荡荡的台下发问，“观众都上哪儿去了？”一个声音答，“都站在舞台上了。”马勒交响乐的铺张、繁复，由此可见一斑。
这位夹在晚期浪漫派和现代音乐之间的人物，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过渡者”。马勒作为德奥系的古典继承人，光芒远被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所遮蔽；尽管他被十二音体系的开拓者勋伯格供奉在私人的神龛，却仍有演奏家将他斥为“魔鬼”。抛开批评界的冷遇不谈，甚至连他的妻子阿尔玛也曾挖苦，“马勒的交响曲难以卒听，他的作曲远不及指挥才华。”
马勒在世时的名望，更多建立在指挥上。他有“彪罗（瓦格纳的御用指挥）之后最伟大的指挥”之称，而作曲家马勒重新进入公众的视野，要到他谢世60年之后。“马勒第五”的“柔版”，被意大利导演威斯康蒂选作《威尼斯之死》的电影配乐，竖琴拨动下弦乐营造的声潮，成了马勒被公众记取的缩影。一个比较老套的段子，说是一位好莱坞制片人惊闻此曲后，问“这是谁作的曲，我要找他订份合约”。
斯人已逝百年，除了电影配乐演奏会上的“柔版”，马勒的作品仍鲜有在国内公演。2011年四月，为纪念马勒逝世100周年，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别称《复活》）。而被请来担纲这次演出指挥的，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
一曲定终身
上海爱乐乐团的乐手们在排演前一周拿到的《复活》曲谱，是由马勒基金会出版的最新校勘版。而马勒基金会的创始人，正是卡普兰。他于1984年以重金从荷兰基金会拍得“马勒第二”曲谱手稿，精心比对马勒的日记和信函后复原的这个版本，号称高保真地“再现了马勒的音乐意图”，这也是超级“票友”卡普兰向马勒百年纪念日的献礼。
曲谱上用铅笔标满了记号，从节奏到音乐色彩，精确到每个小节。在上海的排演中，卡普兰逐页翻过粘满了黄色便签条的谱子，口中喃喃着具体到小节编号的指令“第316小节，Crescendo”。乐手面对他略显僵挺的身子，夹着两臂小幅挥舞，犹如被马勒的音乐拉回远处。“马勒是需要拉开距离听的，就像长城这样的宏幅巨制，非从一个远视距的俯拍角度，你不能领略到它的气象。”上海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黄国真如是说。
以指挥为业的马勒，作为一个作曲家，常被时人谑为“半吊子”。而卡普兰拿起指挥棒，则完全是半道出家。他24岁第一次听到马勒时，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但在此之前，他所接受的所有音乐教育，加起来是不到三年的业余钢琴课。1960年代，他创办的金融杂志《机构投资者》在华尔街搅得风生水起，甚至到了1998年，他还顶着美国商贸代表团的头衔访华。
马勒击中了他的哪根神经？让他在1960年代决然放下回报优渥的金融出版工作，辍业18个月突击学习指挥，以执棒马勒的交响曲为毕生追求。卡普兰曾对古典乐评人布莱希特说，“你肯定知道，我熟识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来就会问自己，今天我能赚多少？那是他们唯一的动力。而我的动力变成了赚钱之外的其他东西。”
眼前这个年过七十的老头，戴着一副基辛格式眼镜，自顾茫然地说，“要知道，我爱上马勒时，他刚从人们的遗忘中苏醒，‘马勒第二’更是一支生僻的演出曲目。”卡普兰乐于把他与马勒音乐的相遇比作“一见钟情”。但现在他相信，自己历久弥坚的婚姻就是对马勒音乐“一见钟情”的旁证。
在24岁那年，他满世界兜转着听“马勒第二”的时候，就在伦敦王家音乐大厅“一曲定终身”，当年那个邻座的女孩日后成了他的妻子；而当日演出的伦敦爱乐乐团，在三十多年后完成了他执棒下最成功的版本，创下了18万张的销量。
“马勒第二”是卡普兰四十年的“业余指挥”生涯中唯一一部交响乐全曲，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让老头颇为自得的是，“伯恩斯坦说过，要是在欧洲寻找接替他的“马勒第二”指挥，我是他能想到的第一人。”
“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
卡普兰在欧洲先后执棒了伦敦爱乐、维也纳爱乐等名团后，重返美国，他的第一站是纽约爱乐交响乐团。让他没有料想到的是，在这座城市，他遭遇意想不到的敌意。
纽约爱乐乐团作为全球马勒演出的重镇，有过马勒亲自执棒的辉煌历史。要这帮眼界极高的演奏家听命于一个“票友”，自然难买账，卡普兰甚至被讥为“一个连拍子都打不准的冒牌货”。
在那次罢演风波中，提琴手Peter Kenote不留情面地说，“卡普兰的指挥，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不出错，最糟的情况下简直就是可笑，纽约爱乐不该迁就某位‘票友’。”另一名乐手Finlayson甚至在博客上公开质疑，卡普兰是通过向乐团捐钱而换取了执棒的机会。
旧事重提，卡普兰在那副基辛格式的眼镜背后，掠过一丝疲倦。他更愿意拿马勒当年初到美国的遭遇来说事：马勒的首演曲目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在大都会歌剧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托斯卡尼尼的到来，迫使他出让一部分自己的保留曲目。即便如此，后者还是对马勒所推崇的“指挥上的灵活性”嗤之以鼻，并且终身拒演马勒的作品。
“灵活性是马勒所要求的，从字面上说它意味着一定的自由度。乐手拿到最初的乐谱后，就必须做自己的工作。”当卡普兰听说上海爱乐乐团的部分乐手在排演当日才刚拿到曲谱时，整个身子蹭地从沙发上坐直，“这可不行，马勒是极其复杂的。”
4月4日晚，吉尔伯特·卡普兰在上海大剧院领衔演绎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这位超级票友、曾经“打不准拍子的冒牌货”，目前已成为“最专业的业余指挥家”。他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的“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为止全球最畅销的马勒唱片。
对于像纽约爱乐这样的顶尖乐团，指挥的这种“放任”让演奏归于音乐自身的逻辑，卡普兰也承认“好的乐团几乎是不需要指挥而能让音乐流淌”。但对于上海爱乐这样初演马勒的“新手”，卡普兰式的“放任”，就容易流于平庸的照“谱”宣科。上海爱乐的多位乐手也有此体会，“卡普兰对乐谱抠得很细，但演出时气场不足。”
好在纽约爱乐的不愉快经历，丝毫没有影响到卡普兰四处为马勒布道的热情。他喜欢引马勒的话来自嘲，“我确实是拿头去撞墙，但是会砸出一个洞的将是墙而不是我。”年过七十的他，每年仍保持三到四场与不同乐队合作的马勒音乐会，并把自己的曲目库小心翼翼地拓展到了“马勒第五”的“柔版”乐章。
古典音乐诠释的“曲无定版”，和对一支曲子理解的差异，在这短短的8-15分钟里，达到了极致。这是一支缠绵的爱欲之歌，但也经常作为葬礼音乐演奏。“柔版”乐章的手稿，是当年马勒赠送给未婚妻阿尔玛的定情物。写作第五交响曲的马勒，在卡普兰看来，马勒正处在人生得意的顶峰。“但他写下的不是现实的生活境遇，而是对宿命的预感。”作曲家此后经历了丧女之痛、爱妻阿尔玛和包豪斯的创始人罗格庇乌斯的婚外情。如此人性化的音乐诠释，被《纽约时报》的乐评人Steve Smith认定为是卡普兰版本的马勒受到大众追捧的原因。
只是当卡普兰站在上海大剧院的指挥席上，面对那些对马勒所知甚少的中国听众，他那拘谨而摆幅微小的挥棒中所隐藏的对马勒大半辈子的一往情深，已经没有多少人能窥得到了。当号角动机奏出的时候，他一挥臂，好像依然要凌空逮住那个信号，这声从四十年前就在他的命运上方响起的通报。
每每说到马勒作品的权威解释者，音乐爱好者们总会津津乐道地数说着一连串响亮的名字：瓦尔特、索尔蒂、腾斯泰特、海丁克、伯恩斯坦、库伯利克和阿巴多……，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或听说过吉尔伯特·卡普兰这个名字呢？对其人有所了解的或略知一二的恐怕就寥若晨星了。听我这一说，许多朋友可能会急不可奈地问道：卡普兰何许人也？卡普兰诠释马勒的作品到底如何呢？那么下面就为朋友们细细道来。
说起卡普兰，我们就先得从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开始，这首交响曲是马勒于1890至1894年，花费了四年时间创作完成的。作品为C小调，用五个乐章写成，第四乐章以早年发表的歌曲集《少年魔号》中的一首歌曲《原始之光》旋律作为主题，第五乐章则是采用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诗篇《复活》以女高音、合唱与乐队的形式写成。但当作品完成后，马勒总是不太满意最后一乐章的音乐动机，1894年马勒的密友德国伟大的指挥家汉斯·冯·彪洛逝世，马勒极度悲痛，在葬礼上他听到唱诗班演唱的《复活颂》音调旋律，情景交融深受感染，顿悟人生真谛，于是便一气呵成顺利写完第二交响曲并题为《复活》。
在当今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群星璀璨的各大名版录音中有一款引人注目的录音，这就是由美国“业余”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指挥英国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版，这里所说的业余，是说他从事指挥活动的性质而不是指他的艺术水平。卡普兰指挥演奏的马勒到底如何？这里可以罗列一些国家对他诠释马勒这一大型作品的评论：〔伦敦星期日时报〕——“极少音乐指挥能够如此地接近作曲者本意”。〔音乐周刊〕——“他可能比任何其他的指挥家都更理解马勒的第二交响曲”。罗彻斯特〔民主主义者纪事报〕——“假如大地在昨晚塌陷并吞没了依斯特曼剧场，里面的三千三百名听众将乘着祥云升入天堂，其效果也不会比这场演出大多少，卡普兰使这部音乐作品得到了升华”。从评论可以看出卡普兰诠释的马勒《复活》确是一片赞扬之声。
吉尔伯特·卡普兰是美国一位成功的出版家，他创办的杂志《社团投资者》在全世界的一百四十多个国家中都有发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商由于在年轻的时候，在听过一场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的音乐会后从而情感澎湃难以自恃，在这之前他还从未听过马勒的任何作品，这一经历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我听完音乐会演出走出音乐厅时，我感觉到自己好象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从那以后他就成了马勒的忠实信徒，马勒第二交响曲的“发烧友”。尽管卡普兰日常的大部分时间仍用于创办和经营他的杂志，但马勒的这首乐曲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以后，凡是有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最新唱片和演出，即便工作再忙卡普兰也决不错过。这种近乎于痴迷的状态终于使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突发了奇想，“票”一把指挥怎样？唯有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地领悟到马勒创作此曲的精神内涵与真谛。这话随便说说还可以，但要真正做起来可就难了，对于一个只有三年儿童钢琴弹奏水准的卡普兰来说，这想法是不是有点太过天真？更何况连职业指挥家都觉得颇有难度的曲目对这个连五线谱还不识几行的他来说其难度就更可想而知了。但是不能不承认，卡普兰有一种敢想敢做的胆量和勇于实现梦想的精神，于是从1981年开始，他除了日常的工作外，每天都要花五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用以学习指挥艺术和研习总谱，无论国内国外只要一有马勒第二交响曲的演出，他也总要历尽艰辛前往观摩，几乎每场必到。在苦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卡普兰便专程前往伦敦，请住在那里的指挥大师乔治·索尔蒂为他上课。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1982年9月，卡普兰终于实现了夙愿，在这一天他执棒指挥美国交响乐团成功地演奏了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出乎众人的意料，这位业余指挥的初次登台，竟是以背谱的方式楞是拿下了这部长达209页总谱的音乐巨献，如此壮举使得许多职业指挥家都叹为观止、为之汗颜。演出相当的成功，从此卡普兰便一跃成为世界上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重要指挥名家之一。事实上，这首交响曲也是卡普兰此后十年之内所指挥涉足的唯一一部完整作品。
指挥家吉尔伯特·卡普兰讲座 马勒《复活》
原来只打算演出一场“过把瘾”的卡普兰万万没有想到首演的告捷和随后接踵而至的邀请使得他此后再也无法和马勒的这部史诗性作品分开。随后美国交响乐团发出了邀请，请他在卡内基音乐厅为庆祝乐团建团20周年举办的音乐会上再度演出马勒的这首乐曲。从此以后卡普兰便身不由己了，先后邀请他指挥的乐团名单排成了长队，这其中有英国伦敦爱乐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乐团、新日本爱乐交响乐团、巴西圣保罗国家交响乐团和巴西利亚交响乐团、匈牙利广播和电视交响乐团、瑞典斯德哥尔摩爱乐交响乐团、法兰克福萨尔布吕肯广播乐团、布拉格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歌剧芭蕾舞剧院乐团、委内瑞拉国家交响乐团、圣彼得堡基洛夫剧院乐团以及美国的一些著名交响乐团。1995年的4月21日卡普兰又在中国北京的21世纪剧院成功地指挥了中国中央乐团演出了马勒的这部宏篇巨作，受到听众热烈的欢迎，这也是他所指挥过的第24个交响乐团。
虽然卡普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并不满足于只在音乐会舞台上指挥演奏马勒的音乐，除演出外他还非常热心地参与有关“马勒”的各种学术性的交流活动，并成为马勒作品积极的传播者和布道者。卡普兰曾多次在朱丽亚音乐学院、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发表关于马勒的演讲。1984年卡普兰花重金从瑞士的威廉·门格尔伯格基金会购买到了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总谱手稿，然后便以卡普兰基金会的名义出版了这份手稿的摹真本。此外他还出资在奥地利帮助建立了一个马勒博物馆。对于卡普兰长期致力于音乐活动和对马勒作品的宣传，美国西敏寺合唱学院授予他荣誉人文博士学位，依斯特曼音乐学院颁发给他乔治·依斯特曼奖章，对他个人在音乐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示表彰。卡普兰现任美国卡内基音乐厅理事会执行副主席、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美国理事会理事、伦敦交响乐团和芝加哥交响乐团咨询委员会委员。
由于卡普兰对马勒作品的独到见解与精辟诠释，1988年英国的MCA—Pickwick唱片公司邀请他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灌制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唱片，唱片发行号为：DPCD910。为了这次录音，卡普兰仔细地、大量地、广泛地研究了许多有关这首作品的历史资料和周边素材。马勒在生前自己曾先后13次指挥过这首乐曲，并且每次都在总谱上留有详细的笔记，由于卡普兰拥有这份常人所见不到的总谱手稿真迹，因而也就为他的诠释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卡普兰不仅仔细地研究了这些笔记，同时还查阅了所有和该曲有关的马勒书信，当他从马勒的一封信中得知马勒生前一直为没能在作品中采用耶鲁大学教堂的钟声做现场演出而抱憾终生时，便特地赶往耶鲁大学先期录制了钟声，同时他还使用了马勒当年在耶鲁演出时使用过的管风琴制作管风琴部分的录音，所有这些都在唱片的后期制作中被合成在一起，因此就使得这首作品显得更加凝炼、庄重。唱片发行后顿时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国的〔喝彩〕杂志对此评论道：“卡普兰对作品的诠释几乎就是马勒本人在指挥”；里约热内卢的〔环球报〕评论道：“卡普兰可能只指挥一部交响曲，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理解这部作品，比他指挥得更好”。
确实如此，当一个人对某件事痴迷到一定的程度时，他肯定会做出常人所难以预料和想象的成就来，这也正如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名言：“爱好是最好的老师”。
若干年后，这位美国业余指挥家开始变得有些不安分起来了，他对舆论冠以自己的“一曲指挥家”头衔越来越不满意，在深思良久以后，他决定再闯难关向新的领域进发，于是他向马勒第五交响曲的传统演绎发起了挑战。
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是作曲家于1901年的夏天开始动笔，直至第二年的夏季才在威塔湖畔的麦尔尼希创作完成的，但此后马勒又在不断地进行大量的修改，尤其是1907年和1909年的两次补笔，改动的幅度之大几乎甚于重写。
第五交响曲是马勒十首宏大交响曲体裁中为数不多的几部纯器乐作品之一，这部作品是马勒直面人生现实，充满了力量和清醒自信的作品。这首交响曲由五个乐章组成，其中音乐表现出的热情、粗犷、英勇、精力旺盛、暴躁、庄重以及温柔的情感都包涵了作曲家个人的全部精神世界。交响曲中的第四乐章“柔板”是马勒音乐中旋律最优美、线条最流畅的篇章，它以F大调、4/4节拍和三段体曲式写成。
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精采演绎名版录音不胜枚举，对“柔板”乐章的诠释大都表现出了一种沉思与冥想，夸张的手法、缓慢的速度为听者营造出一种彷徨、无奈、痛楚和忧伤的情感氛围，但不管指挥家们各自的音乐趣味如何，多年来乐评界对这些版本的诠释也都沉默缄言，大致上表示认可。
卡普兰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潜心研究和考察后，这位马勒音乐的业余爱好者对第五交响曲中的“柔板”乐章的诠释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新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他的这一论点一出台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震惊了世界乐坛。卡普兰指出：马勒第五交响曲中的“小柔板”被现今所有的大指挥家们演绎成为一种充满了哀怨、自怜的悲歌是不对的，是对马勒这首“小柔板”的曲解。他认为马勒在这一乐章中所要表现的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含义“死亡”，马勒在这首“小柔板”中所要刻意地表现的恰是爱情，它要比死亡更有力量。
卡普兰的新理论大致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考证：①演奏时间及速度；②音乐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这往往是指挥家诠释作品的必然途径。
关于演奏时间，卡普兰提出：自马勒创作出这一旋律优美的“小柔板”乐章以来，后人的演奏便随着历史的长河推移而表现得越来越慢并极富随意性，从马勒于本世纪初写作时所标注的“小柔板”渐渐地变成了“柔板”，直到20世纪后半叶竟然被演变成为一种“极慢的柔板”。由世界著名指挥家指挥的这一乐章，像索尔蒂、库贝利克、海丁克、巴比罗利、阿巴多、伯恩斯坦、卡拉场等演奏所用的时间平均都在11分钟至13钟之间，个别人甚至还拖长至15分钟之多，为此卡普兰找到了充分的证据，包括一些早年的录音用以来证明马勒本人以及当时的重要指挥家、马勒作品的权威解释者、马勒的朋友门格尔伯格和马勒的学生瓦尔特在指挥“小柔板”时的时间长度均不超过8分钟。
关于音乐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卡普兰是这样解释的：马勒的这首“小柔板”自诞生以来，由于它柔美、抒情的主题受到了世人广泛的喜爱，很多人用它来编配舞蹈，著名电影《威尼斯之死》中也选用它来做为主题音乐，因此久而久之许多人渐渐地便误以为这首“柔板”的主题是表现“死亡”，甚至在一些葬礼上人们也演奏它，用以寄托对已故者的哀思。
卡普兰通过研究了大量的马勒书信后发现，马勒在创作“小柔板”时内心的主题其实是“爱情”而不是什么“死亡”。那么在这里我们又如何去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指挥大师都将其视为“死亡”主题来演奏呢？这恐怕就要和第一乐章的标题有关了，马勒将第一乐章标题为“葬礼进行曲”，而且还在总谱中特意用德文标注：“以精确的步伐和节奏去演奏，要严格地像葬礼一样”的字样。既然第一乐章是“葬礼”，那么“柔板”的第四乐章将是一种缅怀、超脱和释然，更何况马勒是一位“宿命论”者，在他后期的许多作品中都带有非常浓厚的浪漫主义伤感性，因而上述那些指挥大师就都顺“理”成章地步入了一个误区，所以“死亡”主题也就渐渐地变成为了“柔板”乐章的中心主题。卡普兰认为“小柔板”实际上是当年马勒写给他的未婚妻阿尔玛·辛德莱表达爱情的书信。阿尔玛也是一位作曲家，她不仅后来成了马勒忠贞不渝的妻子，而且还是马勒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马勒的许多作品都是由她直接参予意见并誊写修改的。音乐家之间的情感交流，无需运用文字来加以表达，光是美妙的旋律就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卡普兰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拿出了由他收购的一份珍贵总谱，这是一本马勒的第五交响曲总谱手稿，原属于马勒的朋友、著名指挥家门格尔伯格。在总谱的第四乐章扉页上门格尔伯格写有如下一段记录：“这首‘小柔板’是古斯塔夫·马勒对阿尔玛的爱情宣言，当时马勒没有给阿尔玛写信坦陈爱意，而是派人给她送去了这部“小柔板”的手稿，在乐谱上马勒没有附加任何文字说明。当阿尔玛读完总谱后她明白了马勒的意思并写信让他马上来！！！”在这段文字后门格尔伯格还特意注明（马勒和阿尔玛两人都曾亲口对他讲述过这件事情！）。因此卡普兰宣称：“小柔板”的音乐主题不是“死亡”而是“爱情”。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卡普兰于1992年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特别专门录制了一张马勒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小柔板”CD唱片。这张编号为GKD341的唱片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公开发行的时间最短的一张CD了。在一张五英寸的CD中，它的音乐时间总长度仅为7分53秒。为了更能突出和强调卡普兰的论点，这张CD的封面装帧被设计成为一朵代表爱情、色彩艳丽的红玫瑰充满画面。
卡普兰对“小柔板”的理论学说一出台，立即引起国标马勒专家们的广泛关注，克劳迪奥·阿巴多率先做出积极的反应，他在1993年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采用4D技术最新录制的马勒第五交响曲中的“小柔板”乐章时，全曲的演奏时间仅用了8分51秒，而早在1981年也是阿巴多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录制该曲时，这个柔板乐章却足足用了11分53秒。
在这里我们不要只是简单地看到时间上的微细变化，在音乐这门流动的特殊艺术门类中，仅仅是速度的加快和节奏的稍许变更便足以使音乐理念从消极悲观的情绪转化成为积极乐观的氛围，更何况在“小柔板”紧接其后的第五乐章中，马勒又采用了一首回旋曲与赋格的曲式将整个交响曲的中心主题转化成一首庄严宏伟的颂歌。
理论和实践证明了吉尔伯特·卡普兰的论点是正确的，越来越多的音乐评论家和学者纷纷撰文表示赞同其观点。由此，卡普兰也就不仅仅是一位业余的马勒音乐的爱好者和追随者，如今，他确实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马勒音乐研究的学者、权威和专家。
卡普兰指挥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和《小柔板》唱片原由英国匹克威克唱片公司出品，在世界上发行一直很受马勒乐迷们的青睐。1996年9月，BMG公司旗下的CONIFER公司又将卡普兰的指挥艺术和对马勒音乐的研究成果合并重新进行了大制作，这一重版的制作特点有三：特点之一，该版除了收录原有的马勒第二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小柔板》乐章外还附加了四首马勒亲自弹奏自动钢琴的纸带录音，在这里不仅可以听到作曲家亲自弹奏两首自己的歌曲以及第四交响曲的终乐章和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而且该唱片还附有一段对与马勒曾经共事过的音乐家们的访谈录音。这套唱片改版后现仍分为两张套装，其中第一张内容为音乐，第二张则是一款CD—ROM，在这里唱片公司充分利用了CD—ROM可视性的优势，在其中展示了马勒生平最为珍贵的文献图片150余幅。特点之二，在聆听唱片和欣赏CD—ROM的同时，还有一本厚达144页装帧精美的详细解说以供音乐爱好者参考，其中内容包括：《马勒第二交响曲创作始末》、《马勒第二交响曲的解说》、《马勒如何指挥第二交响曲》等专论文章，并附有马勒106封书信的全部内容。特点之三，尽管已有如此之多的详实资料，但唱片公司还要额外地赠送给读者一本长达209页的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的袖珍总谱，以供懂音乐的人对照、爱好音乐的人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