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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马勒: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

2016-02-06 李厘 每晚一张音乐CD



《忆马勒:回忆录与书信集》, [奥]阿尔玛·马勒、古斯塔夫·马勒著,高中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48.00元

    1901年深秋,维也纳歌剧院院长马勒在朋友的聚会上邂逅阿尔玛并狂热地爱上她。有维也纳第一美人之称的阿尔玛,时年22岁,正在跟策姆林斯基学习作曲。初识马勒,阿尔玛就提出一个请求,要当歌剧院乐队长。这个请求虽然有些少女任性的成分,也表露了阿尔玛的自信和对未来的设想。尽管马勒债台高筑,年逾不惑,在歌剧院的位置岌岌可危,尽管这场恋情遭到周围所有人的反对,作为指挥家,马勒对阿尔玛有着“一种神秘的、强烈的吸引力”。即便马勒提出阿尔玛放弃作曲,“从现在开始,你只有一个职业:使我幸福”。才貌倾城的阿尔玛还是选择了马勒。她感到“只有他才能塑造我的生活,他的价值和他的意义远比我迄今认识的所有男人都远远高出一大截”。

    马勒对阿尔玛“强烈的吸引力”更多还是作为指挥家的马勒。作为指挥家,马勒对瓦格纳、莫扎特歌剧的非凡诠释,使他从布达佩斯、汉堡歌剧院一路执棒到欧洲音乐艺术的塔尖——维也纳歌剧院。


    19、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传统价值走入崩塌之地,尼采、叔本华成为知识阶层的精神导师。马勒用“令人伤感”“使人忧郁”“迷惑不解”描述他所面对的“连续不断、从无休止、也从未被我所理解的凌乱拥挤、喧闹忙乱的生活”。马勒认识到生活的无意义,却始终在混乱的世界之外寻找心灵的归宿和人生存的价值。他也曾追随尼采、叔本华,但不接受“上帝死了”这个结论。当尼采的超人思想发展成纳粹主义的时候,马勒彻底抛弃了新思想。

    马勒生活的时代,反犹势力正大行其道。犹太人马勒以指挥瓦格纳歌剧著称,为此鞠躬尽瘁,奉献一生。在他心中占据至高位置的瓦格纳却是坚定的反犹人士,提出“切勿同犹太人共事,或为犹太人做事”,并立下规矩:任何一位犹太音乐家,即使艺术上有再高的成就,多么受人欢迎,也永远不被允许在拜罗伊特节日剧院(那里的节日剧院由瓦格纳设计,专门上演瓦格纳歌剧)指挥他的《指环》或《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当得知马勒即将接任维也纳歌剧院长和指挥职位时,瓦格纳遗孀柯西玛发表了“完全不能容忍一个犹太人做维也纳歌剧院院长”的声明。

    马勒一生饱受犹太问题困扰,他的犹太人-基督教徒的身份使他磨难重重。为了获得维也纳歌剧院长的职位,他不得不受洗改宗,皈依天主教。马勒经常说,我是三重意义上的无国之人:在奥地利人中我是波西米亚人,在德意志人中我是奥地利人,在整个世界中我是犹太人。到处被看作闯入者,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受欢迎。马勒从来不否认他的犹太出身,在马勒面前,不可以讲犹太人的笑话,否则他会大发脾气。处身欧洲文化政治中心,也是反犹中心的维也纳,马勒对于“强加给他的孤独和排挤欣然接受”。当时的德意志音乐家协会避免和马勒接触,10年维也纳歌剧院长的生涯,被马勒称之为“十年战争”,他遭受到最猛烈最无情的人身攻击。斯特劳斯的优雅甜美,瓦格纳的辉煌雄伟,在马勒看来都是非人间的音乐。马勒要把他对存在、死亡等关乎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把他体验到的苦难世界,把他对上帝的强烈情感用音乐表达出来。

    婚后不久,阿尔玛出席了马勒第三交响乐的首场演出。演出之前,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对这部庞大交响曲的冷嘲热讽。第一乐章之后,场内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最后一个音符停止后,陷入陶醉状态的听众涌向马勒。阿尔玛写道:马勒的伟大通过这部作品令我折服,夜间我流出幸福的泪水,我向他起誓,把我的知识、我的爱情、把一切都献给他,我永远只为他一个人存在。

    1907年被阿尔玛称为痛苦和恐惧之年。6岁的大女儿白喉夭折,马勒被诊断患有严重心脏病。四面楚歌的马勒,又适逢皇帝向他推荐女歌手登台之事。唱功欠佳的女歌手遭到马勒的拒绝,他也因此失去皇室这唯一支持的力量,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院长职位,远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从纽约返回欧洲的第一个夏天,马勒在托布拉赫完成了《大地之歌》。他从中国古诗集德文译本《中国之笛》中体味到和自己心境相投和的悲戚孤独之意。此时,马勒已经听到死神的脚步声,他从《中国之笛》中选取李白、王维、孟浩然、钱起的诗词,将自己对生的痛苦死的恐惧都写进《大地之歌》。“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王维的这首《送别》被马勒选为第七首《告别》,经马勒改编后的歌词完全变成了马勒的心境:在这个世界 快乐和我无缘 我去何方 我去深山 我为寂寞的心谋取安宁/我回我的家园 寻找归宿 我再不远走他乡 我心已枯槁 只等那个时刻来临 /春天降临,亲爱的大地仍将是处处鲜花,处处绿茵。遥远的天国无处不闪耀永远明亮的蓝色。永远,永远……反复咏唱七次的“永远”,渐渐消失在远方,马勒对这个让他倍感孤独、悲哀的尘世表达出深深的眷恋和惜别之情。

    马勒写《大地之歌》时,先是把它作为《第九交响曲》,随后涂掉这个数字。马勒对《第九交响曲》有着巨大的恐惧。贝多芬写完《第九交响曲》后辞世,布鲁克纳也没有写到《第十交响曲》。写完《第九交响曲》,他对阿尔玛说,这其实是《第十交响曲》,因为《大地之歌》是我的《第九交响曲》。他的花招没有骗过上帝,当他开始起草《第十交响曲》时,1911年5月,51岁的马勒病逝于维也纳。最后的日子里,马勒一直在读爱德华·哈特曼的《生命的问题》。弥留之际,马勒在被上挥动着手指,他微笑着,说出的最后一个单词是“莫扎特”。

    马勒说,我的音乐是写给未来的。他先知性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马勒音乐在二战期间被第三帝国剔除出局走入低谷,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复兴。马勒的交响曲规模庞大,20世纪初期的小剧场无法表现出马勒要求的空间效果。1950年代之后建起的音乐厅,音响效果日趋完美,马勒音乐也得到最完美的诠释。他对宇宙万物和人类命运的探寻,对充满怀疑和焦虑的现实世界的复杂情感,给同样被纷乱迷茫的现实所困惑的20世纪后期直到今天的听众带来强烈的触动和感动。100年后的今天,马勒迷们遍布世界各个角落。 

    在维也纳格林岑公墓,马勒的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他说,前来寻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需要知道。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5月09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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