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专题】为何马勒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马勒复兴及其音乐精髓（下）
无人会怀疑马勒交响曲创作的真诚，因为他沉浸于个人体验中的思绪、体悟通过真实、细腻的交响话语向世人敞开了他的心扉。虽然马勒交响曲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庞大，但他的“交响叙事”却显现出亲切、澄明、动人的特点。换言之，这是一种平易近人的音乐抒怀，它期待着普通人之间的交流与会心。无疑，马勒交响曲的艺术蕴涵及人文寓意有其深奥的道理，然而马勒音乐中的思绪表达远离了贝多芬那种居高临下的人性关怀和道德说教，回避了充满形而上意味的戏剧张力，而是以贴近人间百态、融入世俗生机的笔致从容、平实地展示自我，传递真情。因此，马勒的“交响叙事”以一种开放式呈现的态势强烈地吸引着它的听众。这种开放式呈现有两层意义。
第一，马勒的交响话语摈弃了自贝多芬以来伴随交响曲创作的精英意识，以更为率真的音乐语言和酣畅淋漓的“诉说”震颤着听者的心灵。所以，马勒的交响曲是以开放的姿态面向大众——马勒音乐中流露出的直面人生的心态与真挚情感使他的交响曲拥有了在更广阔的场域内扩展听众群体的可能性。当代德国作曲家亨策（Hans Werner Henze, 1926- ）明确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不是韦伯恩而是马勒！在亨策看来，虽然马勒在作曲技术上并无很多创新，但他独特的音乐创作证明他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他拥有了音乐创作的“真义“（truth factor），因为作为作曲家，“他以明确、坦率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失意与痛楚”，而渗透马勒音乐本质的正是这种“非贵族”（unaristocratic）意识的价值观。[46]
第二，马勒的交响曲反映的是他个人的心理与情感，但音乐所承载的丰富的“音乐外的内涵”给予听者极大的想象空间。因为这些内涵并无限定性的标题内容，只是在宽阔的语境中显示伴随人生意义探寻的感觉、意绪与情怀，所以马勒“交响叙事”的开放式呈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听众的“盛情邀约”，而听众融入个人聆听体验所形成的丰富想象导致了对马勒音乐多元诠释的可能性。典型的例子是《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Adagietto”。这个以弦乐与竖琴演奏的优美乐章本是马勒向阿尔玛表示爱意的情感倾诉，由于旋律的美妙动听以及音乐整体流动中显露出的柔情与深意，无数的听者为之感动。然而这种爱之表白的抒情美妙也被人们转换成其他多种意绪的情感表达：失意的惆怅、怀旧的感伤、梦幻的甜美、孤独的沉思，甚至是对逝者的怀念。其中最著名的“借用”是在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 1906-1976）1971年的影片《威尼斯之死》中。
这位深谙马勒音乐之美的意大利导演将“Adagietto”作为影片的主题音乐，极为贴切地表达了一位作家内心深处的情感纠结与难以铭状的心理变化。维斯康蒂这一成功的“借用”深受电影界的好评，至今一直被当作古典名曲改编为电影音乐的“经典”。查看一下晚期浪漫派风格的弦乐曲写作，其实动听并深含蕴意的作品还有不少，例如理查·施特劳斯晚年为23件弦乐器而作的《变形曲》（Metamorphosen,1945）和沃安·威廉斯的弦乐队作品《塔利斯主题幻想曲》（Fantasia on a Theme by Thomas Tallis, 1910）。但是，这两部作品很难进行“音乐语义”的转换，至少完全不适合维斯康蒂的《威尼斯之死》：前者的旨趣在于作者晚年对作曲传统与对位艺术的再思考，后者的意涵则是一位晚期浪漫派的英国作曲家对同根的文艺复兴音乐大师的深情颂扬。与“Adagietto”相比，这两部弦乐曲显然不具备马勒作品那种可供意义衍展与生成的性质，因为它们的“纯净”与“高雅”意味限制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性。
在马勒逝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对他重新进行审视，想必没人会再惜用“伟大”一词。从“马勒复兴”到“马勒热”的持续升温，证明他不仅已经进入了“伟大作曲家”的行列，而且成为西方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少数几位“伟大作曲家”之一。19世纪上半叶受贝多芬的“统治”，下半叶由瓦格纳“主宰”；如果说20世纪早、中期的西方音乐界是“群雄并起”的年代，那么从20世纪后期至今马勒超越众人的重要地位已经无人可以撼动。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到“伟大作曲家”的话题，论说的主体通常来自音乐界，换言之，这种论说的内容主要集中于音乐本身。然而，当今世界对马勒的关注早已超越了一般音乐问题的讨论，进入到更为宏阔的文化研究的场域。尽管我们对瓦格纳的研究也曾涉及文化意义的思考，但那种审思的重点只是少数人关心的艺术思想与意识形态问题。唯独马勒的音乐人生在关联到音乐创作（尤其是交响曲）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同时，也牵涉到与我们当代人的生存境况密切相关的诸多文化问题。
马勒的音乐引起我们的浓厚兴趣与他呈现的创作独特性以及看似矛盾现象的背后所隐藏的深意密切相关。从音乐创作的角度看，这位“伟大作曲家”的音乐语言是“保守的”，他的同代人理查·施特劳斯、德彪西、斯克里亚宾都要比他激进，然而他却能够在现代音乐开始强力膨胀的“世纪末”疆场内自由驰骋。在调性思维面临瓦解，节奏、音响愈来愈复杂化的时期，马勒依然以晚期浪漫派的姿态创作他的交响曲。马勒当然知道他周围的现代派音乐的探索（例如他对勋伯格等人创作的密切关注），但他更清楚晚期浪漫派音乐语言及表现力的强大能量。最为关键的是，他深知晚期浪漫主义风格是展示他宏大音乐叙事最合适的路向，因为只有在这种能够承载感情宣泄与强大音乐张力的浪漫色彩的语境中，他的复杂思绪与情怀才能得到完美体现。马勒交响曲的创造性不在于具体音乐语言的大胆创新，而在于思维独特的“交响叙事”，其特有的散化叙说、纷杂呈现、雅俗并置、变化无常解构了交响曲体裁传统的“叙事策略”与艺术逻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马勒交响曲所展示的具有独特意味的结构思维、声乐渗透、交响空间与话语意涵无疑极大地扩展了交响曲体裁的艺术表现力，它不仅满足了作曲家本人创作构想的实现，而且在新的高度上重构了交响曲的艺术品格。因此，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讲，马勒交响曲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其他任何浪漫派作曲家，堪与贝多芬比肩。马勒的交响曲无愧为交响曲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曾经被同代人讥为“保守派”的马勒的最初影响主要体现在新维也纳乐派的作曲家身上，但这种影响并非技法的传承，而是精神的延续。后来，我们又从肖斯塔科维奇、布里顿等为数不多的作曲家的创作中看到了马勒的身影，尤其在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中，马勒独具特色的反讽表达被这位苏联作曲家发展到更具夸张效果的艺术体现，这其中的关联自然涉及到与作曲技术相关的音乐叙事方式，但两者间更深层的联系则在于思想层面的批判精神。进入到“后现代”时期，不能否认，马勒音乐中出现的一些“音乐引用”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当代作曲家的“拼贴”等技术的运用，然而马勒创作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作曲家再思音乐创作的社会目的与音乐作品的人文意义。从格莱斯基（Henryk Górecki, 1933-2010）和施尼特凯（Alfred Schnittke，1934－1998）等人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们与马勒的“精神共鸣”。
“马勒形象”能够在当代视域中不断被放大并得到更多人的高度关注，显然与马勒音乐所传递的哲理蕴意和他创作中体现的“现代性”指向密切相关。马勒生活在“世纪末”这个异常焦虑的年代，他人生所经历的心理纠结、情感困扰、疾病折磨与亲人去世使他一直处在不安、痛苦的情境之中。他在指挥台上得到的艺术满足并不能完全消除他内心的苦闷，而只有通过音乐创作才能尽情表达真实的自我。因此，当同时代的理查·施特劳斯把玩着作曲技艺与管弦乐色彩，当德彪西享受着和声实验的音响快感，当斯克里亚宾沉迷于“神秘和弦”引导的宗教狂喜时，马勒却一头扎进了融入他全部精神寄托和感情归属的交响世界。他用交响曲和交响性艺术歌曲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心灵世界，从中我们体悟到无尽的乡愁、人生的悲喜、对大自然的感恩与生命的渴望。必须指出的是，马勒真诚、严肃的创作态度与音乐中真情流露的底蕴是他直面生存情状的反思意识与不断审视人生意义的探索精神。正因为如此，马勒才敢于在他的作品中夸张情感、突显矛盾、引入“低俗”、表现“混杂”。所有这一切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曲家的创作特征使马勒的音乐具备了超越时代的艺术深度与精神厚度。
与贝多芬的音乐相比，马勒的音乐显然更贴切我们这个时代的脉动，因为从中能体悟与我们生存情状联系更为密切的哲理命题。从1960年代的“马勒复兴”到今日“马勒热”的持续高涨，半个世纪的历程告诉我们：马勒音乐的人文意义已经愈来愈深入地渗透到当代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生思考中。一百多年前曾困扰过马勒的人生疑问如今依然搅动着当代人的心灵。毋庸置疑，这五十年是人类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丰富异常的科技成果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信息化革命与高科技成就将世界（部分地区）的物质文明水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令人激动的科学进步和技术文明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得到安宁，人类仍然面临着诸多社会矛盾和生存压力：贫富差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文化冲突、恐怖主义、地区性战争等等。面对人生的困境，让我们更感到人文关怀的价值——当人生意义的逼视愈显尖锐时，精神的光照才能通透内心的澄明。马勒的“音乐情绪”中显然早已隐喻了人类的不安全感与现代社会的浮躁。马勒音乐的“现代性”意义在于他将焦虑时代的敏感与反思转化成艺术表达中的人生意义探寻，他通过个人体验并艺术化呈现的时代的社会矛盾、生活窘境预言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面对的严峻现实并促使文化反思的继续，而他满怀激情的理想追求与生命礼赞又给我们当代人的生命审思与人生奋斗增添了一份激励。马勒的创作是一种蕴含“现代性”深意的强有力的“音乐言说”，它在充分表达作曲家的个人情感和人生意义思考的同时，也折射出我们当代人的心态与面对生存环境的思绪。尽管马勒音乐中体现的人生意义探寻蕴含着某种悲壮的文化品尝，但这种“未来生活的先现音”闪耀着强大的人性光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作曲家”马勒的“声音”已经形成特殊的力量而渗透于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人文关怀。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精神“启示录”，马勒的音乐必将长久地与人类进程相伴，因为它的艺术与精神价值保证了它美好的未来。
[46] See Leon Botstein, “Whose Gustav Mahler? Reception, Interpretation, and History”, in Mahler and His World, edited by Karen Pain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