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诺曼·莱布列希：《为什么是马勒？》
美国电影协会评分为最棒的25部电影中，有一半以上的配乐作曲师受到马勒的影响。“马勒这家伙是谁呀？”一位好莱坞制片甚至问：“我们可以找他来签配乐合约吗？”
他是唯一进入主流文化的交响曲作者，轻易就跨越了文化与政治的樊篱，在所有人心中召唤出共同的欢笑与泪水。不知为何，他总能对各种人产生影响。
为什么是马勒？为什么他的作品流行起来？究竟我们着迷的是他的音乐还是他本人？又或者，因为在当时的维也纳，从婚姻到军队等大小体制都面临时代挑战，一切都在改变，所以我们着迷的是那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文化大熔炉气氛？又或者以上三者皆是？
对某些人来说，他是英雄，但其他人只觉得他自我耽溺，不过无论是他本人或是他的人生故事，却无疑都让人惊叹不已。诺曼·莱布雷希特从自己与马勒的渊源谈起，细细爬梳所有与马勒相关的书籍、档案、口述资料，列示并探讨马勒作品与主要唱片录音，建构出马勒的一生，并阐述对于马勒现象的见解。
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1948年出生于伦敦。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BBC广播3台Lebrecht Live栏目主持人。
目录 · · · · · ·第一章 无名之地 （1860-1875）
地点：捷克Kaliste, Jihlava；维也纳
涉及音乐：少作
其他话题：马勒与共产主义、东方主义和犹太性
第二章梦想之城 （1875-1888）
地点：维也纳、卢布尔雅那、卡塞尔、布拉格、莱比锡
涉及音乐：悲伤之歌
其他话题：受虐的童年、初恋、父母双亡
第三章 像世界的交响曲 （1892-1897）
地点：布达佩斯
涉及音乐：第一交响曲
其他话题：音乐反讽的初创、小国恐外症
第四章 再次起飞 （1892-1895）
地点：汉堡、奥地利湖区、伦敦
涉及音乐：第二交响曲、少年魔角
其他话题：妓女、霍乱和私营企业文化；一位指挥了一部马勒交响曲的百万富翁
第五章爱情告诉我什么 （1895-7）
地点：汉堡、柏林、圣彼得堡、莫斯科
涉及音乐：第二、第三交响曲
其他话题：反现代主义、反犹主义、失去初贞
第六章初尝权力 （1897-1901）
地点：维也纳、巴黎、蒂罗尔
涉及音乐：第四交响曲
其他话题：现代主义的诞生、爱因斯坦、克利姆特、毕加索
第七章维也纳最美的女孩 （1902-1906）
地点：维也纳、卡林西亚、慕尼黑、阿姆斯特丹
涉及音乐：第五、第六、第七交响曲
其他话题：现代歌剧、不平衡的婚姻
第八章亡儿之歌 （1907）
地点：维也纳、卡林西亚
涉及音乐：第八交响曲、亡儿之歌
其他话题：多灾之年
第九章探索美国 （1907-10）
地点：纽约、尼亚加拉瀑布、费城、托布拉、慕尼黑
涉及音乐：大地之歌、第九交响曲
其他话题：弗洛伊德对马勒的分析、伯恩斯坦如何使马勒在美国热卖
第十章消失的心跳 （1911）
地点：纽约、维也纳
涉及音乐：第十交响曲以及补足它的作曲家们
其他话题：马勒的鼠党、他的开拓者和模仿者、死亡在当时及今天
第十一章 马勒之后 （1911-2010）
他的侄女死于奥斯威辛，他的女儿在路边咖啡馆工作，他的音乐被雪藏四十年之久
这场事件的主要人物和情节简直可以直接拍成电视连续剧。伟大的音乐家病入膏肓，他的花瓶娇妻在病床前读情人的来信。一位医生在追求她，另一位则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他们去巴黎向一位科学天才求助，记者挤破了他在布洛涅森林对面的家门。伟大的科学家好心地向记者们提供一些录音片段，一天两次。在威尼斯，一位小说家读了报纸，以这个将死之人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反英雄人物。在维也纳，文化精英们围在病床前，他的妻子却无影无踪。这一切，马勒在《第五交响曲》的柔板乐章已有所预示。
一百年前马勒死时正逢大众媒体时代的黎明，该时代终结了公众人物的隐私，代之以名人崇拜，医患协议不再神圣不可侵犯，死亡本身成了身后名和媒体财富的跳板。
1911年2，马勒是纽约和维也纳最热的话题人物，他改变了这两座城市的文化。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十年间，他解除了歌手的统治地位，并致力于让所有艺术形式平等合作。在美国他证明了交响音乐会可以不是家庭流行金曲的季节性重复；他为工人和学生演出，全面介绍新作品。他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并没有赢得上流社会的青眼，但大家都爱谈论他，以至于出租车司机看到马勒时会停车向乘客指点，好像他是个怪异的景点似的。
马勒在纽约被阔太太的律师偷袭后就生了病，她们逼迫他与爱乐乐团签一份新合同。马勒没有遵从医嘱，带着喉部感染勉力指挥了一场全新意大利作品的音乐会，回到宾馆时已神志不清。家庭医生怀疑是心内膜炎发作，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疾，于是从邻近医院请来了一位世界级专家。
38岁的李卜曼医术一流，给莎拉•伯恩哈特、托马斯•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看过病。他曾在白宫晚宴上见到当时的总统沃伦•哈定，然后对副总统卡尔文•柯立芝耳语道，你会在两个月内继任。他简直就是确定性的代言，在看过马勒的血液化验单后，认为马勒必死无疑。
病人要求知道实情，然后决定回到维也纳等死。李卜曼建议他在巴黎停留，看看著名细菌学家安德烈•尚特梅斯（André Chantemesse）有无办法拖延感染，为他争取些时日。就在会诊期间，家庭医生开始追求阿尔玛•马勒。而阿尔玛则忙于安排与巴黎情人的幽会，也就是未来的包豪斯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佩斯（Walter Gropius）。这出情节剧中根本没有无名小卒。就连为马勒抽血的医务助理乔治•拜耳（George Baehr），日后也成为说服纽约市长拉瓜迪亚建立集体医疗保险计划的先锋人物。
公众首度得知马勒的病情是通过爱乐乐团的一份假新闻稿，说他离开是因为“轻度感冒”。当时的爱乐首席西奥多•斯皮尔林正忙着邀请奥地利人魏因加特纳和英国人亨利•伍德来代替马勒。最终两人都未能成行，媒体很快失去了兴趣。
相较之下，从马勒抵达巴黎那一刻起，维也纳媒体就卯足了劲儿。线人们蹲在尚特梅斯诊所门口守候，向进进出出的人打听马勒的消息。一份自由派报纸甚至为马勒开辟了一份“每日健康公报”，消息来源是他的身边人（大概是阿尔玛），内容包括体温和进食，特别强调了马勒在纽约被推荐饮用的一种保加利亚酸奶。品牌和名人日后渐渐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市场联盟。
其他报纸则对阿尔玛将马勒的病况归咎于纽约阔太太的指控大做文章。罗斯柴尔德男爵牵头的26位维也纳名流共同起草了一份预祝马勒康复的私人电报，但也不忘适时透露给媒体。马勒的门徒布鲁诺•瓦尔特给一位记者拍电报说导师的病情“有拖延但不危险”。尚特梅斯本人极重名誉，从不轻易下判断。于是诊所里其他人的闲言碎语被门口的记者听到，便被当成事实加以报道，并被专栏作家反复咀嚼。
媒体对于马勒病情的热衷堪称低级趣味，这在巴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比拟的唯有1997年8月戴安娜王妃的去世。相似的情境再次重演：互相矛盾的诊所报告，拯救生命的无望抗争，对原因的疯狂追寻，异国元素，对激起公众歇斯底里的大众媒体进行道德申讨，媒体自辩等等。
马勒的病情快报成为全欧洲的早餐佐料。托马斯•曼当时正在亚德里亚海岛度假，开始以马勒为原型创作《威尼斯之死》。马勒回维也纳的列车之旅被当成帝王报道，而非音乐家。每到一站都有无数记者守在车厢前等候，打听最新的消息。在萨尔茨堡时，马勒的病况“未有恶化”；到了维也纳，编辑们每两个小时就给安养院打一次电话。
著名剧作家阿瑟•施尼策勒擅长描绘维也纳伪君子众生相，他来到安养院实地调查寻找灵感。马勒将死，每日都有上百个窥私狂、文化寄生虫、摄影狗仔聚集在他周围。曾经炒掉指挥马勒的维也纳爱乐，也送来了硕大的花篮。在马勒葬礼上，他们送的花篮更大。
马勒之死不仅是一位音乐伟人的辞世，也标志着名利游戏进化史的转折点——公众攫取了对于英雄一切细节的知情权，并随时可以发表观点。对于百年后的史家来说，要将马勒死时的喧嚣归结于马勒本人的个性或缺点，是很危险的。随着电信技术的发展和各大报纸渐长的胃口，媒体行为的改变是迟早的事，谁成为第一个受害者只是几率问题。
当然，名气本身也已有了变化。在一个世纪中，它从对创意的嘉奖降格到了硅胶植入的胜利。科文特花园剧院最近上演的新歌剧《安娜•妮可》（Anna Nicole）暗示“艺术-生活-艺术”的模仿论已经有了全新的转变，现实不再是客观的，而是大众媒体精心选择后缔造的意识状态。
马勒在所有交响曲中都插入了反讽，他预见了现实的不稳定性。作为指挥，他对同一首交响曲的每一次演绎可能带着极端的速度和色彩变化。他对乐团里的乐手说，音乐必须反映变化中的环境和情绪。
马勒对于名人的乏味也很警觉。如果有选择，他更愿意让声名限于能够欣赏他音乐的人群中。他在预订墓碑时，只选了一个词，就是自己的姓氏。这位名人崇拜的第一位牺牲品说：“那些前来寻找我的人知道我是谁，其余的人则无需知道。”
2015年是肖邦年。
不，还是舒曼年，巴拉基列夫年，雨果•伍尔夫年，佩尔戈莱西年，塞缪尔•韦斯利年，凯鲁比尼年，托马斯•阿恩年，以及任何生卒年末尾是十或六十的名人的周年。
但从管弦乐音乐会的汹涌数量上看，2010年是马勒年。还有2011年，马勒的生卒年分别是1860年和1911年，绝对可以保证这两年中有足够的时间巡演他的全套交响乐作品（马勒生于1860年七月，今年是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他卒于1911年五月，2011年是逝世一百周年）。
为什么是马勒？为什么这一位作曲家有这么高的曝光率？为什么仅仅提到他的名字就能激起敬意或恼怒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纯修辞的。马勒比西贝柳斯、施特劳斯或任何一位20世纪作曲家都要好卖，其音乐的优异票房效果给了指挥家们不少工作内容。指挥家喜欢票房红人，所以马勒被演了又演。
不过这些都是幕后小道。它并不能解释马勒为何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又为何会激起极端反应。我有生之年见证的马勒的崛起，在音乐史上绝无仅有。从未有作曲家能够死而复生挑战贝多芬的向心力。如果马勒是代表今天的作曲家，那必然关乎我们的身份，以及他的音乐本身。
哲学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经说过，马勒时代的维也纳是对我们文化的坩埚（编者注：坩埚是化学仪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熔化和精炼金属液体以及固液加热、反应的容器，是保证化学反应顺利进行的基础。）考验。我想更进一步，讨论马勒是同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乔伊斯和毕加索一样帮助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伟大思想家。
马勒是第一位将音乐转化为社会批评工具的作曲家，他用反讽来揭示生命的价值、社会的排斥、危险的环境——这些都是我们每日生活的大标题。他的妻子会说，马勒在谱写未来灾难的预示。
这是马勒当代意义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自他的内在吸引力。在一个三千人的音乐厅中，你会看到成年男女泪流满面，好似孤身一人。我见过许多被马勒改变的生命，一位世界强国的领导人通过马勒理解了那股试图摧毁他的力量；一位学校老师将马勒当成反对斯大林的避难所；一位华尔街精英在马勒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一位指挥在马勒中找到了医治精神失常的药方。
他的音乐有种难以置信的弹性。马勒对指挥们说，让它活起来；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改写乐谱亦无妨。我们每个人在每一次聆听马勒时都会感受到不同。所以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是马勒？我会说，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使用现在进行时对我们说话的作曲家，他似乎知道此时此地我们脑中的想法。马勒的音乐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声音轨迹。
捷克与马勒
七月的第一周，会有无数装载卫星转播器材的卡车开进捷克的森林深处，为见证马勒一百五十周年冥诞这异常矛盾暧昧的庆典。
指挥过维也纳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马勒，出生于克里希特（Kalischt）的一个高地村庄，在伊格劳（Iglau）的一个军事小镇成长。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交界处的地区说德语，而马勒是个犹太人，当时捷克人、德国人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相当友好，所以孩提时代的马勒在教堂合唱队里唱歌，学会了不少民谣。
15岁那年他去维也纳学习，终其一生再未返乡，然而这并不是家乡不承认他的原因。这些地区的历史，充满了和平共处和无情残酷的时代交替。1918年捷克首度成立共和国，伊格劳被改名为伊赫拉瓦（Jihlava），其他变化不大。1939年五月15日希特勒铁蹄践踏之处，强行驱赶了1200名犹太人，火烧犹太教堂。
六年后，德国居民亦被捷克人报复性驱赶。今天的伊赫拉瓦，过去的已经过去，知道历史的人已不多，更无人重提当年事。于是大家对于马勒——该地区唯一一位文化名人的纪念，变得兴味盎然。
随着马勒周年纪念的临近以及旅游业萧条，伊赫拉瓦市向欧盟提交了一项经费申请，资助重建马勒的童年故居。故居位于中世纪镇中广场的底部，已被侵占了几十年，外墙上仅有一枚铜牌“马勒之家”，内部依然是马勒离去后七十二家房客挤占的破败情形。
外来资金的资助和本地政府的热情如今已经造就了一座欧盟级标准的多功能博物馆，内有儿童游乐房，安全设施和许多三流现代艺术家的沉闷展览。保留了马勒时代原貌的仅有阴冷的地窖（他的父亲曾经在此酿制白兰地），以及楼上的公共酒吧，现在成了一间叫人昏昏欲睡的咖啡馆。当地历史学家阿莱娜•雅库比奇科娃（Alena Jakubickova）不禁哀叹：德国和犹太传统被粉饰一空了。
广场北部的犹太教堂在71年前被毁坏殆尽，如今废墟瓦砾被清理，当地政府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马勒公园，七月7日揭幕仪式上有《“复活”交响曲》的电视转播，曼弗雷德•霍内克（Manfred Honeck）指挥扩大版马勒室内乐团，安妮-索菲•冯•奥特尔（Anne-Sofie von Otter）和布丽吉特•克里斯滕森（Birgitte Christensen）担任独唱。
伊赫拉瓦的大街小巷到处悬挂着马勒彩条，昭告重要日子的来临。不过我在公交车上随便问了几位乘客，都对马勒一无所知。他们在学校里学过的民族作曲家，只有德沃夏克、斯美塔纳和雅纳切克。城镇档案员雷塔纳•皮什科娃（Renata Piskova）保存了马勒的学校作业，她告诉我，在共产党执政时代，她被禁止在这个外国人身上浪费公共资源。
穿过密林和绵延的草地，二十英里之外便是马勒出生的小村卡利斯特（Kaliste，也就是以前的克里希特），这里周一晚上一过六点，马路上便一个人影儿也没有。
作曲家的出生地曾两次被烧毁。在过去16年中，捷克马勒协会的主席、布拉格唱片公司老板伊日•施蒂莱茨（Jiri Stilec）在美国男中音托马斯•汉普森（Thomas Hampson）及其他音乐家的帮助下，重修了马勒出生地。施蒂莱茨告诉我：“对我来说，马勒是种使命，一种建立更好社会的方式。我理解的马勒所代表的是一种消逝的和谐——过去曾经住在这里的民族，捷克人、德国人和犹太人的和谐。现在，这儿只剩下捷克人。”
施蒂莱茨将路边的废墟建成了一座精致的小旅馆，由村民拥有并管理。旅馆里有一间小独奏厅，七月7日汉普森将在此演唱。客人们可以住在马勒出生的故居，在他的《第一交响曲》中充盈的鸟鸣中起床。
马勒将卡利斯特描述成一个令人不快的地方，这个词在捷克语中意思是“泥泞的池塘”，但周围环境宛如天堂，无处不在的宁静触手可及，我离开时看见新生的羔羊摇摇晃晃走进农庄。没有其他伟大作曲家会让你睡在他的家，而马勒，这个永远的外乡人，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家。
维也纳与马勒
今年春天，是奄奄一息的古斯塔夫•马勒回到维也纳后的第99个春天。1911那一年，他意识到维也纳再也不会把他看成自己人了。马勒从1897年到1907年执掌维也纳歌剧院，他将维也纳的音乐传统简单斥为懒惰，令当地人震怒。作为指挥家，他曾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并更新了贝多芬的乐谱。作为作曲家，他写了大量模棱两可、令人琢磨不透的颠覆性交响曲。
尽管自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而下的所有人都承认马勒推动艺术进步的巨大成就，但他仍被视为外人，受到了反犹主义的种种刁难。1907年马勒离开维也纳前往纽约担任大都会歌剧院（后来是纽约爱乐）的首席指挥之时，他贴在公告栏上的告别信被撕得粉碎，他曾经制作的每一出歌剧都被恶意的继任毫不留情地取消。
“对我而言不幸的是，我是个无可救药的维也纳人，”马勒如是叹息。可惜这个城市从此背对他，直到今天。纳粹封杀了他的音乐，而当布鲁诺•瓦尔特和莱昂纳德•伯恩斯坦以及其他指挥家将马勒的交响曲带回舞台时，维也纳从未给过马勒像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勃拉姆斯、尼科莱和一群姓施特劳斯的作曲家那样的地位。维也纳唯一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是一条肮脏的小巷，直到最近才开始清理。
然而这个以音乐传统为旅游卖点的城市，必须承认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马勒，因为他在美国、欧洲大部分地区以及远东都有相当大的市场。从未承认错待了马勒的维也纳，在今明两年的双周年纪念之际，也不得不努力调整态度。剧院博物馆举办了题为“古斯塔夫•马勒和维也纳”的主题展览，对于拨乱反正颇有益处，让人们重新认识这位易怒的天才以及他所复兴的艺术。
1875年15岁的学生马勒来到维也纳，六年后离开，半工半读奋力攀登指挥阶梯，36岁时再度踏上维也纳的土地，已是皇家歌剧院的总监，而这座歌剧院习惯老朽的程度和它建筑上的宏伟程度成正比。马勒在维也纳歌剧院是一位全能艺术家，其职责综合了创意音乐家和行政总管的工作——他同时担任歌剧院总监、首席指挥和舞台制作总监。
马勒与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分离派运动”的干将阿尔弗莱德•罗勒（Alfred Roller）共事，为歌剧制作中的音乐部分和剧本部分带来了旗鼓相当的色彩和光亮。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音乐的发展，舞台背景不易察觉地从黄色变成紫色。马勒指挥的《指环》系列一扫瓦格纳那拖沓的零乱，莫扎特歌剧充盈着意大利的明媚阳光。
光看马勒的舞台布景和戏服就相当于见证了一场艺术革命。策展人莱茵霍尔德•库比克（Reinhold Kubik）和托马斯•特拉比希（Thomas Trabitsch）都认为马勒建立了歌剧的现代标准及运作方式。
在一段维也纳媒体的恶评展览之后，是不少顶尖指挥的视频宣言，他们讲述了马勒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这次展览略去了马勒在美国的影响，以及他不贞的妻子阿尔玛的活动，但在细节呈现上还是可圈可点。马勒在临终时穿的衬衫由纽约的James McCreery & Co制作，而葬礼照片上阿尔玛的缺席也说明了问题。
维也纳的乐团（爱乐乐团、交响乐团和Tonkünstler乐团）已经计划了未来两年内的马勒音乐会，歌剧院、金色大厅、阿诺德•勋伯格中心也会有更为深入的展览。维也纳正在经历一种悄然的转变，对马勒的反应不再是随意的轻蔑或鄙夷。然而这位声称自己“三次无家可归”的人（马勒说过：“我三次无家可归，在奥地利我是波希米亚人，在德国我是奥地利人，在全世界我是犹太人。”），在被他拖进摩登时代的城市中依然没有一处纪念碑。
一百年前，一个矮小紧张的男人裹在羊毛衫里，冲上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指挥了生命中最后一场音乐会。照理说，古斯塔夫•马勒不该出现在那里，医生命令因染上风寒而头疼的他卧床休息，而他和纽约爱乐的关系也刚破裂，在一次充满敌意的董事会上，律师突然从幕后出现，挥舞着一纸威胁的合同。要是放在今天，任何大师都会立刻取消下一场音乐会，让经纪人和乐团去捏整出一份挽留颜面的声明。
然而马勒不是轻言放弃的人。自从他1907年12月在纽约上岸，就一直为美国的音乐潜力所深深吸引。他和维也纳人的吊儿郎当斗争了十年，希望能够找到没那么多偏见的听众和更加积极上进的乐手们。在被托斯卡尼尼蛮横地挤出大都会歌剧院后，他在低潮中执棒纽约爱乐，炒掉了一半乐手，准备着手改造美国的音乐会图景。
“我打算让公众和乐评人们帮我选择我们应该走的音乐道路，”他如是宣称，其实他在从欧洲前来的船上就已经计划好了美国音乐会生活的结构，这种结构一直影响至今。
马勒将卡内基大厅的音乐季分成了四个订制部分，每部分有一个主题，之前从未有指挥尝试过这种方法。在常规系列音乐会之外，他加上了全套贝多芬作品，“为了教育古典音乐爱好者，我的乐团以及青年学生们”；星期日音乐会是为无法承担全额票价的工人和学生准备的，而历史系列音乐会是为了呈现从巴赫至今的音乐发展，相当于前媒体时代的纪录片。
其他指挥策划的音乐季是为了吸引观众和掌声。马勒重新定义了音乐会的核心目标，用启蒙代替了纯娱乐，并拓展了听众的社会阶层。教育性和综合性被融进了音乐会章程。
他的激进计划并非为讨好富有的恩主，又激怒了权势乐评家亨利•爱德华•克雷比尔（Henry Edward Krehbiel），后者指责马勒低估了听众的音乐品位。“马勒从未发现那些爱乐的老主顾们不仅从父祖那儿继承了座位，也继承了他们对好音乐的鉴赏力，”克雷比尔写道，他担心马勒僭越了乐评家的功能。
马勒不为所动，在第二季中引入了更多主题，从不同国度的在世作曲家中选取精品，包括一批英裔美国作曲家的新作。他一早就告诉董事会这种突破不应局限于曼哈顿，他可以通过带着乐团去巡演来节约排练时间，缩减昂贵的开销。
第一站是布鲁克林。纽约爱乐从未在这个城市工人阶层居住区演出过（即便2011年依然如此），以至于一家晚报惊呼：“布鲁克林终于真正成为纽约的一部分了！”在音乐学院搞了三场活动之后，马勒接触到了美国其他地区的听众。
这是第一次有指挥把一整支交响乐团放到火车里。他们呼啸穿过十个城市，其中包括费城、匹兹堡、克里夫兰和波士顿等中心城区，也包括大学和蓝领工人的小镇，马勒将影响力扩大到了工人和学生。他们在纽黑文、春田和普罗维登斯演出，在布法罗、雪城、罗切斯特和尤蒂卡演出。在尼亚加拉瀑布，马勒宣布：“终于到了真正的最强音。下一站是华盛顿，我们要让总统开开眼界。”（这次巡演的节目单可以从克努德•马特纳的编年体新作《马勒的音乐会》中看到，卡普兰基金会出版，50美元。）
马勒的目的不仅是节约排练开支，他期冀提高整个国家的音乐标准。在美国第一支管弦乐队的诞生地波士顿，著名作曲家阿图尔•福特（Arthur Foote）说马勒“对完美的追求”已经成为全国“始终如一的教学课”。
我们不禁想知道，为何马勒要违背医生的命令，又不顾自己的愤懑之情，在1911年2月21日指挥了那场绝命音乐会。他计划给纽约带来一套全新的意大利音乐，包括钢琴家费鲁奇奥•布索尼（Ferrucio Busoni）一部杰作的首演。布索尼的《悲伤摇篮曲》为去世的母亲而作，与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慢板有异曲同工之处。托斯卡尼尼亦来到现场，克雷比尔称之为“刺耳的声音”。
音乐会开到一半，马勒说自己头疼。结束后他由医生陪同回到酒店，医生怀疑他得了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便请来了对付这种疾病的大权威伊曼努尔•李普曼（Emanuel Libman）。李普曼的助手是乔治•贝尔，纽约药学院的未来校长。马勒找到了最合适的医生，但他的病情却毫无希望。他被送回维也纳等死。爱乐乐团对外宣称他“得了轻度感冒”。
1911年5月18日，马勒去世，终年五十岁。他创作的交响曲又等了几十年才为大众所接受。今天，它们挑战了贝多芬交响曲的经典地位，马勒被认为是现代文化的塑造者。
然而他对美国音乐生活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因为他之后的半个世纪由他的敌人托斯卡尼尼主宰。这个意大利人颇为保守复古，确立了一套伟大作曲家的经典。马勒则更为灵活变通，顺应了美国的现代化及对新鲜事物的需求。他确立了音乐季订制主题，他是利用乐团进行教育和社会融合的先锋，他提出了一支伟大乐团应该演遍伟大祖国各地的梦想。
如果纽约爱乐能够在2011年2月21日重现马勒生命中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就合情而应景，但似乎看上去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倒是以色列爱乐的里卡多•穆蒂分别于1月17号和19号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重演了那套曲目。纽约，不论在马勒的时代还是今天，都那么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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