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成庆：杜普蕾的生死爱乐

勃拉姆斯大提琴奏鸣曲（杜普蕾/巴伦博伊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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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很难概括杜普蕾短促的一生。作为音乐演奏家，从小她受到良好的家庭音乐教育，从她那受过严格音乐训练的母亲开始，不断得到名师指点，包括她称之为"Cello Daddy"的William Pleeth，以及后来的卡萨尔斯和罗斯特波维奇，尽管杜普蕾的气质和他们都无太多相似之处，但是她的大提琴世界，从来都是充满着幸运的阳光。而她年轻时就声名显赫，被誉为一代音乐神童，嫁给同样才华横溢的音乐家Barenboim，至少到1970年左右，他们还琴瑟和谐地参加大量演出。

    但是逐渐发作的肌肉硬化症逐渐让她进入另外一个阴暗的世界，由开始远离演奏，到最后失去家人的陪伴，Barenboim也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她，而且最终在巴黎另外成立了家庭。杜普蕾开始陷入孤独和自言自语的深渊，直到1987年10月19日离开这个世界。

    如果要用幸或不幸来定义她的一生，似乎都有些言不及义。她因为在广播中听到一段大提琴的演奏，而热爱上这样一件对于一般女生并不适宜的乐器。整个童年都被禁锢在枯燥的音乐训练中，从而让她培养出一种表达上的特殊禀赋。她喜欢依靠琴声来与人交流，有时候半夜还找人一起合奏。这看起来怪异的行为，透射出她激情四射的音乐心灵。而且和她合奏过的人都说，只要有她在，他们就感觉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牵引。Kovacevich（就是早年和杜普蕾合作的Bishop）就说，在杜普蕾之后，他再也没和任何一位大提琴手合作过，因为他“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舞台魔力，自己也无法奏出与当时一样充满活力的音符。”

    人与人的交流除了依靠语言和行为，只有少数音乐演奏者，才会将这种表达方式完全融合到音乐之中。如果仔细聆听杜普蕾演奏的那首Elgar的E小调大提琴协奏，你很难想象，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将那么复杂的悲悯表达得如此洗练，Elgar在战后所体验出的种种悲愤和阴霾，掺杂出一种控诉与绝望并存的复杂情绪，但是杜普蕾在如此年纪，何以体会到如此的情绪？用天才说法的解释太过敷衍塞责。人类的感受从来都是多维的，而音乐这一维度有着上帝才具备的超越性，才可以有能力涵盖人类欢欣悲苦的种种情绪，也只有她年纪轻轻，就能拉出德沃夏克那催人泪下的“还乡”情思。

    但是在音乐上过分拔高杜普蕾或许也是危险的，她拉的海顿和贝多芬，就被人指为过分突出了个人的情绪色彩，而遮掩了作曲家本身所要表达的内容。或许对于演奏者而言，演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否严格遵守作曲家的规定？节拍，速度甚至全曲的结构等等，包括作曲家写作时的种种情思，是否演奏者真的只能受到作曲家那一纸曲谱所限制？要想妥当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就如布伦德尔对于莫扎特这样的作曲家的作品，总是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无论是评价还是演奏。杜普蕾从小到17岁，缺乏朋友，缺乏足够的正常交流，甚至于她无不伤感的说道：“一直到17岁时，大提琴都是她最好的朋友。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根本无法体会独自走进自己世界（当你需要走进它的时候）时的感觉。那是我美丽的秘密，虽然没有生命，却可以让我倾诉悲伤和难题，它真是有求必应。演奏是最棒的事情，拉琴的时候，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管。”因此杜普蕾的琴声，是朝向她自己的，那是一种渴望与他人交流的冲动，因此她演绎的Elgar、Faure包括德沃夏克，往往是她最为精彩的部分，无论是情感上还是技艺上。但是对于海顿、巴赫甚至贝多芬，似乎都不是她最拿手的作曲家，海顿中的辉煌华丽，巴赫中的简洁明亮以及贝多芬的百转千回，距离杜普蕾都显得有些距离。因此对她的评价就难以把握，或许在这个问题上，听者都只能保留自己的某些偏好。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就连她自己，也曾经陷入一种表达上的腹背受敌。她常常怀疑离开大提琴，她还能以怎样的生活方式生存，她对大提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甚至还故意疏离大提琴的演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但是进入日常生活世界的她，是难以从容地生活的，并非说她将无法生存，而是她根本无法找出一种像大提琴那样表达心灵的方式，日常的她，性格乖张，生活有时候还有点邋遢，但是在演奏中却放射出人世间最深层的心灵感受。这种张力，在早期杜普蕾尚可自我调节，但在生病之后，她就完全丧失了她最为丰富的呈现心灵的方式。直到晚年，她在诗歌中发现类似音乐那样的特质，但是这个时候的杜普蕾，只能是个台下的观众，看着他人的演出和谢幕。

    尽管杜普蕾一再说Elgar的这首曲子并非她最喜欢的，但是舆论最终给她贴上Elgar的标签，而曲中的悲欢，最终又成为杜普蕾不幸命运的见证。1970年她与Barenboim合作的Elgar的E小调（编者注：11月27日和28日，音乐学院，费城／埃尔加：E小调协奏曲，作品85，丹尼尔·巴伦邦姆指挥费城管弦乐团），成为了她演奏的“天鹅之歌”。她说：“大提琴的音色听起来就像是人在哭泣一样，每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慢板乐章时，心总会被撕成碎片……，它好像是凝结的泪珠一样。”这些种种更加深了公众对她的怜悯和同情。可是杜普蕾从来不是Elgar，他们气质上相离太远。在听到她和Barbirolli合作的那个经典版本的Elgar(1963年8月19日，金斯威音乐厅，伦敦／埃尔加：E小调协奏曲，作品85，巴比罗利爵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时，她吃惊的说道：“那并不是我要表达的内容！”到底她试图表达什么，没人可以了解。但是至少，杜普蕾和Elgar之间的气质并不吻合。

    如果说那首E小调只是表现了杜普蕾惊人的领悟力的话，我更愿意把Bruch的“晚祷”看作她的象征。这首曲子是她早年录制的一系列小品之一，之所以录制，是因为她的老师William Pleeth是犹太人，并且一直都将Bruch的这首曲子看作是“犹太人的故事”。她听出了曲中的纯洁，其实那里面还有悲伤。我一直都怀疑William Pleeth在精神上对杜普蕾的影响，作为犹太人而言，上帝是无时不刻的存在，与我们的日常事务相伴随，而犹太人因此强调“行动”，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神圣的意义。音乐对于犹太人而言，就是日常行动的方式，而杜普蕾何以能在音乐中体会到那么多人世的悲欢，或许William Pleeth的犹太人气质对她影响至深。她后来和Barenboim这位犹太教徒结婚并加入犹太教，我不清楚杜普蕾到底在教义上作何理解，但是精神气质上，她无疑是犹太式的。Bruch的这支曲子，她拉来就如同《锡安颂》中表达的气质：“我的声音已经沙哑，当我为我的忧患而哀伤；但是，在幻想的梦里，我仿佛看到你已经自由，它的韵律流泻奔放，甜美犹如悬于巴别塔溪畔的竖琴。”

布鲁赫《科尔尼德莱 O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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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普蕾从小隔绝在音乐的世界里，靠音乐体验人所可能遭遇的种种情绪，却没有陷入工匠技艺的平庸之道，其精神上对神圣和纯洁的向往支撑着她的音乐表达。她的演奏，往往饱含着渴望倾诉的激情，她精神上是单纯的，因为她从来就为音乐所感化；她同时又是苦闷和焦虑的，因为她并不真正了解人本身，甚至包括自己，她渴求在演奏中不断的和别人交流。她和Barenboim合作的贝多芬奏鸣曲，将这种交流的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疾病剥夺了她的唯一表达渠道，音乐是她的教义。她的悲剧之处在于，最终上帝从她手中拿走了圣经，让她无法与他人和超越世界再有联结。她性格中的纯洁与苦闷，就如同犹太人那种永远等待先知的虔诚与悖谬，巧或不巧现身在她的短促一生中，实在让人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