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开启傅聪成名之旅丨《命运》敲响傅聪归国大门丨纪念贝多芬
1979年，声名卓著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指挥家小泽征尔在与中央乐团合唱团排练《欢乐颂》，这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1959年后首次在北京演出。 （刘香成/图）
《命运》敲响了傅聪的归国大门
1977年初春的一天，在英国伦敦的傅聪和他的妻子驱车外出，忽然从汽车的收音机里传出中国中央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五交响乐，他的心颤抖了。他已经有20年没有听到中央乐团的演奏了。伟大的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被荒唐地禁止了10年之后，终於又重新出现。他想，也许是时候了，可以回到祖国了。这年，傅聪打听到与他断绝音信10多年的弟弟阿敏的下落，给他写了信。在信中他叙说了自己的思乡之情，说不知哪天能够再看到故乡上海的风光，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和朋友。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感谢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负起出版的任务，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本期公众号献给这位领导同志，因为他，我们才有《傅雷家书》！
1966年4月，傅雷在信中告诉儿子：“近一个多月妈妈常梦见你，有时在指挥，有时在弹协奏曲。她每次醒来又喜欢又伤感。昨晚她说现在觉得睡眠是桩乐事，可以让自己化为两个人，过两种生活：每夜入睡前都有一个希望——不仅能与骨肉相聚，也能和一二十年隔绝的亲友会面。我也常梦见你，你琴上的音乐在梦中非常清楚。”
1966年11月，傅聪得知了父母去世的消息。一些外国记者得知傅雷夫妇的死讯，马上赶来，要傅聪发表谈话。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在那样的时刻，傅聪仍是坚定地恪守他的原则。为了表达对双亲的悼念之情，傅聪只是在一次独奏音乐会上，向观众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傅聪用他的琴声，寄托着深切的哀思。这是他在公开的场合之中，对父母离世唯一的表达方式。
2001年傅聪在昆明演出
1978年11月，傅聪的老朋友、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教育代表团访问英国，两人终于见了一面。得知傅聪想回国看看的愿望后，吴祖强要傅聪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这是当时他要回到中国必须办的手续。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他终于得到谅解。
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为他举行追悼会，傅聪决定回国。这次回来，傅聪住了10天。这10天里，傅聪的眼里一直噙着泪水！从祖国回到英国，朋友们都说傅聪像换了一个人。他平静了，20年心神不安的游子生活已成为过去，他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那以后，傅聪差不多年年回来一次，他讲学、演奏，尽一切力量为祖国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每次回来，傅聪都深深地体会到祖国对他的慈母心肠。
《皇帝》开启傅聪成名之旅
虽然傅聪的音乐会和录音以肖邦为主，今年则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比如斯卡拉蒂、海顿等等，但其实他的演奏曲目并不狭窄，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贝多芬。傅聪和贝多芬实际上有这不解之缘。1952年2月，18岁的傅聪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作了首次的公开表演，演奏了贝多芬的《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受到音乐界的好评，引起了国内音乐界的注意。一年后，傅聪被选中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的钢琴比赛……后来傅聪归国后，又与中央乐团演绎了贝多芬的协奏曲。
最近几年，我们也还是经常能在他的音乐会上看到贝多芬的踪影。比如2011年12月16日青岛大剧院、11月27日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傅聪便弹奏近几年他少有弹奏过的贝多芬名曲——《第十五钢琴奏鸣曲》（D大调，Op.28，田园），2012年、2013年等等演出，也都能看到贝多芬的作品，比如贝多芬《第三十钢琴奏鸣曲》（E大调，Op.109）、《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c小调 Op.111）。有评论说，傅聪毕生在孜孜不倦的钻研钢琴艺术，把东方文化很自然的融入西方音乐之中，从而丰富了西方音乐；同时不断的研究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德彪西，斯卡拉蒂等作曲家的手稿，从而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更有切实的认识，使他的演奏达到了新的境界，更接近作曲家的原意。
傅聪说“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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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2011年的贝多芬，也是久违的贝多芬。傅聪这10多年的音乐会，几乎不碰贝多芬的奏鸣曲。实际上贝多芬在傅聪早年的演绎中绝不少见，从1953年起到1957年四年间，傅聪共举行了500多场音乐会。自1956年3月在原南斯拉夫京城举行演奏会后，傅聪除了能够权威性的诠释肖邦外，贝多芬、舒伯特、莫扎特及德彪西等人的作品也是他的拿手曲目。这次他之所以将贝多芬的《第十五奏鸣曲》(田园)作为上半场的重头戏。他说：“我觉得贝多芬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一个作曲家。我想他对很多人都是很难的，就看你怎么去看待。基本上说，贝多芬的钢琴曲，就像一个交响曲，很复杂的。我喜欢贝多芬的交响曲《田园》，喜欢他的《小提琴协奏曲》，还喜欢他的《第四钢琴协奏曲》，总之我喜欢诗意的贝多芬作品，而不一定是他那些慷慨激昂的作品。贝多芬非常喜欢自然，这个奏鸣曲与田园交响曲有相通的地方，如最后一章的节奏和速度都和田园交响曲完全一样。这里面有农民的舞蹈和对上帝的感恩。”在回答为何最喜欢贝多芬第四而非第五钢琴协奏曲时，大师给出了独特的见解：“把第五钢琴协奏曲说成最好或‘五大’(指所谓五大钢琴协奏曲)，都是一些人为了热闹或一种效果列出来的。任何一个有修养的钢琴家，纯音乐家，他们肯定会告诉你，第四最好。”
曾几何时田园交响曲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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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 蒂勒曼 高清
基辛格来华时，李德伦与江X青、于会泳一起讨论曲目时，《命运》却被于会泳认为宣扬“宿命论”被否定；李德伦提出演奏《英雄》，又被以“歌颂拿破伦”之名否决。最终，获准通过的是于会泳提出的《田园》，说是歌颂大自然。李德伦暗自忖思，如果按你们的逻辑，《田园》不也可说是歌颂地主庄园吗？终于，在基辛格访华时中央乐团为他演奏了《田园》，虽然是专为他开的内部音乐会，而且由于十年未演奏过外国作品因此演出质量很低，但这毕竟是十年来第一次演奏外国作品。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这种演出也有可能增多，周恩来再次专门要李德伦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当李德伦谈到《英雄》时，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伦怎么了？拿破伦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伦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伦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谈话后，周恩来还要李德伦写了一个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细材料，直接送到国务院。（《李德伦传》）1973年从3月到9月，英国伦敦爱乐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交响乐团和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这世界一流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在闭关多年的“文X革”确是引人注目的大事。虽然邀请它们来华演出，但中方规定来华演奏的曲目最终要由中方决定，实际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这些乐团对中国情况略有所知，所以节目中都有诸如《黄河》、《红色娘子军》、《工农进行曲》等中国的“革命”曲目。费城交响乐团报来的演奏曲目中有贝多芬的《命运》，中方未表反对，但飞机快着陆时，中方突然要求一定改奏《田园》，只因江X青又表示《命运》歌颂“宿命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政治部主任卜励德(Nicholas Platt)知道这是江青的决定，不能改变，但他也知道，要让费城乐团的著名指挥家、已经七十多岁的奥曼迪 (Eugene Ormandy)临时更改曲目也不容易。但是，如果不能把《田园》列入节目单，演出可能将无限期推迟，对刚刚开始恢复接触、文化交流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负面影响极大。卜励德急中生智，终于想出一个向奥曼迪解释必须演奏《田园》的原因。飞机着陆后，他立即对奥曼迪说，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田园》中描述的自然风光让革命者感到熟悉和亲切，第三乐章中的暴风雨是革命经历的磨难的写照，而第四乐章表达的欢快情绪正与革命胜利后的喜悦合拍，所以中方要求必须演奏此曲。他后来回忆说，“我知道一点中国革命史，不过这些解释其实都是我急中生智临时编出来的。”（荣筱箐：“‘田园’对话‘黄河’――费城交响乐团跨越35年的访华之旅”，2008年6月4日是《南方周末》）奥曼迪终于同意改演《田园》，但费城乐团并没有带《田园》的乐谱，李德伦只得把中央乐团的乐谱借给他们使用。每个指挥都有自己的风格、习惯，都会在自己的乐谱上都会作不少自己的记号，奥曼迪用李德伦的乐谱指挥，也是勉为其难。这些乐团的演出虽然做了公开报道，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演”，因为并不公开售票，而是内部分配给一些单位。在那个年代，得票者必须“政治上可靠”。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最后一场时，江青出席，以示“友好”，但意大利作曲家列斯皮基（Ottorino Respighi）的《罗马的松树》表现罗马军团进军声的声响却使她非常反感，她不满地说：“这哪儿是松树，松树有这样的吗？”“松涛也没有这样响的呀？！”（《李德伦传》）[雷颐：贝多芬中国“获胜”记]
上面我们贴了傅聪演绎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的录音。很多乐迷都注意到，傅聪这10多年来除了与澳门乐团合作过一次外，从不演奏协奏曲。而他年轻时在海外却经常演奏协奏曲，改革开放初期也曾回国与内地乐团合作演奏过协奏曲，涉及肖邦、莫扎特和贝多芬等人的作品。他回应说：“我宁肯自己弹独奏。弹协奏曲需要很多条件，乐队和指挥都要能够配合默契。到了我这个年龄，我更喜欢独奏，好坏都由我个人负责(笑)。如果各方面有这个机缘，也不是不可以尝试一下。” 或许傅聪也是对国内乐团的质量不甚满意吧。这一点希望国内乐团多努力，争取赢得大师的欣赏，在大师晚年上演一些协奏曲！毕竟傅聪的气象绝非钢琴独奏可以涵盖的，协奏曲的磅礴大气，或许能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傅聪与众不同的钢琴理解与人生境界。
2012年12月的时候，傅聪演绎了《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c小调 Op.111），有人这样评论这场音乐会：“说实话，前半部分的斯卡拉蒂并没有给我太大触动，一方面斯卡拉蒂的作品我听的不多，曲目不熟；另一方面身在二楼音响效果也不是很好。不过顺带说一句，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波哥莱里奇弹的斯卡拉蒂，那位帅哥极端清晰不含丝毫渣滓的音色倒是让我一听就上瘾，呵呵。首先打动我的是接下来的德彪西，慢乐章那虚无缥缈的弱音在傅聪手下简直美到了极点，我实在佩服他对弱音的控制力，若有若无的琴音在整个大厅回荡，即使在二楼包厢的我也能感受到那种臻于化境的控制力。
而接下来的贝多芬，则让我彻底打消了下半场混去一楼的念头，因我觉得音响效果已经不重要了，因我真的听到了技巧之外的感动。傅聪处理的第二乐章力量并不强，老实说一开始我还觉得他不够有力，不够贝多芬。我喜欢巴克豪斯那样的演绎，刚毅明亮甚至有些许粗犷，即使是慢板乐章如op.111末乐章，也绝不沉溺，仿佛一首朴实而明亮的短歌。但当第三乐章响起，慢慢地我不再在意对我来说偏慢的速度，也不再在意那些偶尔出现的错音，我甚至不再习惯性地跟之前听的录音比对，实际上，我完全被这个第三乐章打动了，而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丰富的层次感吗？还是那诗情画意的意境？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现场听op.109吗？还是因为台上演奏的是一位78岁高龄的老者呢？我不知道，管它呢，也许这就是神奇吧。”（刘健：晚期傅聪演绎晚期贝多芬和晚期舒伯特）
傅聪“贝多芬的作品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
在一次采访中傅聪说自己不喜欢苏东坡的《大江东去》，采访中紧接着问傅聪：“大概你不会喜欢弹贝多芬的音乐罢！”傅聪回答说：“贝多芬的作品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他觉得自己代表一种力量，他的‘我’字写得很大，‘人’字也写得很大，是大写的‘人’。他的理想是全人类都变成这么‘大’，他希望所有人都从黑暗中解放出来，他的《命运交响曲》是代表人类的解放。如果贝多芬搞政治一定也是弄一个天翻地覆，与毛泽东不相伯仲。毛泽东也是这样，他的‘大’字很大，‘人’字同样是大写的‘人’。”
在接受焦元溥采访的时候，针对“很多人认为肖邦是原创但孤立的天才。他影响了同时代所有的人，却不受同侪影响。”的问题，傅聪提到了贝多芬对肖邦的影响，他说：“肖邦还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影响，虽然他自己不那么说，而且对其他作曲家几乎没有一句好话。比方说他讨厌贝多芬，但你还是可以听到贝多芬对肖邦的影响。肖邦是非常敏感的大艺术家，他一定会吸收其它创作，而且是无时无刻不在生活中吸收，只是他始终以极为原创的方式表现，写出来就成为自己的作品，所以那些影响都不明显，但我们不能就说影响不存在。”
这两段采访，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傅聪对贝多芬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贝多芬给傅聪的不羁个性一种强大的压力，这并不完全能够束缚住傅聪的自由性情，另一方面，贝多芬的一些作品，也还是深刻影响了傅聪对音乐的理解，特别是贝多芬的晚期奏鸣曲，尤其是命名为“田园”的奏鸣曲和协奏曲，在傅聪看来，这代表了贝多芬的另外一面，是傅聪更加欣赏的一面。
焦元溥又问道：“对于作品六十三的《三首马祖卡》我一直不知道要如何形容，音乐是那样模棱两可，篇幅和先前作品相比也大幅缩减。”傅聪说：“那真是非常困难的作品，第一首尤其难弹。肖邦晚年身体状况很不好，写得非常少，他是能够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像有些作曲家刻意要留下什么「最后的话」。我觉得早期肖邦是李后主；到了后期，他的意境反而变成李商隐了。有一次我和大提琴家托泰里耶（Paul Tortelier）讨论，他就表示他喜欢中期的贝多芬胜过晚期。「就像一棵树，壮年的时候你随便割一刀，树汁就会流出来。」我明白托泰里耶说的。早期肖邦也是如此，满溢源源不绝的清新，但后期就不是这样。他经历那么多人世沧桑，感受已经完全不同。像即将举办「肖邦独奏会」中将弹的作品六十二《两首夜曲》中的第二首，也是肖邦最后的夜曲，乐曲最后那真的是「泪眼望花」──他已经是用「泪眼」去看，和早期完全不一样了。” 和“喜欢中期的贝多芬胜过晚期”的托泰里耶比，傅聪显然会更喜欢晚期的贝多芬，就好像他会更喜欢李商隐，而非李后主，对中国人而言，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傅聪曾说“贝多芬追求了一生到达的地方，莫扎特生来就在那儿了。”对此，杨燕迪说：“贝多芬晚期是举重若轻,而莫扎特晚期则相反——举轻若重。”
傅聪说“贝多芬追求了一生到达的地方，莫扎特生来就在那儿了。”
傅雷说：“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接近于‘天籁’了。”我还没看到别人这样评价过莫扎特。说音乐作品美妙甜美、清新自然，并不是准确的天籁。可惜，傅雷没有进一步解释天籁的含义。在我领会，莫扎特音乐的天籁的成分，不仅融入他的作品，同时融入他的心和他这个人里。他的妻子康斯坦兹曾经说他“作曲就像写信一样”。康斯坦兹明白莫扎特写给她的信充满着天籁。写信和正襟危坐做文章不同，写信和一般作曲自然也不同，写信是一种倾诉，是心中音乐的流淌，在这里音乐来自心灵，而不仅仅是五线谱。
莫扎特的音乐才能不是做出来的，而真正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他的音乐才能如水清澈明亮，但这水不是自来水龙头里流出的水，不是人工制造灌装出来的矿泉水，不是放入许多添加剂的可乐汽水……而是从山涧流淌出来的溪水。据说，贝多芬作曲是常常汗流泱背，而莫扎特作曲时却如写信一样轻松自然。这大概不是笑话，而是一种真实。一个音乐家可以很才气，或非常刻苦，或很有思想，或很有创新……这一切都是可以磨练的，可以培养的，但天籁是与生俱来的，是融入一个人的血液里的，就像一朵花该开放什么颜色就开什么颜色，就像一只鸟该长什么羽毛就长什么羽毛。有的花天生就开放与众不同的鲜艳的颜色；有的鸟天生就长出不同寻常的漂亮的羽毛。 莫扎特的音乐更接近于天籁，或者说莫扎特就是天籁式的音乐家，我很同意这种看法。
说的音乐家的比较，贝多芬、莫扎特的比较肯定是最多的。不仅爱乐者比，大作曲家一样比。比如柴可夫斯基多次进行这样的对比：“莫扎特不像贝多芬那样掌握深刻，他的气势没有那样宽广……他的音乐中没有主观性的悲剧成分，而这在贝多芬的音乐中表现得那样强劲。”他还说：“我不喜欢贝多芬。我对他有惊异之感，但同时还有恐惧之感。我爱莫扎特却如爱一位音乐的耶稣。莫扎特的音乐充满难以企及的美，如果要举一位与耶稣并列的人，那就是莫扎特了。”
傅聪的父亲、傅雷也将莫扎特和贝多芬进行比较，他这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作心。”但就如我们昨日的公众号文章所言，傅聪对父亲的看法并不完全认同，这里不再重复（傅聪还能更拼吗？丨您是否留意过他的半指手套？丨琴音不再了，傅聪也不在了……）。傅聪曾经多次提到父亲对贝多芬和莫扎特的看法，比如他曾说：“我爸爸在《家书》里有一篇讲贝多芬，他讲得很精彩，就是说贝多芬不断地在那儿斗争，可是最后人永远是渺小的。所以，贝多芬到后期，他还是承认人是渺小的。……贝多芬所追求的境界好像莫扎特是天生就有的。所以说，贝多芬奋斗了一生，到了那个地方，莫扎特一生下来就在那儿了。”
傅聪说：“贝多芬到后期，他还是承认人是渺小的”。
傅聪渺小吗？？？
期待您的凯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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