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英伦对决》：讲一个中国故事有多难？
《英伦对决》是今年国庆档比较好看的一部电影。
发行方连续几款预告都做的激情四射精彩纷呈，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一部快意恩仇的暴力春宫片，谁知却是一部与预期截然不同的政治惊悚片。
上访大爷怒怼北爱尔兰两面政客，手撕恐怖分子，腐国坐收渔利……，不做更多剧透了。总之，不一样的成龙，也是近几年最好的成龙。导演马丁·坎贝尔对电影节奏和情绪的铺陈驾驭的不错，成龙刻意作出的老态脱俗无伤，唯有打斗还能看到昔日大哥的影子。
《英伦对决》的另一优点是拓展了恐怖分子的概念。这些年来，由于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刻意误导，人们脑海中的恐怖分子形象已经被固定化了——身穿长袍、头裹围巾、留着大胡子、怀抱AK47……。前两天发生的拉斯维加斯大屠杀，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恐怖袭击，但美国政府硬是不承认杀手帕多克是恐怖分子。原因无他，就是为了防止“恐怖分子”的形象模糊化、非伊斯兰化，影响了美国的反恐大业。
但《英伦对决》让观众惊奇的发现，原来金发碧眼的欧洲白人才是恐怖主义的老祖宗，汽车炸弹也好、袭击银行等民用设施也好、炸毁民航机也好，都是欧洲人玩剩下的，白人袭击起“文明社会”来一点也不手软。
实际上，今天动辄出动战机“打击恐怖主义”的以色列，也是靠恐怖主义起家的。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就是丘吉尔眼里不折不扣的恐怖分子，只是后来犹太复国主义取得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有了国防军可以名正言顺的杀人，才“文明”了一点，但也并没有完全放弃恐怖手段。以色列对制造慕尼黑惨案的巴勒斯坦“黑九月”成员的追杀，就是十足的用恐怖主义对恐怖主义。其手段之残酷无情，就连摩萨德精英也胆战心惊。电影《基甸的刀》和《慕尼黑》等对此都有精彩表现。
中东地区之所以成为恐怖主义渊薮，很重要的原因是美欧和以色列为了保持自己的现代化优势，将中东那些以现代民族主义为旗帜、奉行世俗主义理念、努力追赶西方，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不俗成绩的国家如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等以各种名义一一摧毁，中东青年在绝望之下只能转向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可以说，中东的恐怖主义是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然后美国再以反恐的名义，或直接消灭，或暗中纵容，一切全看自己的利益。
扯远了，继续谈《英伦对决》。
《英伦对决》上映后，国内有主流媒体开始高潮了，称之为《中国形象传播的一次新尝试》。的确，如果成龙扮演的男主角关玉明真是中国人的话，那么确实刷新了海外中国人的形象：从胆小怕事，息事宁人变成了坚毅沉稳，有勇有谋，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滥杀无辜（甚至一条狗）。
但问题是，影片对关玉明身世的交代令人莫名其妙：生于中国广西，不知为什么生活在胡志明市，更奇怪的是还参加过越战，有在美军特种部队服役的经历，这让他像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兰博。
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因为这番经历，在后来和北爱恐怖分子进行生死搏斗中关玉明的老练沉稳，与兰博一样主要来自美军的训练，而和他“生于中国广西”没什么关系了，也谈不上什么代表“中国形象”——那家主流媒体真是表错了情，白高潮了一场。
查了一下资料，《英伦对决》改编自史蒂芬·莱瑟1992年出版的小说《中国佬》(The Chinaman)，成龙扮演的角色原名叫阮玉明，是原装正版的越南人。他最早是北越人民军的爆破专家，后来父亲因为政治原因被镇压，于是他转投南越，受到美国人重用。南越伪政权垮台后他一度被俘，释放后携家人逃往香港，期间遭遇海盗，一对双胞胎女儿不幸遇难。
阮玉明后来辗转来到英国开了家叫“双喜”的餐馆，不料，妻子和小女儿又遭恐怖分子杀害，这迫使他走上复仇之路。至于小说为什么叫《中国佬》，则是因为在欧洲人看来，东亚人长的都差不多，于是均以含有贬义的“中国佬”一言以蔽之，并非专指中国人。
关玉明（阮玉明）的这番身世，就和影片中成龙扮演的形象吻合起来了。成龙在丛林中设置竹签陷阱对付追杀他的北爱恐怖分子也不难理解了。用竹签陷阱对付美军是北越人民军的拿手好戏，最初的灵感则来自中国的军教片《地雷战》。
成龙/马丁·坎贝尔之所以要把越南的阮玉明换成中国的关玉明，主要动机恐怕还是意在中国市场，但处理的太粗疏——既然变成中国人关玉明，完全可以为他重新建立一套档案——
关玉明，解放军战斗英雄，1979年在最后的战斗中负伤昏迷，后流落越南，因觉得愧对祖国而不愿回国，辗转来到英国……，后面的故事，就可以讲通顺了。
存在决定意识。《英伦对决》的热映以及那家主流媒体自作多情式的高潮，其实凸显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在最需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推出中国英雄的今天，却蓦然发现，我们在这方面的资源（这里仅指晚近三十多年）十分贫乏，以至于不得不把一个越南人冒充为中国人推送给世界，这是为什么呢？
从文化的角度看，晚近三十多年的历史，庶几也可以被概括为用来自小岗村自私落后的小农价值观，取代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历史，或者说，是用“为私”价值观取代“为公”价值观的历史。
整整一代到两代的精英（主流或大部分，不是全部），包括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财富精英、文化精英等，都是抱持这样的价值观，爬到了社会顶层，成为“成功者”，却始终没有足够的道德权威，他们被人羡慕、嫉妒，但并不能被人发自内心尊重，甚至被老百姓视为一群贼！
精英的故事十分精彩，却无法被讲述给世界——任何打动人心的故事，总是要包含牺牲、奉献、创造、拯救等等高尚道德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在这些精英的人生经验中，恰恰是被弃之如敝履的东西。
2015年，管虎导演的《老炮儿》引起舆论轰动，人们发现：今天，当试图寻找一位有尊严、有底线的人物充当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父亲”时，精英阶层竟无人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来自社会下层，带有流氓色彩的“老炮儿”才有这样的资格【点击阅读】，因为只有他们才过着一种讲原则、有尊严的生活——这不仅是一种尴尬，更是一种悲哀。
现在真是积重难返。
今天，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从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化、革命价值观做起。毛泽东时代革命文化，或者说为人民服务文化【点击阅读】，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集东西方优秀文化精华之大成。只有用这样的文化“垫底”，中华民族才能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才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自尊并被人尊重的民族。
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习近平主席把重新设立的第一枚八一勋章授给毛泽东时代的老英雄麦贤得是意味深长的，麦贤得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的活的纪念碑！向麦贤得授勋，既是对革命英雄主义（这是革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致敬，也是一种传承的宣示——从现在开始，文化上堕落应该停止，我们将向世界讲述新的中国故事。
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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