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重访革命史之十八：“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处于下风的时期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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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十八）

曹征路

前三次反围剿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还没有免除，在军事问题上还是由他主导，而反围剿自然是那时苏区的头等大事。

第一次反围剿是在否定李文林的“夹江而阵”以后展开的，坚决把敌军引入苏区腹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起初红三军的许多官兵不愿意东渡赣江，在彭德怀的说服下执行了命令。主力部队埋伏在宁都西北部山区，罗炳辉的十二军则在东固山区钻来钻去吸引敌人。

1930年12月30日，首歼张辉瓒部两个旅9000余人，紧跟着又吃掉谭道源部两个旅，五天内两战两捷。

其中的一个插曲是，张辉瓒部与公秉藩部因不熟悉地形，在山雾弥漫时误以为对方是红军，交火后死伤400多人。老资格的公秉藩大骂张辉瓒，张辉瓒憋了一肚子火，进了东固山区大烧大杀，群众恨之入骨。

张辉瓒被俘后，提出愿意出钱出军需物资换取生命。当时毛泽东、朱德去看了他，也有意留他在红军学校当教员。张辉瓒的妻子急赴上海与中共中央谈条件，中央也同意并派人到南昌与当局谈判释放100多名共产党员的事情。可惜东固群众1000多人冲进驻地抢走了张辉瓒，并杀了头，这笔交易只有告吹。

第二次反围剿是在两个月后，蒋介石派出军政部长何应钦出任剿匪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

何应钦的20万大军一开始就抛弃了鲁涤平的“长追并进，分进合围”，毕竟吃过一次亏，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在重兵合围的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

1931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团”、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以及一方面军领导在清塘新屋底召开苏区中央局成立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又围绕“打不打”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声音。

三人团的任弼时态度非常明确，主张红军退出苏区，分散兵力，让敌人扑空，“转移目标方可退敌”。项英此时已经失去权力，但他的见解更加令人大跌眼镜：红军不但要退出苏区，而且要退到1000里外的四川去，因为“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这些意见自然遭到一方面军的激烈反对，他们已经尝到了第一次反围剿“诱敌深入”胜利的甜头，理解了根据地“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4月21日，会议扩大到七个军的20多人，大家一致要求就地迎战。

任弼时最终表态，接受大家的意见，承认三人团对于军事是门外汉，宣布由毛泽东全面指挥战争。

第二次反围剿最值得一提的是东固隐匿。红军主力3.2万人于4月30日进入东固山区隐藏，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人，白天上山躲避飞机侦察，晚上才回来睡觉。连续15天，红军意志力经受了极大考验，粮食不够，活动严格限制。敌军三面包围，最近的地方只有30里，三人团有点沉不住气，多次催问毛泽东。毛泽东的回答是，一定要等敌人离巢。

5月14日战机出现，彭德怀的红三军从郭华宗部与蔡廷锴部之间的20里夹缝中钻出去迂回包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飞将军自重霄入”，一举歼灭敌二十八师大部。公秉藩夹在俘虏中，谎称是书记员，领了赤卫队一块银元的路费侥幸逃脱。

5月17日至5月31日，红军自西向东“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五战五捷，共歼敌3.3万。

第三次反围剿是蒋介石在痛定思痛中亲自指挥的，共调集30万人马。

经历第二次失败，蒋介石还真哭了鼻子。1931年6月6日，在南昌的原北伐军司令部大厅召开的剿匪会议上，蒋介石以哭声发誓：“三个月内定当肃清江西赤匪，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定当自刎首级”。众将领也都跟着做哽咽状。

7月1日发布总攻命令时，红军主力还在闽西休整。这一次是毛泽东失算，他原先以为敌军怎么都要等新谷下来以后才有可能行动，没料到才一个月又卷土重来。而且这一次蒋介石又改策略了，是“长驱直入”加“步步为营”。

到了7月中旬，根据地的重镇广昌已经失守。若不及时千里回师，根据地一旦被敌军站住脚跟，红军的优势便不存在了。7月25日，经过半个月的酷暑行军，红军进入兴国县境。朱毛的策略是先打北方来的部队，完成这个战役构想的关键是要完成两次穿插：让三万多人从敌军的结合部钻出去，有人比作骆驼穿针。所幸的是两次都做到了偃旗息鼓衔枚疾行，由于熟悉地形又有苏区群众的赤色警戒，经常是与敌军只隔一座山头而对方浑然不觉。尤其是通过尖脑岭的危险程度，毛泽东也说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惊险危急的一次”。

到8月底，蒋介石的十几万大军已经不断重走回头路，饥不得食倦不得眠行不得安。而红军在兴国茶园等地养精蓄锐半个月了，正在等待战机。这时，蒋介石已经不得不面对桂系、粤系的发难，回过身来对付“两广事变”，9月2日下达了全线撤退命令。朱毛却认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这么便宜，必须留下买路钱。

到9月15日，红军六战五捷，歼敌两万。遗憾的是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弹击中，当场牺牲，全军痛悼。毛泽东书挽联：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至此，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建立与南京政权对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迫在眉睫。当初项英就是为这个事来的，筹备了一年半，共产国际对于一再拖延已经非常不满，电报催促多次。远在上海的以博古为首的中央也讨论过多次，在哪里定都，谁出任主席等等。唯独对最该总结的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不够关注。

以今天的眼光看，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至少有三方面可记取：

一是发挥根据地的优势，“诱敌深入”的策略正确；

二是“富田事变”的负面影响并没有党史专家夸张的那么严重，干群关系、军地关系、群众的支前热情并没有遭到破坏，土地革命依然是主旋律；

三是在军阀混战的条件下，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还有很大空间，苏区建设完全有可能形成规模。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和宁都起义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如果当时共产党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方针，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极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尚处于幼年期的党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路线”逐渐在全党占了上风。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名义上毛泽东担任主席，实际上已经被排斥在党的决策系统之外了。

苏区中央局取代总前委，客观上已经意味着毛泽东在党内事务上不能参与决策了。尤其在重大政策上，他的观点往往被批评为“狭隘经验论”，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说话。

1931年12月底周恩来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为便于熟悉情况，仍由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但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

在苏区中央局讨论研究中共临时中央要红军攻打赣州的指令时，毛泽东不同意立即打赣州，当时就有人表示：“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

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毛泽东在讲话时没有提日本占领东北就是为了进攻苏联，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傻话。有部分人便借此批评毛泽东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保持沉默，再也不开口，会议陷入僵局，只好中途更换主持人。

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原由，主要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高层对形势的判断依然以共产国际的意志为圭臬，实际上比李立三更加激进盲动。加之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以后，中央机关在上海已经很难生存，高层领导干部陆续进入苏区，也改变了党内的风气，“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自然处于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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