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竟然也“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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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莫言的演讲是不是在“抹黑中国”？
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竟然也“出事”了？
有人挖出莫言2012年在瑞典学院发表的文学演讲，围攻指责他“抹黑中国”。
莫言被“挖”出来的这个演讲的标题叫做“讲故事的人”。在演讲中，莫言回忆了自己去世的母亲，述了几个小时候的小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母亲捡麦穗”的：
莫言小时候跟着母亲去集体地里捡麦穗，母亲被看守麦穗的人捉住，不仅麦穗被没收，母亲还被打了一个耳光，嘴角流血。这件往事，让莫言终生难忘，成为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
在成年以后，莫言偶遇那个看守。当他想要去“报仇”时，被母亲善意地制止了。
莫言讲述这个故事，是感谢“母亲教会了儿子什么是宽容和理解”。但就是这样一个小故事，在近十年之后被别有用心者挖出，竟然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让莫言遭遇大面积的网络围攻，骂他撒谎、骗人，指责他故意迎合西方抹黑中国，要不然怎么会得诺贝尔奖。
遭遇网络围攻的，莫言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这年头，在说话写文时，只要稍微不能让某些“爱国者”满意的，便会被指责为“抹黑中国”“递刀子”。
至于莫言所说是不是在撒谎，年长的人，有过那个年代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能做出清晰的判断。
那些不愿相信的人，你无论怎么说，他依然不会相信。说的不客气一点，这些围攻莫言的网友，就是想垄断对那个时代的解释权力，只能唱赞歌，不能有半句不好的评价。
今天的这篇文章，我不想就莫言所说的那些小故事展开讨论，而是讲述一段八十多年前的历史。
与莫言一样，林语堂也是一位作家，而且是第一位以英文写作名扬海外的中国作家。
虽然他在写作时是怀着“爱我的国家”之心，期冀通过《吾国与吾民》一书来促进西方人民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他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满怀信心，讴歌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虽然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明白之事实。
但是，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也深刻详尽地剖析了消极的“国民性”，描写了中国人存在着种种落后、保守和愚昧的精神状态，例如，他把中华民族的所谓“德性”概括为十五个方面：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滑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爱好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
然后，林语堂又进一步指出，“上述所谓德性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德，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
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也有林语堂对当时国民政府的犀利控诉，比如：
可怜的中国人，生活在地球上管治最糟糕的国家，挣扎于他们无法理解的各种漩涡中，以超人的耐心与善良忍受一切，愿这种善良和坚忍不拔最终能战胜一切。 他们最后一头牛也被卖掉时，那就让他们去做土匪吧。他们最后一件家当也被抢走时，就让他们去当乞丐吧。
林语堂在写作时的态度，应该说是严肃的，并不是在有意丑化中国人，而是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认识它的实质和弊害，设法克服它，摈弃它。
但是这样的文字，如果翻译成中文出版，会让那些“超级爱国者”痛恨，会被“那般中学毕业的‘普罗作家’给碎尸万段了”。
在“作者序”里，林语堂也特别声明自己不是那些“超级爱国者”，“他们的爱国主义不是我的爱国主义”，这本书也不是为他们写的。
如林语堂所料，尽管《吾国与吾民》在欧美得到了一致好评，但是在国内，抨击的声浪一波接一波。林语堂被指责“不爱自己的国家”，在抹黑中国，给敌人“递刀子”。
怎样才算为中国作真实而明智的宣传？西人又不是傻瓜，你把中国包装成个大美人，完美无缺，谁信啊？我的态度是实话实说，着重强调中国是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正从多年混战和贫穷中慢慢地走出来。容不得对当下中国作任何批评，这种自卑心理要不得。假如“爱国”朋友担心《吾国与吾民》在海外给中国带来不良形象，可以请他们放心，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其实我画的中国也是个美人，不过脸上有个黑痣，西人却懂得欣赏，不弃反爱。 我写此书不是为了给中国作政治宣传。我要写出中国的真善美丑，这是艺术创作。别老看那个痣，要看整体的美。
林语堂说自己在书中坦诚写出当下(1934年-1935年)中国人的痛苦与悲哀，如果连广大民众要战不能，要活不得的怨愤都感觉不到，还能算是“爱国者”吗？
林语堂称那些指责他的人养尊处优，根本不体察民情。
对于这些批评，林语堂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只是为自己的书没有能引起国人好好反思，觉得很可惜。
应书商兼朋友华尔希、赛珍珠夫妇的邀请，林语堂一家于1936年8月到达美国，创作哲学书《生活的艺术》。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他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林语堂在国外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写了很多文章宣传抗日。1937年8月26日，林语堂在《泰晤士报》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
对于那些中国人会被征服的说法，林语堂坚决予以驳斥，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有坚定的抗日意志，拥有辽阔疆土的优势，用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只要战争打成僵局，中国就实际上赢了。”
抗战爆发后，美国纽约华侨组织中国妇女救济会，林语堂支持妻子廖翠凤积极参与妇女救济会活动，为她出谋划策，还曾捐款4000多法郎抚养6个中国孤儿。
到1939年时，林语堂决心回国投入抗战。1940年3月，林语堂携全家一起乘海轮回国。5月到达重庆,在市郊的北涪蔡锷路买下一栋小楼房住下。
在重庆，林语堂亲眼看到国人同仇敌忾的气魄，很受感动。他给《纽约时报》发快报，揭露日机轰炸的残忍。林语堂说，这些轰炸显示“日本人竭尽全力要摧毁中国人的财产、让中国人胆寒”——他们达到了前一个目的，但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
日军的轰炸刚刚结束，浓烟未散，林语堂上街就看到有商铺已经在街上摆出瓷器在卖，由此对中国的抗日充满信心。他这样写道：“这儿摆的不是中国的瓷器，而是中国人的胆量。”“战争一定会赢，靠的就是这种中国胆。”
林语堂抵达重庆后，蒋介石和宋美龄马上接见了他。蒋宋建议林语堂到美国为为抗战发声，比留在重庆躲炸弹有用得多。
于是，林语堂决定再度赴美，他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蒋介石侍卫室官员”的身份拿到外交签证，于当年9月抵达美国，作为“民间人士”为中国抗战发声。
珍珠港事件前夕，美日之间曾有秘密高层会谈，美国有可能倒向日本。林语堂以“一个中国普通老百姓——他现在是远东最重要的个体”的身份，向《纽约时报》多次写信。
林语堂警告，日本此时的谈判只可能是策略性的，任何出卖行为都会遭到四万万中国人的唾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无法想象的牺牲。华盛顿的外交家最好清楚了解这一中国民间立场，除非日本完全撤出中国，一切方案都会无效。
这些信件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在《纽约时报》刊载，为争取美国舆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林语堂还批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在与美国交往时的态度过于软弱，指责他们是“被阉割了的殖民地人，都有白人情结”。
因为不满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林语堂多次给蒋介石上书，主旨就是要摆脱被殖民心理，进行“革命外交”。他又积极参与策划宋美龄访美，并且写信敦促宋美龄接受访美邀请。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一直在为中国抗日的正义斗争做宣传。
再来看激烈批评林语堂给中国抹黑的汤良礼，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
卢沟桥事变后，紧跟着是淞沪会战。汤良礼从上海撤离，前往香港。
1939年5月，逃离重庆的汪精卫自越南河内抵达上海。汤良礼则紧随其后，于7月返回上海，为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进行舆论宣传。
1939年11月，汪精卫集团在上海成立“中华通讯社”。汤良礼更名李子良，出任伪“中华通讯社”英文部主任。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后，汤良礼被任命为汪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汪伪政府宣传部国际宣传局局长。“中央电讯社”被指定为汪伪政府“宣传部”监督指导下的新闻宣传机构，汤良礼是该社理事会成员之一。
此时的汤良礼彻底沦为汪伪政权的鼓吹手，发表了大量文章为汪伪政权张目。
汤良礼的变节令无数青年惊愕和不满，这与他此前发表的著作中宣扬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了巨大反差。有人表示不敢相信，因为汤良礼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严厉批判者，而就在汪精卫叛逃前不久，汤良礼主编的《民众论坛》还曾发表措辞激烈的反日文章。
1952年3月，陈克文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飞赴印尼考察当地华侨状况。已经在印尼雅加达定居的汤良礼曾接待陈。
汤良礼向陈克文炫耀自己的“生意经”，同时向蒋介石示好，试图转投蒋介石政权。而在汤良礼的著作中，蒋介石曾是他激烈批判的对象。
陈克文把这段交往写进了日记中，并且说，在汤良礼的政治抉择中，投机牟利心理占有较大成分，而其之前的激进民族主义，与之后的出任伪职，背后其实都有利益考量的成分。
写书抨击国民性中的种种落后、保守和愚昧的林语堂，被指责为取悦西方“抹黑中国”，是在“卖国”。但是，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时，林语堂成为了坚定的爱国者。
而指控他写书卖国的汤良礼，在抗日战争进入艰难时期后投敌变节，加入汪伪政府担任高官，从一个高调的“爱国者”变成了大汉奸。
是不是很讽刺？
在今天的舆论场上，动辄给人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只要不是在唱赞歌，就有被骂的风险，“迎合西方抹黑中国”，或者是在“递刀子”。至于是不是真的曾经或者现在有某些不足的地方，则不在考虑之列。
即便真的有不足之处，他也可以用“比烂”，列出无数别人也如何不好来辩护。
一些大V，则为了流量和打赏，罔顾真相，迎合网友情绪，为“非黑即白”的舆论场推波助澜。
在我的文章中，多次提到“理性”，这也正是我对当下舆论场的担忧。
我们在“站队”之前，在参与“围攻”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对事物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冷静的理性的思考一番：
那些批评者，是不是因为“爱之切，责之深”呢？
那些高调“爱国者”中，有没有像汤良礼一样的“投机牟利者”呢？他们的“激进”，是不是出于利益考量呢？
如此，对于莫言是不是在“抹黑中国”，便应该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了。
一个民族，不能奴颜婢膝、妄自菲薄。同样，也不能妄自尊大、漠视自己的不足。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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