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不掉的产能过剩！
经济结构模型
你的价值不取决于自身，而取决于你在市场交易的分工协作中，所编制出来的价值网。换句话说，价值仅存在于交易之中；所有不能交易的，通通是成本。
社会经济是一种多维度的复杂生态，但总的来说，它由三种角色构成：金融科技– 生产贸易–原料资源：处于塔尖的角色，控制金融和高附加值的前沿科技；处于中间的角色，拥有成熟的产业化配套设施，同时具有生产和贸易的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居于底层的角色，主要负责供应生产资料。它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参与度比较低，交易链条也很短。
资金是驱动一切产业的基础，金融高居所有产业链的顶端，它的扩张与收缩往往能造成下游产业的繁荣和灾难。资源的采掘、提炼和原材料的生产都需要投资来驱动，贸易生产更依赖前期投资的拉动。处于三层经济模型塔尖的那个角色搭建并主导着金融市场，它是一套运行机制，也是一个为下游产业配置资金的池子，主导者决定着资金的流向——金融市场是所有产业的起点也是终点——它是经济体系中的心脏，扩展和收缩的起伏驱动着血液在整个流通管道中循环，并渗透进每一个毛细血管。
科技金融
假如你老家盛产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在1000公里以外的大城市卖的很贵。只要能贩运过去就能大把的挣钱，你正好也有开车和贩卖的能力，但没钱买车！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借钱给你，哪怕是高利贷，你都可以借来先买车，然后挣钱还它。如果没人借钱，你就买不了车，也挣不到这个钱，只能眼巴巴得看着机会流失，还不得不继续靠刨地维持生计。
一个行业如果能够持续拿到便宜的钱，就会加大投资，提升产业链的效率，扩大成本和规模优势，并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反之，则会发展缓慢，甚至举步维艰，越来越没有竞争力，陷入恶性循环。
所有高附加值的前沿科技都是靠资金和时间铸造而成，任何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都依赖长周期、高投入的配套产业的支撑。要想逐一突破各种技术性门槛，需要持续投入海量的资金——科技优势本质上就是成本优势。1890年美国的GDP超越英国之后，第三次电气化工业革命就率先发端于美国。
生产贸易
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贸易角色在投资的驱动下，负责生产和贸易。可类比于专业白领人士，其竞争优势是自身的专业技能，这种专业能力同样依赖不菲的前期投入——寒窗苦读二十年，这就是前期投入的成本。就如同基础太薄弱的社会无法消化转移的产业一样。底层的家庭将越来越难以培养出专业的白领人士，因为支付不起这种长周期的投入。如果要强行解决，办法无非两个：1.别人出钱；2. 自己负债。
鉴于政府无法产生盈利，免费教育其实是让一部分人为另一部分人买单，这种行为其实是享受免费教育的人借用公共权力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抢劫——如果不愿意长期被这样抢劫，他们就一定会转移资产想办法逃走。
外部资金的流入、产业和技术的流入，就如同有人为你的前期投入支付成本一样。它一定是阶段性的——因为流入的资金是从流出地的产业和人群之中撤出来的。你先抢了对方原来占有的资金，继而抢了他们的产业，最后抢了他们的工作。时间一长，他们也会要求闭关锁国、修长城，不跟你玩了！
白领阶层是以有产者的消费水平和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同时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要挣钱方式的无产者群体。这个群体的焦虑源于两头都不受控，它和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贸易角色如出一辙——上游受资金的扩张和收缩的制约，下游受成本的限制。天生处于红海市场，竭尽全力追求的是比竞争对手更专业或成本更低，拼的都是规模和成本优势。
原材料
经济体系中的资源和原材料供应方，在经济体系中的交易链条非常短，无法参与复杂的分工协作。因此，也很难编织出一张高密度的价值网。所以会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需要的时候会临时用一下，一旦用完就会被一脚踢开。企业主不会在意生产线上的工人，赶工的时候，或许会过来说几句激励的话，一旦交付完成，他们又成了控制成本的优先选项。
作为原材料供应方，就如同技能单一的人，被裹挟着往前，一切都由不得自己。作为供需传导的末端，往往传导到的时候，已经产能过剩、价格下跌，坠入行业周期的下降通道。在此期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静静的等待下一个上涨周期的到来。如果扛不住，就会很容易挂掉！
博弈
在所有的资源中和原材料中，能源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需品。虽然资金决定经济的繁荣和分工协作的密度，但能源能在更底层决定整个经济系统的生死。所以，作为能源的主要供应方，虽然供给单一，社会分工参与度不够。但是却能通过控制供给的量，以威胁整个经济体的生死来反向制约另外两个角色。所以，欧佩克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够以减产来参与全球博弈。但是这种博弈存在两个天然的缺陷：1.自己永远占据供给份额的大头 2. 没有替代的新能源可供选择。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只要有一半能源需求缺口能够自给自足，就能轻易在供给方的联盟之间制造竞争，并各个击破。
在国内城市中，北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深圳和上海拥有交易所和配套的金融服务。他们在经济体系中扮演塔尖的角色，主导金融和科技。长三角、珠三角、重庆、武汉、郑州、杭州等二线城市主导生产贸易。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等地的资源型城市为整个经济体系提供资源、能源和原材料。
一线城市会力求扩大金融和科技的优势，依托社会基础设施的升级，在全国渗透的更深，让所有的资金、人才、资源都流向自己，成为连接国内外的区域主导者。二线城市会依托生产贸易的规模优势，并借用新技术的力量努力搭建自己的金融市场，郑州就率先建立北方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市场。它们会产生分化，优胜者会成为各自城市群的主导者。资源型城市的数量会逐步减少，并向上游延伸，建立基于资源和能源的跨区域产业配套体系，形成分工协作复杂度更高的产业价值网。从而，提供质量，降低数量。
单一优势的困境
资源型国家的脆弱性
假如主导金融的角色开启放水周期，资金的获得成本很低，各个行业都会卯足了劲扩张产能，激活消费。这个时候对末端资源的需求就会水涨船高，甚至出现阶段性的供不应求。它反应在金融市场必然造成资源的价格疯涨。此时此刻资源型的国家会收割一波红利。其实这跟他们自己毫无关系，是上游主导金融的那个角色搞出来的。但没人会这样未雨绸缪的考虑问题，只会按当前的价格来规划。一个国家的所有开支都依赖于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价格。一旦这个价格被打压的坠落下去，整个国家的财政和它的社会经济体就会瞬间失血而死！
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
在所有的竞争中，人都会不自觉的把资源和成本投入到自己具有优势的地方，从而越陷越深——作为个体去追求专业度无可非厚，但作为一个体系，这等于把整片森林都砍掉，只留一颗大树。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了，所以任何风吹草动都足以让你提心吊胆。产业链条非常长的经济体，配套设施就非常多。彼此深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不容易转移。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形态极度单一，产业链短，容易被取代或转移。
东北一些城市，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的职工占整个城市人口的比例高达70%以上。这样的城市根本就不存在市场，它缺乏自我存活能力的脆弱性不仅仅表现在产业上，同时渗透进城市的经济肌体，以及每个人的心态和技能！一个行业，甚至是行业的几个龙头企业，圈养了整个城市。一旦这个产业走下坡路，整个城市的方方面面都会陷入恶心循环——如同被龙卷风和洪水席卷过的废墟一样——老鼠们在废墟中以彼此为食，恶毒的相互厮杀……
单一技能者的脆弱性
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不是闭关修炼憋出一个独步天下的神功，而是编制一张高密度的竞争协作网——分工协作的密度越高，信任链条越长，节点在结构中的权重越重，你的能量就越大！如果你手上只有锤子，你会看什么都像钉子。在一个异常复杂，充满不确定的竞争格局中，单点的优势越强，它所蕴藏的风险也就越大。
农业社会是一个萧规曹随的静态社会，一切都充满确定性，可以按部就班的重复。而现代化的工业社会时刻处于动荡之中。半个世纪之前，世界500强能坚持72年，现在能够坚持10年在榜，已是凤毛麟角——社会变化之迅猛，动荡之剧烈，由此可见一斑！
转移是为了转型
有一部很火的纪录片叫《中国市长》，讲述了一个资源型城市转型为旅游城市的故事，它的主角是一个富有远见同样富有争议的中国式市长。它揭开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经济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如何应对自己的脆弱性？
转型艰难
产业往往以集群的方式布局，市场竞争会迫使你不断把资源投进自己具有优势的领域。这既会形成结构性的竞争优势，也会造成结构性的内在制约。全世界钢产量第一名是中国，第二名是中国河北省，第三名是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这就是产业结构塑造出来的结果！
很多地方的主要财政收入依赖当地的龙头企业，而龙头企业又往往处于产能过剩的状况，甚至有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所依赖的企业就是资源型企业。这种状况下是很难去产能，因为整座城市的公共系统的运行，都依赖于它的维持。
中枢会源源不断的拨款供养当地的驻军，但不会无条件的拨款维系当地政府和事业单位的运转，通常情况下，这些开支需要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在当下的分税制情况下，7成稳定的税收都归中枢，剩下的3成良莠不齐的地方税种的收入负责供养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在升级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地方政府几乎把所有能够用到的金融手段都用了——土地抵押、政府融资平台、城投、PPP等不一而足，最终的结果是负债累累。
早两年地方政府把数万亿的短期债务都置换成了长期债务。前几个月又推高三四线和县城的房价，去了一波库存。接下来中枢一定会要求地方政府压缩编制分流人员，裁撤机构。建立更透明可控的现代财政治理体系。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收入问题，终究还是要依赖当地的经济增长。
洼地价值
一群人咒骂为什么要投资非洲600亿。打过星际争霸的人应该非常清楚，即便家里建造了很多兵和建筑，如果不能适时开新矿，最后一定会陷入被动和枯竭状态。目前还没有工业化的三大10亿人级别的潜力板块：东南亚、东非、中东。
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竞争格局塑造了过剩的产能，而这些过剩产能的企业又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息息相关。甚至当地整个社会都依赖它运转。所以，运动时的去产能只能凭空激发社会矛盾，增加维系成本，而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这些过剩的产能是无法在国内消耗掉的。那么，就必须转移——转移到那些需要它的地方去。而那些有潜力的地方目前并不具备吸纳和消化它的能力。需要注入第一推动力来驱动产业的转移和落地。
1979年我们打开国门的时候，去当时的西德考察汽车工业。西德总理在会见工业部部长的宴会上就主动提出给中国50亿马克，那时候的50亿马克可是天文数字。随后大众在上海投资建立了桑塔拉的生产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落后得连组装的产线都没有，所有零件都需要从德国运过来。德国人还是过来砸下了重金，又转让技术，又培训人。1985年可口可乐主动赠送给中国两条可口可乐的生产线。日本日曾经赠送过疫苗生产线并转让全部技术。他们这么做是因为蠢，还是为了国际主义精神？！
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社会面临着严峻的产能过剩危机。战前的美国女性是不参加工作的，所以，美国社会的就业市场是与当时的劳动力数量相匹配的。而战争让美国的女性也大量投入到工作岗位之中。为了胜利，所有的产能都被激发了出来。战争结束之后，不但无法让已经投入工作的女性重新回归家庭主妇，而且也完全无法消耗掉过剩的产能。1946年《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一下子给了蒋介石4亿美金。那笔钱可不是给他用来打内战的，那笔钱是让他搞建设，帮助美国转移和消耗过剩产能用的！
二战之后的美国人既到处撒钱，又热心的转移技术、产业和过剩的产能，甚至帮助那些被战争摧毁的社会重建，为未工业化的价值洼地提供帮助培育市场。当年美国人通过这一通让人眩晕的操作优雅的化解了自己产能过剩的危机，还把那些重建的地区对接进了自己的市场。正是因为先有这些，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达成的全球化和美元主导地位的共识才真正变成了现实。
经济结构的调整从来都是刮骨疗伤痛不可当，它会改变经济结构中三种角色的权重，但不改变经济结构中三种角色的整体格局。大家对产业升级存在误解，如同对消费升级的认知存在误解一样——所谓消费升级，升级的是同一价格区间的供应种类，并非消费区间的跃升——即便整个社会都升级了，价格区间依然会是漏斗形，处于某个区间的人还是会在那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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