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一定要大城吗？
文：孙斌栋/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 张亮靓/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
在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大和超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令人瞩目。但在取得集聚经济效益的同时，集聚不经济所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有些特大和超大城市采取了一定的人口调控措施，希望以此来减轻大城市病的压力。但不乏反对人口调控的意见，经济学家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国的首位城市通常人口规模也更大，日本东京空间极化的经验经常被当作佐证，根据东京都占日本人口的10%和东京圈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人口，认为上海人口还有较大增长空间；其他国际大都市例子还包括纽约、巴黎、伦敦、首尔的人口分别占所在国家总人口的2.7%、16%、13%和20%。
我们认为，特大和超大城市是否需要控制人口，要经过严谨的论证。在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之前，需要充分的研究和讨论。因而对于陆铭教授的观点，我们持欢迎的态度。但对于其中的论据，即拿东京等城市人口占比来作类比，我们持有不同观点。我们要说的是，大国大城不应当是简单的水涨船高。对于地域辽阔的大国来说，由于地理距离的作用，其城市规模分布相对小国来说应该更加均衡，因而，首位城市规模占全国人口比重低于小国是正常的，拿这一比重作为超大城市不应该控制人口的依据是不够的。下面我们从理论、实证和实践三个层面对这一观点展开阐述。
我们观点的理论依据是地理学的核心思想——地理学第一定律，即地理更准确地说是距离决定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城市化布局，也可以更直接地表述为，经济中心的辐射半径不是无限的，对于大国来说，广袤的地理距离使得国家尺度的多中心发展格局成为必然,因而城市规模分布相对更加均衡，首位城市的国家人口占比会降低。无独有偶，空间经济学代表人物藤田关于市场潜力的假说也认为，距离市场中心一定距离后，交通成本的增加导致再发展一个中心是有利可图的；而且新中心的企业还会因面临较少的竞争而受益。
日本的极化发展或者说单中心格局与其腹地狭小的国情有关，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经济和人口中心偏于一隅，不利于发挥中心辐射作用，适度均衡的多中心可能是更加合理的经济地理格局。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发现，我国一级中心城市的经济正向溢出半径最大不超过1200公里左右，远远低于我国的东西向纵深幅度，因而多重中心城市发展体系和均衡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是必需的，这个经验数据也恰好低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中心城市之间的两两直线距离。陆铭教授的研究发现到大港口城市的距离与城市经济增长存在三次曲线关系，也说明中国是多重中心体系。
任何理论假设都需要实证检验，单凭直觉而不加以实证检验就轻易地得出观点是不严肃的。为了检验我们上述观点，我们基于数据可得的2014年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数据做了跨国计量研究，探讨国家疆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对于国家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疆域面积越大和人口规模越大，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体系越趋于均衡分布。即使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地理、基础设施和政治因素等一系列其他变量，结果依然稳健。不仅静态的截面数据如此，体现时间变化的面板数据模型同样支持这一结论，尽管后者数据质量有一定不足。
上述实证结果符合实践认知。美国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不仅拥有东海岸经济中心地带，还有西海岸的南、北加州经济中心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内陆五大湖经济地带，在全国呈现出十大城市群的形态。同样是大国，前苏联则提供了反面例子，由于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战略意义认识不足，经济地理失衡，带来了国家解体，即使今天的俄罗斯也同样受累于此，教训深刻。
疆域不够辽阔的世界经济强国，大多以单中心极化的经济地理格局为支撑，除了日本以外，英国和法国也都是单中心极化发展的例子。德国均衡体系是个例外，与其历史基础和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安排有关。其实，陆铭教授的数字也表明了这一点，美国作为大国，纽约的人口占比要远远低于日本、英国、法国和韩国首位城市的全国人口占比。
上面理论假设和实证研究主要还是基于经济效率的角度，如果考量政治、民族、国土统一和国家安全等因素，大国也更应该具有比小国相对均衡的经济地理格局。前苏联的教训非常深刻。
特大和超大城市是否要控制人口以及控制多少合适，涉及集聚经济、集聚不经济以及实施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目前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成本与收益的评价还没有见到，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在于有些成本与收益是难以度量的，比如健康和幸福感。所以我们目前不能对陆铭教授关于不应控制人口的观点进行正确与否的判断。但对于其大国大城的观点，我们提出不同的看法，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深入。
大国因具有更大人口总量，或许首位城市也更大，但也要注意，大国具有更大的地域空间，城市人口分布可能更加均衡，因而，不能简单用首位城市比作为支持大国大城的论据。只有秉持愈辩愈明的学术态度，才是对城市发展负责任的。
学术界对集聚经济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但对于应对集聚不经济还缺乏深入研究。以交通拥堵为例，可以从增加供给和加强交通需求管理角度出发来缓解集聚不经济，也可以从根本上控制人口过于集中，但几种策略的成本效益分析目前是没有的。现实中的政策选择往往是在几种可能路径之间的一种权衡，以取得经济成本、交易成本、社会成本乃至政治成本的最小化。目前人口调控可能是当前政府认为成本相对较低的。当然，随着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增加交通供给和加强交通需求管理也可以变得成本更低。
我们一贯的观点是，控制特大和超大城市人口总量要谨慎，更合理的方法是依托中心城区构建多中心的都市区空间体系，也有人称之为都市圈。这个在《中国城市区域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与发展战略》一书中有系统论述。我们发现，在都市区的地理空间尺度上，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比过于集中的单中心结构具有更高的经济绩效，是实现经济发展（包括吸引人口尤其是人才）和降低集聚不经济的一种两全之策。
上海拥挤与人口总量大有关，但空间结构不合理更关键，在十分之一土地上集中了全市一半常住人口。如果理想的多中心结构能够形成，上海完全可以容纳更多人口和人才。北京在中央的亲自督导下加紧通州副中心城市建设，是在这个方向上的探索，对于上海的发展，我们则更加期待！
[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研究”(4147113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优化研究”(16JJD790012)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建上海全球城市目标导向下的长三角协同发展研究”(2014BCK003)的资助]。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澎湃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