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人口之殇：中国城镇化前景十问

人口是城镇化存在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城镇化发展最基本的特征。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人口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49年建国后，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城镇化才进入稳定的发展通道，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共同构成了今日中国国力兴盛的四梁八柱。人口学家王丰曾说：“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中国人口红利的消退正在成为中国新常态特征集中的一员，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则让我们似乎听到一种冲锋号角的紧迫。让人不禁深思：中国的人口，到底怎么了？

此文，源于笔者对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与思索，触动于近日国务院参事仇保兴理事长关于“中国城镇化率65%到顶，‘逆城市化’现苗头”的醒言。在我国人口规模依然处于可观水平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才是真正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这包括人口年龄结构、流动结构、地域结构、从业结构等等，在此，笔者尝试结合一组小小的数据去看看城镇化视角下几个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与挑战，以及由此所“居安思危”的中国城镇化前景十问，与大家共同碰撞、共同思考。

一、“头重脚轻”的系统风险

人口金字塔是按人口年龄和性别表示人口分布的特种塔状条形图，是形象地表示某一人口的年龄和性别构成的图形，是城市规划进行人口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可分为三种类型：年轻型、成年型和年老型。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

增长型：塔顶尖、塔底宽。

稳定型：塔顶、塔底宽度基本一致，在塔尖处才逐渐收缩。

缩减型：塔顶宽，塔底窄。

笔者基于1982、1990、2000、2010年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的人口年林结构进行分析，可以明晰的看出我们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从成长型向缩减型转变。1982年的老年人口占比为4.9%，2000年上升至7.1%，2010年进一步上升达到8.9%。相反，少年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82年的35.9%不断下降，至2010年只有18%。根据1965年联合国规定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划分标准，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化阶段，中国老龄化的趋势正在变得进一步明显和棘手。

图 1982-2010人口普查中的人口金字塔   1982、1990、2000、2010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数据来源：第三次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而改革开发30年成就的取得，我们国家的崛起是伴随着人口金字塔的重心上移中实现的，是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三代人的付出密切相关。如果以两个百年目标为节点，见下表，可以清楚的看出，2021和2049的他们将由财富生产的创造者，变为财富养老的需求者，这背后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是对国家财富供-需体系升级切换的重大挑战。说的通俗一些，就是让更少的劳动者养活更多的退休者，对我们国家的财富生产效率和效益提出非常高的要求，这就是为何产业转型如此之重要。

表1 两个百年目标与代际人口身份转变

下图是一份来源于网络的从1982至2050年中国人口金字塔的动态变化，这种老龄化、少子化两端趋势的日益明显，是关系到一个社会系稳定运转、与一个国家战略安全的。警醒我们，如果继续再大而化之的谈一个城市的人口，却不对老龄化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关注，我们今天很多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是会出很大问题的。

图2 1982-2050中国人口金字塔动态模拟

二、“未富先老”的地域危机

2010年9月底，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与此相对，我国目前人均寿命的增加却高于发达国家同期增长水平，但2016年中国人均GDP8866美元，排名世界第69位，可谓"未变富先变老"。 当我们把这一宏观特征进一步细化考察，会发现中国不同地域面临这一风险的程度存在结构性差异。2010年底，全国有26个省（区、市）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成为人口老年型地区。其中，辽宁省（10.31%）、江苏省（10.89%）、四川省（10.95%）、安徽省（10.18%）、上海市（10.12%）和重庆市（11.56%）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均超过10%，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而这其中既有深陷转型困境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也有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务工人口输出大省，老龄化的加剧，对这些地区持续地发展敲响警钟。

2010年全国各省老龄化率分级图（%）[由于统计口径限制，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从人口学理论看，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实现世代更替，而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18110，其中“城市”为0.88210，“镇”为1.15340，“乡村”为1.43755。中国目前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已降到1.6左右(估计值)，比法国和英国还要低许多，远没有达到人口代际更替平衡的2.1这个生育标准。个别地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生育率甚至低于1，导致人口年龄结构更加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当前，东北人口危机正是这种中国代际更替失衡缩影。《中国青年报》一则报道提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东北人口正在加速减少。黑吉辽三省的生育率已低于日本和韩国。超低的出生率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离去，使东北地区出现了更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工厂周边的饭馆不断关闭，医院产科护士也愈发清闲。东北地区的人口危机无疑为全中国拉响了警报。

2010年全国各省人口生育率[生育率是平均每个妇女生育子女的总数]分级图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三、“双洞效应”的群体分化

我们再将视野缩小至更小的行政单元（地市级），可以发现346个城市中有46个城市自然增长率低于0，占全国地级市的13%，这些城市主要位于东北三省、云南省、湖北省和江苏省。69%的城市自然增长率处于0到1%之间，少数地区的自然增长率较高，主要是广西省、广东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2010年全国地级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分级图（‰）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作为人口变动的两种主要形式，与人口的自然变动相比，机械变动更能反映城市的吸引力（主要是指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此我们分析人口的机械变动，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刻画了城市人口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全国62%的城市属于人口的流出地，这些城市大多集中在我国的中部、西南部和南部。人口流入地大多是北京、天津和东部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此外，人口流入地大多被人口流出地包围，可以推测这些人口流入地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地区在人力资源上的供给，这一现象也有可能加剧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均衡。

2010年全国地级市流动人口分级图（人）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综合人口的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描述城市人口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大多数城市位于第四象限，自然增长率为正但属于人口流出地，代表城市如钦州、贺州、重庆和周口。而以荆门市为代表的位于第三象限的城市，自然增长率为负且属于人口流出地，缺乏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未来发展堪忧。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虽然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但存在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持续的。

流动人口和自然增长率象限图 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改革开放近40年，户籍的松动可谓是最大的制度红利之一，其所带来的人口的自由流动 ，成为中国市场化改革成就的重要组成。这种人口流动的积极效应是人力资源要素在地域间的自发配置，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带也带来一系列今天我们所讲的与人口相关的“城市病”。

这背后是中国城镇体系面临的二元分化挑战——流出地面临着丧失劳动力优势的“空洞”风险，而流入地则面临着人口不断注入的“黑洞”压力。“双洞”效应，将中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凸显出来，在这其中，“人口的选择性争夺”正在成为新常态，正如陆铭老师在近期“北上广深在筛选它们想要的人?”一文中所提出的问题，这为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运行埋下风险，因为当一个地区如果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下降，老龄化严重，其经济增长往往会变慢。经济持续不振的后果就是，人口将持续外流，互为因果，循环累积，不断恶化。所以，如果站在京津冀实现真正一体化的立场看，北京的人口疏解应是“量质并举，共生共赢”的，而不单单是非首都核心功能那么简单。

四、“人本经济”的命运抉择

2014年夏季达沃斯开幕式李克强总理致辞：“试想中国有13亿人，其中有8-9亿劳动力，如果他们都动起来，投入创业和创新、创造，这将是多么巨大的力量”。这个致辞令人印象深刻。说明城市经济活力与人口资源息息相关，在此对两者关系做一些简单的组合分析。首先，将城市人口自然变动和经济发展进行组合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城市位于第四象限，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但是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代表城市如玉树、贺州、钦州。人均GDP处于第一阶梯的城市往往自然增长率不高，这些地区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当地的自然资源，如鄂尔多斯、阿拉善盟。位于第三象限的城市，如湖北省荆门市，人均GDP低于平均水平且人口自然增长为负，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此类城市值得高度关注。

人均GDP和自然增长率象限图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其次，将人口机械变动和城市经济发展进行组合分析，发现中国大多数城市位于第三象限，即人均GDP低于平均水平且属于人口流出地，代表性城市，如河南省周口市。与之相反，人均GDP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基本上属于人口流入地，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但存在大量人口流入，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断注入，为城市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可见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力资本的流入成正相关性。

人均GDP和流动人口象限图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今天，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城市前景如何，就去大街上看看年轻人的数量，就去看看一座城市小学生的数量，如果这两个数量是在增长的，那就说明这座城市是有活力与吸附能力的。同济大学吴志强教授预测中国将有一批城市在2025年前后进入衰落期。面对中国未来最有可能出现的区域性城市群的萎缩，他建议要作好充分的准备，用新的方法和技术来应对城市发展、扩张和增长管理，也应对城市衰退或人口迁出。他同时强调：“城市进入衰落期的事实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对衰老的无知。”

五、中国城镇化前景十问

“头重脚轻”的系统风险、“未富先老”的地域危机、“双洞效应”的群体分化、“人本经济”的命运抉择犹如已然敲响的警钟，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基于远见的学科，更加需要去认真聆听与洞察探析。有规划实务经验的人都知道，人口规模是城乡规划工作的重要组成，也是一系列工作展开的基础依据。在此，提出如下十问，与大家共思：

I.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顶”在哪里？

II.中国人口城镇化从异地城镇化主导向就地城镇化主导转变的拐点在何时出现？

III.中国人口从后发地区向发达地区、从乡到城的流向逆转会何时出现？稳态格局会呈现何种特征？

IV.老龄化的城市中国如何实现地域间财富的协同创造与共享？

V.未富先老的地域如何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尤其是困境中的东北三省该如何振兴？

VI.面对“双洞效应”的体系分化，如何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政策引导干预，实现大中小城市城镇协调发展？ 

VII.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到城市总体规划再到乡村规划，如何应对中国人口种种结构性变化？

VIII.面向萎缩型城市与面向城市群形态的城乡规划如何编制？

IX.传统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理论与方法应该做出哪些调整与创新？大数据在其中能发挥哪些作用？

X.基于人口规模预测的土地利用、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需求-供给线性预测逻辑，应作出哪些改变创新，才能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人口情景，做到集约、高效、公平、包容、绿色？

十问远未完，

居安思危，有备才能无患，

规划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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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城市中心

编辑：陈呈奕 付诗淇 杨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