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王铮研究员——《新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进化与治理》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地缘政治学已经转变为地缘政治经济学（Geopolinomics），即由传统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和新兴的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相结合发展而来的学科，是对国家（地区）之间形成的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的研究。这里的缘是“缘分”而不是边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地缘政治研究与地缘经济研究的结合对地区或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研究起着重要作用。
综观世界格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经济合作是政治合作的基础，而从“十字军东征”到冷战形成的以宗教和政治观念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结构，已经为经济所动摇。防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蔓延，确保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安全已成为全球各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地缘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深入发展。
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地缘政治学、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经济学三个阶段。
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地理因素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影响的理论。人类生存在地理环境中，必然要受到地缘空间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人与人之间、国家（地区）与国家（地区）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Kjellen（1916）继承与发展德国学者弗里德里西·拉采尔（Ratzel，1897）关于“政治地理学”的思想，首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并定义其是一门“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 。
科恩（2014）将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争夺帝国霸权时代、德国地缘政治学时代、美国地缘政治学时代、冷战和后冷战时代。
当“政治地理学”中的关于政治的地理因素不再能完整地表达其意义时，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便衍生出来，以更完整地描述地理因素对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影响（Agnew、Mitchell 和Toal，2008）。
随后，各种地缘政治理论发展起来，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尔弗莱德·T. 马汉（Alfred T. Mahan）的“海权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陆权论”与“心脏地带论”，吉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与德·塞维尔斯基（de Seversky）的“空权论”，这些都属于争夺帝国霸权阶段的地缘政治学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地缘政治学逐渐发展起来，以卡尔·豪斯浩弗（Karl Haushofer）为代表的政治地理学团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世界政治地位的重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一度为希特勒的纳粹团队出谋划策。美国地缘政治学的代表理论包括尼古拉·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边缘地带论”等多种地缘战略理论。
冷战的开始，再次引发了西方学者对地缘政治学的兴趣，他们支持的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学，后期由伊夫·拉科斯特（Yves Lacoste）在1976 年提出了以环境与社会为导向的地缘政治学。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和以美国为全球霸权中心的地缘政治的诞生，这个阶段的地缘政治理论主要是围绕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展开讨论的，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无政府主义地缘政治学、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西方对峙东方”的地缘政治学等。
然而，中国的地缘政治思想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程永林，2005），在《地形》《九地》等篇中都有地缘政治观点的体现（刘雪莲，2000）。春秋时代流行的“连横合纵”理论，与西方的观念不同，不论是“合纵”还是“连横”，都以合作为核心，到了司马迁论述地缘政治学的时候，完全是一种地缘经济思想，而地缘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地缘问题的核心是合作治理而不是竞争博弈。
在国际上，地缘政治学的兴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理论被用于指导国际关系，接着，地缘政治思想被法西斯德国政治理论家当作鼓吹扩张领土的工具并大量地歪曲使用。然而，到了当代，斯皮克曼、乔治凯南、尼克松、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同样非常重视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关系，并且提出了“世界新秩序”“ 失控世界”“ 文明冲突”等著名的理论与思想（丛晓男，2012）。现在的地缘政治思想已经不是单单停留在领土大小的层面了，而是涉及社会、外交、资源、文化、经济等层面。现代地缘政治学是综合地理环境和政治格局来进行分析的，根据各种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各国或各地区的战略形势和政治行为（陈少华，2009）。
地缘政治结构是多极的、多层的，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比如资本的流动、环境保护运动等都会使地缘政治保持一个持续重组的过程。中国早就不是一个单独的地缘战略辖区了，甚至任何一个大洲也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区域，不管地缘政治结构怎样重组，接下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各种类型的地区、国家及其他不同规模与功能的政治领土实体分享权力的时代，是我们理解全球结构、预测未来形势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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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后，经济关系渐渐在国际关系中取代政治关系，因此，地缘经济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陈才，2001）。Alaev（1983）第一次提出地缘经济学这个概念，从此，关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分析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地缘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学派：美国学派、意大利学派和俄罗斯学派（李敦瑞，2009）。美国学派的逻辑侧重于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冲突转向新的经济；意大利学派认为地缘经济学就是研究国际竞争问题的经济地缘政治学；俄罗斯学派则把地缘经济学与国际战略相结合，认为地缘经济因素是确定国家战略的基础，地缘经济学还包括地缘经济政策的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实证研究。
本书（文）中，地缘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类似于俄罗斯学派对地缘经济学的认识，把地缘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相结合，跨学科综合讨论国际问题。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进一步发展，与地缘政治是调整、影响国际关系的两种不同形式（韩银安，2005）。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地缘经济学主要是跨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不强调政治地理学内容（Lachininskii，2012）。Sparke（1998）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个方面分析了国界与地缘经济边界的设定，并分析了地缘经济对跨国边界设定的影响，强调了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基础作用。Smith（2002）主要研究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问题，重点对欧洲21 世纪初期重组的情况进行了讨论。Herrera 和Bel（2009）探究了美国、欧盟和中国在面对非洲资源的分配时的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策略。Altman（2009）研究发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地缘政治关系也造成了破坏，以此为契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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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经济学
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是调整和影响国际关系的两种不同形式，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综合研究都是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的（周骁男和陈才，2007），地缘政治经济学暗含了二者关系的平衡，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陆大道和杜德斌（2013）则认为，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缘政治关系，而地缘经济上的合作和对立关系也可能强化地缘政治上的关系。
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合作往往是政治合作的基础，如防范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蔓延，确保国家或区域经济安全已成为世界各经济体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在现实世界中，由于经济全球化，无论如何研究国家的国际政治行为，都不能完全反映它的国际经济利益。尤其是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国际经济纷争超越了国际意识形态的纷争，经济纷争成为政治纷争的基础，如在中亚地区，沙特阿拉伯与叙利亚、伊朗的经济矛盾激发了政治地理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为寻找经济利益共同体，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开始了新的结盟或准结盟。例如，“金砖五国”就是这样一种准结盟，美国力挺的“灵猫六国”（由经济学人智库(EIU)提出，指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等新兴潜力市场，取其国名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正好是CIVETS“灵猫”一词）也是一种准结盟。在如此的经济大环境中，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Demko 和Wood（1994）首次将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结合起来，并提出地缘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从而开辟了一个全球经济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对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王恩涌（1996）指出地缘政治学是一门研究世界空间格局的全球战略的学科，并强调了研究地缘政治学的重要性，鼓励学者加强研究。吴映梅（1995）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讨论了地缘政治学的演变，并分析探讨了我国云南作为一个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的重要边境贸易城市应该如何运用地缘政治思想来对外开放和发展。张耀光（1996）讨论了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战略，提出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经济格局之间会存在相互影响，鼓励我国与邻国加强经济合作。葛瑞明（2000）在讨论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后，又进一步探讨了我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首要任务及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政策应对。黎鹏（2006）分析了中国- 东盟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的实践策略。王铮、夏海斌等（2010）提出世界各国已经由投资和贸易关系形成新的“三个世界”，经济关系与国家间的地理空间关系决定了国家结盟和政治倾向。
进一步来讲，国际上出现了全球治理的问题。最早，地缘政治学家Cohen（1991）提出了地缘战略域-地缘政治区的概念，成为全球治理的基础。近年，王铮、夏海斌和吴静（2010）认为地理禀赋的利用决定了三次分工，导致当前世界发展为三类：金融业主导国家、制造业主导国家和资源供应业主导国家，形成了新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这新的“三个世界”，形成了一种以合作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因为国际社会的产业化分工，国际产业链得以形成，国家之间的合作成为主体关系。熊文和王铮（2012）基于这种新地缘政治经济框架，把关税和汇率作为地缘政治经济治理的重要工具，模拟防范经济危机的产生及其传导机制。他们模拟发现，在新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中，金融业主导国家掌握着主动权，而汇率是调控国家经济关系的有效手段，这种调控对中国应对经济危机和世界长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治理意义。
地缘政治经济及其引发的全球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前国际金融领域的实际情况，也是国际金融的地缘政治经济学基础，要研究它们如何演变，就需要开展一些理论探索。地缘政治经济的博弈随时都在发生，这也从一方面决定了国际分工合作的结构，需要全球合作治理。实际上如果把世界整体看作一个大的组织，那么其组织结构就是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而管理这个组织的方法就是全球治理。经济全球化后，国际分工合作的合理化治理已经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必备条件，《新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进化与治理》（王铮，胡敏，王宇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一书着重在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国际经济是如何博弈的，以及面对这种博弈需要的全球治理。
本文摘编自《新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进化与治理》（王铮，胡敏，王宇著. 责任编辑：石卉 程凤.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4）一书“第1章 绪论”，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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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赛杰奥
本期编辑：王波涛 胡森林 刘海猛 朱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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