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故事丨展览背后，农民工形象的转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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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对近年来我国出现的由国家赞助的国营农民工博物馆（MWMs）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以往研究对农民工理想化和浪漫化的话语表达以及勤劳工作者为我国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关注不足，MWMs正是基于这样的新话语建造而成。本文详细分析了深圳、广州等地区的农民工群体，认为农民工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表现为非政治化，舆论通过讴歌移徙工人进取、自力更生的形象，使无形的剥削劳动关系得以实现，并赞扬国家的慷慨关怀。虽然MWMS有助于扭转对农民工的消极定型观念，但它们可以被理论化为政府对人民和劳工治理的新自由主义试验。
毫无疑问，中国与西方新自由主义重组的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中国与理想型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农民工博物馆就是混杂的，矛盾的文化空间，并列了市场逻辑和市场经济的自我反省，即关注社会平等和国家主导的保护。
本文选取了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的农民博物馆进行分析，因为大众媒体认为它们是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展览最全面的。由于广深两市对移民劳工的依赖程度很高，我们认为这两个博物馆为在国家话语和交涉中移民劳动制度的形成方式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窗口。
To Cite:
Junxi Qian & Junwan'guo Guo (2018): Migrants on exhibition: The emergence of migrant worker museums in China as a neoliberal experiment on governanc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中国的农民工：
从“外部构成”到“内部构成”
这部分阐述了中国农民工在中国流动劳动力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对农民工进行话语建构的背景，以及对农民工管理框架和管理技术的逐步修改。深圳和广州的农民工博物馆于2008年和2010年分别开放，我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要消除城乡二元性，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该时间恰逢农民工问题在国家政策和公共话语中的重要变化阶段，尽管如此，目前政府还没有对户籍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但移民的困境也反映了我国国内的紧张和协商。例如，在现行财政体制下，相当一部分税收纳入中央政府的保险箱，而社会福利责任分散到地方，这就解释了城市政府缺乏对移民社会再生产负担的激励和能力。
公共媒体和国家通常将移民与不礼貌，甚至犯罪联系起来，国家宣扬的贬义话语，加上现任城市居民的猖獗歧视和偏见，他们认为农民工是不文明的、素质低下的、有威胁的（Solinger，1999）。然而，从二十世纪中叶左右开始，移民的话语建构变得更为复杂和混杂，新的话语已经出现，将农民工视为劳动力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城市社会中应有的和值得信赖的成员。在大众媒体上，农民工也被提升为更加积极的形象。
正如 Pun（1999）曾经提到的那样，农民工的身份可以用来操纵生产关系，创造温顺的劳动主体。在我国国内，经济政治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作为开展外出务工的需要、维护政治及社会稳定的任务之间的矛盾而产生的。在经营方式转变的同时，移民劳动力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农民工的阶层意识和团结精神正在形成，集体活动、个人斗争和劳资纠纷案例相互凸显（CK Chan＆Pun，2009; Pun＆Chan，2013; Pun＆Lu ，2010）。另一方面，中国的流动劳动力已经从第一代发展到第二代。其中，大部分第二代农民工移民在城市长大，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的经验很少，与第一代相比，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对权利话语更加了解，对城市的体面生活有更为强烈的渴望，并需要更多的劳动保护（Pun＆Chan，2013）。同时，二代移民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城市消费文化以及自我发展（Pun＆Lu，2010）。
想象中的农民工：
国家策展展览中的新兴话语
移民主体性的形成（Pun，2005）中，对经济改善和向上流动的渴望以及对异化、挫折和愤怒的深刻感受都在发挥作用。然而，农民工博物馆将这些复杂性和异质性构造成统一的、标准化的和净化的话语，如广州博物馆的整体气氛强调国家、城市社会和农民工在建立移民劳动政权方面的和谐伙伴关系，而深圳博物馆首先被定义为一个纪念的空间：农民工为城市做出贡献，他们是一群可敬和可爱的成员。
在这两个博物馆里，展物都是从农民工移民找到工作前所需的大量证件和许可证开始的。所展示的证书和许可证是通过乐观的，自我激励的语言来表达的，并没有被看作是制度障碍和城市农村二元性根深蒂固的证据，这标志着一个英明的自我转型之旅的开始，在这个旅程中，对于生活可能性的探索，是基于工作的意愿、吃苦耐劳精神以及渡过改革发展的浪潮。
温顺的劳动身体
我们要强调的是，农民工作为勤劳劳动者的理想化身，他们愿意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贡献，而且回报率相对较低。这些展览使用激昂的语言来积极甚至崇高地赞扬农民工。这两次展览都宣告劳动光荣，庆祝移民成为中国改革发展的骨干力量和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他们被描绘成无私的个体，把建设城市作为他们愿意奉献劳动和青春的崇高事业。
在这种基调下，农民工因高尚的品质，特别是愿意接受高要求的工作和远离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而受到赞扬。虽然这些现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国家在平等公民制度化过程中对农民工群体的压制，但在展览中他们被浪漫化，表现为移民的勤劳顽强。例如在深圳博物馆里，一位手工雕刻而成的巨大青铜雕塑，象征着农民工用勤劳的手捧着城市的繁荣。
展览倾向于隐藏结构性不平等，使劳动和日常生活的领域非政治化。如展物中的移民工作和生活环境看起来很差，甚至令人震惊，但事实上，困难是移民城市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被驳回。
与此同时，艰辛成为成功、修身、自我实现的途径。这些展览并没有把移民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视为城市居民环境的一种例外状态，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和边缘性在整个展览中都有所体现，但并未被问题化和批判性地审视。这些展览不是倡导平等赋予权利和保护，而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持续的、未完成的、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和资产。整个展览中，改革开放被刻画为解放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时代。
自主创业和创业主体性
农民工话语建构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聚焦于自我进取、自我负责、自我发展的移民主体。在这样的表述中，模范移民是那些有抱负有远见并且持续地培养人力资本的个体。最重要的是，它赋予了移民经济视角，并将移民身份看作是一种资产和潜力的集合，其自我价值主要取决于他们在经济等级中的位置。
博物馆展览更加重视农民工的创业精神。展览空间宽阔，专门为那些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基础工作起步的移民设置展厅，发扬了学习进取的精神。在深圳博物馆，近四分之一的展览用来宣传该主题，作为城市被广泛接受的话语之新开端和成功故事（Bach，2011）的应许之地。展示中，具有自主进取精神的移民模式被选为国家的代言人，如邢永兰，他曾在深圳一家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职务，后来当选为中共十八大代表。
本文不是说技能培训和移民创业对于提高移民福利是徒劳的。我们的观点是，这些展览基于非政治化的移民混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虽然农民工收入高于农业生存工资，但该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依然存在着突出的不平等，经济改善的言辞不能说明农民工劳动力的高度剥削性；其次，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通过自我完善和创业活动成功转型，而是被劳动和城市生活的经验所疏离，在前瞻性话语中变得不可见。
国家的慷慨大方和关怀
博物馆赞扬政府提供服务、福利保护和关怀的举措，尽管这些举措往往只能使一小部分农民工从中受益，而不会导致基于户籍管理的根本性改革。这种表达方式用来强调农民工、国家和城市社会之间的融洽关系，甚至是情感上的纽带，游客们则被视为政府的慷慨捐助者和移民的赞助人。最重要的是，这些展览从抵制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社会和情感方面，到对移民广泛开放的家庭和社区，都将城市与移民相关的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概念化，
虽然不排斥促进社会和谐与平等的意图，但展览中展现的观念并没有严格审查城市政治经济学的结构逻辑，反而忽视了国家在维持户籍制度的同时实际上是移民边缘化的根源。因此，国家的服务和关怀倡议可能在范围上受到限制，虽针对直接具体的问题，但没有解决其结构根源。例如，虽然展览中提到了劳资纠纷，但通过法定仲裁或官员干预等制度机制，他们认为这些纠纷总是有一个圆满的结局。与此相反，农民工的集体抵制和行动主义由于没有正式机构承认其要求，而被直接省略。
结论
Žižek（1989）曾指出，意识形态不是通过欺骗就植入个体的错误意识，而是一种建立在象征性仪式基础上的虚拟权威。在农民工博物馆中，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是通过抽象的宣传和教育得以实现，而是通过精心策划的话语、可视性和物质性的组合，直接指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的多重维度。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突出政府的承认、关心和积极的移民机构等主题来重申当前的劳工状况。 综上，MWMs的象征性和说服力很有限，因此需要注意国家话语与农民工之间的巨大鸿沟来说明灵活和不安全的工作制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Hansen，2012; Sun，2010）。
资料来源：华南文化地理人
本期编辑：毛雅倩 常贵蒋 徐晓凡 芦志霞
审核人：任宇飞 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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