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赏析 | 2018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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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经济学研究 ;文献计量 ;共词分析; 聚类分析;

摘要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余弦指数、关注度等指标，从CSSCI来源期刊和高影响力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中计量分析2018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现状、热点和新趋势，并可视化解读了关注度前十的热点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计量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经济学研究一方面呈现出热点领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一带一路”建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等仍是关注最高的研究热点；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运行特征转变和经济理论发展，新的高频关键词涌现，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乡村振兴等成为新兴热点领域。同时，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界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变迁、经济政策路径、经济理论创新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反思与展望，这些因素促使有关改革开放的发文量显著提高。

一、数据处理与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本文根据2010年第五版《中国图书分类法》查找经济学的分类代码，构建文献检索式，涵盖《中国图书分类法》F（经济）大类中除管理类学科的所有经济学研究领域。其中，本文统计数据来自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经济与管理科学的CSSCI来源期刊范围内，依据检索式，时间范围设置为2018—2018年，并略去会议通知、会议综述、刊首语、新书评介、人物专访、期刊目录等非学术论文类文献，检索到该时期经济学文献共计24771条，更新时间为2019年2月28日。然后，本文利用关键词共现分析获得2018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词矩阵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得到出现频次最高的21个关键词：“一带一路”（667次）、经济增长（481次）、乡村振兴（362次）、精准扶贫（361次）、供给侧改革（257次）、技术创新（244次）、城镇化（214次）、全要素生产率（212次）、制造业（212次）、对外直接投资（202次）、货币政策（197次）、新时代（197次）、改革开放（190次）、全球价值链（178次）、产业结构（174次）、创新（168次）、产业升级（161次）、高质量发展（154次）、人力资本（153次）、R&D（143次）、新型城镇化（143次）。

此外，为分析高水平期刊的研究热点，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获得经济学各子学科及相关学科的19种“顶级”和“权威”期刊，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获得经济学各子学科及相关学科的19本顶级和权威期刊为：《经济研究》（“经济学·经济综合”顶级期刊）、《经济学（季刊）》（“经济学·经济综合”权威期刊）、《经济学动态》（“经济学·经济综合”权威期刊）、《财政研究》（“经济学·财政科学”权威期刊）、《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工业经济”权威期刊）、《金融研究》（“经济学·金融”权威期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经济管理”权威期刊）、《财贸经济》（“经济学·贸易经济”权威期刊）、《中国农村经济》（“经济学·农业经济”权威期刊）、《世界经济》（“经济学·世界经济”权威期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环境科学”权威期刊）、《统计研究》（“统计学”权威期刊）、《社会学研究》（“社会学”权威期刊）、《管理世界》（“管理学”顶级期刊）、《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学”权威期刊）、《经济管理》（“管理学”权威期刊）、《中国软科学》（“管理学”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综合·综合性人文社科”顶级期刊）、《学术月刊》（“综合·综合性人文社科”权威期刊）。在CNKI数据库的经济与管理科学范围内检索这些期刊2018年刊发的论文，获得2230条有效数据。上述顶级和权威期刊中的高频关键词包括：经济增长（60次）、全球价值链（28次）、“一带一路”（27次）、全要素生产率（21次）、货币政策（21次）、收入差距（20次）、双重差分（19次）、企业创新（18次）、改革开放（18次）、外商直接投资（17次）、创新（15次）、对外直接投资（15次）、融资约束（15次）、制造业（14次）、产业升级（13次）、乡村振兴（12次）、供给侧改革（12次）、溢出效应（12次）、环境规制（12次）、高质量发展（12次）。这与总体文献数据的高频关键词高度吻合，说明二者的研究热点基本一致。

与2015—2017年相比，乡村振兴、新时代、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等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增长最显著，首次进入前20位，这体现出2018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和新趋势。与2016年和2017年一致，“一带一路”与经济增长仍是频次最高的两个关键词，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技术创新、城镇化、全要素生产率、对外直接投资等保持了较高的出现频次，这体现了我国经济学热点研究领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此外，本文利用CiteSpace的网络叠加方法（overlay），将高影响力期刊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结果叠加到整个网络上，弧线连接的是高影响力期刊的高频关键词，结果显示，高影响力期刊与整体文献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高度吻合，说明两者研究热点基本一致。

由于高频关键词个体无法识别具体研究领域和内容，因此本文进一步利用关键词共现矩阵进行聚类分析（具体技术路线详见罗润东、李超，2016），根据每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可以概括出聚类名称。进而，本文通过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总结出关注度前20的聚类（见表1），即是2018年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与2017年一致，“一带一路”建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仍然是关注度最高的两大研究领域。乡村振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方面的研究显著增多，跃升为关注度前十的研究热点。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界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变迁、经济政策路径、经济理论创新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反思与展望，促使该领域的发文量跃升至第11位。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土地流转、收入分配的关注度有所下降，乡村振兴、供给侧改革、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货币政策、区域经济等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

表1 关注度前20的聚类名称及成员

二、2018年中国经济学十大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聚类分析和量化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我们获得了2018年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由于每个关键词只能归入一个聚类，故未能充分展示出每个热点领域的具体研究方向，难以体现不同聚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更细致地探究2018年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针对关注度前十的聚类，在CNKI数据库中分别检索以其聚类成员为关键词的CSSCI来源期刊文献，整理分析所获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软件展示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一）

“一带一路”建设

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累计同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建设覆盖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拉丁美洲；2013—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高达64691.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800亿美元，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5000多亿美元。 “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我国当下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其关注度在最近两年有了大幅度提升，从2015年和2016年的第九位一跃成为2017年和2018年的首位。2015年经济学界“一带一路”这一关键词出现频率仅有272次，而2018年这一关键词出现达667次。该领域内其他高频关键词由“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等逐渐向“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比较优势”等转变。近几年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主要围绕“‘一带一路’的性质、经济意义、理论创新，对我国产业格局、对外投资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方面展开，2018年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一带一路”的内涵，“一带一路”为我国开放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一带一路”提出的国际意义四个方面展开。 

1.对“一带一路”相关内涵阐释。根据相关文献，“一带一路”是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倡议，目标是通过加强网络、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促进资源高效配置与市场深度融合，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提是参与各方认知相同，形成合力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原则吻合、内容相通、路径类似。 “一带一路”倡议也是打造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的“金字招牌”，促使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由“共同发展”逐步向“合作共赢”转变，对外援助体系由“碎片化”逐步向独立化、战略化方向转变，对外援助实践由领域失衡逐步向普惠平衡方向转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2.“一带一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在产业发展方面，“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着国内产业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的挑战。因此，应当积极鼓励企业扩充资本，调整产能结构、实现产业转型，促进各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优势合作。此外，相关研究也发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环境存在安全隐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落后，政治环境相对不稳定，法律体系不完善，所需的投资大多以铁路、公路、海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存在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投资回报率较低的问题。在发展机遇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贸易流量，但不同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的效应存在异质性。

3.关于“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稳步推进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这一过程会如何影响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备受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开辟了我国对外投资新渠道，为人民币发挥锚效应提供了新平台，虽然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的锚效应总体上远逊于美元和欧元，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和沿线国家经贸联系加强，人民币锚效应将逐渐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可以通过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和工具，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中国金融业、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机构的运作，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推进策略，可在富资源国、东南亚及中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力推原油与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币直接计价和结算，进行更多的净收益超过国内水平的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融资，协助建立和发展更多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加工贸易产业园区，在中国境内加快培育和发展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良好的国债和准国债市场，并适时有序地对外开放。

4.关于“一带一路”提出的国际意义。“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具体实践。相关研究也指出，“一带一路”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发展，包括促进世界经济回升向好，推进全球化转型升级、构建新型全球化，改进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提供新的公共产品，创建国际合作新模式、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一带一路”倡议还推进了全球化发展，促进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深化了国际分工，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各国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通过对欧盟的西巴尔干战略和中国在西巴尔干建设的具体项目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在西巴尔干的投资对于泛欧网络的建设以及西巴尔干入盟而言都具有积极的助推作用，中国的资金和技术不仅改善了当地民生，还协助西巴尔干交通和能源网络更快更好地融入泛欧网络。

（二）

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2018年我国经济再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0309亿元，比上年增长6.6%，增速连续16个季度运行在6.4%～7.0%区间，经济运行稳定性和韧性明显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新常态作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度在2015—2018年间连续四年稳居前两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新常态”一直是该领域的高频词汇，其中“经济增长”在经济学界出现的总频次逐渐有所下降但排名依旧高居前两位。2018年有关“新常态”领域的主要关键词展示，与前三年不同的是，“高质量发展”成为2018年该领域的新兴热点词汇，研究方向的变化也体现为更加重视实体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两方面。2018年围绕新常态展开研究的热点问题包括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必要举措，政府和市场在新常态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问题及其化解等。 

1.新常态下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要求。相关研究显示，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从速度型粗放式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化增长方式转变，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高水平状态，新时代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应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着手。从目前三大产业的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上看，虽然我国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结构的转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结构升级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通过不断的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另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高度化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且落后于高收入水平国家，供给侧因素比需求侧因素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用经济新常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度化的战略选择。

2.新常态下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必要举措。相关研究指出，经济新常态时期社会融资规模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均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突变，前者对实体经济的正效应更强，因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注重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并采取适度宽松的定向调控政策，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要把防止金融风险、精准扶贫、生态环境保护三大攻坚战作为底线，让“以破立降”为基本内容的结构性政策走到前台发挥更大作用，重点纠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重大结构失衡。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中，金融稳定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信贷规模、信贷期限结构和信贷效率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在保持信贷合理增长的同时，要注重信贷期限结构，提高信贷效率，利用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

3.政府和市场在新常态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关研究指出，“把握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要求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由短期视角变为长期视角，由此必须激发市场活力，由政府主导型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构建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而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可以从经济运行机制、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制度三个层面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加把握好新时代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地方政府要更加关注“投资效益”，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重视本辖区的公共服务提供质量，着力培育良好的地区发展环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政府的政策工具是要素投入时，经济增长目标侵蚀经济发展质量，但当政策工具是技术进步时，二者可以同时提高，因此只有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将政策工具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4.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问题。新常态背景下，经济的空间结构问题仍然是阻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相关研究发现，通过经济增长量的对比发展，我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领先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同时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与其规模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一致现象。另外，中国上市公司效率的空间效应总体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和国有上市公司效率提升存在市场化、产业结构和利润率悖论，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存在市场化空间耦合问题，国有、东部地区及全国上市公司效率空间效应与产业结构具有“倒U”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三）

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2018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形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国新提出的一项助力经济建设的新任务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发文量显著提升，成为2018年经济学领域新出现的热点问题，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该领域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乡村振兴”“指标体系”“三农”“农村金融”等，其中“乡村振兴”这一关键词的出现频率高达362次，在所有关键词中排名第3位。相关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现实逻辑和实践创新，农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与优化措施，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等。 

1.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现实逻辑和实践创新。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相关研究指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福祉建设和政治建设，既是全面振兴乡村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主要抓手之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主要基于要素非农化、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环境超载化等深层矛盾，以及不均衡、短期化、虚假性等现实性严峻挑战，乡村振兴是全新战略理念下的创新型发展，必须重点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补齐现实短板，破解重大难题。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创新主要包括：对新时代城乡关系进行科学定位，首次将“三农”工作放到优先位置，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对农村自然环境提出新要求，首次提出“三治”乡村治理思想，以及强调农民的践行主体地位。

2.农村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现状与优化措施。金融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储蓄存款、资本存量能显著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但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比对经济贡献不大，农村资本存量发挥正效应要经历较长时滞，农村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力度受制于国家宏观政策。当前互联网进军农村金融市场，但其发展水平越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越差，而市场竞争水平的上升将弱化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对机构财务绩效的影响。相关研究也发现，通过银保互联贷款模式可以缓解农户面临的需求方配给和来自供给方的数量配给，将农户的名义信贷需求转变为有效信贷需求，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其完全数量配给和不完全数量配给都得到了缓解。

3.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相关研究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顶层设计，积极稳健地推进可持续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有机和多样化、特色化振兴，推进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有效辨识乡村振兴的引领者、参与者和侵蚀者。此外，相关研究认为我国要积极借鉴国外乡村发展经验。比如，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对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为：注重建立城乡平等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法律法规和规划体系框定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自下而上激发各方参与农业农村发展的积极性，提高政策实施效率。借鉴日本的经验，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立足国情，统筹乡村振兴与现代农业发展，通过顶层设计，逐步完善法律体系，以此调整相关的体制机制。

（四）

精准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精准扶贫工作展开了重要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近两年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精准扶贫问题自2017年也受到了新的关注，在学术界热点问题中跻身前五名。2018年“精准扶贫”问题的热度与2017年基本持平，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扶贫工作的开展历程、现状、主要特征、政策研究”等方面。相较于2017年、2018年的突出特点是学术界加深了对多维贫困问题的探讨。总体而言，2018年的主要研究进展包括：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历程、政策变迁，多维贫困的内容、空间分布特点、缓解方案，扶贫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就、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扶贫的主要方向等。 

1.扶贫工作的开展历程和政策变迁。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关研究指出，我国的扶贫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目前为止，我国的扶贫工作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发展推动式扶贫、开发式扶贫、综合式扶贫、精准扶贫五个阶段。在政策上，我国经历了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政策演变，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精准扶贫方略实施后的脱贫成效。相关研究认为，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人口特征，需要采用超常规手段和创新机制，短期内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长期则需要重点解决发展动力和能力不足问题，并实施兜底政策。总体来看，中国的扶贫工作呈现出扶贫对象越来越精准、扶贫标准越来越高、扶贫对象条件越来越差、扶贫成本越来越高的特点。新时代精准扶贫方略体现的是方法论，不仅要求将“精准”体现到贫困人口识别、措施管理、考核等扶贫工作的各个环节中，而且对精准扶贫的制度安排也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

2.多维贫困的内容、空间分布特点、缓解方案。较多研究对多维贫困问题进行广泛调研与科学评估发现，多维贫困农户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健康和医疗。老年人、教育程度低、居住在西部地区和贫困县的居民贫困程度更高，说明多维贫困集中分布于弱势群体和经济发展程度低的区域，这些群体是政策的着力点。关于农民工群体的贫困问题，教育维度贫困是造成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健康维度贫困只是导致东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家庭多维贫困的最主要因素，生活方面的卫生厕所、沐浴设施、炊用能源以及资产数量等维度的弱势情况最严重。不同政策对解决不同类型贫困的作用不同，比如，对于医疗贫困等公共服务上的贫困，其改善路径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经济水平的发展；而对收入贫困和教育贫困，农村金融发展不仅具有直接的减贫作用，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省份发挥间接减贫作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带来的减贫效果比直接效应更为显著。

3.扶贫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就、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扶贫的主要方向。精准切入、因村因户因问题施策是更有效率地开展扶贫工作的关键。相关研究认为，在农村实行的产业扶贫政策在帮助贫困户增收、脱贫方面效果良好，贫困户在该政策引导下将时间更多地分配给农业种植、畜禽养殖活动，同时减少了外出务工的时间，即促进了生计模式向农业转移。来自政府、企业以及居民间的转移性救助资金具有较好的“精准扶贫”效果，政府性救助效果相对最好，居民间救助次之。但是，制度构建的不完整、救助水平的低下、救助范围的狭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基层经办管理能力的薄弱都制约着其减贫功能的充分发挥；所以，优化制度设计、加强资源整合、提高救助水平、缩小地区差距、健全管理体制是未来进一步增强社会救助减贫作用的努力方向。

（五）

供给侧改革

2018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新成果，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比第二产业高23.6个百分点；消费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全年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分别比上年加快2.7个和4.7个百分点。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供给侧改革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必须坚持“改革”主线不动摇，继续“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有关供给侧改革问题的关注度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呈现小幅度“先升后降”的趋势，2017年排名第3位，达到最高；2016年和2018年分别排名第7位和第5位。其中，“结构性改革”“农业供给侧”三年来一直是供给侧改革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和重点研究内容，相关研究视角也主要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两方面切入。2018年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内涵、理论价值，供给侧主要的结构性问题、推进路径，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优化方案展开。 

1.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内涵和理论价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促使学界深入探讨了供给侧改革的深层次内涵与理论价值。采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周期的制度分析方法解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深层含义发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张，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社会总供给会超过市场需求，只有从制度层面入手，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会得到长久的维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论述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且为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宏观调控则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不同时期面临的突出风险和问题，理性综合选择“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组合，给出具体措施，并在实践中检验、调整。所以，从本质上看，宏观调控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升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型则是宏观调控模型在限定条件下的特殊情形。

2.供给侧主要的结构性问题与改革路径。中国经济目前暴露出以“产能过剩”和“供给缺口”并存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去产能工作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去产能行业更多集中于上游行业、重工业、国有企业，而其他行业更多集中于下游行业、轻工业、非国有企业。这不但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影响，而且一旦外需扩张中断或出现逆转，则去产能的可持续性将面临问题。只有坚定地诱导产业自主创新，持续改进生产技术，才能实现“提高产品质量、有效填补‘供给缺口’，促进消费升级”的目标。此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是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和升级，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和政府改革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风险加剧了企业退出与进入的难度，并“放大”了相应成本，对此，政府的产业政策应随市场情况而定，与市场协同发挥作用。当市场风险较大时，政府通过短期调节市场风险更为有效。而在长期，调节退出与进入成本以及调整企业淘汰率相对更加有效。

3.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优化方案。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农业供给侧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对市场失灵解决力度不大，农业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市场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负责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解决食品安全、食物安全、资源安全等问题，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发挥农业比较优势，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具体到各产业，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优化方案包括：适度调减活动物、肉类、奶类、食糖和动植物油产业的产能；在具有出口潜力的产业部门，可以适当调增蔬菜和温带水果、粳稻和其他作物的产能；通过调整结构趋利避害来应对冲击，主动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等。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业机械化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了城镇化进程，有助于提高农产品质量，推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提升农业供给水平。但继续推进农业机械化需要解决好农地连片作业条件、与农艺结合、农机补贴等问题。

（六）

创新经济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2018年，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创新投入力度继续加大。例如，全国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1.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18%，比上年提高0.03个百分点；全年境内外专利申请比上年增长16.9%，授予专利权增长33.3%。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和不断深化的创新发展战略促使创新经济研究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2015—2018年关注度排名依次为第10位、第3位、第6位、第6位，总体关注度呈现出上升并趋于稳定的态势，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创新驱动、创新绩效、科技创新”等。2018年有关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和效应的探究成为该领域的主流，学界主要从知识产权保护、金融经济发展、宏观政策环境、企业内部管理等方面深入考察了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创新发展的优化路径。

1.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优化路径。相关文献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相关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以及出口企业的进口规模、进口产品种类、进口产品质量，进而促进创新，中国正处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阶段，应重视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对我国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专利诉讼经历能够有效激励涉诉企业进行研发投入、持有更多有效专利，并促使企业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投入更多资金进行专利管理运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加强知识产权“有法必依”的司法保护、整合司法与行政“双轨制”保护，有助于激励企业研发创新。

2.金融市场对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优化路径。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质量和效率的影响因企业特征、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周期波动而不同。银行关联企业比非银行关联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同时对民营企业、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而言，银行关联更加有助于提升其创新能力。在繁荣阶段，金融市场对高密度创新行业技术投入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在紧缩阶段，金融市场对高密度创新行业技术投入的紧缩效应更为剧烈。此外，企业参股金融业会抑制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对发明专利申请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更为显著，对面临融资约束、管理层业绩压力较大的企业更明显。因此，有必要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鼓励实体企业提高实业投资，实现“脱虚向实”。

3.宏观政策环境对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优化路径。相关文献通过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行政审批中心的建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具体表现为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内资企业、接近国际技术前沿行业、低融资约束行业以及非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从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大。政府的创新补助也会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和实质性创新产出的增加，其关键在于政府应提高对创新补助项目的技术审查能力及监管效率，在创新政策制定时要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导，重在发挥政府支持有限社会资源向企业科技创新配置的引导作用。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上市公司R&D投入和专利申请量的影响受政府补贴、金融约束、企业所有权性质、行业特征等因素影响，这些发现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产生的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相吻合。

4.公司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优化路径。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企业管理层结构体系、高管的资历及其管理能力、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关注企业内部管理因素对创新的影响效应。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侵犯其他股东权益的案例层出不穷，相关研究发现非控股股东投票率与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量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相关研究表明，企业管理层能力越强，企业创新水平和效率也越高。发明家高管能显著提高企业创新，其能够通过提供专业知识、提高管理层多元化、减轻管理层短视、向企业内部个体发明家传递激励信号等途径促进企业创新。基于高管薪酬粘性角度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但只有当业绩下降时对高管轻罚或适当奖励，薪酬粘性才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水平，因此，业绩下降时适当地奖励高管有助于提升创新投资转化为专利产出的效率。

（七）

城镇化

新常态条件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2018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提高1.02个百分点。城镇化的迅速发展、政策关注与城镇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促使其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的热点研究领域。2016年“城镇化”问题的关注度排名第2位，达到最高，相较2015年该领域CSSCI来源期刊文献1229篇，2016年发文量高达2005篇。2017年“城镇化”出现频次为287次，关注度排名第5位；2018年有小幅度下降，出现频次为214次，关注度排名第7位。该领域的高频关键词近几年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城市化、城市群等依旧是该领域研究的高频关键词。2018年学术界在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因素，农村土地利用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效应与改进措施，城镇化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效应与意义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

1.关于城镇化发展驱动因素的探讨。我国区域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与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密切相关。相关研究发现，银行机构、平台公司、债券市场三大融资渠道及二、三产业、进出口两个内生变量对城镇化提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地方财政权责失衡、土地融资难以为继、平台融资受阻、银行贷款受控的多重压力下，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债券进行融资路径的转换，实现外生型城镇化的内生化发展。此外，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市场动力大于外部动力，政府动力和内源动力相当。新型城镇化建设应以市场动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政府动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以外向动力提升区位优势，以内源动力优化城镇发展格局。关于效率与公平因素如何影响城镇化发展，相关研究表明，关注收入分配公平的省市其城镇化水平更高，究其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公平一方面促进了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减少了移民成本；另一方面带来了工业贷款的增加，从而通过工业化增加了移民的就业机会。

2.农村土地利用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与改进措施。当下的农地制度改革主张巩固个体地权，希望农民以地权换取理想的财产性收入，与土地耕种者的诉求有所背离，这种不一致性最终凝结成高质量城市化的反作用力。因此“耕者有其田”的农地制度是保障农村人口有序且高质量向城市转移，进而保障快速变迁社会总体稳定的关键。另外，土地供给干预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居住用地地价与工业用地地价比值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由此表明，推进土地供给市场化改革，优化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供给结构，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乡村城市化的重要途径。针对目前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之间的非协调状况，应注重将抑制城市空间无序扩张、粗放利用与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结合，切实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

3.关于城镇化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效应与意义。城镇化的推进能够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包容性增长等方面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契机。相关研究发现，城镇化对乡村发展水平的整体效应为正，其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非农化方面，城镇化主要通过经济促进效应、组织治理效应、公共服务滞后效应和宜居条件改善效应对乡村综合发展产生影响。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呈现出U型关系：在城镇化发展前期，城镇化有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在城镇化发展后期，城镇化不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收入效应要大于转移效应。而由城镇化引起的城乡非收入差距扩大对包容性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直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和非收入差距的缩小对包容性增长具有促进效应。

（八）

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是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这一重要战略做出了明确指示，强调：“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015年产业转型升级领域的发文量高达1918篇，关注度排名第2位，2016年和2017年关注度小幅度下降，到2018年下降至第8位。虽然近年来有关“产业转型升级”这一话题的热度有所下降，但该领域依然是我国经济学界关注度排名前10位的领域之一。其中，2018年相较于前三年研究方向的新突破在于，“互联网+”成为该领域的新兴热点内容，该领域高频出现的关键词主要包括产业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互联网+、产业政策等。中国各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展评估，产业转型升级的比较优势与政府角色，产业转型升级与收入分配的互因效应与机制等是2018年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1.中国各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进展评估。产业转型升级的空间非均衡性已经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相关研究发现，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地区间差距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的要素生产率、劳动力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协调度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全要素配置效率、资本生产率协调度、劳动力生产率协调度都高于东部地区。国家高新区建设对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对东部发达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中西部欠发达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了显著抑制作用。

2.产业转型升级的国际比较优势与政府角色。与先发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相比，我国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国别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和印度能够合理研判要素增量结构和制度环境变迁，选择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提高技术进步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正向影响；但是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墨西哥未能预见要素市场有效供给的变化，没有适时调整技术进步的偏向和强度，非适宜性技术进步引致技术进步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我国政府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更多的财政收支权及经济自主权会大大激活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活力，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产业结构的工业化直接对本地绿色发展有负面影响，因此，规范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合理引导地方产业结构有效升级，对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地区之间绿色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产业转型升级与收入分配的互因效应与机制。相关研究表明，产业转型升级与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相辅相成，双向互动。一方面，产业升级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增强对高技能劳动即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依赖，将提高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工资、从业人数比重及劳动收入，进而提升他们的劳动报酬总和在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产业内技术进步偏向性会非对称地影响要素边际产出，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产业间技术进步方向变化会诱致要素跨部门流动和重新配置，推动产业结构变迁，进而形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与产业升级的程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为收入过度平等会促使具有足够高的市场需求的产品种类减少，而收入过于不平等会导致只有较少的富人会产生对高档商品的有效需求。

（九）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命题，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理论创新及其对我国经济学研究和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新兴热点问题。该领域的“新时代”“改革开放”两关键词出现频次分别为197次、190次，排名居第13、14位。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丰富。

1.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深入解读。相关研究深入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经济全球化科学论述的精神内涵，并对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相关研究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历史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时代提出的发展命题出发，到提出破解这一命题的新发展理念及相关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再到贯彻新发展理念和实现“五位一体”的基本方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从如何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创造怎样的宏观经济环境，到为此需要怎样的制度和秩序创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最后回答为什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最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在对习近平经济全球化科学论述的总结与研究方面，学界指出，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转型调整新阶段，经济全球化过程总会出现暂时性的停滞甚至倒退，但是其总趋势是不断深化的，中国需要用历史和全球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全球化，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应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习近平对外开放思想是符合历史要求的时代产物，为中国开放型经济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内外联动提供了中国方案；阐发了互利共赢、多边机制汇聚利益共同点和谋求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经济学新观点；揭示了实现中国梦的发展道路必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的历史必然性。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其构建过程围绕四个维度进行了思考：中国道路与世界历史辩证统一；唯物史观与问题导向有机结合；阐发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时代内涵；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实践的思想资源。相关研究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总结好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对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研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经济思想，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途径。而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局势下，马克思主义市场理论揭示了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条件、原因、规律与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反思“逆全球化”现象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揭开“逆全球化”谜团，为推进全球化发展和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市场发展中的影响力提供正确指引。

3.中国经济改革对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践行。中国经济改革呈现出明显的一个中周期和三个短周期，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恰是改革最佳窗口期；改革进入新周期，才能孕育经济运行新周期；激发人民的改革激情与活力，才能推动改革周期性运动；加强顶层设计，才能推动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使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和发展，现已成为我国“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技术创新则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推动绿色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对于金融体系改革，则要从关注“规模”转向关注“质量”，金融功能要由传统的“动员储蓄、便利交易、资源配置”拓展为“公司治理、信息揭示、风险管理”，金融治理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以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求。

（十）

国际贸易与投资

对外开放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40年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贸易伙伴已由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目前的200多个，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合作竞争，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2018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在巨大的逆全球化压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接近86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1%。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1个国家和地区的573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自2015年来一直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关注度排名基本稳定，2016年的热点中心词为“全球价值链”，2017年的新兴热点内容为“逆全球化”，2018年“贸易摩擦”成为新出现的高频词汇，高频关键词的变化体现了该领域研究内容的转向。2018年国际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相关研究进展主要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1.中美贸易摩擦的多边效应、演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当下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相关研究从实际GDP、居民福利、贸易条件和进出口贸易等视角发现，贸易摩擦将产生双输的结果，但中国受损程度相对更高，贸易摩擦会带来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中美两国间的直接贸易会减少，但间接贸易会明显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与中美存在价值链联系的所有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均遭受到不同程度损失。相关研究也指出，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并且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但是中美贸易摩擦是不符合双方经济利益的选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政策缺乏存在的经济基础，双方合作共赢才是长期内的最优抉择。

2.全球价值链参与对我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机理与效应。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逐渐提高。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改变了传统分工条件下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价值链投入-产出关联效应会放大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我国而言，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贸易重要性不仅不会渐减反而会渐增。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阶段性变化对贸易增速也具有深刻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深度调整的特殊时期，中国的外贸失速除了受到价值链分工深化趋势减缓的影响之外，还与自身的价值链升级有关。因此，面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的压力，中国外贸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稳定全球贸易增长的应有作用。

3.国际贸易对现阶段我国国内经济与产业发展的作用评估。相关研究深入探讨了引资和投资在创业创新、企业进出口、产业结构等方面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引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制度环境均对东道国国际创业具有促进作用，且正向调节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东道国国际创业的关系，这种调节效应在发达国家（地区）主要通过降低创业失败惧怕率和提高东道国吸收能力实现。另外，虽然外资进入的水平溢出渠道降低了本土企业出口附加值，但通过前、后向关联渠道提高了本土企业出口附加值，外资进入总体上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升级。而且，地区制度环境强化了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出口附加值的提升作用。外资进入总体上促进了本土企业的出口升级。在投资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且具有滞后效应，前期产业结构的改善会进一步促进当期产业结构的优化；对外直接投资在促进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对其邻接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三、小结

01

本文采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对2018年CSSCI来源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类排序，探究了该年度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进展。结果显示，总体文献数据与顶级、权威期刊中的研究热点基本一致，关注度较高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创新经济、城镇化、产业转型升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国际贸易与投资、改革开放、货币政策、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金融市场、农民工问题、互联网金融、财税问题、公司治理、经济体制改革等。

2018年我国经济学研究一方面呈现出热点领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一带一路”建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仍然是关注度最高的两大研究领域，供给侧改革、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货币政策、区域经济等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另一方面，随经济运行特征转变和经济理论发展，新的高频关键词涌现，乡村振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方面的研究显著增多，跃升为关注度前十的研究热点；而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土地流转、收入分配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同时，2018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理论界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变迁、经济政策路径、经济理论创新等进行了系统总结、反思与展望，促使该领域的发文量显著提高。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罗润东、滕宽、李超，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64209，电子邮箱：rundong_luo@ 163.com。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4期

转载：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图文编辑：罗冬梅

责任编辑：郝    娜

审核：任宇飞  王波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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