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 | 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大繁荣》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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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如何增长？经济繁荣又来自何处？繁荣的源泉在今天为什么受到威胁？在《大繁荣》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根据毕生的思考对此提出了革命性的观点。为什么经济繁荣能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国家爆发？它不但生产了规模空前的物质财富，还带来了人们的兴盛生活——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有意义的职业、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费尔普斯指出，现代价值观是现代繁荣的源泉。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非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大繁荣》一书的新颖之处在于关注草根阶层的创新及其背后的社会价值观，并强调由此增加的工作生活的回报。这种视角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兴盛的理念，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回归探索、挑战和表现精神，恢复发现和创新活力的道路。

《大繁荣》一书虽然讨论的是西方国家的议题，但对中国当前经济的发展颇具启发意义。他为我们剖析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哪里，从侧面回答了中国经济为什么增长乏力：脆弱的创新体制、焦躁的民众情绪、激进的投资策略让中国的经济增长渐渐失去了增长的动力。这本书找到了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 

一、繁荣的核心是美好生活

19世纪许多西方国家出现了较为普遍的繁荣，物质方面的指标是劳动生产率的攀升、工资的大幅度提高和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现代经济带来的人均产出的增幅令人激动。工资（而非生产率）是最重要的反映物质收益的指标，作者发现，英国从中世纪到启蒙运动的实际工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但是从1820年左右开始，英国手工业者的人均工资持续提高，与人均产出的起飞基本同步。实际工资水平的上涨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包容性增强，从而给人们带来了解放，使得他们能够从事自己相对心仪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改善了饮食、医疗水平，相对减少了贫困现象，降低了死亡率。年轻人口数量的增加，又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发明、开发和尝试新创意，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费尔普斯认为，现代经济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生活还有很重要的非物质主义因素。参与现代经济所能获得的特殊价值中，很大一部分是经常能面对挑战和有所感悟，会被激发出直觉和创意，而不仅仅是物质产品和服务。在费尔普斯看来，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

作为一个极具人文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费尔普斯并没有将现代经济的阐释停留在宏观层面。在《大繁荣》里，他把“繁荣”的定义和影响还延伸到了个人生活的领域。费尔普斯在对个人生活的繁荣方面的思考，深受到哈佛大学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影响。罗尔斯在这部巨作中详细论证了，鼓励和支持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望与正义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美好生活”所拥有具有的天然正义和费尔普斯对“最高的善”的理解不谋而合。

同时，费尔普斯还从历史上和同时代的其它著名人物那里，寻求到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在《繁荣》中提到，人们追求的是“福利”，而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

费尔普斯提到了一个创新的经典案例，福特创意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发明，也不是汽车的发明，而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平等主义的理想”。创新并不是指技术发明，熊彼特也指出，发明只有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这是一个经济概念。这里作者指出创新是对商业或世界的新创意，需要创新者通过深入商业生活后所得的观察和经验作出新产品的构想，需要有投资人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需要有终端客户进行尝试，并作出反馈。大量的创意会在应用过程中自然淘汰，一些伟大的创新则留下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甚而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二、价值观——现代经济的活力之源

现代经济在19世纪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仍为人惊叹。不禁要问：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都取决于哪些因素？经济现代化需要哪些条件？这些条件又是如何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

首先我们可能会想到，科技的力量应当是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物质进步来自经济活动之外的“科学家和航海家”的伟大发现。持科学主义立场的熊彼特对这一学说又加入了新的元素：需有企业家把新的科技知识可以支持的新工艺和新产品开发出来。费尔普斯在《大繁荣》一书中将这两种古典学说一一加以驳斥，最后得出结论：不论是激动人心的发现之旅还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及其带动下的重大发现，都不可能是欧洲国家和美国在19世纪出现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迅速而持续攀升的原因。费尔普斯认为，经济知识在19世纪的爆炸式增长乃是全新经济形态出现的结果，这种经济形态依赖内部蕴含的创造性和直觉性来不断尝试创新并有效运转，最终促进了这些国家迅猛而持续的增长。

那么这些创新因素为什么能在这些国家生根发芽并有效运转从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其内在动力何在？它们又是如何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

首先，费尔普斯认为，在早期和成熟的长期创新经济的崛起过程中，各种经济制度的创造和演变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被称为“框架条件”。经济自由对创新过程的启动具有核心意义，股份公司的出现、破产制度的制定以及金融机构的出现，都为现代创新性经济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其次，政治制度在现代经济的兴起过程中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代议制民主对自治的提倡一方面支持现代经济所需要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另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商业生活中的自立和自我实现精神，另外还能让各种声音都得到表达和关注，总之代议制民主能更好地为现代创新性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土壤。再次，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对产业和经济事务的态度和信仰或价值观，我们称之为经济文化才是创新、变革的主要来源。现代经济社会所提倡的自我发现、自我发展、宽容、开放、探索、实验、竞争、挑战等现代价值观促进人们走向世界，通过创新活动寻找生活的意义。由此建立起来的文化和经济制度催生了人们从事创新的愿望和能力，成为了保持现代经济活力的原动力。最后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是有足够数量的人口，创新的起飞必须等人口达到某个关键规模才能实现。

《大繁荣》一书认为，经济的繁荣需要对新事物的支持制度和社会价值观。使经济运作良好的制度不需要更多的政府支出和监管，也不需要更多“无为而治”的自由主义，而是能够积极调动高经济活力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费尔普斯最后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因其包容性而具备正义性，能够在现代社会良好运行，并针对目前美国制度的漏洞和价值观的缺失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如政府领导人应有产业界的从业经历，从而避免作出破坏性决策的可能等。

三、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缘何乏力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现代经济的第一种模板，但它是否是最完美的经济发展模式？情况并不容乐观。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一直面临着社团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控诉与挑战。另一方面，与19-20世纪大多数时期成就辉煌的现代经济相比，今天美国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差距。数据显示，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的工作满意度、失业率和相对生产率都出现恶化，只有工作满意度在最近得互联网繁荣期有过短暂的回升。由于美国经济逐渐增长乏力，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缺乏自主创新的国家便再也不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维持繁荣。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经济的衰退？在费尔普斯看来，以往各种投资活动（对新设备、新员工）及其支持的创新是维持高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创新萎缩是1972年之后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美国自主创新愿望和能力的退减从而导致了美国现代经济活力的削弱？首先，从制度方面来看，美国大企业、共同基金和银行存在结构性缺陷，大企业的层级组织结构并不利于员工创新意愿的激发；共同基金对各种类型的公司保持相对稳定的投资权重，这会使发现特殊机遇的公司几乎看不到其股价的相应涨落，以至于错失投资和创新良机；银行业违背了现代经济的基本概念，它们投入了巨额资产参与赌博，而没有形成现代经济良好运转所必需的远见和判断力。其次，在文化层面来看，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现代价值观有所堕落，金钱文化盛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于金钱回报较多的金融业而非产业部门，对金钱的过分痴迷无疑是美国社会好讼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把宝贵时间和精力用于互相间的诉讼，必然使创新经济失去某些活力。除此之外，最近几十年一种自我中心或自以为是的文化发展起来。

自以为是的文化也是诉讼泛滥的一个原因。除上述新价值观外，例如关注家庭的某些传统价值观也开始复兴，这从另外一个方向破坏了经济活力。最后，从美国政府和经济的广泛联系来看，政府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纠正经济不公的传统定位，政治家们利用政府权力分配利益，希望借此拉选票。政府行为的政治化即便不会使静态的低效和不公现象恶化，也会使现代经济丧失部分活力。总之，由于制度、价值观和经济政策方面的种种缺陷，美国的经济活力严重退化，并导致创新乏力。以往通过搭便车方式维持经济繁荣的意、法、德等国，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四、中国向何处走

欧美国家从繁荣走向衰退的事实足以让中国人深刻反思。中国自近代以来就模仿、引进、转移西方国家的技术甚至制度和观念，虽然在几十年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现实将严重制约未来中国社会活力的增长，进而抑制国家的繁荣。费尔普斯直言：通过技术引进、投资和贸易，中国今天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要实现高度的经济活力，就必须确立现代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摆脱社团主义的影响。目前，中国人还远不习惯从群体中脱颖而出，以及在必要时独抗潮流，例如很多大学毕业生希望获得公务员类的稳定工作，而不愿去产业界冒险。中国有漫长的企业家历史，富有创业进取的精神。在费尔普斯看来，寻找机会的企业家和创造机会的创新者并不是一回事。为此，政府部门一方面要用恰当的观念引导当代人的就业观和发展观，鼓励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另一方面要从教育入手重新引入现代思想的主要观念，培育富有现代挑战意识、冒险精神和创新意愿的时代新人。

《大繁荣》一书中还认为，私营部门比公共部门更易于创新。费尔普斯认为私营企业是中国最好的希望，国企“无法最大限度推动生产力提高”，应让“优势更大”的民企更容易得到融资，以便“极大地推动创新”。首先可改变政府政策和态度，重视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尊重民营企业或草根阶层的话语权，激励万众创业的意愿，培养大众创新的能力。其次，政府有必要改变金融政策鼓励创新型的企业和项目。中华民族要实现真正的繁荣，很大程度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民族根部开始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中国才有实现全面的繁荣的可能。

END

美    编 | 宋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