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 | 技术至上，娱乐至死，笑声之外还剩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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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统治下的今天，人们的生活被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软件填满，信息获取和娱乐消遣的边界日渐模糊，一切皆可娱乐化，人们是否已经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在著作《娱乐至死》中着眼于电视方才兴起、网络还未出现的时代，他看到电视对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的一种深刻影响，人们日渐处于一种娱乐至死的状态之中而不自知。阅读这部著作，我们将从中获得反思和启示。

作者简介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是继麦克卢汉之后世界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学者之一。尼尔·波兹曼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介生态学专业，他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和媒介文化具有深刻洞察，认为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人们实际上是生存在媒介所制造的巨大隐喻世界中而不自知，因此他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理论。尼尔·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其代表作有《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等，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书籍简介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电视所代表的娱乐文化的兴起之于严肃的公共对话产生的威胁表示担忧。公众话语和媒介通过超过其自身的意义创造了文化的内容和质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在印刷机统治下的“阐释时代”，美国的公共对话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但在电视统治下的“娱乐时代”，公众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印刷术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一美国文化中最重大的变化的探究和哀悼。

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而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人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中预言人类将会遭受外来压迫，失去自由；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工业技术带来的娱乐和文化，不再思考。《娱乐至死》想告诉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非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内容概述与思考

1

媒介即隐喻，隐喻即认识论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隐喻创造了文化的内容。人类的会话形式对于所要表达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容易表达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常常在无意中忽略了许多工具的符号学意义，比如时间机器——钟表。钟表把时间再现为独立而精准的顺序。人类原本通过感受自然来理解时间，在钟表发明之后，“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大自然的权威被取代了，人类生活中便没有了永恒”。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即这种工具的隐喻。我们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就好像现在的我们需要依靠钟表来理解时间，而“分分秒秒而没有永恒”就是钟表的隐喻。  

文字这种媒介也带来了巨大的隐喻效应，经书本身也在阻碍着人们更真实地感受自然和上帝的存在。囿于寻找一个又一个工具的循环之中，只会让我们越来越迟钝，感受自然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本能。作者认为，对真理的认识同表达方式相关，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

对于当代媒介环境的变换，作者的观点是：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对于真理、知识、教育的看法大多来自印刷文字。而电视文化相反，它威胁到了公众话语的严肃性，但是作者同时也对电视媒介带来的好处表示宽容。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我们应用的媒介不断改变，不断出现的新的媒介在挑战旧的媒介，它们会在共存中找到平衡。但新的媒介不全是好的，它们带来的结果往往会出人意料。

2

铅字文化主导下阅读者推动的世界

美国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国家，他们曾习惯于运用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和演讲。这种话语结构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因而不可避免地会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从而在美国创造了一种严肃而理性的公共对话。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印刷结构的语言决定了其必然具有某种有语义的、有逻辑的内容。

阅读理性是推动美国进步的基础动力，大众通常有能力进行严肃理性的话语活动。那时的听众具有超长的注意广度，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拥有由阅读训练而来的理性思维。阅读理性已经成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18世纪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第一，人们通过阅读而非图像了解公共信息；第二，阅读的目的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在于增进对世界和公共事务的理解，而没有娱乐的意味。大多数人能够通过阅读学习，从而加入到文化的对话中去，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完善自己。

3

信息传播技术革命冲击“阐释时代”

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带来了新的公众话语隐喻。电报使公众话语变得无聊而且无能，它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的获取速度和遥远程度以及是否新奇有趣。信息过剩降低了“信息—行动比”，这意味着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电报还使得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电报式的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智力被定义为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事情背后的本质。而照片只擅于“表现”特例，语言则把世界变为一个概念。照片只是代表表面的事实，无法提供任何意见，其提供的是事实的堆砌。

电报和照片互相提供伪语境，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变成了没有语境的事实，造成一个伪事件的错觉。而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逻辑，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其目的只是为了娱乐。

4

电视统治下的“娱乐时代”

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成为了新认识论的中心，它走进千家万户，影响着公众对所有话题的理解。电视在赢得神话地位的同时，却让人们忽略了电视的媒介生态学意义。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其问题在于电视不仅仅是在提供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理性的讨论不可能出现在电视中，因为电视是用来“看”的，它致力于为人们提供视觉快感。而在思考过程中，观众则没有什么可看的。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电视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在电视统治下，娱乐精神支配着政治、宗教、商业、法律和其他重要的社会事务的运行。美国人不再彼此交谈，他们彼此娱乐。大主教带上了棒球帽，心脏手术登上电视变身“医生秀”，学校尝试把课文写进歌词，把教室变成摇滚音乐会。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留下观点。

宗教带给人们的是他们应该具备的事物，而电视的逻辑则是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内容。倘若按照电视的逻辑把宗教改造成娱乐的事物，则必然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抽空了人们判断对错的依据，当电视广告成为塑造和表达政治观点的重要工具，就带来了政治话语娱乐化，其后果是人们将不能区分出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了。

5

教育和灾难的竞赛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专制带来精神毁灭；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娱乐泛滥带来精神毁灭。专制更容易激起反抗，而娱乐直接将大众俘虏。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看待技术。因为当技术成为一种媒介时，其所带来的隐喻将极大地影响到大众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

学校需要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技术媒介的隐喻，帮助他们学会合理地接触这些信息形式，学会在看电视前先学习如何看待电视。当所谓的教育节目至多传递一些知识，而对理解力的训练毫无裨益时，则不能称之为教育。我们正处于教育与精神毁灭的灾难的竞赛当中，大众应当更多地关注媒介教育和媒介认识论，从而应对娱乐对文化精神的入侵。

结语

本书是一本具有启发性的著作，强调了媒介认识论的重要性，而媒介认识论的内核应当是质疑精神。质疑精神还原了媒介的存在，成为关注媒介对认识论影响的开端。我们需要质疑精神，无意识的被动接受是最危险的生活状态。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媒介本身，而是一种缺失质疑精神的思维方式。

我们需要有对技术崇拜的质疑。当人们虔诚地相信技术正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的时候，就需要严肃地回看电视这样的技术成为沟通媒介之后对公众话语的毁灭性伤害。电视不是一无是处，它最大的好处是为人们提供娱乐，而最糟糕的用处在于它不断涉足包括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等在内的严肃的话语模式。

我们需要有对娱乐精神的质疑。科技的日新月异，为人们看世界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娱乐形式。在媒介快速更迭和发展的今天，如何不让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人们如何避免成为一个沉湎于笑声之中的“娱乐至死的物种”，同样是当前需要直面的命题。“娱乐至死”是尼尔·波兹曼对社会现象的概述，而非预言。今后的社会媒介如何发展，还要看人类如何应对娱乐化的危机。

END

美   编 | 王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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