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分享 | 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是跨越时光的一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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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历史上，《江村经济》被誉为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这本书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现实经济生活”，为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领域，也就此奠定了其作者费孝通在人类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想要了解现实的中国，《江村经济》始终是跨越时光的一扇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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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及书籍简介

1.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曾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从事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写下了数百万字著作。他的《江村经济》让世界重新定义中国的生产方式，他的《乡土中国》让世界认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1980年，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费孝通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向他颁发了代表人类学学科最高荣誉的赫胥黎奖章。

费孝通先生一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他怀着“志在富民”的信念，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多个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浦东、黄河上游、南方丝绸之路等多个区域的经济布局和发展。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的核心理论框架，他关于“文化自觉”、“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发展有着宝贵的现实意义。

2.书籍简介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1938年在英国伦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文章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费孝通将开弦弓村取名为江村，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之后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题在英国出版。

全书共计16章，分为前言、调查区域、家、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生活、职业分化、劳作日程、农业、土地的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资金、中国的土地问题。费孝通在书中以开弦弓村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换”等实际生活和生产过程，描述了中国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中国在当代条件下的宏观社会变迁过程以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了江村的经济体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所在社区的社会结构，同时极富预见性地提出了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观点。《江村经济》为国际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其他读者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不仅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更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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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的突破所在

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现实和时代变化紧密相连。从早期对于“野蛮社会”的猎奇式研究，到将异族文化作为与本民族文化具有同等价值的观照物来研究自身的不足，人类学者的研究对象变化始终不大。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则将研究目光转向了“本土”与“现实”，突破了社会人类学学科的研究传统，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

1.利用农村文明社区丰富民族研究

《江村经济》没有拘泥于民族界限下狭隘的人类学研究范畴 ，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手段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文化，通过小范围的实地调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宏观研究进行了必要补充。作者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开创了人类学研究农村文明社区的先河。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

书中包含着一个学者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它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正如世界知名的东方学专家丹尼森•罗斯所说，“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的全部生活。”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探索本民族人类学是尤为艰难的，因此这也是所有实地调查工作者最珍贵的成就。

2.利用现代生活丰富文化历史研究

研究历史既可以把已知的考古遗迹和文献记载作为起点推向后世，同样也可以把现状作为活的历史来追溯过去，两种方法互为补充且需要同时使用。《江村经济》虽然以中国百姓传统模式下的生活为背景，却没有止步于对静止的过去进行复述这一层面。作者在乡野调查研究中抛弃了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有意识地紧紧抓住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的当代变迁与发展进行分析。

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而来，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是由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江村经济》的研究促使学术界开始进一步探索中国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与世界发展新动力给人民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促进了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中对于文化变迁、现代文化传播、文化接触等现象的研究，丰富了文化历史研究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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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经济》的现实意义

1.树立科学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

《江村经济》的调查对象开弦弓村是当时中国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在中国工业变迁的过程中，以开弦弓村为代表，工厂的规模生产开始逐步代替家庭手工业系统，普遍范围内的工业化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本书以前，从未有人在全面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同时，对工业发展产生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费孝通先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调查了当地蚕丝业的最后阶段与农活的最初阶段，并将对于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再生产的过程这两个关键主题的讨论贯彻全书，提出“最终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收入”的观点。实际上，传统力量与新动力相互作用下的产物不会是西方的复制品或传统的复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最终仍取决于人民的选择。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应当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追求，费孝通先生在书中展示出的价值观也为其一生“志在富民”的崇高追求奠定了思想基础。

2.社会研究理论的中国式运用 

《江村经济》是功能主义理论与“微型社会学”理论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问题的首次运用，为费孝通先生以后提出的“类型比较方法论”“层次递进方法论”“发展模式”“区域经济”等重要概念提供了理论前提与现实研究案例。

作者将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融入社会调查之中，在中国实践了把人类学和社会学合家的主张。通过展示开弦弓村传统习俗的转变、农村家庭生活的艰难、家庭蚕丝业的发展与变迁，揭示了资本、文化、技术的互相博弈，折射出的是世界经济的萧条，丝绸工业的技术革新，利益集团的动机和手段，以及村民的欲望。即使当今我们讨论世界五百强企业在中国遇到的本土化难题，亦或是创业大潮中企业管理者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费孝通先生对于制度和文化的思考方式仍旧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

3.社会科学对文化研究的关键作用

在书中，费孝通先生试图以农村社会为基础，通过对农民生活状态、经济状态、家庭关系的详尽分析，解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基本观念，进而解释西方科技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锋与共荣。他在书中对于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性直言不讳：“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社会科学者正是通过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分析，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与社会运转的相关制度，进而实现文化研究的重要工作。正如他所说，“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

4.自我批评与民族担当

作为面向西方读者的著作，费孝通先生始终秉持着自尊、超脱、中立的观察态度，《江村经济》的文字中不仅丝毫没有对于本民族特殊的辩护或自大的态度，反倒流露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观点。作者在书中说，“自从（国民党）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费孝通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也正因这样的赤子情怀，他才会在西南联大演讲时，敢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断电、甚至开枪，发出“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的呐喊。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关于消逝了的历史的记录，而是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江村经济》不仅对社会科学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更证明了中国青年社会学家的正直和团结，显示了中国社会学者的民族担当与家国情怀。正如作者在书中所预言的那样，内部冲突和耗费巨大的斗争最后必将终止，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在废墟之上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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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本书中，费孝通先生以人类学家细致独特的视角开展了对农业、副业、贸易、亲属关系、习俗等的讨论。八十年后的今天，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解决耕地保护问题，保持城乡二元结构平衡，激发剩余劳动力等问题成为新的研究目标。对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经济和政治的研究视角之外，文化的视角同样必不可少。只有深入到人民之中，怀着对人民的深厚情感进行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才能在逐利的时代保持学者应有的品格。就像本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END

美   编 | 王硕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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