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文化产业如何“破局”

今日看点

6月9日晚，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办的2020“云”中相“会”系列网络学术论坛以“后疫情时代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创新”为专题，集结了大批专家学者与行业人士的参与，特整理相关发言内容，以飨读者。

论坛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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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李凤亮 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教授

花建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范周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向勇 北京大学教授

祁述裕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李向民 南京艺术学院/紫金文创研究院教授

傅才武 武汉大学教授

梅洪 鼎盛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总裁

胡梅林 华侨城文化集团总经理

花建

城市文旅高价值空间将成发展“抓手”

2020年开春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和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重要影响。结合到文旅产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简单总结为“四个力”的交织，即压力增大、阻力倍增，动力提振、活力释放。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受疫情影响，2020年一季度及全年，国内旅游人次将分别下降56%和15.5%，国内旅游收入分别下降69%和20.6%；预计全年同比减少旅游9.32亿人次，减收达1.18万亿元。

但与此同时，危中有机、危中含机。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企业影响评估报告》，在2020年的1月至4月，中国在线新业态的同比幅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线办公比同期增长了527%。在线教育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9%。在线游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4%。

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显示了澎湃的活力。

压力、阻力、动力、活力相互交织，构成了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发展的背景。危中有机、危中寻机，也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发展的主旋律。

在这个背景之中，我们一方面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提振消费，发挥消费对文旅产业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中国在全面跨入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应该通过引导高品质、有素养、健康的品质生活来显示文化引领消费的积极作用。

品质生活的特点是多姿多彩，精致品位、健康快乐，富于象征。品质生活可以融入到消费增长动力中，通过倡导和提振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来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而拉动品质生活的抓手之一便是空间再造，集聚新的生产模式。

推动城市文旅的高价值空间可以重点关注四类文化空间，即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功能活化为主的遗产活化空间、以品质生活的体验和共享为主的品质体验空间、以集聚文化新业态和新生产力为主的文化创新空间，以及以线上线下相结合从而进行展示展览的多维展示空间。

从长远来看，这四类文化空间是城市更新的发展方向。从近期来看，这四类空间又是可以尽快投入使用的具体抓手。

首先是遗产活化空间。遗产活化空间的关键是让历史和遗产相辅相成。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活化表达了人类对世界的想象和阐释。同时历史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无形资产，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民的智慧结晶。另外，历史文化遗产包含了国家认同，激励着人们的凝聚力和自豪感。最后，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象征的纽带，以形象和符号传承了精神文脉。

第二是文化创新空间。结合数字经济和新型科学技术的文化创新空间可以进一步激发新的动能和新的业态。

例如上海灵石中国电竞中心，这是短时间内迅速发展的新型电竞产业集聚区。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比较老旧的工业遗产区，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背景之下，通过政府的有效结合，该产业园区针对电竞产业的特点，迅速形成了新的产业集群。上海灵石中国电竞中心根据电竞产业本身的独特性，将电竞产业和文化装备制造业、文化传媒业、文化演艺、文化出版业相互结合，通过运营，将电竞的产业功能和旅游体验功能相联动，集聚了一大批电子竞技头部企业，也集聚了游戏研发、赛事运营、场馆运营、电竞直播、电竞娱乐、电竞延伸产品等产业链上下游集群。

第三是高品质的体验空间。近些年来，诸如深圳、上海、北京、加拿大蒙特利亚等创意城市都以城市记忆为主，运用了新型视听手段，将城市的文脉、创意、活力、多元文化等元素，嵌入到城市的品质空间里，结合城市的文化记忆，推动城市文脉的历史传承。

第四，是多维展示空间。最近一段时间，网络直播与网红经济犹如澎湃的春水，到处蔓延，从北到南，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地区，从一线城市到中小城市。而这种新业态仍有很大的延展空间。线上新经济的蓬勃和推动并没有使得线下的空间凋零，相反给线下空间更多的启发。网络新业态可以通过线上的导流来促进线下的繁荣，发展多样的衍生产品。

在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创新可以有很多抓手。但是结合眼前，不断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打造人民群众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不断发挥品质生活对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可能是现阶段我们既可以尽快着手，又可以在未来远大开展的重要抓手。

范周

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势在必行

结合今天给大家提供的“我国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这个题目，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在公共卫生事件催生了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的变革当中，近年来这种情况是愈演愈烈。禽流感SARS，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等等，使得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入了一个高发期。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的关键期，各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得我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的运转受到了影响，也对我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机制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今天回过头来看，此次疫情下我国文化应急管理及文化治理能力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弱，缺乏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文化产业政策“急救章”的现象非常突出，应该在警醒当中全面审视、深刻思考、积极作为。

对稍前3月份及随后各省市出台的相关政策进行整体梳理后，我们不难发现在文化产业单一领域所使用的子弹和工具基本上都用完了。那随后应如何面对相关困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要有长效机制。

我认为建立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是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应有之义。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文化应急管理体系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但是到目前，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建设当中，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不论从立法，还是从国家应急管理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现有的法规条款来看，都是空白。

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包括但不局限于应急文化装备和应急文化内容的储备、突发舆论事件的引导、突发性公共危机后社会心理的治疗以及鼓励文化企业、社会群体在应急时刻积极发挥作用等方面。

但其中针对文化这一方面的建设，硬的不硬，或者是硬的没有，软的不软，而且软的不到位。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搭建体系化的产业链，保障应急时期优质文化内容的供给，对深入推进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是坚持贯彻国家文化安全观的必然要求。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等重点领域安全。国家文化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不仅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文化制度安全、文化权益安全，还包括文化资源安全、文化事业安全和文化产业安全等。新冠肺炎疫情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提出了全新命题，如何在危机下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务之急。

对此，我谈第二个问题，构建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要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跟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步伐，文化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必须下真功、见实效，既要做好制度准备、设施准备，更要做好队伍建设、媒体建设。

在这方面我提出来三点：

第一，加强制度建设，将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纳入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顶层设计之中。

一方面，文化应急管理体系的健全要求弥补当前文化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不断深化文化领域治理主体及各项制度的改革，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能力”，将“文化优势”转变为“文化能力”；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其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方面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建立起文化应急管理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之间的联系机制，探索“局部—整体”框架高效联动运转的制度安排，避免行政资源的浪费，做到国家应急建设“一盘棋”。

第二，提升综合治理能力，形成自上而下的应急响应体系。

综合治理能力是应急手段落地的关键，要建立风险评估、风险防范、应急处理、事故调查、执行反思等一整套工作机制，厘清权责体系，完善文化应急体系配套工程，将文化应急落到实处。此外，建设文化应急管理体系还须坚持主体多元化原则，积极吸纳包括志愿者队伍、心理咨询队伍等在内的社会应急力量，建立政府应急力量、专业应急力量、社会应急力量一体化系统，通过多种途径培育群众的社会风险意识，建立事前、事中、事后针对社会人员、物资、资金等的统筹协调体系，让社会资源充分涌流。

第三，加强设施建设，完善应急事件信息传播机制。

应急事件信息传播机制是指在应急事件中，及时通过媒体和网络平台向公众和社会发布防控信息，建立开放式和公开化的沟通交流平台。完善的信息传播机制不仅能及时还原事情真相和处理进展，缓解公众紧张情绪，保障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和文化认知不受外部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除了依靠主流媒体力量，还要通过切实可行的方式邀请大众传媒参与其中，改善与民众的沟通方式，通过媒体架起互通式交流的桥梁。同时，也应重视信息传播的国际化渠道建设，创新传播方式和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世界了解更加全面、真实、立体化的中国。

向勇

“新文化工业”需要硬技术+软基建

新冠肺炎疫情不禁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在改变着我们的思考方式。再谈到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化想象，其实标志着作为理性的“卡里斯马神话”的一种崩塌。

从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便进入了一个彰显理性的时代。人的无限能力带来的胜利促成了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世界财富的积累创造，工业社会、工业技术与工业文明的突飞猛进，以及人类社会的滚滚向前。但这种理性的力量也带来了很多危机，比如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在现代和后现代时期中出现的种种灾难，是人类理性的计算疏漏？还是人类理性尚未关注到的结果？亦或是人类正在强化自己超理性的结果？

从历史脉络来看，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标志，这次人类的灾难是对人类理性、全球化发展的巨大冲击。

从空间维度来看，全球化和在地化、地球村和本地保守主义、国际贸易和民族国家贸易保护等等矛盾在此次疫情中都彻底的放大了，这一过程折射了自2016年以来的逆全球化趋势，人类用科技技术、工业文明建筑起来的安全社会，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安全”。

正如莫尔里希·贝克提到的，当今的社会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社会，是一个脆弱的、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高风险社会。过去一段时间内，科技乐观主义的人们可能在主观的去否认和默许这个高风险状态的存在。

齐格蒙·鲍曼提出现代性本身具有一些痼疾。科学理性的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以及社会化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是这些人类理性的超常发挥，导致了像纳粹这样的人类大悲剧。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超理性的社会，无论是工程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集大成，还有我们现在包括基于工程主义科学主义的人工智能这种算法大数据，它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超理性、超科层制，超科学化超社会化的管理基础上，他到底是给我们带来人类的一种新的一种时代的超越，还是隐含了种种的危机。

我们可以认识到的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工业产业链断裂、投资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就业压力等等负面影响，最重要的就是消费生活的停顿。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审美消费也呈现出脆弱性与转型的方向。疫情下，很多非功能性消费及非耐用性消费很容易压缩支出，但另一方面“禁足在家”的情况下，如何来协调枯燥无聊日子中的精神需求？很实际地能看到，比如说，电视开机率在增加，局部的收视率在增加。当然，具体性消费中以电影票房为例，则急剧的下降。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形态，包括“云综艺”等。根据之前我们做出的相关预测，在短期内，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增加值会断崖式的下降，直接损失加上间接损失，大概将有近1万9千亿的一个损伤。

从微观企业来看，小规模的文化企业深受疫情影响，并且其在新业态发展中占比较低，抗风险能力也非常低。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该如何应对？短时间内又较为灵活地实现经营转型也体现着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文化企业的微观影响。

此外，我们可以看待后疫情时期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新基建”。这蕴含着后疫情时代，我们对“新文化工业”的再审视。寄希望于“数字新基建”，要使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区块链、5G等等新技术转化为文化场景消费的“抓手”，这便要构造“巧基建”，即既要有硬技术为标准，又要架起技术标准、代码标准、协议标准等等的软基建。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上，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文化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快了新兴数字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例如虚拟文娱（VR文娱、云游戏）、融屏互动、互动影音等；

加速了传统文化产业的互联网化升级，例如云综艺、云演艺、云展览和文化大数据；

加强了文化产品内容的品质提升，例如高品质、高感知、新消费、新类型的文化产品；

加剧了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例如集聚化、规模化的企业并购和IP化的产业协同。

我想重点强调第三点，加快文化产品内容的品质提升，在高品质、高感知、新消费、新类型的层面，应该怎么通过技术进行连接？其实，在整个数字突围中，数字连接一直有一个矛盾是没办法解决的。

就像，奥利维耶·阿苏利在《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中提到的“远距离交流缺乏感情交际的厚度，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感觉不在同一地点发声，无法相互感知、交融，无法受共同出席的掌控。”

经历了全民在线运动的社会实验，裹挟着数字新基建的威力，是文化产业突围疫情封锁的唯一通道吗？这也值得我们去共同思考。

其外，这种新业态也就是所谓的“新文明”又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一种核心价值？其实，“新文明”中仍要谨记的是“老教诲”。苏珊·桑塔格说过：“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我们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超越的方式来看待疾病，无论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有多高，无论技术的成熟度有多先进，其实我们还是茫茫宇宙中最微弱的一个部落。

所以，我们在刚才提到的那些新产品、新技术、新内容当中，能够看到最根本的在病菌及灾害面前的人类共享。其实，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从后新冠到后文创”。当我们把瘟疫和人的现代性作为一个同时演进，在技术化和高密度的现代社会建立常态持久的科学防控体系时，如何去顶替那些除了生理、生物、自然文艺之外的精神文艺，这就需要我们超越波尔乔亚和波西米亚，在新技术与新人文之间，在新福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修炼“后文创”平衡术。

祁述裕

文化产业创新需聚焦“两危机 三松绑”

2020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探讨后疫情时期文化产业如何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在探求“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如何创新。我的发言主要是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后疫情时期更加需要推动文化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消费创新和企业组织及营销创新，最重要的是要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文化企业松绑，才能更好地激发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活力。

发言的具体内容可以用“两个危机”“三个松绑”来进行概括。新冠肺炎疫情给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带来的重创，大家也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我想我们应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我有一个判断：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就存在着两大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增长乏力。

早在疫情之前，中国文化产业乏力的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以文化产业增速为例，2018年文化产业增速达11.1%，国内GDP增速6.6%，文化产业增速比GDP增速约高出5个百分点；2019年文化产业增速为7%，国内GDP增速6.1%，2019年文化产业增速与GDP增速基本持平，只高出不到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化产业在学界研究中体现出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高增长产业的优势特点正在逐步消失。

第二个危机是动力不足。

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科技的动力不足。目前，颇受关注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等新兴科技还未真正地转化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同时，更突出的是体制机制创新动力不足。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体制机制的创新和转型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现在讲科技创新，其实，科技创新也需要体制机制创新来保驾护航。比如：2000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中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可以申请在境内境外上市或者同外商合资、合作。这一政策的落地为随后互联网行业的兴起提供着重大的制度方面的保障。

2000年前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文化市场也逐步开始与国际文化市场相接轨，大规模的修订文化相关的政策法规，也为后来的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体制机制的创新与支撑。

2020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值得关注，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两个重要文件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速度和力度。

我想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其实也是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基于这一点来谈关于“三个松绑”的问题。

第一个“松绑”是给企业松绑。

其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降低企业的税费。最近，我对中国文化企业的税收情况和美国企业税费的情况作了一个梳理。2018年美国通过税改将所有的企业所得税统一调整为21%，中国目前企业所得税是25%，也就是中国企业所得税比美国企业所得税要高出4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其他税，比如：城市维护建筑税，教育附加税。印花税等等。除了这些税收外，还有“费”。实际上，这些税费也是当时为扶持文化企业发展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举措。但从长远来讲，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要给企业减负，这是在后疫情时期，推动文化产业创新种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二点是要给文化市场减负。

那么给文化市场减负，关键是要放宽市场准入。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实际上深入进去会发现这些企业在发展当中还是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市场准入门槛过高。

第三个“松绑”就是要给文化产品、文化内容创作“松绑”。

它的核心点在于要完善科学监督。我想以手机游戏作为例子，从2014年开始，手机游戏快速的发展，逐渐成为了中国网络游戏的主体。其中，“王者荣耀”就非常经典，成为了全球最赚钱的一款游戏。当然，随着手机游戏的发展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16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明确游戏出版服务单位负责移动游戏内容审核、出版申报及游戏出版物号申领工作。没有领取资格的中小游戏企业只能通过代领的方式，委托出版机构和有证件的公司来领取版号，其一般周期至少需要半年，据相关人士统计，因此全国大概减少了2万多家游戏企业。

所以，在对文化产品内容创作进行监管时，怎样能够更多地考虑到线上产品，特别是移动游戏产品的即时性强、更新快、生命周期短、开发风险大等特点；更多地加强事中、事后监督，减少事先的审批，也是为文化产业“松绑”，完善科学监管的重要思考。

李向民

个体操作和联网互动将会成为“常态”

疫情过去后，文化产业或者文化业态出现怎样的新的增长方式？比如，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文化消费会不会报复性增长？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报复性增长？还是说从此就将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活习惯？这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任何一种文化背景之下，文化业态都是与文化生态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生态，其实是讲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来看待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变异问题。这也就是说，今天所有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它是在一定的客观的外在环境的基础之上逐步形成。

在当今时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各种亚文化迅速迭代的过程更加的明显。

也就是说，当今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形态都在我们身边存在。比如说，一方面，我们的父母们在跳广场舞；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下一辈年轻人在做网络游戏。同样在做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但彼此期间却相差数千年。其实，广场舞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化业态、形态，广场舞可以上溯到原始人的图腾崇拜和祭祀活动，今天的广场舞也让大妈们乐此不疲。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网络这种新的文化业态也逐步地在年轻人当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很直观的可以看出，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多种文化共存，多种亚文化都并存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中亚文化的形成其实有各种因素组成，包括受到地域、民族、职业、年龄、城乡收入、教育等等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群体和板块。在这些不同的文化群体和板块之间，一方面推动新的文化冲突和代际冲突；另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和谐共生。

所以，我们在谈文化业态时，不得不考虑到“文化生态”的问题。最明显的是“数字鸿沟与年龄分层”正在影响到当下不同人群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文化的业态。比如说，影视方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看电视与看电影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电影创作的规律和电视剧创作的规律不一样。这便是因为消费方式及趣味的不同，对其生产方式产生的新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文化业态其实取决于科学技术”。不同时代的文化业态其实是不一样的，从舞蹈到电影、音乐产业、网络游戏等等，文化业态与科技和技术工具发展相互关联。在当前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化业态的更新也越来越快。

此外，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也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农业文明时期，文化消费方式更多的是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的，比如说书；而到工业文明时期，便出现了唱片、电影等等新的消费方式。再到今天，网络游戏又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个过程其实发展的非常快。十几年前，网吧曾是年轻人娱乐的一个场所，但当下网吧已经迅速的势微，这是因为有了更便捷的移动通讯。

这足见，文化业态的创新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的进步，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越来越高级；另一方面文化业态越来越简便，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

此外，数字技术的进步也为文化业态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在移动通信迅速普及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出现一个问题，人类会不会将变得习惯性独处，从群居动物变成独居动物？

其实，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人际关系正在变化，中西方式的这种人际疏离，正在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人际关系变得开始随机和及时。纵向的代际影响力逐步削弱，同时横向网络影响力在逐步增强，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些新的关系。例如，意见领袖和明星网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集体无意识和网络暴力也开始成为常态。这也可以看出当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业态在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再者是疫情抑制了聚集性文化活动和体验性文化活动，比如说旅游、看电影、球赛、KTV等在疫情下未能充分开放或还在恢复当中。但于此同时，个体的文化消费得到鼓励，所以促进了一些反群体主义的文化生态。针对这一情况，我认为也是疫情后值得去关注和研究的一些问题。

作为群居动物，人类本来是有社交需求和互动需求的，但今天的数字技术正在推动脱离集体主义而倾向于个体主义的趋势。这种互动的动机不是来源于外部因素（如疫情），而是来自于内心，因为每个人正在更多的随着个体的觉醒寻求自我主张。

在这种条件下，我个人感觉在后疫情时代个体操作和联网互动将会成为文化生态的一个常态。一方面，人们将通过更加便捷和高效的网络实现协作；另一方面，每个人又是相对独立、相对自主、相对自由的，所以这种常态将形成了一种自由又协作，有分有合，以分为体、以合为用的文化业态，而符合这个方向的技术创新和业态创新都将更容易消费者的认可。

傅才武

文化和旅游行业发展需“双侧”并重

2019年底到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美国学者认为，疫情前与疫情后就像“公元前公元后”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类历史分期意义。这场疫情也对文化和旅游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重创文化和旅游行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机遇。这种整体环境就对国家文化和旅游政策提出了重大需求。但对于文化和旅游政策来说，到底是以文旅企业为政策的逻辑起点，还是以个体消费为逻辑起点，代表着不同的政策模式选择。为此，我提出了“哪一种政策模式更合理、更有效率”的问题。

借此向大家汇报三个内容：为什么会提出这一问题；文化和旅游行业现实要求实行一种什么政策逻辑；政策建议。

一是为什么会提出这一问题？

首先，我讲当前文化和旅游相关政策的逻辑出发点。文化旅游政策作为实现国家意志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目标的工具，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和目标规定性。尽管价值指向和目标相同，但不同逻辑起点的政策模式会要求不同的政策执行过程，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率，会导致不同的政策执行结果。

疫情后，各地政策都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扶持政策，在研究中我们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保企业；保消费。

保企业优先的政策模式。例如：2020年2月26日,南宁出台10条措施促进疫后文化旅游企业拮续健康发展，要求，加大文化恵民服务购买、文旅演艺扶持力度。面向市属文艺院团、市属文化企业购买演出，实现以购促演、以购代补，促进演岀市场复苏。加快企业各类奖励、补助资金的兑现。对相关景区、饭店、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及个人，积极对接财政部门加快完成奖补拨付。及时下拨国际航线培育资金，帮助航空公司和包机商应对现金流压力。

2020年3月30日，四川省委宣传部、省财政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广播电视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应对疫情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稳步发展的措施》（15条措施），重点在于帮助文旅企业纾困。我将其划为三部分：

一是指导帮助各类文旅企业依法依规用足用好企业 税收和社会保险费减免缓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社保缴费基数推迟调整、职工医保费率适当下调、房租减免和低成本贷款等国省各项扶持政策，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项目补助，重点倾斜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文化旅游、广播电视等领域。

二是对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级或省级旅游度假区内的旅游资源言运主体予以不超过100万元的贴息；对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旅行社，予以每家最高不超过20万元一次性纾困补贴。对因疫情影响的影院予以10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一次性纾困补贴。对疫情前已建成的深度贫困县影院、县（市、区）唯一影院以及乡镇电影院予 以每家一次性补贴3万元。

三是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全面有序开放旅游景区、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支持举办各类文化和旅游活动，支持各地推出文旅消费券、惠民卡等措施，释放消费潜力。引导各地争创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示范城市，研究制定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政策措施。

其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只是方向性、引导性政策，不见硬措施。

此外，海南省和湖北省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举措。

2020年3月22日，海南省政府出台《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振兴旅游业三十条行动措施（2020-2021年）》（以下简称《重振计划》），通过财税金融、项目落地、推广营销、产业融合等六个层面共30条行动措施，适用于在海南注册的旅行社、旅游景区、酒店民宿、旅游商品、邮轮游艇、高尔夫旅游、椰级乡村旅游点等七类旅游企业。

2020年5月1日，湖北省政府发布了《支持文化旅游产业恢复振兴若干措施》，其中包括五个主要方面，即増加对救灾企业的援助，加大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大项目建设的推进力度，加大市场拓展和质量改进力度，加大政策和服务的落实力度。政府提出了“安排1亿元整，缓解文化旅游企业困难”。

保消费优先的政策模式。2020年4月13日，湖南凤凰县政府联合通过携程，面向全国游客独家发放总价值200万元的酒店住宿消费券,总计1万间，用户可通过携程官网和APP免费预约。

据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4月14日讯，2020年4月，湖北全省228家景区、222家星级酒店、97家旅行社恢复经营，重大文化和旅游项目复工率93.89%。从4月20日至7月31日，武汉市将投放1.2亿元文化旅游消费券。

2020年5月1日，湖北省政府《支持文化旅游产业恢复振兴若干措施》，18条措施也包括第14条、第15条，支持武汉市、宜昌市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创建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创建一批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择优推荐申报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鼓励旅游景区向游客发送免费入园券。开展文旅惠民消费活动，采取发放文旅消费券(卡)等形式提振文旅消费。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扩大演艺、电影、体育消费。

 以上两种不同的政策逻辑就导致了政策模式的差异。

其一，企业中心主义的政策模式。

将企业作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和组织者,重视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尊重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但无法甄别不同类型企业性质差异所导致的政策需求差异，与政府格式化政策的平衡性难以兼顾；同时因为受到政策普惠性和公平性的约束，难以充分利用危机对于落后企业的淘汰机制推进行业结构升级转型的机会。

其二，个人中心主义的政策模式。

将个人消费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力量，顺应市场体制下“消费建构基本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律。但个体的文化旅游消费行为要受到多种动机的制约，通过政策激励将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变为现实的消费行为，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过程，政策设计和实施存在技术上的困难。

第二部分，谈谈“文化和旅游行业现实要求实行一种什么政策逻辑？”

第一，文化和旅游企业面临的现实困境。

2020年4月29-30日，雒树刚部长在“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暨第三届全国旅游管理博土后学术论坛”上的讲话中提到：年初以来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蔓延全球，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也对旅游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旅游业受疫情影响陷入困境的局面还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正确的预期和充分的准备，着力稳定局面、兜住底线、共渡难关。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相关数据，以假日数据监测和对比来看，春节假期七天 (不含延长的三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2.48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781亿元，分别同比减少40.3%和45.9%；2020年清明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4325.4万人次，同比减少61.4%；实现旅游收入82.6亿元，同比减少80.7%；劳动节假期五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475.6亿元，按可比口径较2019年劳动节分别恢复了53.5%和36.7%。

第二，“危”中之“机”在哪里？

疫情期间，云智慧旅游、云直播带货、 云看展等数字文化消费形式受到了极大的青睐。以旅游为例，相关问卷调研显示，49.3%的线上消费者有增加文旅消费的意愿，30.1%的线上消费者有过线上定制购买旅游产品的经历，36.9%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关注了“线上文旅信息推送”。

以此可见，危机中的转机在于，新一轮的和规模与深度前所未有的数字经济变革带来的时代机遇，体现为文化和旅游行业中数字化底层逻辑的建构以及由此引发的管理模式的改变。疫情会产生一种自动淘汰机制，对落后产能、落后管理方式将产生自动淘汰。并且，这种自动淘汰机制将结合在数字化的发展过程中，由数字化牵引的方式进行。

数字化也对文化和旅游的组织管理、控制系统和供给分配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原来控制、生产和供给这些纵向的管理系统，在文化和旅游行业的地位和重要性逐步弱化，而与社会相关、与消费者相关的横向的协同系统变成了最重要的一个管理架构。

此外，移动互联网、5G等新兴科技将人与万物互联。互联网大规模升级也将对整个产业提出新的要求，也会带动整个产业及业态升级。

第三，特殊时期对文化和旅游政策的需求。

文化和旅游企业、公共文化 机构和产品（服务）的“数字化平移”，其中重点在于不再是物理结构上的重新布局，而是从物理空间走向数字空间；

文化和旅游企业挺过“寒冬”，我预计将会有2年左右的严冬期，主要以企业的战略调整和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

个体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在需求有效激发和有序释放的消费环境维护，主要是激励个体消费政策与文化旅游企业（景区景点、公共文化机构和酒店、公共交通管控和安全平衡）政策的平衡。

第三部分，要提出哪些政策建议呢？

一是要明确针对系统性困难的“组合拳”思路。

一方面，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文化旅游进入经济和民生主战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联动）；另一方面，供给侧财政保障方式改革与消费侧消费者激励政策并行，双侧协同改革。（企业为“供给侧”；消费者为“消费侧”）。

二是分别施策：文旅企业以间接性扶持政策为主，个体文旅消费为直接补贴政策为主。

一方面，供给侧间接保障，改革财政投入方式，包括：公共文化机构和文旅企业的数字化迁移，线下体验向线上体验转移；改革对企业的直接财政投入方式——税收、租金减免和人员保费减免。另一方面，消费侧政策创新，激发居民的消费潜力——财政直接补贴政策，将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梅洪

文旅项目跨界融合应挖掘传统文化资源

目前文化和旅游业的发展有两大背景，第一是云端文旅和线上新供给。疫情促使各行各业的供给实现了全面的线上转化。例如云上班、云看病、云柜台、云课堂、云聚餐、云合同、云旅游、云演奏、云相亲、云招聘等等。其中在文旅行业中，云旅游和云演艺受到了很多关注。

线上云游，线上预约等新业态是满足游客游览与疫情防护双重需求的有效供给方式。尤其是云旅游的概念提出与大数据、虚拟现实技术等基础搭建，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框架。比如，故宫推动数字多宝阁、数字文物库、全景故宫等产品，都实现展览、展品和展馆的全方位数字化。

在疫情中，云旅游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即从单方面数字化展示向互动性营销模式的转变。但线上旅游更难替代线下旅游，旅游讲求的是体验，线上的方式是新的手段、新的渠道和新的形态，但就旅游内容的转型升级和价值转化而言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是新基建的建设，有媒体报道，目前已经有13个省市发布了与新基建相关的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有8个省公布了总投资共达33.83万亿的计划。

新基建已经成为当下一个新风口。以虚拟实景，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的突破将对文旅产业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两大背景下，我认为文旅项目更应该向着跨界融合和多样化发展趋势发展，同时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例如将文旅和康养相融合与叠加。此次疫情会在人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更加注重健康，从而产生对健康养生的需求进一步增加。将文旅和康养相互融合将形成新的价值。

据《中国康养产业发展报告(2017)》的数据，目前中国老年康养产业市场需求已经达到了5万亿。全国老龄办在中国康养产业发展论坛的演讲中提到,中国老年产业规模将在2030年达到8万亿到22万亿，对GDP的拉动利率到6%至8%。疫情后的文旅行业如何跨界将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在广东梅州打造了文旅康养综合体。梅州具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医疗资源和文化资源。梅州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5%，居广东省首位，常年气温维持在21°C，地热资源丰富。广东梅州同时也是客家文化的聚集地，具有较好的文化传承，被誉为“世界客都”。梅州也是叶剑英、李光耀、侯孝贤、杨德昌、张国荣、罗大佑等名人的故乡。因此，我们以演艺作为切入点，在梅州打造了新的演艺产品《原乡》，以客家围屋为创意点，为观众带来360°、从内而外的观赏体验，将旅游的体验融入到产品当中。

但我们不是做一个单一的产品，在疫情中，文旅产业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产品去撬动产业的价值。单一的产品的风险性很高。比如受疫情影响巨大的加拿大太阳马戏团，究其原因便是是产品过于单一导致营收的抗风险能力较差。

另一个融合的实践是主题文旅，主题文旅和主题公园最大的差异是将泛娱乐化的功能转化为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央政府最近提出了三个主题文化，长城文化、长征文化和运河文化。在长城文化上，我们已经在八达岭长城进行了一些规划。结合大运河文化的主题文旅则选择在“中国运河第一城”江苏扬州。

大运河文化包括了中国古代内容的重要发展史，从吴王夫差的开始到横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两市的历程，再到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链接，呈现和反映的核心价值就是呈现群域性文化的多姿多彩。

而这种群域性文化文化则是由农业文明所创造的城市群体文化。那么大运河实际上真正的价值是开凿了一个新的大国环境，他把若干个特别小的割据的自然环境融通成为了一个体系，从而转化成为一种全新的人文环境。

在这种后疫情时代如何去创建后文创，所以我觉得作为文创企业在规避风险，在机会面前同时要有文化的担当。那么所以我对文旅产业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信心，因为它是一种刚需，而疫情则是对文化企业的一个历练和考量。

胡梅林

特色小镇从“地产+文旅”转向“农业+”

华侨城文化集团是从甘坑客家小镇开始起步的，我首先介绍一下2020年五一假期期间客家小镇的运行情况。

在2020年五一期间，甘坑客家小镇在游客数量控制的前提下，游客量达到了2019年同期的70%，游客消费则高于2019年同期，大部分是亲子游、家庭游和年轻消费者。

这和过去的情况有一些变化，之前的运营中，老年消费者会有一部分，商务游占比更多，而目前商务游暂时没有完全恢复。

在旅游区域上，室内场所尚未开放，而农场、小型广场等区域，游客数量比较多。特色小镇相比于其他室内游乐，目前是复苏最快的。这些变化反应了目前旅游市场里的两大需求，第一是对距离宽松、自然环境良好的旅游需求，第二是家庭游的需求。在这个角度，我分享三个思考。

第一个思考是疫情推动了消费者对生态空间的人性化需求。

过去的旅游产业中，对人性化的需求更多讲究的是一种体验刺激，但欠缺与生态自然关系的搭建。但这一次的疫情给大家更多的思考：人为什么会在旅游空间中存在？在这个空间里人与自然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我觉得这跟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会要更深刻。2003年非典疫情的时候，深圳大南山的登山旅游并不火热，但非典疫情之后，大南山的登山旅游开始兴盛，游客们也逐渐形成了登山运动的习惯。本次疫情之后，可能会带来新的习惯和需求，例如在人和人之间的尺度更为宽松的小镇中游玩，对户外和自然生态的旅游需求等等。

因此，消费者对生态空间的人性化需求是未来在文旅设计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

它的设计需要五个要素，第一是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第二是亲密关系，尤其是旅游空间与游客的亲密关系；第三是更加宽松的人际距离，过去旅游旺季的“人挤人”现象需要被更为宽松的人际距离替代；第四是家庭活动的安全舒适度，这里强调家庭的群体活动，过去家庭群体活动不太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五是商务群体活动的减少，很多景区是和商务会议进行关联，会议结束后参会人员就地旅游的现象很多，但疫情中线上会议会对这种旅游形态产生一些冲击，相对应的，家庭旅游会成为更主要的旅游类别。

第二个思考就是特色小镇的率先复苏显示了后疫情时代特色小镇由“地产+文旅”模式向“农业+”模式的趋势发展。

在后疫情时代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复工、复产、复耕。第二个关键词是特色小镇，特色小镇的率先复苏显示了后疫情时代特色小镇由“地产+文旅”驱动向“农业+”驱动的趋势发展。在目前的股市中，与“吃”相关的股票都在上涨，与电商概念紧密结合的食品企业，尤其是天然生态的企业发展迅速，例如百果园的上市。新的独角兽企业，一部分是来自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驱动型企业，另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这种来自于生态农业与电商的结合。因此结合到文旅产业，“农业+”将成为新的趋势。第三个是“农业+”的政策。同时“农业+”的政策通道已经打开。

近年来，在各地都相继出台了乡村振兴点状供地的政策。例如2019年12月广东正式出台了乡村振兴的点状供地的政策，为农业+模式打开了一个政策的通道。过去除了除了农业种植养殖、林地开发、商业用地、旅游用地和房地产开发用地之外，缺乏将农业开发跟农业商贸相结合的点状供地。而政策通道的打开将为“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支持。

另外，农业科技也为“农业+”特色小镇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例如基于基因技术的科学育种。

综上所述，后疫情时代的特色小镇发展模式，将会从房地产+旅游、城市的延续等模式转变为“农业+”的模式。

华侨城文化集团的甘坑客家小镇在2019年游客量为380万，占深圳龙岗当年游客量的70%。同时，依托该特色小镇的凉帽文化特色，我们也以“小凉帽”IP的文化产品打造一些产品，比如以小凉帽IP形象为基础打造的现代化农场和酒店，在今年五一期间，小凉帽IP酒店的住宿全满，今年全年的预定量也与去年持平。

“小凉帽”系列动画电视剧已经在湖南卫视、湖北卫视、广东卫视少儿频道，深圳卫视等电视频道上线，在疫情期间也作为免费捐赠在各地播放，在央视播出时曾排到全国前三的收视率，在优酷的独播里也获得了排行榜前三的成绩，最近也获得了2019年广东省电视广播奖的一等奖，同时也入围了2019年星光奖的广东省推荐。

在与农业科技结合方面，我们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研究所来联合来推出花卉品种的培育和种植。我们希望在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等地做一些鲜花小镇，鲜需求是在过去年都大幅度增长，但鲜花市场的供应量却在不断的减少。

因此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的特色小镇会出现一种更加生态，更加偏向于现代的一种农业生产，即新的土地利用方式、新的途径方式、新的生产方式。

第三个思考就是特色小镇带来的新生活方式。

特色小镇的生活方式并不单单是农村生活，而是以具有乡土机理、在乡村自然环境中的现代生活，是更加美好，更加浪漫，空气更加清洁的，食物更加安全的，与生态环境关系更为亲密，家庭关系更加融合和安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

我们计划未来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建成10个左右，以农业、旅游、康养为核心的“小凉帽”农场。第一个“小凉帽”农场是在甘肃，2019年已有30万接待量的成绩，第二个“小凉帽”农场已经在规划和落地中。

文章来源：

中经文化产业，《后疫情时代，文化产业如何“破局”？》

END

美   编 | 路俊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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