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田卉 | 疫情加速产业升级，数字文化产业的社会话语体系亟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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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促使数字消费空间形成，中国的数字文化产业由此起步并不断发展。疫情之下，数字文化产业会发生什么变化，新基建的背景会给数字文化产业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如何对数字文化产业进行规范和监管？言之有范小编采访了正在美国西北大学访学的田卉老师，现将采访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田卉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西北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文化消费、区域文化产业、城市文化更新等。

问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您认为，数字社会的文化消费与传统的文化消费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20年3月，中国已拥有8.50亿网络视频用户，6.35亿网络音乐用户，5.32 亿网络游戏用户，4.55亿网络文学用户等，在整体网民中占比均过半。数字文化已经成为当前大众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的主流形态，深刻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和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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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模糊了“文化界限”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以社交网络为载体的数字消费空间全然形成，并不断侵吞线下消费空间。数以百万计、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文化商品时时滚动更新于网络空间。标签化社会地位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界限因为互联网的平权特性逐渐模糊，任何人都可以进行风格迥异的文化消费。

“文化杂食”和“文化单食”的偏好划分也不再那么绝对，个体的内生性“惯习”不再是左右文化偏好的唯一因素。文化产品的口碑评价、意见领袖的推荐、网络社群文化的影响等共同发生作用，形成了人们在数字空间中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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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消费文化的消解

数字空间代替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构建社会地位的主要领域。人们不再以拥有品牌产品、涉足高档场所、欣赏高雅文化等物质在场的消费方式传达个人品味，每个人都更加热衷于在网络空间中有意识地创造一种新的个人身份。

为了差异化个体的社会形象，消费者需要掌握更加创新的自我表达和数字拼贴技术，通过使用品牌及其标志作为更复杂含义的简写，为数字自我增加深度。文化商品因为符号、内涵和价值的多重指向性被消费者随意使用或引申。文化消费也因此成为网络消费空间中，个体塑造形象、数字拼贴自我的最好方式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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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商品的合谋

数字技术推动了以“内容”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系统内外部融合，加速了泛娱乐产业的生态布局，文化消费的娱乐功能被极致放大，消费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坚不可摧。作为具有符号消费特征的流行文化，与作为传播流通载体的互联网的所指和能指的界限已经模糊，二者在商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带动下，完成了形式与内容、生产与流通、交换与消费的完美融合。在这一背景下，深谙消费者追求社会差异、身份认同和社群归属的消费动机性，商业与文化和技术走向合谋，共同左右着流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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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空间文化生产新秩序

如果说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化生产具有“职业化”“组织化”“系统化”特征，要求“文化媒介人”具有符号生产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话，互联网则在技术基本面上赋予了每一个个体生产流行文化的权力和可能性，文化符号的创制、传播和解释逐渐多元、细分和纵深。互联网技术大大降低了影像生产的门槛，高速带宽、便携式手机和得心应手的制作软件，使得影像拍摄、剪辑和传播易如反掌。每一个个体轻而易举就可以将自己的生活全貌随意呈现在网络世界中。

数字空间中的影像致密程度涉及到无所不在的广泛领域，李普曼认为的由大众传媒共同编织的“拟态环境”从大众的头脑感知中走了出来，与网络个体制作的影像交错呈现在互联网空间中，现实与虚拟的界线正在消失。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了一个鲍德里亚认为的仿真世界，现实社会的权力斗争逐渐向以互联网世界为主战场的消费领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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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的伪命题

伴随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在世界范围内深入推进，大众消费文化成为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略的重要手段。美式生活、日韩审美、欧式风格甚嚣尘上，文化经由消费主义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传播和渗透，互联网加速和扩大了各民族文化和不同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度和广度，多元文化价值不断碰撞。强势文化和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带来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接轨、同化和解构等问题，“文化软实力”的讨论上升到政治、经济等国家战略层面。

但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2020年，世界同村，各国政体和人民集体抗击弥漫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但应对方式表现出巨大差异，它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差异，更加反映出不同国家、民族和人民在价值观念、认知方式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巨大鸿沟。如何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保持自身的文化独立自主性，持续不断丰富发展本民族优秀文化，既鼓励多样文化消费，又积极抵制全球娱乐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侵蚀，值得深入思考。

问

和经济发展一样，中国在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文化消费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您对此有何建议呢？

从区域发展来看，中国的东中西部省份数字文化消费水平和能级仍存在差距，但数字文化消费活力已经开始从市场基础较好的东部发达地区向西部省份纵深发展。在新基建全域全速开展的背景之下，数字技术广域无疆的特征将进一步加速东中西部数字文化消费活力间的差距。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将解决短视频、视频等富媒体内容的网速、清晰度和容量等技术限制，降低文化内容生产和消费门槛，通过IP联动，打破边界、融合发展，进一步激活城乡数字文化消费活力。数字文化消费活力与地方文化经济正相关，与地方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人均文化娱乐消费规模、线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等成正相关关系，缩小区域间数字文化消费活力差距，有赖于地方文化资源的激活创新，数字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与地方人均文化消费规模和水平的全面升级，以及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双线提升等密切相关。

问

疫情加速了文化新业态的转型，传统的文化业态会不会消亡，疫情对数字文化消费于产业带来了怎样的新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带来了巨大冲击，极大抑制了线下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同时也转化和催生了一批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为疫情期间文化消费市场的新一轮升级奠定了基础。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在有序复工复产的同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已经成为当前的首要任务，传统的文化业态并不会消亡，而将在新形势下迎来新的机遇。

新型消费、升级消费的逐步常态化正在与逐渐复苏的实体消费和服务消费一道，共同推动市场反弹。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以垂直化、品质化升级为方向，以下沉、多样、互动、创新为特征的“新消费形态”将重新定义文化消费，补偿消费、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将成为“新消费形态”的代表，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重塑市场格局，引领市场发展。

问

新基建的背景之下，会不会带来数字文化消费的爆发式增长？

新基建将进一步加速文化科技的破坏式或颠覆式创新，催生新的行业，带来新的应用形态，提供新的产品服务形式。以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必然产生跨越媒介融合的新一轮产业交融，内容、算例、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传播渠道的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推动数字社会新型消费空间的形成。

在这场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基建中，文化将进一步成为引领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相互渗透、彼此促进，成为未来数字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并形成一种具有广泛效应的发展模式。

在新基建的加持下，文化经济催生的新场景、新业态、新应用以及未来全新的想象空间，势必丰富优质内容供给，优化创新服务供给方式，人们对垂直化、品质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将被充分开发，并最终有效培育大众数字消费习惯实现升级。

但短期内数字文化消费不会有爆发式增长。新基建需要时间，而文化产业在自身升级以及跨界融合的过程中，需要“依托新平台、适应新变化、满足新需求”，在不断试错中，积累优质内容，创新创造产品服务、充分考虑市场需求，逐步实现供给端的全面升级、融合和创新。

同时，数字文化消费既是理念，也是一种习惯，更需要文化素养的培育。虽然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新基建，将进一步降低技术使用成本，缩小甚至消除“技术鸿沟”，数字消费人群将扩大扩展到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区域，但数字消费理念的改变和习惯的养成需要时间。

经过疫情冲击，更广范围和社会构成的消费人群，开始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更多元的消费方向靠拢，不同代际间的消费能力差异由于数字消费理念的普及正逐步减小，“50后”“60后”与“00后”等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消费潜力正逐步释放，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将更加多元，这说明数字消费已初具规模。

在未来，新基建将引领新的消费文化形成，以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的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将成为人们消费的潮流，但数字消费场域中的文化消费社会功能、价值引领和结构升级问题值得关注，如何充分利用此次技术创新、数字融合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全面升级，实现文化内容供给的自适应发展、文化消费需求、意愿、能力的内驱式升级，需要产业、市场和政府等多方面的共同同努力。

问

目前，数字文化产业类型多样，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应该如何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管呢？

文化内容及其精神内涵和价值是文化消费的对象，是文化产业的基础和利润来源，是经济价值的来源。信息技术、数字互联实现了资源整合和要素流动，催生了种类繁多、跨界创新的文化应用样式，但数字文化消费的根本没有改变，精神内涵、文化自信以及艺术审美等社会价值是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根基，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消费升级，都离不开正确的价值导向及其评价体系。

为了在新基建的基础上发展壮大数字文化产业，需要健全包容而理性的社会评判标准，以全社会之力支持数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发挥满足消费者根本性文化消费需求的市场功能，还需要建立国家话语体系的文化经济政策，建立健全国家文化运行体制，发挥政府监管和引导职责；同时补足社会短板的支撑力量，建立数字文化产业的社会话语体系，建立发达的数字文化产业。

END

责   编 | 路俊迪

美   编 | 李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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