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迈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文化建设应从哪些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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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关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概念，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一般来看，“中等发达国家”是指发展水平介于发展中国家之间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过渡型国家”。我国对“中等发达国家”的研究最早来自邓小平同志1987年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即“经过三步走，到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光明日报》曾于2003年刊发一篇题为《怎样界定“中等发达国家”》的文章，其中出现三种方案：一是采用世界银行标准，二是对世界发达国家采用排序和筛选平均值的办法，三是按照指标类别与“总平均集合”，来代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中，第一种标准较为明确，第二种标准过于主观，第三种标准相对科学。
同年，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报告认为，邓小平同志所期待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现代化指数接近当时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上线。第二次现代化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绿色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型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报告2019》显示，根据第二次现代化指数的国家分组，2016年美国等21个国家为发达国家，俄罗斯等18个国家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等40个国家为初等发达国家。
此外，还有部分专家认为，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要达到4万至6万美元左右，世界排名在21到45位之间。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经济并不是衡量中等发达国家的唯一指标，健康生态、公共服务、科教文卫等因素都应该被纳入考察范围。特别是随着文明的演进，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逐步凸显。
综合来看，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可以坚持两个标准并重，一方面，以世界银行的标准纵览世界各国总体情况。按照世界银行Atlas方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区间值进行划分，从共性指标中衡量中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指标类别与世界其他中等发达国家对标。以文化领域为例，根据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的社会文明程度、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切口，对比分析中外发展程度。
中等发达国家文化建设案例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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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在文化领域明确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列为三项重要任务。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重要内容，体现人民的诉求，提升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其中包括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三个方面。要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则需通过公民受教育程度提升国民素质，通过科学技术提升社会创新水平，通过立法建设提升社会法制化水平。
千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体系的完善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在教育领域，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各类教育普及及教育公平，国民素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在基础教育方面，2018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94.8%，普及程度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以2019年人均GDP为2.96万的西班牙为例，中等发达国家的公共教育仍有方面值得借鉴。中西两国在基础教育上都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制度，而西班牙在教学设施的普及方面则更胜一筹。在西班牙，从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到几百人口的小山村，学校都有着现代化的体育教学设施，体操馆、健身房等，为学生提供均等化的教学服务。教学设施的均等化是教育公平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建设，基础教育的提升不可缺位。
在高等教育方面，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0.6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2.3%。2019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13.7年，比2010年增加1.29年，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50.9%。而亚太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韩国在25岁-34岁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9.6%，位居世界第一。
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韩国受儒家传统熏陶，重视教育，其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在提高国民整体实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深远影响。韩国自1992年后进入以“人性化教育、信息化教育、全球化教育”教育理念为引领的新阶段后，2008年韩国政府实施“WCU计划”，旨在提高本国高等教育竞争力。五年间该计划共投资8250亿韩元（约48.6亿人民币），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国家高端人才数量，大大提升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储备。
其次，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2019年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21737亿元，比上年增长10.5%，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9%，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209亿元。而中等发达国家韩国、以色列及芬兰分别达到4.35%、4.04%、3.5%，相较之下中国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仍需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成果转化率。
在创新成果方面，2019年我国国内专利授权数为247.4万件，比上年增长6.0%，位居世界第一。在国际上，日本、德国和韩国分别以52660项、19353项、19085项专利数量分居第三、第四、第五。
良法方能善治，我国要保持科技创新积极向好的态势，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完善必不可少。专利方面，1984年，中国专利法出台，此后三次修订，不断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著作权方面，《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相继出台，《北京条约》《马尔喀什条约》的签订更是体现了我国对著作权保护的不断革新。
相较而言，中等发达国家中英国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探索较早，体系相对完善。英国1624年就推出了《专利法案》，1706年议会通过《安娜法令》开始著作权的保护，此后英国政府在发展中不断变革，积极加入国际海牙体系，并在2014年推行新知识产权法案。
知识产权的保护一方面为所有者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在更大程度上为社会文化的繁荣奠定基础。法治的不断深化一方面要求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与同时要加深国际合作，国际接轨。
此外，人民身体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近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71.4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而根据英国精算师协会报告显示，2019年英国65岁男性的预期寿命为86.9岁，65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为89.2岁。生命健康是个人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进步的基石。要满足社会对公民身心健康素质的要求，就要加大对医疗、体育、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扶持力度。未来我国还应不断完善社会医疗服务体系，加强社会卫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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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指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题中之义。2019年，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步建立，“三馆一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在为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由于我国各地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加之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匹配度不高的矛盾依然突出。完全依赖过去政府在服务的供给上“大包大揽”的模式，既没有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
例如，在公共服务模式构建方面，部分中等发达国家通过鼓励大量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采取合作、协调及对共同目标的确定等手段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形成了政府与社会共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结构，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公共服务模式构建方面，新西兰的实践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政府治理能力对提升具有很强对借鉴意义。
新西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经过民营化改革的公共事业机构转变为政府购买的服务提供者，从公共事业机构到国有企业，再到非国有性质的一般企业，一部分公共事业机构经过民营化改革后成为既不享受特殊“照顾”，又无额外“负担”的企业，它们在政府打破单一提供服务的垄断方式并构建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后，通过与私营部门公平竞标而成为政府购买的服务提供者。民营化改革有利于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促进政府自身运作方式的改革，提高政府管理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效率。
从国家财政在公共文化领域的投入水平及规模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1065.02亿元，比2018年增加136.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45%。虽然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增长，但与主流发达国家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超过1%相比尚显不足。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依靠政府“购买”来激励社会力量参与的问题，更需要构建起多方共同参与和绩效评价良性发展体系。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实现基本建成，而这更要求更充分的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群众共建来支撑这一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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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支持，韩国政府的推动大大地推动力其文化产业的发展。
韩国政府在1997年金融经济危机过后，将文化产业提升为新世纪的战略支柱产业，在1998年制定“文化立国”的政策方针，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相继出台了《文化产业促进法》《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多部法典，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第二，资金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助力。韩国政府实行系统的财政资金支持措施按照“集中与选择”的原则，有方向、有选择地实施资金扶持，来保证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资金，并对其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同时，在投融资方面，韩国市场主体有着广泛的参与度。以电影为例，创业型风险投资公司是韩国电影的主力，也为韩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不断的创新理念。
文化产业整体规模在不断壮大，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再次被提上国家议程，因而文化产业体系建设要紧跟时代，增强品牌意识，更要以高科技为支撑、以市场为基础、以人民为中心，完善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体系，大力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进一步融合，不断创新资金扶持方式，调动市场主体产于完善文化产业体系建设。
远景与目标
2020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公布数据现实，2019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9.0865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世界各国人均GDP均值在11,428万美元，在高收入国家中处于较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希腊、波兰、葡萄牙等，以不变价统计的2019年人均GDP为1.56万美元到2.4万美元之间。
然而，我国目前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仅与高收入国家中的“最低线”有一定差距，与美国的人均GDP6.5万美元、日本的4万美元、韩国的3万美元仍有较大差距。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能在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由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是跟随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而动态变化的，即便是世界发达国家经济15年持续0增长，要超过国际通常认为的发达国家人GDP门槛的2万美元，未来15年我国的年人均GDP增长率也要超过6%。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的“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仅明确了未来十五年发展目标，同时也勾勒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线路图。从中等发达国家的定义出发，我国的发展目标不仅只局限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量化目标上，更是人们美好生活的切实感受、综合国力的提升、创新型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格局与强融合已然成为发展趋势。为实现公报提出的目标，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之列，有记者提出未来15年我国经济仍需继续保持4%—5.5%的增速。当前结构化调整为新旧动能的转化升级带来机遇，经济面临新一轮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下发展主题。具体来看，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科技创新水平的引领。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亦或是社会领域，创新始终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此，要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引领经济增长。充分借助数字化浪潮趋势，不断探索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发挥数字经济融合性效益，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其次，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全面协调的发展，需要统筹区域布局，实现协调发展。2018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人均GDP比重这一经济指标来看，我国已有14个城市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然而，从14个城市的地域分布上来看，这些城市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只有一个城市上榜，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城市达到，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因此，我国在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过程中要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充分依托城市群、经济带实现区域间的统筹和协调。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局势及市场资源在外的弊端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格局提供了基础。同时，在“循环论”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将成为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手段，统筹区域发展尤为重要。
最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定义和衡量指标会随着时代和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然而，不变的是人们切实的幸福感指数以及与环境的和谐度即可持续发展。我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提升，厚积薄发。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短时的发展。要注重整体文明的提升和环境的保护，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奋勇前行，在新时代下谱写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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