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与金融】陈宪：“安倍经济学”难解长期矛盾 日本需要结构性的供给侧改革

作者

陈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 源丨2022年7月10日 每日经济新闻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暗杀，不幸离世。在这个时刻，安倍最大的政治遗产——“安倍经济学”再度引发热议。既然被称为经济学，那不妨将之放到经济学的框架中加以讨论。

2012年底，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面对长达十多年的经济低迷、通货紧缩，安倍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此时的安倍，表现出日本政治家中不多见的勇气，射出了“三支利箭”：以日元贬值和提高通胀预期为主要内容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以提高个人所得和鼓励企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这“三支利箭”的背后，意味着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一改保护本土市场的形象，转向倡导更加开放的自由市场。

从形式到内容，“安倍经济学”都是加强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没有太多政策选择的情况下，安倍仍然作出了一个凯恩斯主义下比较极端的相机抉择，在刺激和宽松的方向上不惜走得更远。货币政策超宽松，一直到负利率。

客观地说，“安倍经济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较重要的是，在当时扭转了日本经济继续滑向衰退的颓势。统计发现，在安倍上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超过了8.4%。在其任内，日元汇率始终保持在低位水平，从上一任首相时期的1美元兑换75日元，一直贬值并保持在1美元兑换100日元以上。在安倍执政的第一个季度，即2013年一季度，日本GDP年化增长率达到3.5%，远高于市场预期；日元贬值带动出口业务大幅改善，一季度出口增长3.8%。至此，消费者信心大幅提振，住宅投资明显增长。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名义GDP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首次出现持续增长期，实现了71个月的持续增长，同期失业率持续下降，在2020年疫情前已降至2.2%，接近1990年的低点。经济增长使得公共债务规模上涨速度得到控制，2013年后虽然有所上升，但债务与GDP比例基本保持在235%的水平。到2019年末，其经济增长势头被第二次上调的消费税和新冠疫情打断。

在安倍再度出任首相后第一个任期的后一阶段，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不断减弱，经济改革推进的阻力逐渐增大，“安倍经济学”明显缺乏后劲。在获得连任后的记者发布会上，安倍宣布“安倍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并提出所谓的“新三支箭”：孕育强大的经济、构筑育儿支援、建立安心的社会保障。其相对应的具体目标为：名义GDP扩大到600万亿日元、特殊出生率达到1.8，护理离职率实现零。这些目标雄心勃勃，而且是建立在短期政策要与长期战略匹配认知的基础上。由于日本社会老龄化、少子化和“无欲望”等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这些目标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人们不难发现，“安倍经济学”充满矛盾。例如，“安倍经济学”的财政政策，基调是积极宽松，但为了缩小财政赤字和降低债务率，却分别在2014年4月将消费税从5%提高至8%，2019年10月进一步上调到10%。这完全是相反的操作。有经济学家曾表示，完全看不懂。两次税改都使得紧随其后的日本季度GDP增速由正转负。这些矛盾的形成与难解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专家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其经济经历了长期的价值回归过程。经济低迷、通货紧缩；强刺激政策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结构性改革更是遇到重重阻力，这些都是价值回归的代价，也就是要还以前的“欠账”。

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存在短期和长期匹配的矛盾，作为总需求管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手段。如果增长下行或通货紧缩历时过长，短期政策长期化，不仅会使政策效应边际递减，而且会造成新的矛盾和问题，如财政赤字和债务率高企。日本近期出现的债务率再创新高，就是短期政策长期化导致的结果。以大规模量化宽松刺激经济，但各种长期因素，如生育率下降、人口减少，让消费和投资乏力，货币放水也基本无法奏效。

面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长期矛盾和问题，需要进行以结构性为主要特征的供给侧改革。这不仅需要领导人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更需要来自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对此，安倍的运气似乎差了一点，使得在寻求制度改革、科技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等方面，都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