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语言学家面对濒危语言时的慌张”，和“考古学家面对风蚀雕塑时的哀鸣”，一样吗？

新闻学院16级小刘同学赶在语言与文化课前一天来信提问，她说：“希望现在发邮件还不算迟······”小刘急切想听到老师在课堂讨论中的回复。信中提了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否同意我把濒危语言和文物对等起来？”

小刘同学说：

“语言学家大卫·布拉德利和马娅·布拉德利在他们主编的《语言濒危与语言维护》一书的前言中，从语言学（了解不同语言结构）、民族学（传统文化与知识）、科学（动植物知识、人类迁徙知识）、象征（身份认同）四个角度，给出了濒危语言研究之所以重要的理由。

“这里他们讨论的还是尚未灭绝的语言。我根据前三个角度，看出语言学家的一种工具意识：把濒危语言当成一个研究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更宽阔的人类生活领域。不得不说，这使我想起考古学家对待一件【文物】的态度。

“那么请问申老师，语言学家面对一门垂危语言时的慌张，和考古学家面对一座逐渐被风蚀殆尽的雕塑的哀鸣相比，能有多大程度的不同？您是否同意我把濒危语言和文物对等起来？”

小刘同学把濒危语言和文物在“工具”意义上对等起来，而问题恰恰就在于，相对而言，文物是工具，语言不是。

两者有哪些区别呢？

一、濒危语言不等于文物

1. 在场vs离场

首先，文物已经离开它使用的社会环境了，或者说由于历史久远，文物所在的社会环境已经湮灭了。而濒危语言还有人在用。在这个意义上，濒危语言不是文物。如果我们去问那些还在使用濒危语言的人的意见，他们一定会质疑把他们说的语言视为“文物”。在这一点上，濒危语言胜过文物。

其次，文物是一种古老文化的有形存在（遗迹），而濒危语言如果不加以记录，一旦说这种语言的最后一个人去世，它就消失了，没有任何遗迹。在这一点上，文物又可能胜过濒危语言。因为文物是物质形态，不容易消失，而濒危语言是音响形态，转瞬即逝。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濒危语言的存在价值，紧紧系连于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文物是可以“离场”的，而濒危语言必须“在场”。

小刘同学问我：

“您曾说过，一门语言的作用有二，工具以及身份认同，而后者意义更为重要。如果一种语言已经没人在说了，能够怀有文化身份认同的人已经死绝，唯独剩下数据库的许多资料。这意味着这种语言已不再立体、而是扁平化了的。我想请教的是：如果这些留存下来的资料能够被理解（也就是不仅仅被当成一堆毫无意义的符号），至少有几位专家（不怀有身份认同感）能够看得懂的话，那么扁平化了、纯粹作工具使用的这种语言，还算不算一门完整意义上的语言（不管它灭绝与否）？”

我们从“离场”的角度看，已经无人使用的语言，已经不属于濒危语言，即不算一门完整意义上的语言。

当然，一旦消失的语言有了声音和文字的档案，这些档案也就具有了文物的价值。也就是说，濒危语言消失以后，它的物质形态可以以文物的形式存在。

然而，当我们观察一件文物的时候，我们思考的，其实是文物的“语言性”。也就是说，作为意义体系的语言，哪怕它已经因“离场”而被“风干”，成为档案，它依然是文物现实的“给出者”。

这就进入了下一点思考。

2. 视角vs碎片

一种语言，无论它是活着还是曾经活着，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样式，人类世界观的一种可能路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语言都十分渺小，因为人类有无数的语言世界观；任何一种语言又都十分伟大，因为它对世界认识的视角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

这样一比较，同学们就会发现，濒危语言和文物不能划等号。前者建构人类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是一个地区社会群体在面对共同挑战时给出的思路（概念和思维方式）和答案。

而文物的范围非常广。相对于作为世界观的语言，文物只是一种文化的碎片。失去碎片，哪怕这个碎片意义再大，它的解读也归属于语言。语言才是特定社群与世界联系的根本纽带。今天我们失去一种语言，就失去了了解人类的一种可能性。

3. 过程vs结果

濒危语言，按2000年在德国科隆召开的濒危语言学会议的描述，处在一个语言衰微的阶段性过程中。

在它的前面，演进的阶段是“安全的语言”→“稳定但受到威胁的语言”→“受到侵蚀的语言”；

在它后面，演进的阶段是“严重危险的语言”→“濒临灭绝的语言”→“灭绝的语言”。

濒危语言处在一个语言衰亡的转折点上，因为从它开始，语言的式微以代际的规模加速演进：

“濒危语言”意味着20岁以下的人不再使用这种语言；

“严重危险的语言”意味着40岁以下的人不再使用这种语言；

而“濒临灭绝的语言”不再用不使用者来衡量，而是只有少数70岁以上的老人还在使用的语言。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濒危语言处在一个现实的语言社会功能“失血”的过程中；而文物只是一种结果，它不存在社会功能“危险”的问题。形象地说，它没有“血液”，它已经“死”了，尽管它依然有文化价值。

二、濒危语言的文物化

濒危语言和文物的上述区别，已经说明我们对于濒危语言需要“另眼相看”。也就是说，它是语言啊，不是文物！而对濒危语言的拯救，也有两种路径。

1.文物化的路径

也就是赶在濒危语言消失之前，把它们“存档”，编制语言档案。这正是我国有关部门现在正在做的。

当我们的语言文字学教授们，“下”到濒危语言存在地，访谈记录本地人的语言，受访者一定心情复杂：我们的语言还活着啊，它还没有死啊，它是真的要死了吗？

2.复兴的路径

也就是通过政治引导、经济发展、媒体传播、教育传承等各种手段，增加濒危语言的使用者。

人类语言的确在不断流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对它们的生命可以像对待文物一样“冷静旁观”。我们的教育，应该使每一个母语使用者，具有语言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这两条“拯救”的路径不是对立的。对濒危语言的文物化建档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努力延缓濒危语言的失血过程，努力促使它们随本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获得新的血液和生命。

我们的教育应该让本地年轻人意识到，要为自己的母语文化身份做一点什么，而不是单向度成为一个语言意义上的“国际自由人”，一个没有乡音的通用语使用者。

三、濒危语言的超文物价值

小刘同学问我：

“1996年，语言学家马菲协助组织了‘地球语言’这个团体，呼吁大家注意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明显关联。有人也说：‘语言多样性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我嫌这种说法不够具体，有些空）对多样性的追求，是许多语言学家做濒危语言复兴工作的动力之一。我看到一个例子：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辛顿与原住民创设语言传授计划，给能说流利原住民语言的人3000美元，让他在六个月内花360个小时教一个年轻亲戚说祖先的语言。

“我敬佩他们为濒危语言卖力的精神，但我也有疑问。您在课上多次说要‘尊重差异’，但未曾提过‘刻意维持差异’或‘不让差异减少’。当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经济生态，呈现让语言差异缩小的趋势，我们还要勉强维持那些通行区域很小的语言的生存吗？怎么理解语言差异性（尤其面对极其小众的语言）对当下社会文化的价值？”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强势的地区，语言也越来越强势，反之亦然。这虽然有利于物质文明的发展，但人类生存的意义不仅仅在物质的丰盛，更在精神的丰富。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自己的精神认同、精神享受和精神追求，这些都和语言紧紧联系在一起。

呵护一种语言，是呵护人类的精神世界，呵护精神生态的多样化。而只有多样化而非单一化，才滋养和升华我们内心的幸福。

今天我们忽视一种濒危语言，明天被边缘化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和方言，因为工具理性下的单一发展指向，最终会抹平人类的全部文化。

这样看来，濒危语言完全不像文物那样与我们处于视觉平面——“主客对立”的平面，而是与人类的存在感一体的人的符号本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言的濒危感，就是文化的濒危感，也是人的濒危感。人类就是在这样的濒危感中日益简化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越来越焦虑的“工具人”。

在雅典奥运会上，上海的射击选手陶璐娜比赛失利。刚下场，父亲在上海就拨通了她的手机。

没等父亲开口，陶璐娜就说：“爸爸”。

父亲说：“莉莉，要坚强。”

陶璐娜说：“嗯，我很好。”说着就哽咽了。

这时陶璐娜说：“爸爸，能不能说上海话，我想听听，好久没有听到了。”

爸爸立刻用上海话说：“好好好，我们就说自家人的话。我们全家都为你骄傲，真的，输了没什么，要好好振作起来。”

同样的话，为什么此刻人们更需要乡音？

因为乡音是妈妈的舌头，是“自家人的话”，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尽管不少忙着为上海话建档的专家断言上海话的衰亡无可挽救。

专家的冷漠，令人扼腕。我想起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过的话：中国现代语言学科学不足而科学主义有余。

“濒危语言”好像离我们很远；

其实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身边。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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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