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情缘》：（12）
狄伯杰博士（B.R.Deepak），印度中印关系专家、汉学家、翻译家。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思考印度》（THINK INDIA）季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印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大国关系、中国文明、文化、历史、文学和翻译。
印度公民荣誉莲花奖获得者季羡林
尽管我从来没有上过季羡林教授的课，但如果就此认为他对我本人以及我有关印度和中国的研究毫无影响那就太不公道了。我在印度时，从尼大老师的口中听到了他的名字，也读了一些他写的关于印中文明对话的东西。季教授被认为是中国印度学研究者中的顶尖人物、一位精通12种语言的古汉语学者、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者、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获颁印度三级公民荣誉奖。季教授住在离未名湖不远的朗润园13号，我经常出入这位学术巨擘的住所，桌子、椅子、床，甚至地板上到处都堆满了一摞一摞的书。每次我去拜访，都只能将将挪出一个坐的地方。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抱歉我这屋里太乱了。”访客来自印度让他欣喜不已，殷勤接待。在我的研究论文中讨论印中文明接触时，我引用了季羡林教授的“文明对话”一词。他曾说，“印度和中国是天造地设，因此孕育了两种孪生文明。”他呼吁印中两国人民恢复以相互学习和理解为核心的文明对话。他还向我介绍了他在1991年12月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中印文化交流史》。我想，此书终有一天将翻译成印地文。2013年，李克强总理和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签署了“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谅解备忘录。作为该项目的指定召集人，我想把季教授的这本著作列入译成印地文的图书书目恰如其分。我很高兴一旦这个项目完成，将有更广大的印度读者能够读到季羡林教授的杰作。
除我之外，在印度或许还有其他人也知道季羡林教授乃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知名教授、一位多产的译者，在梵文、巴利文，以及印中文化交流史方面有着博大精深的专业知识。用我的一位好友、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姜景奎教授的话说，“季羡林对中印关系的贡献堪比玄奘。”难怪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大学的支持下设立了季羡林研究所，开展“季羡林研究”。
季羡林与印度的不解之缘
在印度很多人认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印度，季羡林与东方研究都有着不解之缘。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与印度的缘分始于德国。1930年，季羡林进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他顺利获得清华大学和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交流项目奖学金，奔赴德国。在哥廷根，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课程选择。季羡林在回忆刚到哥廷根的时候这样写道，“为这个问题，我着实烦恼了一阵。有一天，我走到大学的教务处去看教授开课的布告。偶然看到Waldschmidt教授要开梵文课。这一下子就勾引起我旧有的兴趣：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从此以后，我在这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住了整整10年，绝大部分精力就用在学习梵文和巴利文上。”季羡林认为，由于中国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不懂梵文就无法理解印度文化。他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开展梵文和巴利文研究。埃米尔•西格教授和瓦尔德史米特教授是对他帮助最大的两位老师。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让他研究波颠阇梨的《大疏》《梨俱吠陀》和檀丁的《十王子传》等，每周有40多个课时。第五学期他读了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本。到了第六学期，他提出以《〈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为题的博士论文纲要，并且在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没办法立即回到中国，所以决定留在哥廷根。 1945年10月，他被安排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执教，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梵文。战争结束后不久，季羡林于1945年10月回到中国。他在德国的留学生活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德国，季羡林决定了从事东方学研究。回到中国后，季羡林在陈寅恪教授（1890—1969）的推荐下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受命建立东方语文系。
季羡林与印中文明对话
我的老师谭中教授曾经慨叹“人们破坏了季羡林为推动印中文明对话所做的贡献。”我想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印度学术界，许多人甚至没听说过他的名字。除了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学者外，在文学领域，他的著作几乎无人提及。为了对他的贡献有所感知，我们应当一览他的著作以及他在推动印中文明对话时所处的环境。季羡林从德国回国后专注于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出版了一系列卓有见地的学术文章。以下是他在翻译和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部分代表性著作。
译著
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1956年）
《五卷书》（1959年）
迦梨陀娑的《维克拉姆-优哩婆湿》
《罗摩衍那》（1980-1984年）
《家庭中的泰戈尔》（1985年）
《弥勒会见记》（1991年）
《本生经的故事》（1998年）
著作和编辑工作
《中印文化交流史论文集》（1957年）
《印度简史》（1957年）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82年）
《现代佛教派别》（1984年）
《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
《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年）
《中印文化交流史》（1991年）
《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1993年）
《东方文化研究》（1994年）
《东方文学史》（1995年）
《世界文化史》（1996年）
《东西文化议论集》（两卷，1997年）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1997年）
《敦煌学大辞典》（1998年）
《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1998年）
《禅与东方文化》（2000年）
除上述著作外，还有许多散文和其他作品。
可以看出季羡林对恢复和促进中印文化对话做出了巨大贡献。早在1956年他就花费大量时间撰写一百万字的巨著《中印关系史》。后来由于种种政治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止了这一项目。不过，实际上翻译《罗摩衍那》才是耗时最长的，季羡林用10年时间翻译完成了这部由2万颂组成的经典史诗。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空前之举。他总是说欧洲的东方学研究实力强大，水平很高。在欧洲出现了一大批东方学家，他们深入研究中国、印度、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但是现在，他们过去所具有的那种动力正在消失。因此，是时候取而代之了，由我们来把东方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1958年初，季羡林撰写了一篇题为《印度文学在中国》的文章，通过查阅中国《二十四史》中的相关记载，全面而具体地介绍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例如，在屈原在《天问》中描写神施展法器斩断恶魔头颅，类似表达源于《摩诃婆罗多》故事中的乳海翻腾，更准确地说是因陀罗在罗喉喝下不死甘露后割下了他的头。印度文学对中国神话的其他影响，例如“月兔”，在公元前15世纪的“吠陀经”中也有体现。南北朝时期，印度神话和其他文学形式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的神鬼幽灵现象有着非常丰富的印度元素。最引人注意的主题是“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到了唐朝，文学流派“传奇”（短篇小说或杂剧）及“变文”（交替朗诵和演唱散文及韵文部分的叙事文学）也带有明显的印度内容。新的中国风格在印度经典著作如《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以及其他诸如《本生经》和《五卷书》等作品中有生动的描绘。叙事中包含着散文和韵文的变文亦是如此。传奇和变文除了在风格上与印度文学有着惊人的相似，内容上也含有丰富的印度元素。季羡林认为，元朝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元曲同样受到印度主题的影响。马致远《黄梁梦》的主题即借用了早些年的《枕中记》，而后者含有非常丰富的印度内容。即使到了今天，木偶戏在福建泉州仍然广受欢迎。有一种形式的木偶戏在闽南方言中叫做布袋戏，类似于梵文的“Putali”。包括季羡林在内的许多中国学者称，明清时代的小说，尤其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美猴王）不完全是一个中国化的角色，而是受到《罗摩衍那》中的人物哈奴曼的极大影响。孙悟空的无边法力，包括筋斗云和七十二变以及他降妖伏魔的风格都类似于《罗摩衍那》中的哈努曼。文章还谈到了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中印文化交流，季羡林坚决支持印中之间“双通道”理论，对此他在各种著作中已经做了详细阐述。1982年出版的《中印文化交流史论文集》值得一提。其中有一些开创性文章，例如纸、造纸术和丝绸向印度的传播。在编纂《糖史》过程中，季羡林研究了制糖技术及其从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以及从中国向印度的传播。在查阅了大量中外史料后，他得出结论，从中国传播到印度的是“制造白糖的技术”，难怪它在印度被称为Cheeni。更不用说从中国原产地传入印度的诸如Chai（茶）、瓷器、Cheenibadam（花生）和许多其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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